1999，我9岁，小学五年级。
那年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读的小学和鲗鱼涌某间学校有种类似“姐妹学校”的关联。因此，我早在半年前就被选为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将在10月的某一日跟着交流团去香港探访交流。
我很期待。
父母忙着帮我办通行签注，记得那时我好像不需要港澳通行证这种东西，但是需要各种担保，总之提交了一堆资料。所有人都在期待那一日来临，10月的某一日，香港。
而我在10月前的那个月，和班主任英文老师爆发了一场矛盾。
其实在四年级，大家刚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她很喜欢我，让我担任英文课代表，负责收功课、带领朗读等工作。我觉得很荣幸，因为她在我们一群小学生眼中，打扮很美艳，画着黑黑的眼线，红红的嘴唇，全身散发着成年女人的香味，随时在那两片红唇中吐露出圆滑的英文。
我们很崇拜她，她成了新的女神。她在课堂上经常随意发脾气，狠狠地辱骂功课退步的学生，即使如此，我还是崇拜她，因为她每天都换一条连身裙。她究竟有多少条连身裙啊，我们数了又数，还是数不清。
那时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校长经常来课室后方坐着旁听她的英文课。我们因此格外认真，尤其是我，每次回答问题都第一个举手。她总在校长在场时不停叫我回答问题，因为她知道，我一定能回答正确。
而当校长不在的时候，她便不叫我，她会叫班上那几个“差生”，如果他们答不出，就得站着直到下课。
那时英文教育受到很大重视，每到家长会，她的出现总会引起所有家长特别留意。她站在讲台上，有种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昂扬，她先把每一个她眼中的“好学生”点名一次，再将每一个她眼中的“坏学生”点名一次，被点到名的家长，都会羞愧地低下头来。
我一直在“好学生”名单里。
直到那次。
那次我考试失手了。因为考前那段时间，我沉迷看武侠小说，温书时忍不住把整本《天龙八部》追完了。于是我只考了85分，一个平平的分数。
派发成绩时，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从脸部每一条眼线、唇膏的踪迹里都写满了明显至极的失望、惊讶、错愕，仿佛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
而偏偏就在第二日，我把做完的功课遗忘在家里。那日早晨我收齐了所有同学的功课放在她的桌面，我因为考试成绩的缘故，羞愧得不敢抬头看她。“收齐了？”她看也不看我，“收齐了……”因为害怕承认错误，我撒了谎。
“那你走吧。”她还是没看我。
那日我隐隐有不祥预感，而就在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前，她走到课室门口，“吴沚默你给我出来。”她说。
我在众目睽睽下低着头走出课室，果然，在她红唇之间，吐出我最害怕的问题：“你的功课呢？”
“我忘记……忘记带了……”
“是忘记带了还是忘记写了？”
“忘记带了……”我小声说。
她看了我一眼，就在我以为她会原谅我的时候，她说：“我要找你妈妈谈谈。”
“不要！”我哀求，因为我还没敢把上次考试成绩告诉我妈妈。
“那我怎么相信你是忘记带了还是忘记做了？还是故意没做？偷懒？”她冷冷说。我至今记得她的语气，那种冷淡，不像是和一个小孩说话，而像在和成人谈判。
“我真的忘记带了……”我只能不停重复这句话。
“你回去吧。”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这样说。我顿时如释重负，太好了，太感谢了，她相信我了！
可就在我回头准备回课室时，她在我身后以不容反抗的语气说：“把昨天功课抄五次，抄不完不许回家。”
我打了一个寒颤。
那日我天黑才回到家，母亲问我为什么那么晚，我骗她说我参加了学校的舞蹈排练。
那次之后，我上英文课时更加积极举手，可她根本不点我回答问题，即使校长在旁听。她的目光好像刻意从我高举的手边滑过，无声无息，像风一样，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般。
有一次，她问了个对于小学生来说颇难的问题，没有人举手，我想也没想就把手举了起来，见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她只好点我起身。
我努力地回答着。
“错！”她打断我，大声说。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正当我想迅速坐下时，她突然对我说：“站着。”
我如同被凉水从头浇到脚。“站着。”就像那些“差生”一样，站着。
所有同学都在看着我，我看到我的朋友们眼中尽是不解的目光。我低下头，低得很低很低，从来没有这么低，就连为革命烈士默哀的校会上，我的头也不曾那么低。
“对了，吴沚默这个课代表，我撤了，不要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空气里所有气氛都不同了，凝固了，僵硬了，那些同学们忍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我听到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跳。
唯独我的心跳，我听不见。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低了，我不停告诉自己“不能哭，绝对不能哭。”
“不做功课、撒谎、成绩退步，我没有这样的课代表。”她在转身写黑板时，又淡淡地加了一句。
我的头，直到下课都无法抬起来。
她的连衣裙摇曳着，她还是美丽的，只是，我开始看不懂她。
其实从一开始，我宁愿她骂我、怪我、惩罚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我以为可以弥补之时，轻描淡写地把我踢开。
真正让我讨厌她的原因，是在我知道了母亲为我做的事以后。原来，母亲为了讨好这位英文老师，在每次家长会后都会主动地送给她一些小礼物，其中包括爸爸去省城开会买回来价值不菲的进口眼线笔、唇膏，那是爸爸送给妈妈的，妈妈自己舍不得用，但全部送给了她。
她照单全收。那些装点她容颜的华彩，本该在我妈妈脸上。
我当着母亲的面哭了，母亲却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从此以后的那个月，我再也不举手回答问题了，我乐得不用帮她收功课、领读，她也完全把我当成透明，即使不得不叫我的名字，那种冷漠也是直接而毫不掩饰的。
直到“10月的某一日”前一个礼拜，她下课叫住我，告诉我，经过学校研究，觉得我不适合参与这次交流活动，所以我不用去香港了，稍后会把资料退给我。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拿粉笔擦丢向她的脸，她那涂满了来自我母亲馈赠的化妆品的脸。但我当然没有这么做，我觉得9岁的我一夜长大了，我把她当成了敌人，所以我不会显露出我的愤怒。
我只是不想让母亲失望。
10月的某一天终于到了，我背着母亲给我准备的塞满了零食和小礼物的背囊，笑着和母亲告别。“玩得开心啊！要听老师的话”母亲在家门口对我说，我走了几步，回头笑着对她挥了挥手。
我搭了公车去到海边，坐在海堤上慢慢吃着背囊里的食物，慢慢看着海，想象香港是什么样子。
“鲗鱼涌”，怎么读啊？我仔细回忆着。那里的学生大概没有那么多功课吧，他们的书包里，是不是都装着水果、便当？
海风轻轻地吹着，10月的风透着丝丝凉意，我在海堤上睡着了，
直到天色渐暗，我惊醒过来，马上搭了最后一班公车回家。
“回来了？”母亲给我开了门。
“回来了！香港好好玩！”我一脸开心。
“有多好玩？”
“好大，楼好高，都没有阳台，学校里的学生每天做游戏，不用上课。”我兴高采烈地说。
“不用上课？”
“对啊，都在做游戏！我还跟他们一起玩呢！”我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一切画面好像早就在我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我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五彩斑斓的校园里游荡着，每一处都仿佛身临其境，每一声欢笑都真实得像在耳边回响，我多么自由，多么快乐。
母亲最后笑了，“真棒，我的女儿比我还早去了香港呢！”
我也笑了。
17岁那年，我再次来到香港，那天的风，和那日在海堤一模一样。
虽然我从未来过，但我知道，这里我已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