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朔城汽车站灯火通明。
门口的烤羊肉串摊子滚着一阵焦香四溢的烟雾，摊主一只手翻动着烤炉上成排的肉串，另一只手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孜然、花椒面、辣椒面之间。我站在十米开外，只觉得天上地下，全是那浓墨重彩的香气。
烤炉前的条凳上，坐着一水儿的不良少年。唯独角落里伛偻着一个中年人，他穿一件旧夹克，吃串儿时身子压得很低，抹嘴、吐痰的样子像极了老肖。
很多年前，老肖和我坐在同样的位置，100串羊肉，100串腰子，风卷残云之后打个膻腥的饱嗝，满足的不只是胃。回家的车上，夜风呼呼地飞乱了我的头发，老肖则在一旁哼着歌，还用脚打着拍子，惬意得不行。
那一年，他穿着十块钱的大裤衩，蹬一双缺了口的拖拉板，胡茬扎人，好吃成性，我们穿过朔城的大街小巷，却不知道，无论往哪儿走，都逃不出人生的如来神掌。
1995年，老肖不顾身边人的一致反对，离开了朔城化工厂。他听说本地产的中药材在台湾卖得好，就跟几个朋友合伙做起了生意。谁知运气差了些，他用积蓄换来一冰箱昂贵的药材，原本说好的买家却人间蒸发了。
为了找到出货的门路，老肖白天在家抱着电话等待买家回心转意，晚上带着用密封袋分别包装好的药材样品，混迹于各处南方客人出没的饭局，一边昏天黑地地灌酒，一边忽悠在座各位来买他的药材。过了个把月，竟然真有人上门，收走了冰箱里所有的存货。
这一次，老肖碰上了地道的台湾人，价格叫得高，还省去了本应塞给介绍人的“小意思”，大赚了一笔。台湾人离开朔城那天，老肖为表谢意，请他吃手抓羊肉，那次，顺便也捎上了我。
朔城吃手抓出名的地方不少，老肖却偏偏选了个山沟沟里的。我们坐的车子，一会儿上高速，一会儿走山路，在荒郊野岭里颠簸了好一阵儿，才停在一家不起眼的餐厅前。落座不久，服务员就端上了满桌长相寡淡的羊肉，隔着桌子上方雾腾腾的热气，我分明看见台湾人一脸疑惑，似乎难以置信，跋山涉水就为此物。
老肖却没看见似的，请台湾人先尝。只见他伸出白净净一双手，夹起一块肉，只咬了一口，脸上的筋骨就舒展开了。他细细剔干净那块肉骨，忍不住又伸出了筷子。
手抓羊肉的好，细水长流。那种浸透着百十种香气的味道，入口即化作口鼻胃腹之间的重重涟漪，久久不能消散。
老肖也吃，却细细慢慢地等着台湾人，等他终于放下筷子，赶紧招呼服务员上酒，斟满两杯，先干为敬，嘴上说以后常来玩，眼里却装着笃定，这台湾人以后的生意，他算是揽下了。
不出所料，台湾人成了老肖的常客，后来那几年，他经常念叨这顿羊肉，老肖总说要请台湾人再吃一次。05年，老肖买好了北上的机票，台湾人却在临行前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临终了，也没能吃上心心念念的手抓。而他拖欠老肖的一百多万货款，也再都要不回来了。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96年，老肖的生意上了道。他买了一辆北京吉普，整日东奔西跑。到了周末，他就开着这辆灰扑扑的车，带我去城中央的老字号吃牛肉面。
朔城人骨子里对牛肉面有瘾，那家面馆开在熙熙攘攘的路边，整日拥堵，里面也永远排着长队。不过，老肖从不会嫌“吃”麻烦，他总能穿过横七竖八的车流，把我安顿在座位上，然后不无从容地加入等面的队伍。
那时候，朔城的牛肉面两块五一大碗，我吃三细，老肖吃二细，油泼辣子蒜苗葱花一码铺在汤面上。马路道牙子上蹲着的，面馆里站着坐着的，都端着同样一碗面，四面八方都是人们吸溜面条的声音。
朔城人生来放不下这碗面，于是心甘情愿在这儿留一辈子。老肖却在34岁时想透彻了，日子还长，他得走远些。吃完面，抹把嘴，老肖就跨过了这道坎儿。
1997年秋，老肖跟一群朋友一起下药材产地，2辆车，7个人，10多个小时的车程，其中多半是陡峭的盘山公路，急转弯命悬一线，几个人轮换着开车，全被涔涔的冷汗剥掉了一层皮。去时天气好尚且如此，等回来时，不巧碰上大雨，一群人就被困在了山路上。
雨没有见停的意思，路滑难行，不走又怕遇上泥石流，实在难办。老肖车上几个人都还没从中午的送行酒里醒来，醉醺醺地瘫在车里，他只好跑下去跟后面那辆车上的人商量。
后面开车的是他们此行唯一的女孩，大家都叫她老颜。老肖本来没把她当回儿事，下产地时，却见她站在明晃晃的晒场上，拎起一根黄芪咬下一截，三两句就把药材的价格砍低了三成，让他们全都跟着沾了光。旁人告诉他，别看老颜也就二十七八，却比大多数人碰这行要早，她胆大心细，一路跟着行情起起伏伏，赚了一些钱，却不满足，心里装得住事儿，比男人还厉害。
老肖披着雨衣，敲了敲驾驶座的车窗，老颜探出头，两人在大雨里喊话。老颜嫌他磨叽，要上前面那辆车开路，老肖不让，老颜噌的一下从车上跳下来，扬起头大声说，她碰上八级台风都敢上路，不就下个雨么，走就是了。两人拉扯了一阵儿，老肖没拧过她，只好坐上了她的副驾驶。
老颜一踩油门上了路，老肖压着她的车速，转弯时尤其紧张，用力摁住她抓着方向盘的手，走了十来公里下了山，总算是有惊无险。老肖眯着眼不小心睡着了，醒来时，雨变小了，老颜继续回去开后面那辆车。老肖握着方向盘，心不在焉，总觉得那双软绵绵的手还在，生了根似的。
回去之后，他们一起吃过几顿饭，渐渐熟了起来。老肖这才知道，那次并不是老颜第一回下产地，她跟不少经常往来大陆的台湾人谈好了合作，揽下了每个月几百万流水的生意，想自己进货，在广州花地湾开个药材加工厂，供产销一手抓，一点也不肯让别人多赚了钱去。
老肖总说她，一个女人，那么着急赚钱干嘛吗？
老颜挑起眉毛，反问道，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着急赚钱了？难不成等着哪个有钱的，死心塌地来娶我？
老肖心想，不用等，我娶你么。张了张嘴，却没敢说。
老颜的送行宴上，老肖喝醉了。
包厢里坐了四桌，老颜一杯接一杯敬了所有人，老肖迷迷糊糊地记得，自己替她挡了几杯酒，她顺势掉在老肖怀里，鼻涕眼泪蹭了他一身。早上天还没亮，老颜已经去机场了，老肖走在路上，迎着初秋的凉风，回想起他这短短的半辈子。
他生在朔城长在朔城，喝了三十四年黄河水，每日看着这河上漂了几百年的羊皮筏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祖祖辈辈就跟这羊皮筏子一样，从来没人走出过这座两山之间徐徐流淌中的城市。那个早上，老肖站在河边，把他没什么奔头的日子和上一段失败的婚姻，悄悄卸在了这儿。下半辈子，他要轻装上阵。
转年，天气还没转暖，老肖就去了广州。据说，老颜见到他时又惊又喜，两人趁着正在劲头上，不到一年就把工厂办起来了，十来个工人，三五台机器，几百万流水的生意，就这么成了真。
1999年过去了，老肖也回来了，他卖掉了朔城的房子，要把我也接去广州。临走那天，他亲自下厨，做了两碗鸡汤鱿鱼面。
这面我从小吃到大，得是老母鸡熬汤，上好的干鱿鱼泡发了切丝，一把面囫囵下锅，再挑成两卷盘在碗中，鱿鱼烫熟，满满一层铺在碗里，浇上几勺鸡汤，撒一把葱花，那原本束手束脚的鲜味儿便化开在汤里，一口下去，真是鲜得要了命。
老肖看我吃，自己却不动筷子，他点了根烟，说起老颜的事儿，说她如何能干，如何催他快点接我过去，最后的最后，他说，去了以后，咱家得给老颜添双筷子，这事儿还得你答应，我说了不算。
我干脆利落地应了声“好”，端起碗喝掉了剩下的汤。老肖走到阳台上，站到了天黑，无声无息抽了许多烟。
去广州的第一天，我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老肖在隔壁房间呼噜打得飞响，倒是老颜听到我翻身的动静，进来给我点了蚊香。边点边讲，她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整晚都没睡，当时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窗户是坏的，蚊子扎了堆地往房间里飞，她裹着被子缩在床脚，可还是被咬了满身的包，痒得不像话。
她坐在我床边，抬起腿来，给我看她腿上大大小小肿胀的蚊子包，轻描淡写地说，一到夏天就这样，都习惯了。
老颜把一瓶止痒药水放在我枕头旁边，就趿着拖鞋出去了。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天快亮时，我听见老颜在厨房里蹑手蹑脚地做早饭，老肖的呼噜声依然响亮。
在广州的老肖，上上下下管着十几张嘴，平日里，忙着盯工人出货，催台湾人支付货款，问产地今年的货色如何，哪怕吃饭打牌，都要在茶楼里谈下一笔生意，或者是在牌桌上应酬新的买主，赚钱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这年九月，马上要开学了，老肖抽空帮我跑学校，几天下来，耽误了生意不说，还没什么好消息。某天半夜，我被两人争执的声音吵醒，老颜嫌老肖不上心，火烧眉毛了才想起我上学的事。老肖撂下一句，有本事，你去办！便摔门走了。
第二天，老颜赌气似的，哗啦一声拉开抽屉，往包里塞了厚厚一沓钱，捎上我去了学校。她在校长室里呆了一小会儿，出来就带我去办了入学手续，我们抱着春夏秋冬七套校服走在路上，我看见她摁掉了好几通老肖的电话。站在路口，老颜问我饿不饿，我点点头，她拦下一辆的士，吩咐司机，去XX一条街。
我们落座不久，服务员就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菜，大闸蟹、清蒸桂鱼、白灼基围虾、蒜蓉扇贝、辣酒煮花螺、姜葱炒花甲、纸包排骨、萝卜牛腩汤……简直丰盛得不像话。老颜拿起一只蟹，剥开蟹壳，夹起一筷子蟹黄，在红醋里点了点，放进我碗里。那丰腴鲜美的味道，尝一口，便再难放下。她看我火急火燎剥蟹壳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吃完那顿饭，我和老颜都恨不得躺着回去。我们挺着肚子从车上下来，却都停住了，只见老肖站在不远处，脚下散着一堆烟蒂。他走过来接走老颜怀里的校服，换了一兜新鲜的山竹给她，让老颜剥给我吃。老颜剥开一个给我，又剥开一个塞到了老肖嘴里，他们一边说说笑笑，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我捏着山竹蒜瓣似的果肉，偷偷舔掉了从手指缝里流下来的红色汁水，抬头望去，天上的月亮红彤彤的，仿佛也是被山竹染红的。
我去广州一年后，我们就从工厂附近搬到了繁华的闹市区，新房子的厨房格外宽敞，老颜总喜欢呆在里面研究吃的。我爱吃蟹，她便不时买几只回来做给我吃，蒸的炒的，煮粥做煲，样样拿得出手。那一锅蟹黄粥尤其熬得浓稠鲜滑，入口还有蟹肉独特的回甘，再没什么能比得上了。
那几年，我算是饱了口福，老肖却忙里忙外，哪怕坐在饭桌上，也难有专心吃饭的时候。
偶尔恰逢他周末在家，我们仨准会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他便拖着我和老颜晃晃悠悠下楼喝早茶，水晶虾饺、豉汁凤爪、XO酱萝卜糕、流沙包、马蹄糕，一笼笼的点心总要叫足一桌。
等到太阳落山，住处附近的各色馆子就一一开张了。至今记得那家开了好些年头的潮州火锅，手打的牛肉丸能从地下弹到天花板，下进滚烫的锅里，煮熟之后收足了汤汁，再往沙茶酱里一滚，一个个带着咸香透着劲道往人肚子里钻。晚上十一二点，又该添一顿夜宵，有时老肖跟我打牌正打上了瘾，索性就让老颜下楼给我俩买烧烤上来吃，老肖啃鸡翅，我啃玉米，每一局杀红了眼的牌局都沾着冒火的甜香味儿。
朔城当年滚着浓烟粗暴简陋的烤羊肉，就这样被我们抛诸脑后，转而登场的是娇蛮热闹，刷着一层又一层蜂蜜的南方烧烤。那些被我们细细咀嚼之后咽进肚子里的食物，一不小心就成了人生的写照。无论苦与甜，总之是都尝到了。
2004年，老颜生日那天，老肖带我们去了一处相当偏僻的海边。那儿餐厅林立，海上的露台印着水波荡漾。老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蛋糕，点上蜡烛，要老颜许愿。老颜看着老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30岁之前会嫁出去，可一转眼，34了。如果今年能结婚，别的什么我都不惦记了，真的，我不贪心。老肖若无其事地，躲开了那对满载着温柔与笃定的眼神，低头斟满两杯酒，说，生日快乐，我先干了，你随意。
此时，太阳已经落了山，周围的彩灯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老颜没喝那杯酒，她夹了一片桌上的刺身，却似乎不习惯过分新鲜的鱼味，干呕了起来。我跟着她跑到卫生间，看她趴在马桶上吐得一塌糊涂，递上温水和纸巾，老颜摆摆手说，你回去吧，让我自己待会儿。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怀孕了。那个孩子来得毫无征兆，走得悄无声息，很久以后，老颜才说起，都怪她自己，明知那时老肖赌红了眼，哪会有心思安家置业？嫁人生子，终究是跟她无缘了。
那年，老肖的生意原本做得顺风顺水，却被鬼迷了心窍，赌球赌上了瘾。他专门跑去澳门开了个海外账户，每个周末定时定点盯着赔率，连着几天通宵看球，稍有不如意，便会暴跳如雷。一连半年多，每个月要因此白白扔掉十几万。老颜把账本砸到他面前，他却不为所动。
我时常想起那段时间，总看见老肖那双布红血丝的眼睛，跟赌徒并无差别。他们都执拗地毫无道理，不过因为极少数的“赢过”，就要押上全部。
没过多久，老肖的生意就因为财务上的亏空变得岌岌可危。祸不单行，老肖合作了十年的台湾人欠下100多万脑溢血去世，另外几个生意往来频繁的客户也因为市场不景气，压着大量的货款未付。所有本应属于老肖的钱，都变得遥遥无期了。
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产地的药材主开始频繁地上门追要货款，工厂的工人们也几次停工胁迫老肖清算拖欠已久的工资。
老肖的头发在那段时间迅速地变白，他开始失眠，整夜坐在沙发上抽烟，电视荧屏的光打在他脸上，显得格外亮，他愁眉不展，似乎正在进行的这场球赛又没法让他赢回来了。那是南方蒸笼似的七八月，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跑来这里白白流了一场汗。
05年冬天，老肖关掉了工厂。那时候，他已经被追债的人逼得出不了门，只好让老颜去收拾烂摊子。天黑时，医院打来电话，说老颜被打伤了，要我们马上过去。
老肖翻出家里压箱底的几根金条，去黑市变了现，这才跑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老颜的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倚在病床上，看见我们过去，本想起身，又软绵绵地倒下去了。老肖过去抱住她，两个人一动不动，永别似的。
我后来听说，那天七八个药材主千里迢迢赶来，特意跑去堵老肖，没想到来的却是个女人。他们缠住她，非要拿个三五万才肯走，老颜翻出了身上所有的钱，500还不到。其中一人便怒了，一边喊着“跟老子装个逑”，一边抄起木棍敲在了老颜脑袋上。她都没来得及感觉疼，眼前就黑了。
老颜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那天，老肖带我们去了一家空荡荡的高档餐厅，点了一只澳洲龙虾，一瓶法国红酒，老颜怪他破费，脸上写满了不快，他却视而不见，一直张罗我俩多吃些。喝了酒，他变得格外啰嗦，讲我小时候的事，讲他刚认识老颜时的事，一不小心我们就都醉了。
第二天，我们还没醒，老肖就走了。他只带了一些衣物，留下了所有的钱，电话打不通，也查不到购买机票和火车票的记录。老颜从南到北找了他一圈，一点消息都没有。回来后，老颜又抱着电话在家守了三个月，报过警，联系过他所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却没有一个人再见过他。
某一天，我放学回来，家里重新响起了新闻联播的声音，老颜在厨房里叮叮咣咣地做饭，整间屋子弥漫着熟悉的油烟味，似乎一切如旧。一转头，空荡荡的沙发却提醒着我，老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更残忍的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日子却还得过下去。
还好，毕竟曾一起尝过酸甜苦辣，哪怕来日分道扬镳，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考上大学以后，老颜带着所有的旧家具搬回了朔城。每年假期见面，都能发现她在迅速地变老，跟在我身后唠唠叨叨的样子，跟一般的中年妇女没什么两样。年轻时的叱咤风云，就这样被岁月抹得干干净净。
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无论多忙，都会抽空回来看她。这些年来，老颜始终做不好那碗鸡汤鱿鱼面，我们每年坐在一起吃着或咸或淡的面，偶尔想起老肖，却心照不宣，谁都不再提起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