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蛇皮袋里放着十来包方便面，在火车站买的折叠椅，还有离开太原之前，在打印社就准备好的4米长，红底黄字的条幅。这个配色陈全兴其实并不满意，太寻常了，倘若稍不留心，还以为是居委会挂在路边的宣传口号。可是店里只有这个制作模板，他又一天都不想再多耽搁。焦灼已经成了椅背上的一根刺，稍有停歇就刺得人心慌意乱。
在出发前陈全兴不停地打着电话，对方永远彬彬有礼，但每次打过去都会换一个人，他只好不断机械重复着相同的内容。在近乎疲惫的愤怒里，他意识到在电话里永远都听不到满意的答复，眼下能做的只有到那里大闹一场了。地址是他在网上搜到的，意外的好找。在北京的西五环开外，一座游乐园的斜前方，一家看起来还算气派的高层饭店里，就是他最终落败的地方。
毫无悬念地，在门口陈全兴就被保安拦了下来。他倒也不着急，从口袋里翻出来条幅，绑在门口的护栏上。可过了十来分钟，保安并没有来找他麻烦，只是斜倚着大门若无其事地玩着手机。大厅里安静得有些不自然，全无期待中想要引起的骚动。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今天是星期日，这家游戏公司休息。
眼下，只有我和室友因为加班，才在经过的时候不明就里地瞄了他一眼。条幅上说，我们公司的游戏骗了他三万元。“又是被盗号来闹事的。估计明天人多就得把他请走了。”室友比我早入职两年，说这样的事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我因为初次见到，因为好奇还去翻了访客记录，陈全兴，山西太原，来访理由填的是“抗议”。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力贯千钧一般，像是用足了十成力气。
加班是因为一场玩家见面会。我的工作内容简单来说是要和被邀请来的十来位玩家做梯度访谈，通过设计过的层层递进的问题，了解他们对于游戏的真实喜好。但特殊的是，这次的十来位玩家全都是VIP。这个“V”特殊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每个玩家会有专门的客服，定期打电话聊天。聊天的内容不仅限于游戏里的装备坐骑，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在现场我就看见一个客服迎进来她的VIP，熟稔地对着那个中年女人说：“新发型不错呀，你儿子病好了吗？”
现场气氛颇为热烈，每个玩家都对游戏如数家珍，可我却一直在跑神。直到我和第三个人聊完才找到原因。那位玩家是货真价实的煤老板，专门从山西飞过来，只为了这场不到两个小时的见面会，每个月他在游戏里的充值金额是“最少三十万”。
他和被拦在楼下的陈全兴，来自同一个城市，玩的，是同一款游戏。
这件事情发生在四年前，回想起来，细节反倒清晰得像是昨日。见面会里有个姓李的男人，看起来三十出头，一口利落的京腔，要求把游戏里一套叫做“重楼”的极品装备直接卖给他，出价是一百万。陈全兴敞开的蛇皮袋里，方便面都是同一个口味，五月的北京已经开始变热，我漫无边际地想，只吃红烧牛肉面他会不会口渴。
公司对他置之不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剔的。类似不小心被骗子要去了密码，从账户里提走了一大笔钱，去银行大吵大闹肯定于事无补。可我还是第一次忍不住想道，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1.
会进入游戏行业，是个必然的巧合。
因为有个喜欢打游戏的爸爸，我接触家用游戏机要比同龄人早得多。上高中时，在我临时租住的小屋里，没有电脑，只有一台型号过时的大头电视，还有我爸淘汰给我的PS2，读盘有时会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几乎是来者不拒地把我爸的存货都玩了一遍。
等临近大学毕业，凑巧看见了一家离家很近的游戏公司在招聘。这家游戏公司的母公司，算得上中国数一数二的老牌IT公司。因为好奇，哪怕自己的专业离题万里也交了一份简历。面试官和想象里的一样年轻，问我有没有沉迷游戏的经验。我想了想说：“大三的时候为了一件装备，逃课玩魔兽算吗？”其实在高中我就常常因为打游戏太入迷熬了通宵，结果第二天只能装病。但考虑到是面试，这么说恐怕显得太不学无术。
实际上每家游戏公司对于新人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但我入职的第一家公司，对学历专业，是不是个好学生，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在乎。和我同期的策划组新人，大学时的专业五花八门。有中文，平面设计，我以为自己学播音主持的很奇怪，结果还有人学的是治理水土流失。专业听起来最像回事的是K，他拿到了计算机和数学双学位。做的也是看起来最高端的“数值策划”。
几乎所有的电子游戏都可以用计算公式来概括，而数值策划就负责设定这些算法。玩家一共要升满多少级，要花多久的时间，平砍一下对方掉多少血，一件高级装备的攻防血速，这些是比较直观由数值策划设定的。可还有一些隐晦无形甚至带有几分恶意的。
比如屡战屡败之后，玩家忍不住氪金充值，买了一件装备。这时动态算法会为他匹配几个较弱的对手，让他觉得花了钱很是合算，赢得毫不费力。然而再过上几十局他就会发现，动态算法不再眷顾他之后，想要继续胜利，除了提高操作之外，只能再次充值。最开始知道这样的内幕，简直和人生真相一样残酷，从来就没有永恒的胜利。就连我们受够了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现实，想要在游戏里得到些简单直接的安慰，也难以保证这份安慰的真实性。
有没有不花钱也能得到快乐的游戏？哪怕是竞技类游戏，单纯依靠技术到达顶峰的永远只是很少一部分玩家，可能连5%都不到。而在顶峰和大部分人之间，是几乎不可能逾越的鸿沟。现在风头无两的MOBA游戏，让玩家骂到体无完肤的50%胜率，本质其实是对弱者的保护。有输有赢，我们才会上瘾般继续玩下去。有人玩，游戏才可能盈利活下去。游戏行业才可以继续作为80后90后一夜暴富的乌托邦，吸引着那些对游戏本来没有多少热情的年轻人前赴后继。
除了不算太长的《魔兽》沉迷期，我的十多年游戏经验都是家用主机游戏，可我加入的游戏行业却是网络游戏。前者是买断式的体验，设计者唯有制造出足够叫人期待的游戏，像高雅的艺术品或者精良的商业片，才会吸引玩家来购买。后者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陷阱，跌进来了，可能要踟蹰再三几番挣扎才能出去。只可惜这两者间不可消弭或忽略的差异，是入行以后我才想通。
我以为K想通得比较早，因为入职不到一年。他就提出转岗，不再当数值策划，做游戏程序去了。
2.
单从外形上来看，K也更接近程序员。理得很短没有什么造型可言的头发，颜色雷同的条纹衫，开会发言偶尔会有轻微的口吃。问到他为什么要转岗，他就笑笑，很直接地回答：“因为程序员挣得多啊。”
在研发部门里，同等级员工中确实是程序员的薪酬最高。甚至大部分游戏从业者也要比部分同龄人薪水丰厚，顺理成章也要付出更多代价。曾经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加完班回家已经是凌晨，有读者留言说这个情节很不合理。她说就算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再加班两个小时，也绝对不可能凌晨才到家。原来这种程度的加班已经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北京工作的那两年，我经常晚上11点多进门，而少爷就更晚一些，要到次日才回家已经成了常态。
室友少爷也是程序员。被叫做少爷是因为除去写代码之外，他的生活常识简直为零，需要人伺候着才不至于出乱子。少爷从来不打游戏，理由是我们为之沉迷的装备，在他看来无非是存储在服务器里的一串数据，毫无意义。就连看见我打游戏，去交任务的路上跳了两下都要喝止。我说跑地图无聊，跳几下不是很正常嘛。他翻个白眼，“你是跳了一下，觉得无所谓，你们所有人都跳，给服务器增加多大负担啊。”直到现在我一时控制不住在游戏里跳起来的时候，都要默默在心里给不知名的程序大哥说声“不好意思，添麻烦了”。
少爷床头挂着一张笔记，是我看不懂的服务器架构。摆在这么醒目的地方，他说是为了提醒自己，如果专业水平不够就要被人看不起。实际上，公司组织的程序定级考试，几百人里他排在第2名。后来他跳槽去了一家一度称霸苹果商店畅销榜的手游公司，两年后出人意表地辞职回了大连，去一家金融公司上班。我实在想不通这种相当于马上就要参加武林大会，却自废武功的做法，可无论问了多少次，他的回答都是继续做游戏程序太累了，只想回家换个行业。新工作确实很清闲，朝九晚五极少加班，以至于他居然也开始打起了游戏。“你不是说这都没意义吗？”“闲着无聊嘛，再说还可以跟朋友在里面聊聊天。”
少爷不知道，他开始打游戏这件事情，让我一直蠢蠢欲动想要转行的念头平复了很多。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画面和音效的背后，带给我们快乐的网游无非是设计者对人性的洞察和代码。可人生在世，我们能确保追求的一切都是真实而有意义的吗？
有很多痛斥网游是精神毒品的说辞，甚至我也一度怀疑自己做出的种种设计也是为了让玩家上瘾。但真的做得到吗？所有规划好的，通过升级和胜利带来的快乐，真的就能那么精准地操控别人吗？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多不确定又在发生的沮丧得意寂寞惊喜，游戏真的能让我们把一切忘记吗？如果沉迷于人为的无形就是失当和可耻的，那恐怕爱上一个人才是真正的吸毒吧。
从此无心恋良夜也未必有多可悲可笑，也许在良夜之外，还有很多光怪陆离但美不胜收的虚拟“明月下西楼”。
3.
回老公司再见到K险些没认出来，他胖了不少，看起来完全是中年人的模样。笑起来打招呼才依稀有些之前的轮廓。他一直在公司做着程序，考虑在这边买房。回想刚毕业时，他就丝毫没有犹豫，“不回老家啊，回去能干吗？考个公务员？工资太少了，四十岁了房子都买不起。”或许他已经过上了期待中的生活吧。
虽然生出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我还是没有转行。只是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换了三家供职的游戏公司。呆得最久的是毕业后去的第一家公司，却不是一口气。而是在已经离职去了北京之后，又被原来的老总叫了回去。
老总大概是我可以亲眼见到的最传奇的人。他曾经白手起家，成了一家无人不知的地产公司高管，十年前转行开了这家游戏公司。除了商业头脑之外，是不是因为兴趣所致不得而知，不过他确实非常喜欢玩游戏。
在扎克伯格的拖鞋梗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老总在公司就一直趿拉着人字拖，他个子又高，脚步声远远传过来，同事就不禁把身子坐得直些。在他办公室里有一套昂贵的茶具，除了茶杯茶壶之外很多器皿员工都不知道做什么用处，而见过这套茶具的员工也不是很多。有幸被老总请进去喝茶的人，会互相打趣说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杯子，然后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
但请人喝茶谈天这种事其实很少发生。大部分时间里，老总办公室经常传出震耳的斥责声。中层以上的员工几乎每个人都被他指着鼻子质问过智商。所幸他大概是给自己定下了规矩，不能骂女生，我几乎没有被他当面训斥，而在男女比例七比三的游戏公司老总也不至于憋得太辛苦。
但在刚刚加入公司的时候，和整组的新人一起，我还是经历了一次。新人策划组就坐在他办公室门前，但应届生还没有学会职场上的潜规则，临近下班就开始倒计时，时间一到就跑得不见踪影。老总下班出来只能见到几张空办公桌，一个月之后忍不住把我们都叫了去。他瞪着眼睛敲着桌子，“我不是要你们加班。公司提供着场地水电，还有带你们的师傅，是给你们机会修炼武功！有机会不知道珍惜，以后有什么出息。我想要的是让你们年轻人成为高手，不是要招聘男模特和花瓶！”
“练武功”这套说辞，估计很多人都在当下撇嘴。不过“男模特和花瓶”倒是让我们哭笑不得记了很久。笑话里不是说人的一生中最想遭到的羞辱就是“你就是个花瓶”么。他常常叫错员工的名字，姓和名往往只能对一个，没人敢反驳只好默默点头应着。可他对每个人做过什么样的报告，负责的内容倒是记得非常清楚。而这个人老家在哪儿，家庭情况如何，他也多半不会记错。
虽然是半路出家，又是很多员工心里凡事都要插手的暴君，可老总对行业的敏感度着实出众。在LBS（手机定位）刚刚火起来的时候，他说基于这个技术其实可以做个游戏，大家通过在游戏里打卡占领现实中的场景。和现在Google出品的《Ingress》理念上如出一辙。还有在直播平台只有YY的年代，他就说希望公司要有一个部门，找一些美女玩家或者客服直播游戏教程，来吸引男性玩家。
我在当时不以为然，然而现在这却是我在新公司负责的一部分。一款新游戏上市，想要获得一个玩家的关注，并且真的在这个游戏中注册账号，广告费用高得惊人。而玩家在游戏中的消费，未必能与单个用户获取成本持平。利用直播推广，如果规划得当，就合算得多。可这种合算也只是相对而言。为了能让观众在主播当天的安排里，看到一个小时的新游戏介绍。游戏公司需要付给经纪公司、直播平台、主播三方一笔非常高昂的费用。
主播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提前一天把游戏下载到手机里，熟悉游戏内容，然后在直播游戏的间隙，把厂商准备好的红包用抽奖的形式发出去。尽管主播本人可能只能拿到总费用的三成，但这一个小时的广告酬劳，也比上班族一个月的薪水都要高。直播平台会把主播按照观众数量分成四个等级，等级越高，费用越贵。Y是作为接近顶配的等级被经纪公司推荐给我的，介绍里说Y虽然是女主播，但从不打色情擦边球，而是因为操作很好才很受人关注。我想着既然是游戏高手，接这种直播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签了合同。
可当晚Y迟迟不开始直播要推广的游戏，经纪人几番催促，她才僵着脸开始调试设备，一调又是将近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接好了画面，她却对游戏完全不熟悉，介绍台词磕磕绊绊，毫无引人之处。观众弹幕也刷得很直接，“没想到你也开始接广告了，取关。”Y低着头连新手教程都没结束，就哭了起来。然后打开QQ窗口不知道和谁打字诉起了委屈。说自己想要直播平台的首页推广位置，平台不给她。现在又给她接广告，害得观众过来骂她，所以她打算甩手不干了。
我盯着屏幕目瞪口呆，心情完全被开始刷屏的弹幕言中，“打广告的游戏公司这波亏了。”只能和面前还在不住抽泣的Y一样，盯着游戏画面一言不发。
结束了这场最糟糕的直播，我歪在办公室里精疲力竭地想起了老总，真想和他聊聊，美女直播确实能吸引来男性玩家没错。可直播平台的收入其实是靠广告商和大客户支撑起来的，刷弹幕带节奏掌握话语权的，却是大部分从不掏腰包的主流观众。他们享受着免费的娱乐，却丝毫不能接受一点点代价，掌握两者平衡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Y只有24岁不到，每天直播四个小时，据说最多同时有六十万观众看她打游戏，然后毫无征兆又命中注定地在我选择的这一小时里，失控了。遇到这样的事，老总会怎么说呢？告诉Y眼下还需要“练武功”，并且要做个“有出息”并且懂得负责的人吗。
只是很遗憾，我的微信列表老总还在，却永远都不会再发来消息。因为肺炎并发症，他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称为老总，可他非常年轻，走的时候只有四十岁出头。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咳得厉害，可还是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然后再一次叫错了我的名字。
4.
最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K的消息，是在一年前临近春节。少爷发了一条新闻链接给我。看标题是说程序员“入侵游戏”，公司损失百万。里面虽然没有提到公司的具体名字，但是从地址和描述来看，就是我第一家公司无疑。而程序员报纸上写的是“K某”。K这个姓氏不太多见，我不甘心地想了又想，发现记忆中公司姓K的程序员，只有我认识的那一个。
公司发现一款游戏的代码被篡改，报了警。双方通过入侵痕迹发现是K私自生成了游戏金币。他在老家的女朋友则开了一家淘宝店，把代币在上面出售。新闻很简短，结尾是一段今日说法腔调的总结。大意是经过民警有条不紊的侦查，现在已将犯罪嫌疑人K某及其女友刑事拘留，并进行进一步审理云云。
虽然是摸不到的虚拟物品，可这也和偷窃没什么分别。就连K的女朋友开店新闻里也被称为“销赃”，是确之凿凿的“从犯”。条件反射地，我搜索起了偷窃罪的量刑——超过百万已是“数额特别巨大”，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定期就会搜索K和老公司的名字，希望能看到事情的后续发展。可是再也没有相关新闻。可我又不想去和以前的同事打探，好像提起了就是将他的过错再确认一遍。只好自欺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
我和K关系很要好吗？也没有。只是在以前，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上班下班都会点头致意，过去了五年我还记得他是跟我同一周入职。第一次长假回来，他背了几大包花生给我们分，那一周上班时间总能听到噼噼啪啪剥花生壳的声音。他有个同样双学位的同班同学也在我们公司上班，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还半开玩笑地问K，他跟那个同学谁的成绩更好。他就笑着说，你看我是程序他是测试，你觉得呢？那一刻他全然不是印象里的羞涩木讷，而是狡黠又骄傲的少年。
想到K从此一生都可能毁掉，我竟是有些忍不住怨恨公司，可随即又觉得无可厚非。有次少爷又提起了K，“他太差劲了，给程序员丢脸，公司给工资招聘他来，不是让他偷东西的。”我说不出话来，但觉得提起K就时刻被拷问的良心终于有了答案。
只是我真的希望，他从来都没有成为程序。哪怕回了老家当一个到了四十岁还买不起房子的公务员，都不会需要面临如此不可撤销的命运。有关他，搜索也不是一无所获，我看到在我们都毕业没多久的那一年，他的微博里写着，一个热爱安卓的程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