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呀，爱德华·诺顿。

我叫苏更生。或许你没有听说过我吧，但我确实是你在东半球官方指定唯一的女朋友。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住在东半球，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家。这里偏北的地方，有个城市叫北京，我就住在这里。

现在是四月了，走在街上，满街都飘飞着柳絮和杨絮，顺着风抚在脸上，让人面颊痒痒的。你有没有机会在四月的街头打上一个喷嚏？如果有，那你就会知道，这滋味确实不好受。

4月17日，甄嬛的生日，或许也有某个人在这个月份里死去。

我知道你来过中国，起码你的电影《面纱》中就是这么演的。木讷的医生带着不忠的妻子来到瘟疫肆行的中国乡村。你对你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仅仅为了一已之私跟我结婚。我爱你如此之深，这我毫不在意。

当然了，这不是你说的，这是毛姆说的。这个奇怪的矮个子Gay，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么多好句子。可惜他只是个二流作家，一生都在追求故事。毛姆不像他笔下的你，却像你的妻子。面对写作，他一味追求故事新奇，再兜售些看似意味深长的哲理。哎，太懒。

你以为我要跟你谈论天气、电影和文学吗？不不不，住在北京的人一半都在谈论这些。我想和你说些真正重要的事。

有天我下楼散步的时候，是的，我总是散步，有时一个人，有时两个人，可是我并不擅长说话，也老是忘记倾听，两个人的时候也像一个人。我总是走得很快。在某年的四月里或者是五月里，深夜我走在黑漆漆的路上，有个男人带了一只巨大的狗。他告诉我，这是古代牧羊犬，脸都埋在了厚厚的长毛里，可是狗很温驯。我们同走了一段路，就再也没有遇到过。

可是我还是在散步，深夜的时候走在路上，开阔的马路上很少有人，也很少有车。呀，我忘记告诉你了，北京是个拥挤的城市，只有深夜的时候，才可以容得下走路的人。

我有时候会想到你，有时候我也想别人。我站在高楼上，看着楼下往来的车辆、疾走的人群，暗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无趣的生活。这只是一种暴躁的假设，是我困在自己身体里的某种无力。如果我能更爱你，或许我也可以更好的生活。

你知道契诃夫吧？俄罗斯的一个作家，人还不错，玻璃心肠，只是他总是在不停地追问，啊，生活！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我想敲敲他的脑袋，让他到门外抽根烟冷静片刻。

生活就是谈论真正重要的事。

我走在街上，无需跟任何人打招呼。某个四月的晚上，刮起了大风，把垃圾袋、纸箱、空瓶子和泡沫盒子都吹动起来，它们高高低低跌跌撞撞，我身后有群清洁工阿姨，追着空瓶跑。她们的笑声也被风刮了起来，和我的外套一起摆荡。我走进电梯，阿姨们也走了进来，我们都被送回了自己家里。

诺顿先生，如果不是我排除了七千多种可能，你也不知道你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吧？是的，以前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在六月的时候换上人字拖，在九月的时候买一条新裤子，也知道在冬天快要来临时去交上一笔暖气费，让我和我的猫都可以在暖和的屋子里渡过漫长的冬天。

你知道西伯利亚的冬天吗？那是俄罗斯人的冬天，有天晚上，鄂伦春家族的人来到我的梦里，他们原本在大雪山里卖傻孢子，爷爷倨傲，不跟我说话，他的孙女是个精灵古怪的角色，正在和一个人谈恋爱，非常甜蜜。她还有一个背着弓箭的哥哥，为人十分正直。那天晚上我问他们，你们来我梦里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妹妹上蹿下跳，快乐得不行，哥哥皱着眉头，爷爷却在一直抽烟。

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我想跳过语言的逻辑、段落的衔接、文章的框架来跟你谈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是的，我想我知道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有些人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咖啡馆写作，我不是这样，我只在散步的时候想着给你写信。

我原本想谈论那七千多个错误。写完这封信后，我去收拾屋子，把枕头放回原来的地方，把烘干机里的衣服拿出来叠放整齐。它们是温热的，已经没有了一丝湿气，可惜我不知道如何烫平你喜欢穿的白衬衣，它们笔挺地穿在你的身上，我想那一定很好看。

你会在什么场合把衬衣的边缘塞进裤子里，又会在什么场合让它们自然地露在外套下？

我和两只猫住在一起，北京的冬天已经过去了，这个冬天我并不是很快乐，可这也不重要，比之清醒，快乐显得稍有些轻佻，就像我给你的写的信，就像你《面纱》中的妻子，一个美丽的女人。精致的面庞，鲜艳的嘴唇，她蔑视你时的愚蠢和追逐快乐的勇敢，哐当碎在冬天，被你带入了炎热的瘟疫地带。

我想我还会给你写很多信。我不会提及那部让你难过的《绿巨人》，但上一部《绿巨人》是我喜欢的李安，你会喜欢李安吗？起码不会跟他吵架吧。我有点喜欢，但是比不上杜琪峰浪漫。或许浪漫是重要的事吧，你说是吗？可是你们美国吧，有个作家说，除非爱受到了阻碍，否则不存在什么浪漫。这个作家叫厄普代克，也是个懒家伙。

收拾完屋子，我会坐在沙发上，呆在这里，北京，中国，东半球，然后安静地想你。

您东半球官方指定唯一的女朋友

苏更生

（封面图来自《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