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加仑回来的时候，正值冬天最冷的十二月。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水珠在屋檐下连成尖锐的锥子。他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踩一辆摩托车，从公路尽头歪歪扭扭地驶过来。庞大的车流从身边顺向而驰，他缩着脑袋，风把围巾上的线头吹得飞舞。

返程的油罐车不断，一辆连一辆，他始终无法靠边。我就站在路旁等他，冬日特有的凛冽穿过身体。事实上，我好久不曾见过他了，五年，十年，或许更长。印象里他离开是二〇〇五年后的事情，彼时一切的社会秩序都还未建立，天空总是暗灰色的。

我期待和他见面，好像见过了，很多熟悉的情感就会接踵而至。只是那天，我等了很长时间，他才找到机会，从车缝里钻过来。我帮他扶正车把，他脚蹬地，摘下起雾的头盔。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他蓄起了胡须，额前的头发被压得向上翘，冒起一串尖。

他冲我笑，眼睛里落满了疲惫，好像那个冬天被雾气吞咽的月亮。

九十年代的那场洪水，让我爸妈丢了工作，也继而对南方失望。他们带我坐火车去了淮安一带，投靠我叔叔。那时候我叔叔在车间加工零件，做出了些门路，要出来单干。我爸就想和他一起。为此我妈总质疑，说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但我爸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和我叔叔两个人，不会出什么差错。于是，对于一件没发生的事，他们在家里吵过很多次。我觉得我爸没把事情想简单，他只是昏了头脑，急切要满足男人的虚荣心。毕竟创业在当时是件时髦的事。

搬到淮安的前三个月，我爸和我妈都是分床睡的。我爸背一只断了带的军用包，每天早出晚归。我妈基本不怎么和他说话，只有晚上会在茶几留一份夜宵。看得出，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可谁也不想做先开口的那个人，都在等一个契机。在那样的氛围里待着，我觉得很压抑，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力气。

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松子，她活得也很压抑。我和她不是一所学校的，她的学校只有当地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她在班里负责管纪律，她总给我说，平衡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太难了。

松子在淮安长大，在当地比我熟络得多。镇上有根废弃的大烟囱，她知道从围墙边不费多少力气就可以翻上去。她爱穿裙子，通常都让我先上。我缩着胳膊唯唯诺诺，她就会骂我像猪一样笨。我们会在烟囱上待到子夜，等周遭的一切都安静下来。月光就像幽深的水，穿过污浊的空气，洒落在我身上。

那是我离月亮最近的时候，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松子会给我讲很多学校的琐事，让我觉得我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因为我此前很少和女孩说话。我喜欢和她待在一起的感觉，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蜂蜜味，这可能和她爸爸是养蜂场的司机有关系。

无所适从的生活统共持续了小半年，其间除了和松子一起，我很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后来，工厂慢慢运作起来，我爸主动缓和了家里的关系。我记得第一批零件出工的那个晚上，正好赶上冬天跳段降温，冷气渗透到骨头。我爸带着我和我妈，同我叔叔一家吃了顿饭，就在工厂外的羊蝎子火锅店。

那是我第一次见万加仑，他很瘦，平头，穿着一件棕色的皮衣。万加仑是我叔叔的孩子，比我大五岁，此前我听说过他，知道他很早就不上学了，在城市里打零工，神出鬼没的。“神出鬼没”在当时并不是个很好的词，所以我隐约断定，他在大人眼里不是个好孩子，起码和松子那样的人不太一样。

整个饭局相当热闹，菜不断上桌，各种肉也是应接不暇。一晚上，我爸和我叔叔都在不停起瓶，交杯，唱伍佰和王菲的歌。那时候我才知道，淮安要开一趟铁路，需要很多加工的钢材，我爸和我叔叔这次是沾了光。再后来，他们聊到之前的生活，就抱在一起痛哭起来。那是独一次我妈没反对我爸喝酒，甚至她还和我婶婶喝了两杯。我觉得很陌生，记忆里我妈并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那些热气氲氤了她的神经，还是她真的替我爸高兴。

那天晚上，我和万加仑是唯二不说话的人。我不说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但他我不知道。在我的认知里，他这个年龄已经可以和大人们混迹在一起了，并且坦然接受那些无比尴尬的玩笑。

我爸和我叔叔哭完，酒快要见底，他就叫我和万加仑去外边买点更烈的洋酒。我看着窗户上结的霜，想要拒绝。可万加仑很主动地站了起来，去衣钩那拿了我的外套，冲我指指外面。我的直觉告诉我，和他出去也许还蛮有意思的。

那是我和另一个人共同沉默最久的时间，估摸相当于一部冗长的欧洲电影。万加仑比我高出半个头，走路的时候，我能听到他皮衣咯吱咯吱的摩擦声，脆弱细碎。我把手放进口袋，戴着绒线帽，只把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很多汽车的尾灯滑过湿冷的视线，又转而流向远处。 

在一个路口，万加仑突然站住，对我说：“我不能陪你了，商店离这不远，一会你要自己过去。”

 “你去哪里？” 我看着他。

 “我有点事情，” 万加仑想了一会儿才开口。

说完他就替我理了一下衣服，走到路边，拦下一辆红色夏利。

“可我不想回去了。”我对他说。

“你不想回去？”他又问了我一遍。

“是的。”

“那你告诉我，你多大了。”

“十四岁，下一个月中旬就十五了。”我很笃定地说。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一个人坐长途车了。”他说话的时候呼出很多的白气，“你应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他没再说别的什么，坐上了夏利。我也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面特别暖和，音响放着舒缓的港台歌曲。万加仑说了个我很耳熟的地址，汽车咯噔着喘息了几下，才发动起来。路上司机开得并不快，我搁着防窥玻璃一直向外看。街边的霓虹灯闪烁着，很多行人缩起脑袋行走。总有一些戴眼镜的下班族，骑着掉漆的自行车向前行驶，前筐放着打包好的炒饭。

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好像眼前的世界把我包裹其中。但这种感觉又让我觉得很安心，因为我并不需要过多思考，想很多不属于我的身外之事。

“你晚上没事情吧。”万加仑在切歌的间隙对我说。

我想起晚上我要去松子家找她，一起去大烟囱那边看月亮，就跟他如实说了。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万加仑平淡地说。我听到那个词心跳快了一倍。

“不是，就只是好朋友。”我说，“常聊天的那种。”

“你们也去大烟囱那边玩啊。”万加仑表现得稍微有点惊讶，“司机，掉下头吧，我们先去他说的地方，接个人。”

松子家住在一片筒子楼内，开过去花了十几分钟。她那一片的灯坏了，我摸着黑到她家楼下，按响门铃。半晌她跑下来，穿了一条之前都没穿过的毛呢裙，天蓝色，上面带着很多褪色的玫瑰花瓣。

“怎么这么久。”上车以后，我问松子。

“我妈妈看电视一直没睡，我等到《还珠格格》演完才偷跑下来的。”松子看到车上有陌生人，就趴在耳边悄悄对我说。

“好吧。”我也小声回应她。

夏利又往前开了一阵，马力一直上不去。有一阵，电台在重放世界杯的录像，嘈杂的欢呼和解说员激动的声音笼罩在车内。我觉得很吵，就想睡一会，松子好像也有点困，但没睡多久车就到达目的地了。万加仑把我俩叫醒。我往外面看，那是市里的卫生所，有很多穿着白大褂的护士进进出出。窗户悉数亮灯，光线从空旷的大厅溢出来。我知道这里，我妈以前带我来这边开过药，刚来淮安的时候，她有一阵总是偏头痛。

我拉开车门，冷风灌进衣服的下摆，冻得我缩起肩膀。在卫生所门口的商铺，我们遇到了黛西，她嚼着泡泡糖在玩衣服扣子。黛西的个子很高，穿着肥大的长裤，一副中性打扮。她身上有种特别轻松、无所谓的气质，我好像只在国外杂志上见过这样的人。

万加仑一路过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她。不过这些在当时我并不知晓。他和黛西在卫生所楼前交流了一会，接着他回过头，看着我和松子。

“万淼，我和黛西要去卫生所一趟，她生病了。”万加仑对我说，“你们可以随便走走，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们四个还在这儿见。”

他说这话的时候，黛西在他身后冲我笑，比了个V字。我不觉得她生了什么病，起码看起来没有，她特别的年轻健康。

实际上，我并没说出我的想法，万加仑和黛西就走进卫生所，消失在转角暗淡的灯光里。我不想待在外面了，马路对面有一家影像书店。我问松子想不想去，她没拒绝。

“他们是谁？”过马路的时候，松子问我。

“他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个女孩是他的好朋友。”我想了想说，虽然在此之前我都没见过万加仑。

“他和我们不太一样。”松子认真地说。

“诶，我还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呢。”我说。

走进影像书店时，里面有很多人蜗居于此，边看书边烤暖气。千禧年之后，城市里有很多这样的书店，经营文本、打口碟、游戏卡，蓝光DVD也卖。那几乎是城市青年人常去的地方。

松子逛了一会，选了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看。我没找到很吸引我的书，就跑到后面的小房间看电影，那儿坐着不少穿花外套的年轻人。

银幕在放一部70年代的法国片，讲的是一个青年屡屡受挫的故事。我觉得剧情有点俗套，不过配乐很吸引我，贝斯贯穿了影片大部分段落。可惜看到一半，放映机坏了，银幕的光变得特别暗。前台男人跑进来修的时候，松子呼了我的bb机，我就和她从书店走出去。

我们回到卫生所的大楼前，路上的车已经很少了。街上不少店铺已经打烊，银色的卷帘门包裹在凛冽的冷风中。我和松子在医院边的台阶上看到黛西，她蜷缩着坐，手捂在小腹。万加仑在一边搀着她的胳膊，用袖子擦她额头冒出的汗。

“黛西姐，你怎么了？”松子试探地说。

“那个医生太过分，真的，麻药根本就没打够。”万加仑开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回答松子。

“你想吃石榴吗？我看宣传册上说，石榴可以补血。”他问黛西。

“术后不能吃凉的，医生强调过。”黛西把头抬起来，我看到她眼睛里有些血丝。

“你还信那个医生的鬼话？！”我看到万加仑的头上的青筋暴起来，“我真不理解。”

“去拿车吧，就在商铺旁边。”黛西很虚弱，“我想去看‘脚印’。”

万加仑没说话，他站起身，把那件棕色的皮衣脱了下来，披到黛西身上。

“万淼，你过来。”他叫我，“照顾好她，我待会就回来。”

黛西给了他钥匙，他就去商铺边取来一辆军用摩托，是那种三车轮式的，旁边还插着彩旗。此前我只在马路上见过这样的车，它的颜色构造都不特别，但从远处看就是有种深邃的质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到这辆车的。反正那天，黛西坐在副驾驶车斗的位置，松子坐到万加仑的后面。他们卸下瘦小的备用轮胎，我就坐在后车盖上。万加仑拧动车把的时候，寒冷的风吹得我眯起眼，我感觉有什么在身后推了我一把，接着摩托车便行驶进夜色中。

一路上，风糊住了我的耳朵。我想起万加仑说过大烟囱，还有脚印这个名字，一切都有股神秘的气息。我并没有直接询问他要去做什么，那种未来朦胧、不知道会去哪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舒服。

万加仑开了一会，摩托就驶出城市。等到霓虹逐渐消失，我看到了那根烟囱，它矗立在雾气中，就像一座楼。

“你在想什么？”黛西问我。

“哦，学校的事情。”我不想表达真实的想法。

“你们是同班同学吗？”她说。

“不是。”我和松子异口同声。

“怎么称呼你？”万加仑问松子。

松子腼腆地看我，我知道自我介绍让她特别紧张。

“她叫松子。”我说。

“日本人？”

“中国人。”

“中国人叫松子？”

“她叫杨雨松，实验中学的。”我说。

“好好加油，我听说实验中学很厉害。”万加仑把摩托的速度降低不少，“里面的学生都能考去北京。”

“还好了。”松子说，“主要还是看自己，和学校关系不大。”

“所以我才说好好加油。”万加仑回头看了我一眼，“还有你也是。”

万加仑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大烟囱的方向开。我以为他会把我们带去那下面，但是开到烟囱边时，他并没停，直接将车把拧到底。那一片全是废弃的厂房，半夜没什么人，黑暗一片，空气里全是呛人的酒精味。尽管有万加仑在，但我心里还是打怵。

“我有点害怕。”松子拽了拽我的衣服。

“有我在。”我对她说。

“你们不是常在这片玩吗？”万加仑说。

“是的。”松子说话的时候，拽到了我的肉，“可我们没进到这么靠里面。”

“快到了吧。”黛西说。

“再拐三个弯应该就差不多。”万加仑回应。

摩托最终停在了一片树林边，半夜那儿有尖锐的鸟叫。我们从车上下来，天空飘起了小雨，我很少在北方的冬天见过雨，干涩似乎才更适宜这个难缠的季节。万加仑拔了钥匙，就招呼我们快走，他怕这一片会有巡山的守卫。树林里有一条被枯草盖住的小道，他一路向前，我们紧跟在后。越往里走泥巴就越多，我担心有毒虫或者蜥蜴一类的动物，被咬一口就完蛋了。

万加仑带我们爬了小半座山，绕出树林时，前方出现了一条幽深的隧道。洞口是不规则的拱形，两侧堆满了篮球大的碎石。我刚一跑进去，回声就在隧道里响彻起来——雨下大了，从山顶倾泻而下，仿佛连环潮湿的钢珠。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雨声穿梭在我们之前。我忍不住往外面看，那天的月亮特别亮，掉在成片的水幕里，像是一个吻。

坐了一会，我才发觉衣服大部分都被打湿了，围巾变得很黏。我索性把它摘下来。

“戴上，你会冷的。”万加仑坐在一边对我说。

我不想戴，但万加仑的好意我难以拒绝。

“这是什么地方？”我转移话题。

“不知道，可能是开山的隧道吧，我和黛西三个月前发现的这里。”

“你们常来？”

“她想来，我就会陪她。” 万加仑说，“别转移话题，把围巾戴上。”

我没法反驳，但围巾实在太湿了。犹豫的时候，松子把她的摘下来递给我。

“戴我的，我里面的衬衫有领子。”松子对我说。

她帮我仔细地戴好，打了个结。我闻到上面有清新的蜂蜜味。紧接着，我们就慢慢往隧道里面走。地上没有一条完整的路，全是细碎的石子，走起来凹凸不平。顶部的石壁生长着倒置的钟乳石，不断滴下露水。

“太黑了。”黛西说，“应该是下雨的缘故，云层把月亮都遮住了。”

“我有点害怕。”松子说。

“肯定是下雨的原因。”万加仑说，“上次有这么大的雨，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还在我身边。”

“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妈妈去世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她脑袋里长了个东西。她离开后，我爸爸很快又和别人在一起了。”万加仑说，“万淼，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别说了，你答应过我不再提的。”黛西说。

我想起饭局上的一切，突然有点难过。

 “你们觉得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松子说。

“很平和，每天都是晴天，谁也不会和谁争吵。”我说。

“没有战争，大家都活得很健康，很专一。”万加仑说，他看着黛西，“你呢？”

“随便吧，有未来就好，我怕没有未来。”她很深沉。

“我在生物课上学到的，以后会是一个机器人的时代。”大家都说完，松子变得不那么害怕了，“没有性别，没有讨厌的事情。大家都靠数字信号和指令交流，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有误解，肯定特别舒服。”

“‘你好，我是代号703的机器人’，这样打招呼吗？”我凑到她面前说，

“差不多，不过你这样太做作了。”松子笑了。

后来，我们走到一片空地，脚下出现了一条宽大的裂缝，万加仑和黛西就不再向前。我过去看，裂缝不深，但有很多转折，里面生长着一些杂草。黛西把胳膊伸进去，叫着“咻，咻”，不一会就有一些光点从眼前一闪而过。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就有一只小狐狸从裂缝里跳出来，蹿到黛西的手上。它的眼睛是褐色的，身上有股淡淡的刺鼻味道，我本来想后退，但黛西仔细抚摸着它的尾巴，狐狸睡得很沉，我突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好。

“‘脚印’瘦了。”万加仑说着，蹲在黛西身边。

“嗯，我们好久没来看它了。”黛西抱着两只手臂。

我和松子也坐了下来，四个人围成一个圈。

“它好可爱啊。”松子抑制不住眼睛里的喜悦。

“是啊，你要抱抱它吗？”

黛西把脚印递给松子。它的身体很软，仿佛水一样，自然地搭在松子的怀里。

“为什么要叫它‘脚印’。”我说。

“遇见它的时候，是我和万加仑第一次来这个隧道，它受伤了，好像是赶路的时候被人无意踩了一脚，身上有一只皮鞋的脚印。”黛西说。

“我当时不想让她这么做，动物不会知恩图报的。”万加仑摇了摇头，“但她很喜欢。”

“如果是我，我也会救。”松子抬起头，“它是个多么可爱的生命啊。”

黛西愣了一阵，很久才回过神来。万加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我见到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待在隧道里，聊了很多事情。雨声就砸在我们头顶的石壁上，隧道里有难以抑制的回声。那种感觉特别舒服，我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让我明白我和他们都还活着，事实上很多年后，我都不曾和别人产生过这样的联系了。

快到凌晨的时候，雨似乎小了一些。我们都困了，黛西和松子就把脚印放回裂缝里。我把围巾取下来，还给松子，她并没有多说什么。接着我们就向外走，快到达隧道口的时候。我见到了月亮快要消失前，空中那种淡淡的蓝色，仿佛只在我睡不着的夜晚才会出现。

我踏出去，雨声变得小却密集。突然，一声巨响贯穿了整片山谷，他们在我身后大叫。我抬起头，大烟囱在视线里轰然倒塌，带着拉线的雨水，直挺挺砸进森林里。

万加仑把我送回家时，已经逼近天明。屋里窗帘紧闭，地板上有几摊恶心的呕吐物，玻璃杯碎成一地。我妈正坐在沙发上，她脸上没有表情，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我坐在她身边，才看到我爸在里屋的床边靠着，睡得正香。

“你去哪了？”我妈问我，声音很沙哑。

“哪也没有去。”我说。

我以为她会继续追问我，但那天她并没有这么做。

“我好像真的老了，抬不动你爸了，也左右不了他的想法。”我妈把头发挠得很乱，“以前不是这样的。”

“没有的，妈妈。”我坚定地说，“是因为你也喝酒了。”

“你这样认为？”

“我这样认为。”

她叹了一口气，把头垂得更低，仿佛一轮暗淡的月亮。

“帮我清理一下地上的东西吧，我有点累。”她用气声在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了，是靠言语，还是给她一个切实的拥抱。可这些符合我的身份吗？我想告诉她我长大了，但我不知道她怎么才能信服。

我去厨房拿了拖把，清理我爸的呕吐物。我忘了那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大概有一世纪那么漫长。当时我特别想对我妈说，都会好起来的。但我始终都没有说出口。我感觉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生活在我这里好像永远是剥离的，连环的碎片，拼凑不成完整的样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信赖。

二〇〇三年的冬天，我妈心脏里长了一根肉刺，需要手术。她住院的时候我很害怕，怕她出事，我爸就会变得和万加仑的爸爸一样。但好在手术很成功，并没什么大碍。只是那天过后她变得很沉默。

我爸和我叔叔的工厂越办越大，后来他们因为钱的问题狠狠吵了一架，发誓再也不联系。

也是在那个冬天，淮安通了第一趟火车，从山间的隧道开出来。万加仑在第一场雪下之前，坐着火车离开了淮安。他开始会给我发邮件，当时互联网刚刚盛行，但不久我的邮箱就被人盗号了。失去那串代码，我就一下联系不到他。那时候我才认识到，人生就是不断地分别，再遇见新的人，如此反复。

万加仑要回来的消息，是他托人找到的我。我提前从外地赶回淮安，住下来。大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这里，但这里给我的感觉始终都是安全的，温暖的。

我和万加仑寒暄了一阵，接着带他回了家。他看上去像个沧桑的中年人，尽管他都没到四十岁。一连三天，我和他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晚上，我们在市中一家新开的大排档吃烧烤，烟又高又浓，周遭放着吵闹的音乐。这里是那家羊蝎子火锅的旧址，不过换了东家。

“你在外面过得还好吧？”我问他。

“就过呗。”他说，“你呢？”

“我在做设计，也是很繁琐的工作。”我想起很多赶工作的夜，就像小时候无法入睡的时候。

“这工作适合你。”他笑着说。

我们又吃了一会，服务员端上来两盘牛肉。

“对了，松子还好吗？”他问我。

“不知道，她考到北京，我们就没再联系过。”我漫不经心地说

“她真的考去了？”他说。

“是的。”我说。

“黛西呢？”我吃着牛肉问。

万加仑沉默了，在饭吃到快结束时，他才含糊着开了口。他说多年前的那个晚上，他把我送回家后，黛西非要回到山上，去找脚印。她怕雨水冲垮了隧道，会淹没那只狐狸。万加仑拗不过她，就只好带她过去。可黛西跑得太快了，万加仑明明看她转过一个弯，但等他转过去，黛西已经连影子都找不见。他不知道她去了哪，找了很久都没见到。直至那晚的月亮消散在云里，雨停了，太阳升起来，他说他这一生都没见过那么美的初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