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靠窗的某张桌子边找到了樵先生。他应该比我早来很久，但并没有等得不耐烦。第一次见这么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就迟到，让我非常惶恐。

打过招呼，坐下，樵先生没问我要喝点什么，他自己面前只放着一杯水。这个头发剃得很短、白色上衣一尘不染的男人，应该品尝过全世界最昂贵的饮料，现在化繁为简，极端朴素。

他一动不动盯着玻璃窗外的景色，那副黑框镜却摆在桌子上，不知他能看清什么。过了足足一分钟，他转过头，戴上眼镜，吐出一个字：“说。”

价值几千万的项目，取决于我接下去的开场白：“您杀过人吗？”

樵先生面无表情，似乎没有被我吓到：“我奉公守法。”

“您说到点子上去了，守法就是没有杀过人，杀人即犯法，但翻遍法律，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法律并没有禁止杀人。”

是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里写着“禁止杀人”四个字。

《宪法》只说公民的生命权不可侵犯，现实是生命权无时无刻不在被侵犯，看下公安局法医停尸间就知道了。

《刑法》只告诉你杀了人且被抓到、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甚至当你因为杀人罪被判死刑、立刻执行时，你的生命权就要被国家侵犯了，没有还价的余地。解决办法是宣判死刑之前先剥夺其公民身份，这样便能两全其美，人人满意——除了犯人本人。

那么是什么在告诉我们不要去杀人呢？是恐惧和道德，对刑罚的恐惧，和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

但什么会促使我们去杀人呢？还是恐惧和道德。

恐惧有很多分身：抢劫犯杀人，是因为对罪行败露的恐惧；职业杀手杀人，是因为对贫穷的恐惧；情杀，是对失去爱情的恐惧；仇杀，是对世间不公的恐惧；自卫杀人，是对失去自己生命的恐惧；恐怖分子杀人，是对所谓的“事业”将要面临失败的恐惧；死刑杀人，是对犯罪分子继续伤害他人的恐惧。

除了醉鬼、吸毒者和心理变态的杀人狂，每个个体的杀意均出自恐惧。

“偷换概念。”樵先生说，“不过还算有趣，继续，你还没说道德的杀意。”

“我们总是把道德拔得很高，似乎比法律还要高级，觉得每个公民如果能守法是初步成功，如果能道德良好就是更上一层楼，但事情从来没那么简单。”

自从有了“道德绑架”这个玩法之后，道德就不再是单刃剑，它沦为了可以操控的工具，成了“军备竞赛”的一个指标。

在都不犯法的前提下，道德无可指责的人便可高人一等，道德有小瑕疵的人便可以笑话那些瑕疵比他们大的人，甚至给对方“判刑”，最简单的惩罚手段就是骂人，在生活里骂（当面或者背地），在微博上骂，在朋友圈骂，在“无秘”软件上骂。

当普通人觉得道德底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已经不能用“道德败坏”来形容时，杀意就会产生，因为他们知道法律制裁不了对方。

樵先生：“比如说呢？举几个例子。”

例子太多了，就说去年发生的吧，最有名的案件，女生A为了救女生B，被B的前男友捅了十几刀致死，B却见死不救，甚至对A的母亲避而不见，B的父母还推脱责任，说是A自己命短，和B毫无关系。网上一片喊杀声，不止对凶手，还对B。

樵先生点点头，表示自己听说过这件事。

还有X幼儿园老师给孩子喂辣椒酱、安眠药，又打又骂的新闻，不少受害的孩子诊断下来得了应激反应症，十个网民里一半都在喊着要处以极刑，其中除了为人父母者，还有很多甚至是未婚人士。

有个年轻有为的IT行业创业者，和妻子结婚没多久就被要求离婚，还各种勒索财产，这个男的最后跳楼自杀，前妻则人间蒸发，不管网友怎么骂，都没现身。

没有成为现象级的事件就更多了。有个同性恋患者对急诊医生隐瞒性取向和艾滋病史，医生给他开刀，划破了手。结果患者的病例败露，医生自己的检测结果没出来，为了向爱人负责，只能取消婚约，和女友分手。最后检测出来暂时没事，但代价惨重，还不排除潜伏期之后的情况。

还有个女司机在高速上错过出口，居然掉头一路逆向行驶，嘴里嘀咕“这不对，这不行”，最终引发了交通事故。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还一直教唆她快点开，开到出口就行了——全部过程都被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记了下来，传到网上，网友认定这个男的也该判无期。

至于写作圈，抄袭别人、赚得盆满钵盈结果还倒打一耙的作者不在少数，遇到哪个帮原作者说话的人就让助理打电话过去警告要发律师函，让对方删除博文。

再往前几年数，大学生跳水救人溺水身亡，高价捞尸体的新闻犹在耳畔。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吃的全是人肉。

这些案例至少还有个具体对象。还有很多情况下，大家都盼着“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那些抢占年轻人打球场地的广场舞大军，在公交车上专拣女孩子欺负的让座大爷，虐狗虐猫的无名杀手，纵容熊孩子闯祸的父母，大马路上在汽车跟前躺下的碰瓷老人……无一受到法律的制裁，光是道德的谴责也没有用处。

各种各样引人义愤填膺的奇葩太多，难怪有人说我国的网民总是处于愤怒和感动两种状态里，戾气太重，看到这种新闻，网友们都希望病魔战胜大妈/大爷。

我们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法律可不会凭着民愤就杀人。试想，如果民间出现这样一个“广场舞杀手”，“碰瓷终结者”，“让座大爷狙击手”，或者专门给熊孩子狂灌辣酱的辣酱狂魔，让这些人有所收敛，内心惶惶，那会了却多少网友的心愿？

“您觉得雇佣这样一个角色，为民除害，以平民愤，要多少钱？”

樵先生稍微迟疑了下：“五十万？”

我伸出食指：“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去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有7.5亿网民，双11的时候他们花了将近1700亿元网购。一百万个网友一个人花一块钱，就是一百万。一块钱现在除了能买到两根棒棒糖或者一包廉价纸巾，还能干吗？但每个愤怒的网友出一个块钱，就是一笔巨款。

樵先生：“你是说买凶杀人？”

我换了个坐姿，身体前倾：“很遗憾地说，您这个概念太落伍了，一点都不互联网+，如果我们换种思路呢？”

买凶杀人一般是指付了钱，雇佣一个人去犯下命案，毫无疑问这是触犯法律的，每个遵纪守法且富有道德感的公民都不该这么做。

但要是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有个家伙道德败坏，远远突破了底线，但法律奈何不了他。这时有个A先生故意杀了他，被抓了，证据确凿，执行了死刑。A先生还有个在读书的女儿，重病在床的父亲，收入微薄的妻子，好心的网友每人给他妻子的微信或者支付宝账户打去一块钱，最后居然变成了一百万，这算什么呢？这不是买凶杀人，这是做公益。

樵先生摘下眼镜，用衣服一角擦拭了许久：

“你所谓的好心网友，其实就是每个想要一时冲动杀了那个人但迫于恐惧和道德，自己下不了手的人，对吧？”

我摊摊手：“这个我不能下定论，但从法律上说，晒出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或者给某个二维码扫描付一块钱，都不犯法，这就够了。”

他没有停止擦眼镜，我都有点担心镜片会摩擦起火：“谁会为了这点钱铤而走险，拿出一条命呢？”

“那太多了，身患绝症的，极度贫困的，背了巨额债务没法翻身的，得了艾滋想报复社会但又不忍心伤害好人的，甚至精神病人的家属。你看新闻了吗，有个初一学生捅死班主任，因为未成年保护法，都没办法判死刑——三流初中简直是杀手培训基地。”

樵先生终于戴上了眼镜：“你今天跟我谈这个，就是想建立一个基金制度，对吗？保障这种先杀人、后捐款的……新做法能够实行起来。”

“和您这样高智商的前辈交谈真是叫人高兴。”

我兴奋地不由轻拍了下桌子，“前期投入只要一亿五千万，一亿用来保障一百个这样的公益杀手，五千万用来运营整个项目，包括进行间接的宣传——您知道，我们的做法超前于时代，有很大的风险。”

樵先生：“不光是法律风险，还有道德风险……”

“我理解您的顾虑，毕竟，这是牵扯到生命权的事情，但您想想，理论上的权利和实际操作永远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刑法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根源是对未犯罪者的警示作用。”

如果杀人不犯法，如果法律不作为，明天就有无数人横尸街头。同样道理，为什么碰瓷、欺负让座、广场舞占领球场、熊孩子和各种各样挑战底线的奇葩层出不穷，无法禁止？因为法律有空白处，道德规范又不能立刻生效。如果没有超强力的泻药，这个病人的躯体只会越来越肿大，最后爆炸，屎溅四壁。

我们需要一批牺牲者，警醒世人，力挽狂澜，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善后。

最神奇的人类都是呼唤“大爱”的，如果他们多读点书，会发现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在“爱”和“恨”的不断博弈当中行进的，光只有爱而没有恨，我们会仍旧活在原始猴时期。

“请您记住，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生意，是公益。”

我一边说，一边回忆着自己对樵先生的了解程度，他曾经花了不少资金在海水净化、新能源开发和“消灭饥荒”项目里，“那些未来的杀手们不是职业杀手，是公益杀手，您除了考虑各种成本，更要考虑子孙万代的未来，您正在从事一件超脱法律、比法律更全面和伟大的事业。”

樵先生摘下眼镜，摁了摁太阳穴，说，是啊，法律，我见过不少朋友逃脱法律的制裁，它的局限性我太清楚了，我大学就是法学专业毕业的。我的有些老师总爱把法律抬很高，就像有些作家把文字抬很高，什么神圣啦，至高啦，在我看来和传销组织中层干部没区别——法律和文字都是工具，是为了实现某种更加高级的目的而存在的。既然是工具，自然有其局限性，本质就和菜刀一样，你可以拿它来切菜，但不能用来修剪鼻毛。一个人虐死再多的野猫野狗也不会入刑，你揍了他，你要被刑拘，这就是法律的局限，也就是工具的局限。

我拍了下桌子：“您说得太对！”

樵先生第一次拿起面前的水杯：“你的项目构思很好，但真要我介入实施，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

“第一个被公益杀手除掉的人，必须是你。”

我嘴巴半张，半天没有回答，刚要开口，就被樵先生打断了：“你刚才其实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也很卑劣，伟大和卑劣其实是一体双面。如果我们的做法被人熟知，他们一定会认定最先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很卑劣，除非，你亲自死于这种模式，那么人们只会敬佩你，你会变成一个伟大的烈士，我向你保证，我和我的资金，将一直支持你开创的这项事业！”

我双手撑膝，苦思良久，发现樵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便猛抬起头，拿过他面前的水杯，一饮而尽，长出一口气，道：“好！我答应你！但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请说。”

“项目启动后，每个付了一块钱的人，您都要将其个人信息记录下来，在其临终之前，给这个人寄去一张账单，让那个人知道，他为这个伟大而卑劣的事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樵先生说，我答应你。

我点点头，第一次毫无畏惧地看着他，忽然笑了。接着他也笑了，我能看到他仰头大笑时鼻孔里的毛。

我们就像两个精神病患者那样，毫无顾忌，放肆大笑。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聊了二十多分钟，服务员才第一次端着方盘子出现，不过她却穿着难看的蓝色工作服，口吻也很生硬：“你们俩，先别聊了。”

“干嘛？”我不满地问。在这家安静的高级餐厅，这种服务态度是不可思议的。

她皱了下眉毛：

“什么干嘛？吃药的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