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己搭了个阁楼，面积不大，一张小床贴着墙壁放，旁边是木柜、三五牌座钟、一个海螺形状的烟灰缸。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一个人爬上阁楼，躺在小床上睡睡醒醒。偶尔有人来串门，我就从楼梯口向下伸出头。我尽量不动声色，想听清楚他们讲些什么内容，但她的雷达总能准确地探测到我，接着大步流星地跨上台阶，一把将我举起放回阁楼。通常，她会叮嘱我说，“太危险了，要是摔下去，你妈要把我骂死的。”也有两三次，她一言不发，只是顺手把我摆正，好像我是一个从果盘里滚出去的苹果。

一个下午，我从楼下偷了把剪刀上来。我把它端在手里细细打量，黑色，刃口有一层不均匀的红棕铁锈。在某个时刻，我自以为看明白了关于剪刀的一切，它的重量和其它性质如何，它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将物品剪破时的切身感受。几乎是鬼使神差地，我把剪刀掰开，用其一侧的刀刃在我的左手手掌狠狠划了一刀，我能感到它掐进我的肉，我的手心滚滚发烫。起初伤口很淡，只像手心徒然多出一条与命运相关的杂纹。它慢慢裂开，几秒之后，大量鲜血涌了出来，我才如梦初醒般大喊起来。

她飞快地来查看我，床单已染上杂乱的血色花纹。她显然比我更加慌张，急忙从楼下电视机后面翻出一个蓝色塑料药物盒。我在上面盯着她的背影，她花白的头发过于硬朗，摇摆时就像一丛覆雪的枯草。

碘酒，紫药水，最后贴上一张快过期的创可贴，两边的橡胶面已经没什么粘性了。她一边处理我的伤口，一边叫唤她的丈夫。她丈夫比她大十五岁，他身体孱弱，耳朵基本聋了，衰老的黑魔法将他彻底变成一个木头人。她知道那样的叫唤无济于事，但还是不停地喊他，这样做多少给她带来勇气。

那时我只有六岁，所有异常行为都可以用“调皮”来概括，她并没有追究我自我伤害的原因。

她把我拽到楼下，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格外气急败坏。我的膝盖敲在楼梯的木头台阶上，一瞬间失去了知觉，等疼痛跟着涌上来时，我不禁哀嚎起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先从我口中冲出来，带动了我的泪腺，接着眼泪识趣地落了下来。我满脸通红，我终于表现得像一个受尽伤害的孩子了。

她的丈夫在桌边的藤椅上坐着，对眼前的画面视若无睹。几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他还没这么木讷，偶尔也会去楼下公用厨房做菜，或是尽力提一桶水上来，弥补房内无水管的缺陷。许多年前，当她丈夫还有能力掌控生活时，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从来不需要她做任何事。对于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我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而散播这些内容的人正是她自己。她对不同的人讲述引以为豪的旧日生活，最后补上一句，“你说时间吓人吗？现在时间让他坐了下来，有一天还会让他躺下来，盖上一块板，他就彻底结束了。”

她没有理睬我，径直走到她丈夫面前。她也哭了起来，拼命跺脚，毫不顾忌楼下邻居会察觉到家里的风浪。不知过了多久，她体内的能源烧到尽头，她蹲在藤椅前大口喘息，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你说怎么办？你说我怎么跟她妈交代？你好歹说点什么。”

我坐在床沿上，眼看她用夸张的哭闹抢走了我的风头，而我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脑子里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在滚动，尽管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那几年世界是张开的，无知令我获得额外的思考自由。反而是在我稍加成长以后，更确切地说，是当我发现自己深藏于平淡生活下那颗幽暗的心时，我失去了某种思索的激情。

我在想两件事，一是我为什么要割破自己的手掌；第二，我厌倦了房间里这种偏激又无用的对峙。那段时间，我外婆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正在住院，命悬一线。我想的是——那更像一个恶毒的诅咒，我想，假如我的外婆可以平安出院，我愿意这个房间里的人代替她死去。

幼年的我，正逢我父母对事业怀有野心的时期。父亲早出晚归，母亲主动要求调到郊区去协助新厂的筹办。我们家中仅存的老人，我的外公外婆，各自携有随时可能复发并造成一场混乱的疾病。出于现实考虑，家人把我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带我的老太太姓包，我叫她包外婆。我被送去她家的第一年，她六十四岁。

包外婆家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不过她说喜欢小孩子，每个月收的钱也不算多。我在包外婆家里度过每一个工作日，礼拜五黄昏之前，我父母中的一个会来接我回家。总是疲倦的面孔，却洋溢着一股新鲜感，我被交还到父母手中，我对这个暂时寄宿的家庭说了“再见”。

事情发生前最后一个礼拜五，我手上的裂口还没愈合，不过已经过重新处理，创可贴换成了纱布。那件事结束后的许多年里，我无数次回溯这个礼拜五，想在细枝末节中发现某些旧日忽略的线索。然而，上演在过去的情节永远失去了再次被求证的机会，细思反而更加困扰，我就像在迷雾森林中寻找出路的鹿，每一步探索都在逼近一个陷阱或旋涡，却与真相背道而驰。

与平常的日子相比，礼拜五总显得更鲜艳一些，那些平时不在的人会汇聚到这个家里。包外婆有一个外孙女叫燕燕，正在念初中，每周五下午都没课，所以她和她妈妈会来探望包外婆。当时有个沪剧选段《燕燕做媒》很有名，里面的女孩子恰好和燕燕同名，我耳濡目染学会了几句。有时我当着她的面唱“燕燕侬是个小姑娘，侬做媒人不像样”，她便撇下嘴，原本就下垂的唇角像是忽然受到了更大的地心引力。我是到后来才明白，这样的表情并不代表愤怒或嫌恶，她只是在默默忍受我幼稚的行为，以及这无边无际、没有意义的生活。

我和燕燕曾有过热络的日子，在我刚去包外婆家时。我们在狭小的房子里玩捉迷藏，我从橱柜躲到床底，白日渐渐黯淡下去，我趾高气昂地从某个地方爬出来，燕燕抓住了我。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她是假装没有看见我，好让这个游戏尽可能显得有意思一点。她一边找我，一边讲一些好笑的话，“有一只小猪在桌子底下吗？哦，这里没有。”任凭我笑出声，她也不会扑向我的窝点。

我们是在哪一天走到了游戏的尽头，我记不清了。自从与弄堂里的同龄人打成一片以后，我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或者我长大了，对一个孩子而言，一两年之间落在她身上的变化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我和燕燕不再像过去那样默契，当我们经过弄堂里的香烟摊时，她开始威胁我，要把我卖给看摊位的老太婆。她还霸占了我的学习机，尽管我那个年纪还不会使用那种东西，但她强势地夺走属于我的东西，仍然令我苦恼不堪。这些都使我能更容易接受她的淡出，继而转头把我全部的友谊腾出给新的小伙伴。

那个礼拜五，燕燕还没来，吃完早午饭，包外婆带我去后弄堂的一个邻居家里看打麻将。她叫那个邻居“阿米姐”，我也跟着她这样叫，以前她会装模作样地打我手，惩罚我没规矩，可那天她根本没有在意。她脸上的肌肉在几日之间失去了弹性，皱纹更加冷硬地嵌进肉里，像新开在面孔各处的无数道沟渠。

我们在这里算常客了，打麻将是她唯一的消遣。包外婆把大片日间时光花在这里，我则跟随她。实际上，我更好奇包外公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他们刚买彩电不久，电视机从早到晚都开着。我偷偷观察包外公，电视里色彩繁杂的人群在蠕动，包外公始终无动于衷，他的视线甚至没有焦点。包外婆嘟囔说，“到底看不看，不看我关掉了，不要浪费电。”她一直这么讲，却从来没有真的关过电视。她下不了狠心，她还没明白包外公俨然成了琥珀中包裹的昆虫，冷淡，稳固，死气沉沉。

阿米姐看出包外婆心不在焉，也许大家都看出来了，只有阿米姐说出口，“你今天怎么啦，输得厉害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包外婆说不用，大概入秋了，最近身体不大舒服。他们打得很小，即便一输到底也在各自能够承受的范围之中，这点他们心照不宣。

别人就说，那还带什么孩子，早点退休啦。

包外婆说，老头子血里有毛病，要花很多钱治，具体多少她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农村户口，没有劳保的，带孩子多少能赚点钱。

就在那间人声鼎沸的小屋里，我第一次听说包外公的病，而四周的人看似早就知道了出落在包外公身上的不幸。他们的坦然如同一种默认：人老了确实如此，不是得这种病，就是得那种病。他们还讨论了我，用对待商品的口气，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我当时也在场。又或者他们以为，孩子的体内自带一个信息过滤器，要等他们的肢体发育成大人的模样，那个机器才会渐渐消失；而在此之前，孩子什么都不懂。

人们讲了些场面话便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你自己身体当心，那个药还吃吗？最好不要吃了。

包外婆摇摇头，好像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她从口袋掏出大前门香烟，右手拇指拨弄着打火机上的打火轮。包外婆有抽烟的习惯，几十年了，只抽最便宜的香烟。阿米姐皱起了眉，像突然想起我的存在似的说，“怎么在这里抽烟？对孩子不好。”

包外婆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慢慢转向我，说燕燕应该到家了， 让我回去找她玩。

我以前很喜欢看他们打麻将，那天获准离开阿米姐家里时，我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异样感觉。房间里潜藏着怪诞的气氛，多年以后，我穿过回忆，我发现那令我窒息的东西是死亡。虽然被死神追赶的似乎是包外公——一个全然不在场的人，可是所有人都感到了死亡将至。在他们那个年纪，已经有看不见的手替他们开通了理解死亡的天赋点。

我顺从地踏上了返回包外婆家的路，并不是去找燕燕，而是打算追随我的新朋友们。那支同龄人队伍多由顽劣的男孩组成，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孩。他们之间的游戏相对来说更粗暴，比如玩泥土，翻墙爬上屋顶探险，或是撕掉蟑螂的翅膀。那时我对于周围世界的判断还很迷糊，我隐隐感到他们身上有我羡慕的东西，能在他们的队伍中找到一个位置是我的荣幸。

我从阿米姐家出门遇见他们时，他们正在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从前游戏很少，一群人围在一起，多是依赖幻想来进行娱乐。在背景的设定中，眼下是世界末日，而他们则承担着拯救世界的重任。没有人愿意扮演毁灭世界的怪兽，所以大家都是宇宙英雄，他们翻遍弄堂里的草木与垃圾，想找出变装过的“敌人”。有个男孩子率先看到了我，他和我打招呼，做了一个让我不要说话的手势。我朝他点点头，踮脚轻声走进他们之中。

燕燕站在包外婆家的大院门口，远远望着我们。她脖子伸得笔直，像在码头张望远航归来的帆船，仿佛对我们怀有某种期待。

没过多久，弄堂口弥漫起突突的声响。游戏自然地暂停了，我们像涨潮时躁动的浪涌向迎面而来的残疾车。它还没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叫起来，“瘸子——瘸子——”，节奏统一宛如狂欢喜宴的开幕词。

燕燕的妈妈阿君停了车，让金属助步器先落地，然后整个人压在顶端的三角形支架上，缓缓移动起来。阿君在乔家栅小吃店工作，每次来看包外婆都会带点糖果给我们吃，几乎形成了惯例。她总是笑眯眯的，我们叫她瘸子，她也不生气。

唯一横眉怒目的人是燕燕。我曾在包外婆家听到燕燕责怪她妈，她说我们都是没良心的小孩，没必要取悦我们，吃了糖嘴巴还是一样臭。阿君并将此当作很严重的事，她还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的，反正单位拿的又不要钱。当时我很难过，我隐约感到自己喜欢看燕燕生气，我叫阿君“瘸子”的快感比别人多一层，那是源于对燕燕的报复。我们之间有过的美妙之物已经垮掉，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像行驶过一条漆黑的隧道之后，忽然看见一团令人窒息的庞然大物落在眼前——它已然在那里立着。在此之后，我们分别想方设法，试图依仗自己的优势成为霸凌的一方。那天没有人和我玩捉迷藏，可我还是钻到了桌子底下，在那个维度，床底、柜子底、冰箱底所有的黑洞一齐射向了我。

“今天没有糖……”阿君讪笑。

我们很失望，最大胆的男孩子还用拳头敲了一下残疾车车头，燕燕冲上去要打他时，他灵巧地缩回队伍里。我们回头跑了，阿君朝我们问到，“寿糕要吃吗？我还有三块寿糕，味道也很好的。”

不过我们跑远了，没有人理睬她。

世事没有稳定的走向，在你松懈的某一刻，或你以为生活将永远温和地顺流而下时，猝不及防的急转弯便来到了眼前。

礼拜一的早晨，母亲顺路把我送到弄堂口，我慢吞吞地往那个熟悉的大院走去。

一进大门，燕燕拦住了我。我们不和对方讲话已经很久了，惯常的相处方式是视而不见，面对她的阻拦，我非常恐慌。我很快看清了她的脸，她眼皮鼓了起来，原本微弱的双眼皮彻底不见了，布满红血丝的眼球像一个石榴的剖面图。

她说，“你别上去。”接着她转过头，往二楼的窗口喊到，“妈，她来了。”

她反复喊了几遍，阿君从窗口探出头，同样满脸哭腔，一种对她而言格外别扭又丑陋的表情。阿君说，“你带好妹妹……还有，念佛机没电了，你到小卖部去买两节五号电池，我下来给你钱。”

燕燕说，“我有钱，你放心。”

我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燕燕拖着走了。我暗中做着最坏的猜测，一边偷偷瞥向燕燕，她脸上没有浓烈的泪意，而是显得特别刚毅，一副雄心勃勃的模样。我们路过阿君停残疾车的地方，路过我每次都跳着走的下水道盖，也路过了小卖部。我拉住燕燕，告诉她走过头了。她甩开我的另一只手，不以为意，依然大步向前走。

我们走出弄堂，四周一下子敞亮起来，毫无杀伤力的清晨日光把我们勾成银色，燕燕被编成一束的发丝纷纷折射着光芒，好像此起彼伏的群星此时正落在她头发上。我们的终点是大路尽头一家新开的便利超市，我迟钝地发现她之所以绕开了小卖部，是因为里面的人都认识她，她不想用红肿的脸庞向别人暗示家中的变故，不愿意被任何人讨论。

燕燕不会对我解释任何事，但是随着我在光阴的轴线上渐渐走远，过去的许多疑惑自然会匹配到恰当的答案。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我想到燕燕站在货柜前犹豫的样子，迟来的感慨与悲怜终于追上了那个倔强的初中女孩。她面前就是摆着电池的货柜，可是莫名其妙地，她对母亲的那句嘱托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她弄不明白要她买的究竟是五号电池还是七号电池。那时我的头脑是清晰的，我在边上不断提醒她，是五号电池，五号，大一点的那种。她没法相信我，甚至不相信自己，她的思绪如同一个马蜂窝，向内陷落了。最终，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把五号电池和七号电池各买了两节，才抬头离开便利超市。

阿君在门口等到了我们，我从她们的言谈中拼凑出了事情的始末，包外公去世了，死在心脏方面的毛病，短短十分钟就从人间过渡到了死神的疆土。一开始，我努力充当一个本分的旁观者，听她们无关痛痒的对话。我还记得燕燕说，四年前，外公的老同事有一个问他借了500元钱，后来好像一直没还。阿君说，怎么可能，你外公从来没说过。燕燕说，外公后来不行了呀，肯定忘记了，现在不讨以后说不清了。阿君说，你不要瞎想了。燕燕说，不行，我要去讨回来。阿君哽咽着说，不要添事了，小祖宗，带妹妹出去玩吧。

这时去哪里玩对我来说都没有吸引力，我只想到楼上去。我就说，我要上去看看包外婆。

阿君阻止我说，不要去，而且外婆也不在楼上，我们把她送到我家了。外婆年纪大了，这种事情她经不起的……

阿君断断续续的哭泣极具感染力，几乎不受自我控制，我也流下了眼泪。我想到另一件事，我说，那我也要上去的，我养了小蝌蚪，不换水会死。

燕燕的嘴角如同灌铅似的垂下去，她越抿紧双唇，下垂的弧度越明显。她把我推到门外，死死盯着我，仿佛看穿了我所有心思。没过多久，她又稍许绵软了下来，她说，楼上有很多大人，他们在讨论大人的秘密，你不能听。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事，我的外婆从重症病房回来了。她收到的六张病危通知书都没能掐断她的命脉，只是为谈笑话题增加了一点刺激。

也许对于衰老的人而言，好日子本来就难长，不出八年，外婆又一次被手术台召唤回去了。经过一段令人不耐烦的休养，我们从医院里接她回来，她的毛发更稀疏，全身上下都苍白了几圈，幽幽散发着寡淡。

我在熟悉的皮沙发上坐下来，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诅咒，当初我的外婆活下来了，而包外公始料不及地离开了人间。以饱含戏剧性的目光打量人生，是必要的，事情会变得更好接受。可是即便我知道这样的道理，当神秘的力量将我昏暗的愿望变作现实时，我依然不能安之若素。我想着我人生中的种种厄运，究竟哪一段才是为这个诅咒付出的代价；或是包外公的鬼魂有没有对我进行报复，也许他并不实际下手，只不过在每个寻常的夜晚，幽怨地盯着我的脸。

我永远不会把诅咒的事说出口，但我忍不住讲起了这些消失在我童年中的人，我说包外公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向来沉默寡言，哪怕在他耳朵聋掉之前也是如此。他以前当过厨师，还给我做过他拿手的鸡翅。那个味道像咖喱，却又不是，我后来再也没吃到过类似的味道。

外婆说，可惜好人不长命，什么毛病走的？

我的母亲具备中年妇女的特长，拥有十分卓越的收集小道消息的能力，她总能补充完整旧事的细节。此时，她告诉外婆，是心肌梗塞，走得极快。她一挥手，像在驱赶一道光。

外婆问，那个老太现在身体好吗？

母亲说，老头死了以后，老太就搬到普陀一个养老院去了，我们每年过年会去看看她。别的都还好，就是脑子糊涂了，有时候搞不清楚我们是谁。

外婆点点头，仿佛还能知道包外婆的消息，多少也让她感到安慰。

母亲继续说，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吗？燕燕，阿君的女儿，中专毕业找了个男人。据说今年女婿上门了，要是真的结婚，我们也要送点钱。

外婆说，蛮好，婚礼叫你的话肯定要去的。

母亲补充说，女婿是个电工，都听燕燕的。

她们娴熟地置身事外，谈起他人的生活时如此轻描淡写，讲过便忘了。她们同样忘了我当初软磨硬泡从燕燕手中打听来的那个秘密，我竭尽所能，利用孩童的身份向她耍无赖。最后，她厌烦了这场语言拉扯，才向我妥协——她说，包外公临终前，告诉阿君，原来阿君是领养来的。因为他们生不出孩子，花了些钱也没查出是谁的毛病。

我怀揣着这个没被包外公带走的秘密回到家，兴致勃勃地传播开来。我的母亲当时说，阿君肯定很感激他们，领了她这个先天残疾人。不一会儿，她端着水杯从房间里出来，又说，我想想不对呀，这事情很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听说阿君是领来的。

不过，我的母亲并没为这些事情费太多精神，反倒是我，被回忆的水藻反复纠缠。

在不同阶段的回忆里，许多细节发生了变化，平行空间不加掩饰地乱窜起来。

在一部分记忆中，包外公去世的那一天，燕燕发誓要找到那个欠钱不还的老同事。她对那个人的情况毫无头绪，更不知道他家地址在哪，所以她只好拉着我，沿街一路走去。路的尽头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庙，我特别害怕四大金刚涂满彩釉的面孔，就紧靠在燕燕身边。我们在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燕燕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在另一部分记忆中，燕燕走开了，我最终突破所有阻挠上了楼。楼上闹哄哄的，没人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个我。平时包外婆口中那些乡下的亲戚都出现了，我看见一个拄着龙头拐杖、比所有人都老一辈的女人，端正地坐在藤椅上，指挥其他人布置灵堂。人们对她很恭敬，可我透过回忆观察她时，我发现她露出一种异常荒诞的神色，她活得太久了，亲手操持了许多晚辈的丧事，自己却还没有死。对她而言，比悲恸更真切的，恐怕是耻辱。

当这些相互冲突的记忆超过一定数量时，哪段是真实的，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在一个多维构架的世界中游荡，迷雾重重，但这恰是它本身。

等到燕燕真的办婚礼，又是三年后的事了。

年初去养老院看包外婆，阿君把燕燕的婚事告诉了我们。那次包外婆情绪不高，她在窗边坐了很久，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悄悄问她在这里开心吗，她斜眼看着我，好像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怀好意。

我的母亲和阿君在远处聊天，她们尽量小声，以免房间里其它老人抱怨。她平时几乎不来这里，因为每年年初五去看望包外婆是我们的习惯，她才特意过来接待我们。

那些老人大部分比包外婆更老，晚年疾病令他们娇弱而支离破碎。护理工告诉我们，其他老人本来对包外婆就意见很大，她总是在房间里抽烟。有时半夜里睡不着，她就一个人坐起来，旁若无人地点上一支烟，结果把大家都呛醒了。护理工拉开包外婆的抽屉，里面有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说，你看呀，不知道没收过多少次了，她还是会自己跑出去买烟。她又抓起包外婆放在一个信封里的零花钱，开玩笑似的说，哪天我把你钱全拿走，看你还怎么买。

包外婆丝毫不理睬护理工。自从包外公去世以后，包外婆收拢了通往外界的抽象吊桥，以前她很热烈，同人打交道让她神采奕奕，现在截然不同，世界好像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她不再大怒或大笑，情感从她的驱壳上剥离，她自身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我们每年都给包外婆送钱，随着时代的拓张，每一年我们都给她更多钱，希望她能更顺利地维持整个生活体系的运转。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深陷于自己独特困境中的人，无论我们给她什么的，都是杯水车薪。

还有一件事情每年也都在重复，阿君会问我们要电话。她有时记在包外婆的台历上，有时随便找张纸抄下来，后几年她有了手机，费力地把我母亲的姓名与号码输入其中。但是到了第二年，她仍会让我们留下号码。唯独燕燕结婚的这一年，她格外慎重，一笔一划地把我们的信息记在本子里，说到时候会给我们寄喜帖。

燕燕的喜宴订在一个婚礼会所里，会所中有好几间长方形的隔间，并排列在一起，几对新人各自进行着婚礼。每个隔间门口都挂着一块刻有大厅名字的木牌，燕燕订的是“牡丹厅”。

我记得那是开学不久，我刚升上高三。老师通过疯狂布置作业来缓解双方的焦虑，参加婚礼无疑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坐立不安。我的母亲不时瞪我一眼，也许她担心我急躁的模样使我看上去没有教养，而别人会认为那是她的过错。我的父亲不管这些，无论在哪里，只要给他泡一杯绿茶就没事了。我们一家人和他们的远房亲戚分在一桌，一群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他们彼此之间却是熟悉的，日常话题被熟练地抛接，他们聊得津津有味，而我们是一头雾水的观众。

六点敲过，突然黯淡的灯光将整个大厅推入沉默。经验告诉人们，新娘即将上场，于是他们止住话题，一部分人放下过早拿起的筷子，所有人陷入同一场等待。

我不知道这十多年是怎么过去的，可我没法细想，我没法以某种逻辑从中提炼出些什么，假如真的有我可得的东西，那也只有悲怆而已。那是一种无力回天的无能感，回望过去，不过是循环地体验失去的过程。十一年以后，燕燕走在虚张声势的红毯上，曳尾白纱如被风吹动的卷积云，缓缓向前漂浮。她看上去不像当年那样生硬、倔强，也许现在的她对死路有更准确的判断能力，反正到后来我们总能学会这一点。

新郎比燕燕略矮一些，西装革履勉强遮掩住他的平凡。他抓住她的手，从那一刻起，燕燕一直在流泪。

宣誓仪式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电流再度通过一盏盏暂时休眠的灯，大厅明晃晃一片，同桌的每一张脸又变得清晰可见。

他们本不该置任何评价，但他们还是说了。

高墙的倒塌从我右侧一个中年女人开始，她说，燕燕也真不容易。

她的同僚纷纷呼应。有人说，是啊，他们家都不容易，发生了那种事，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有人夸燕燕的丈夫，说这个男人太好了，一点都不介意。

别人说，阿君又不是老太亲生的，这精神病怎么都遗传不到燕燕身上，有什么好介意的。

在包外公被火化的很多年以后，那个秘密终于浮出水面——和阿君的身世无关，而是关于死亡本身。我们从前有过的好奇早就耗尽了，谜底却忽然揭晓，这事实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的父母对视了一眼，母亲拿着筷子的手开始发抖，她努力把手搁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偷偷捏住我的膝盖。她想尽量控制自己，但这对她来说很难，她的眼眶里甚至上涌了泪水。她没有撑过多久，就找了借口去厕所，剩下我和父亲听完了整个过程。

是包外婆砍死了她丈夫。她先想办法让包外公吃下安眠药，等他熟睡之后，她就找来了刀。包外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脑壳已经破裂了，不明液体流了满床。他的胸口也被切开，有一眼数不清的刀痕，细细密密像一张网。

她原先的计划是先杀了包外公，然后自杀。不幸的是，她自己没有死成，只是在左手动脉处留下三个浅浅的伤口。

警察赶到他们家里才四点多，某个听到奇异动静的热心邻居偷偷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检查了尸体，立刻将它送去火化了。她本来要坐牢，最终却因为各种人对她的同情得到了豁免。医生鉴定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为了得到这样的结论，似乎阿君还从中进行了斡旋。阿君交代了以后的打算，把包外婆送进养老院，那里自然有人成天盯着她，警察也满意地结了案。

实际上，那些熟人更倾向于相信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觉得她是处心积虑地作出了报复，报复对象是她自己的人生。她年轻时一直想生孩子，结果屡次让她失望，一年又一年过去，她的肚子还是干瘪如旧。他们没有闲钱治疗，试过几个偏方并没什么用。丈夫好的时候确实对她不错，可他有时候也会打她，然而相比他们穷困的日常生活而言，皮肉之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这些亲戚很有意思，他们一会儿替她开脱，说她虽然杀了人却也情有可原，人生快走到尽头仍然毫无转机，继续下去只有更大的痛苦，她没有多少选择。然而，当亲戚们意识到好话说了太多时，他们就转变了风向，开始讲一些风凉话。

婚礼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燕燕换上一套蓝色旗袍，珠钏穿过她盘山公路般的发髻，把她刚才披散的长发固定成一团。有人忽然调响了背景音乐，音响中充斥着沙沙的杂音，不时还有一些破音的地方：

莫把流光辜负了/要学那凤凰于飞/凤凰于飞在云霄

从婚礼结束的那一年起，我们再也没去看过包外婆。更新鲜、更安全的活动占领了我们每年的年初五，我们把包外婆略去了。后来阿君也没有联系过我们，告别即如此自然地发生，落成一个事实。

极其难得地，我也会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时我已经明白婚礼对于燕燕、或者说她那样的人的意义，远大于我原本的理解，那是她竭尽所能伸长了手，够到她所能获得最好的东西的时刻。那种热闹又短暂的欣欣向荣，无论何时想起来，都让她觉得温暖。

我们当然不能在那场婚礼上讲起包外公的事，无论我们多么想求证，我们也说不出口。燕燕过来敬酒时，母亲强颜欢笑，荒谬的问题在她喉咙口呼呼作响，最后还是吞了下去。

只是长久以来，我的母亲一直对事情的真相耿耿于怀。她每隔一两年，或许频率还更高，她就会提到包外婆。她列举一些过往的细节，想证明包外婆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母亲说，不然，她怎么可能这样冷静？心平气和地又活了这么久。

她不愿意接受亲戚讲的那个版本，这不仅关乎包外婆家庭的痛苦。她一想到她的女儿童年在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身边待过几年，她不禁毛骨悚然，因为无人责怪，她便把这一切当做是自己的过错。所幸并不是没有转机，只要包外婆家人没有亲口承认，那件事就存在被杜撰的可能性。就算不是纯粹的杜撰，可能也有夸张的成分，或是其中有什么让人更好接受的隐情。

我的母亲最终还是迎来了一个解开谜题的机会，在一个下班高峰如沙尘暴席卷过整座城市的时刻。

母亲刚从地铁八号线里挤出来，一回头，隔着被焦虑与暴躁推磨的人群，她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影。几乎不假思索地，母亲叫出了燕燕的名字。

燕燕变黑了，仿佛头顶的黑色素被倒吸进皮肤里似的，她的头发里夹满白丝。发梢中泛白的部分多是半透明的，异常糙乱。她还和小时候一样扎着两个麻花辫，我母亲微微一惊，在心中迅速盘算了一下，发现燕燕也是快四十的人了。

为了跟上她，我的母亲不得不逆着人流而行。她一边艰难地往燕燕所在的方向移动，一边竭尽全力喊她。燕燕终于注意到母亲，她疑惑地盯着这个拼命挥手的老女人，她的眉尖促到一起，下颌松懈地塌了下来。

很久以后，她好像认出了母亲是谁。

她们并没有像久违的旧友一样婆娑相认，出人意料地，燕燕惊慌失措，她匆忙转过身，往人流更密集的地方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