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盼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武康大楼，门卫在半敞的小屋里看电视，警惕地探出身体问她要去哪里，得到确切的房间号之后才继续放行。大楼很旧，客用电梯保留着20世纪中期的半圆指针楼层指示。著名的邬达克的设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老住户。
她按照文清的指示，站在房间门口给她的助理打电话——“到时候我们的手机都会是震动状态，所以你可能需要在门口等一会儿。”——不过一个年轻女孩很快就来给她开了门。女孩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口罩，于是完全没有开口讲话便也显得理所当然。原本是门廊或者厨房的地方堆满了摄影设备、包和衣服。桌子上叠放着还没有拆开的饭盒和贴着标签的首饰。经纪人、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各种助理无声地忙碌着，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而再往里面，李盼暂时无法插足的前厅，被一小堵人墙隔开，能看到闪光灯一闪一灭，伴随着充电的嘀嘀声，反光板再把光线以或柔和或粗暴的方式投射回空间内部。里面放着摇摆的音乐，传来轻柔的说话声，给人一种强烈的错觉，那里或许有一个梦境。
李盼现在标价不菲，她的人物采访稿费是一块钱一个字，但她自两年前起便不再接稿。第一次郑重对某位编辑说出这个决定时，她重重松了口气，“不好意思，我现在不再写采访了”，之后也始终遵循。她解释说她对明星或者他人没有多大兴趣，而采访大多是不平等的，她并不擅长在短时间内激发共鸣。但是她做得不错，是因为她很早便发现，好坏的标准并不基于情感的交流，反而应该抛弃这种愿望，坚信交流的无用性。
当然，她知道文清不会认同她。文清和一些巨星成为朋友，有着日常的交往。或许和她如今的业内地位有关，但也因为她与身俱来的天真，这种天真在多年前显得鲁莽和愚蠢，随着时间推移却变成一种珍贵的品质。起初李盼惊讶于她的采访方式，她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像“骨肉皮”（groupie），另外一些时候则毫无敬意。她对人和事件的评价标准混乱、任性、片面，并且毫不介意把自己的想像投射到采访对象身上。但是李盼喜欢和她一起工作。尤其是这几年，当李盼不再对任何形式的交流抱有希望以后，愈发喜欢文清对于一切事物理直气壮的介入。从根本上来说，文清其实从未在意过任何采访对象，因此她也能很快遗忘自己的热烈或者厌烦。而李盼的理智和冷静却完全是出于她的反面。她们一起工作时，文清随心所欲地在压抑的气场里开辟出一小片空林地，使得李盼可以自由地观看或者呼吸。
不过只有李盼自己知道，她从未有过兴致勃勃的念头。刚入行时她以为这是所有新手都会有的紧张和困惑，她还有漫长的时间可以修正。如今她清晰地认识到，她可能只是对万物怀有不可更改的厌倦。但是当文清说起灵的采访时，她还是答应了下来。文清补充说，“你看过卡波特写的马龙·白兰度吗？你可以像他那样写。”
并不是因为卡波特，不完全因为他，而是因为灵本身。李盼之前就知道灵，早在灵因为和A恋爱而声名大噪之前。当时灵刚刚到巴黎念书。最初可能是因为杨拍的一张照片（杨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摄影师，自20世纪90年代出道，拍摄过年轻时的张曼玉），在卢森堡公园里。灵站在一座雕塑旁边，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和牛仔裤，骨骼舒展轻盈。
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年轻人！周边的万物也和她一起洗去了颜色，如雕像般肃穆。她像一种森林晨雾中的巨型动物，未被命名，存活于想像之外。
接下来李盼关注了灵的所有社交媒体。她读太宰治（意料之中），谈论宇宙、圆、永恒（或许是一种假象，毕竟她的谈论都保留在词语层面），常去美术馆，最喜欢雕塑（但并不是说她对艺术就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当时她未满二十岁，是模特界的新星，法国人尤其喜欢她，在机场能看到她的大幅广告。和同时代的模特不同，她没有一目了然的特征，相反却有模糊一切边界的气质，仿佛以缺席的方式存在。
灵之前都在另外一段感情关系里。那位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男友是学校的高年级工科生，他的过分普通反倒令旁人对灵产生了某种认同或者赞许。灵对这段关系既没有掩饰也没有倾诉，他们共同出现在一些合影中，他的穿着和神情都透露出少年老成的郑重其事。当A出现以后，李盼才意识到之前那段关系的不对等在于，这位男友的在场过分确凿和清晰，甚至界定了灵的意义和可能性。以至于当灵删除相册中所有与之有关的照片时，他消失的姿态也具有物理性的不容置疑，没有人为此哀叹。
至于A，世界末日的男朋友。他没有来龙去脉，没有性格。如同闪电，或者突然的馈赠。他拍了两部电影，在一部派拉蒙的太空电影中作为唯一的亚洲面孔出现，演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男孩，完美无缺的脸和身体，半途在丛林中穿着毛衣死去，响起大卫·鲍伊的《太空怪人》，令人落泪。这种老派的方式值得赞赏，毕竟如今的大部分男明星只热衷于真人秀节目，流露出具有各种特征的情绪。然而情绪是种微妙的东西，李盼也不得不承认，吸引她的往往是一些更邋遢或者更粗鲁的人格，哪怕事实反复证明她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般配。而A唤起的，是一种曾经令人厌烦的对称、饱满和整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已经结束的或者尚未开始的东西。
灵和A的恋情在小范围内引起爆炸，意外使得两个人的商业价值都得到提升。即便是再疯狂狭隘的粉丝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两个人美好的祝福，甚至维护。仿佛他们代表的是多么清澈的不可描述的物质，任谁都不忍心破坏。
采访被安排在拍摄之后，但是李盼照惯例提前过来，旁观他们的工作状态。最后一场，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卧室，文清终于露面，带着李盼穿过前厅，到阳台上抽根烟。文清告诉她这间屋子的屋主回国去过圣诞了，临时租借给拍摄使用。她们感慨了一番房子的美，又谈论了一会儿工作，便沉默地透过窗户看着卧室。灵和A坐在床边，两个人都穿着运动衫，短发，他们几乎忘记了杨的镜头，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像两个男孩，身体却无法分开。旁观的工作人员没有交谈，却都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非常肃穆，令人动容。后来杨在挑选照片的时候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感情，李盼并不认同，她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好运。
晚上九点半，李盼在旁边的酒吧里等来刚刚结束拍摄的灵和A。外面刮着黑暗深沉的风，他们的出现带有莹莹微光，却保持在某个恰好的振幅里。在未开口之前，他们甚至没有沾染到三维世界的质感。李盼再次感觉到那种肃穆，她意识到自己注视他们的时候，由于受到了情感的震荡，认真地思考着究竟要失去什么才能得到他/她，这种平静的欲望让气氛变得认真。她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使得接下来的交流成为可能。
于是她先讲了一小段故事，当她看到他们的时候便想起一位同性恋朋友写的回忆，说夏天去喜欢的男孩家里过夜，在老式弄堂里。他坐在马桶上大便的时候，男孩进来洗澡，他们隔着帘子聊天。但是他觉得很不自在，也没有办法真的大便。后来他们都洗完澡，他便穿上男孩的T恤和短裤，去外面逛逛，勾肩搭背地走在夏天的夜晚。真美啊。像两个男孩一样谈恋爱。
这是一个符合气氛的故事，书面表述的时候透露着哀伤，但口述时只要稍稍转换几个词语的语调，又变得轻松起来，甚至像是赞美。她或许有些讨好灵，认为灵会对这样的情绪感兴趣，而其实她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暗示的是什么，显然他们都有些茫然，却出于礼貌对上海的老式弄堂表示出兴趣。于是李盼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说起旁边的武康大厦，又问起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伦敦，一次活动之后的派对上。是我先看到她的，立刻和朋友打听她是谁，这个女孩太美了！朋友说她是位作家，那我肯定没戏了。第二次见面是我们走同一个秀，排队的时候她在我后面，我就转身问她是不是中国人。但是也没有再讲话，她可能不认识我。走的时候在门口遇见，隔着一条马路我朝她招手，她应该是看见了。”
“哦，我当然认识他！在去派对之前得知A也会出现，我的好几个朋友都疯了，她们都叫他男朋友。第二次见面他问我要了电话号码。我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发了一个月的短信。”
说完这些以后肃穆已经被完全打破，几乎是毁坏性的。采访总是极端残忍，因为它势必在一种惯例中进行，目的是把眼前的对象拉回人们熟悉的日常维度，读者更愿意阅读情理之中的叛逆，点缀一些温情和一些沉重，哦，如果那些复读式的玩意儿也能被称为沉重的话，人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沉重。
于是接下来他们聊了聊异地恋、未来打算、社交网络、家庭干涉（看起来灵的父母对这段关系并不满意）、乐队、更新的日本动画剧集、青春的烦恼。A出去抽了两趟烟，这几乎是一天里他们唯一分开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喝酒，但是像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大口吃了很多食物。李盼很清楚应该强调哪些细节，在哪里截断，在哪里铺垫，她甚至详细记录了他们吃的食物。她喜欢名词和适当的罗列，然而那些被破坏之前的东西是无法沟通和记录的，被具象以后依然顽固存在的抽象物质。
采访结束以后，灵和A的朋友在火锅店等他们，麻辣锅底，新鲜鸭血，刚刚炸好的酥肉。工作了一天以后和朋友们一起吃火锅，确实，此刻任谁都想不出比这更值得期待的事了。
对于李盼来说这将是一篇失望的文章，和她之前其他的文章一样，提供了一些旁人不知道的细节，补充了他们边界之内的想像。而那些重要的部分呢，比如说他们定义的是美或者年轻本身。因为这些模糊到无法书写的部分，她回到家里也无法立刻休息，感觉到了震慑和久违的迷惘。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李盼在回家路上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老朋友非常礼貌地问候了她，说起他们过去常常光顾的居酒屋，他竟然回到了上海。他们曾经是经常往来的朋友，几乎每个月都有两三次喝到凌晨，携手走在四季分明的马路上。那是十年前，却感觉时间过去了很久，像是足足有二十年，或者更多。当时老朋友去了云南的山里，往返几次，便再也没有音讯。中间曾经给她手写过一次信件，说起他在山里的生活和他的师傅，没有强调安静或者自由，至少没有在信里提及。随信附上的是他写的诗或者像诗一样的片段，疯狂累叠，所以他给她留下的最后印象是语无伦次和痴癫。之后她也从文清那里得知，这位老朋友在山里被大麻搞坏了脑子。
老朋友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电话里变得非常陌生，他向她抱怨说那间居酒屋的老板不再进麒麟的生啤了，而他非常不喜欢朝日。他们过去喝的都是麒麟生啤吗？光顾过那么多次，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小事。然后老朋友试探地问她要不要干脆现在一起喝一杯呢？他的语气里有种奇怪的言下之意，让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然后他在停顿间留下一串尴尬的“哈哈哈”，之后便是长久的无法弥补的沉默。可能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也可能因为李盼本身不喜欢叙旧，她几乎感觉到了冒犯。
挂了电话以后，她却想起来，她曾经对他怀有深重的感情，她和当时的男友、文清，以及这位老朋友一起，度过了很多年轻且美好的时光。然后她又想起一个冬天，上海突然降温，他们其他三个人结伴去老朋友家里找他，他住在打浦桥附近，他们敲开他的门，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他在房间里没有找到秋裤，便套了两条牛仔裤。然后他们出门走一段路，去杂志社楼下吃盒饭。所有的人都很瘦，吃得很多，睡得很少。
他们在同一间杂志社上班，分属不同的部门，当时杂志刚刚创刊，每周末有一百页的特刊。他们想做一篇关于崇明岛的文章，为什么突然对崇明岛感兴趣，领导又怎么会同意，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是结果没有人真的去过崇明岛，那一个星期他们照旧在傍晚醒来，兴致勃勃地去上班，然后分头杜撰了一篇几乎没有根据的文章，一万字。他们说到了短暂停留的候鸟，尚未造好的跨海大桥，夜间的银河，荒废的公园，既浪漫又深情。
回到家里李盼试图工作了一会儿，但是面对打开的文档，不明所以的困惑变得更加强烈，她不得不给文清打了一个电话。
“你后来去过崇明岛吗？”
“崇明岛，去崇明岛做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想起来我们很早以前写过一篇崇明岛的文章。”
“想起那些干嘛。我后来也没有去过崇明岛。”
然后李盼和文清聊起了那位老朋友。
“他也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但是他两年前就回来了，他没有找过你吗？”
“没有。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卖茶叶发了一笔财，然后又来问我借钱买一辆可笑的跑车。”
“哦。这样啊。”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辆车可笑，但是你能想像他坐在那辆车里吗？他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中年危机最严重的了，年轻女孩都觉得他是个失败者。”
“可能只有我们才会觉得他是失败者，年轻女孩知道什么叫失败吗？”
“现在的年轻女孩可能知道的吧。我想。”
第二天，灵和A都离开了上海。他们先去了希腊，在海边为另外一本杂志拍摄封面，灵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A的照片，他的身后是一个球场，灵写了一句话——“少字当头”——后来被李盼用作了文章的标题。之后他们经历了短暂的分离，灵在伦敦时装周走完二十一场秀，是那年香奈尔秀场上唯一的亚洲模特。A回到哈尔滨，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收尾工作，导演是李盼的一位几乎同年的朋友，私底下她认为他是国内最好的导演，多年来他始终想把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搬上银幕，可能也只是说说，但是他这次确实写出了很好的剧本，A演一个重要的配角，男主角是陆。陆因为这部电影在欧洲得了重要的奖，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李盼写完文章以后发现，她不知不觉使用了太多“年轻人”，几乎以强调的语气，终于在自己和年轻之间划出一道线。
两年以后，文清的杂志因为运营状况不良宣布闭刊。在此之前，媒体集团老板在酒店套房爆出性丑闻。从流出来的照片看，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在李盼看来并没有不安或者猥琐，却有种迷惘混合着吃惊的神情，甚至是天真的，给人留下了一些额外的印象。朋友们纷纷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其实这中间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便已经退出，或消失远离，或投入便捷的新兴行业。联络人变成了一些年轻的新面孔，既礼貌又傲慢。他们多半野心勃勃，却陈词滥调，认为自己错过了新鲜散漫的世纪初，生长于一个坏的时代，便理所当然对一切心怀不满。
李盼和文清约在很久没有光顾过的居酒屋见面，十年过去了，这间居酒屋没有倒闭，没有搬迁，没有扩建，把时间变成了一截固体。热情朗朗的小刘也还在，为她们保留了靠近料理台的位置，她们喜欢隔着玻璃看里面的师傅操作食物，还有叠在一起的生啤罐。那位老朋友说得对，啤酒确实变得不那么好喝。李盼问老板为什么不再进麒麟的生啤了，老板说这就是麒麟的生啤，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换菜单。不管怎么说，她们喝完了手边的啤酒，换成了威士忌兑苏打水。生意不好，不到晚上九点，只剩下寥寥的两桌客人。食物嘛，没有变得不好吃，但是除了临近冬天的季节菜单，也没有再新添什么。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灵和A分手了。”
“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可能是半年前吧。他们没有对外宣布过，但是各自删除了一部分照片。不是全部，保留了一部分，心细的粉丝对他们提出过疑问，他们都没有回应，后来也都没有再更新过任何社交媒体。意外吗？”
“没有。我当时做完采访以后就想过，他们在一起，或者分开，都好像是不对的。无解。但是现在一旦有了结果，不论是哪一种结果又都感觉非常正确。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连带着世界的秩序也恢复了稳定。”
“上个星期灵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她和经纪公司的续约已经到期，未来两年个人计划希望以学业为重，不再续约。怎么说呢，分手以后她显得更开心了一些。”
“你自己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会拿到一大笔补偿金，所以暂时也不打算干嘛。你还记得吗，三年前我们杂志拍了一个贺岁视频，花了很长时间排练，最后拉了一个七分钟的长镜头。十几年前刚刚创刊的时候每个人都自由自在，没有规则，正年轻，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像一个部落。但其实三年前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感觉自己获得了知识，却还有足够的空间，没有边界，自信满满，又不是盲目的野心勃勃，感觉自己站在山上，巨大的山，面对的是一片辽阔的风景。”
“是啊，谁能想到呢，末日风景！”
“哈哈哈，是啊，谁能想到，竟然成为了见证衰落的一群人。那个长镜头，在镜头里面的每个人都以为我们很快就要站在最高处，同时又觉得序幕刚刚被拉开，妈呀，真是高烧一样的幻觉，现在想起来我都要哭了。”
“唉。”
“唉，唉。我前几天处理办公室里十几年前的杂志，翻出来崇明岛的那期。”
“哈哈哈，崇明岛那期我也留着。据说顶楼马戏团要解散了，因为刚刚想起他们唱过崇明岛啊。我们为什么说起了伤感的话题。”
“所以朋友侬覅怕，就算有一天阿拉真的一无所有，阿拉还可以去崇明。侬看我就一点也不怕，就算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还可以去崇明——啊，陆晨真老卵啊。顶楼马戏团为什么要解散啊。”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唉唉唉唉唉。”
“所以朋友侬覅怕。”
她们又要了更多威士忌和更多苏打水，小刘随后悄悄送来一碟煮毛豆和一碟烤银杏。
文清从包里掏出一本杂志，最后一期，刚刚出刊，刊首语却已经在网络上被反复转发，歌颂了天真的意义，过分的强调却令人感觉不适。封面是电影演员陆，他担任主演的电影《山的背面》刚刚在欧洲重要的电影节上得了最佳电影和最佳男主角（便是前面提到的那部A回到哈尔滨参与完成的电影）。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陆没有拍过电影，却参与了好几部话剧的演出。事后大家才纷纷称赞起导演的选择，因为导演把A放在了配角的位置，却再次挖出了陆。一个逆流而审慎的决定。
她曾经和那位老朋友一起看过一部陆的话剧，在一段独白之后猝不及防地流了泪。对《山的背面》来说，陆是最合适的演员，反过来却未必成立。李盼后来私底下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了陆，他显得有些高兴，但并未多做回答。
但不管怎么说，李盼喜欢这部电影。它不那么好笑，不那么荒诞，也不那么悲伤。很美，却又不娴熟。每处都欠缺一些，却就是如此，尴尬到了迷人的地步。她错过了电影院的上映时间，非常后悔，之后看完碟片，她坐了很久，感觉人生更漫长，也更无聊。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盼再次打破了自己的规则，接下了陆的采访。这个采访长达三天，是陆获奖以后接受的唯一一个专访。
当时陆刚刚从电影节回来，中途他和朋友在葡萄牙待了一段时间，但是获奖的消息已经在国内轰动，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假期。公司安排他住在半岛酒店，李盼住在他隔壁，第二天要在这里为他召开庆功宴。他们并没有进行很多交谈，李盼陪他参与了所有群访，他显得有些傲慢和尖锐，但也有可能是疲惫造成的。他对大部分记者的发问感觉困惑，询问李盼，她是否也和他们一样只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感兴趣。等到一天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对厌倦放弃抵抗，常常在与他人交谈中转过头询问李盼的意见，或者让她代替回答。他们之间因此而形成了一道微妙的阵线，这种暂时的关系几乎是信任。
李盼没有使用录音笔，并且忽略了大部分群访中的交谈，只记录了一条——陆在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插入的一段叙述。那是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场饭局，参与者有两位编剧，一位导演，一位制片人。他竭力回忆他们的交谈，喝掉的啤酒，营造出一种迷惘和压抑的气氛，如同话剧。
第二天白天，陆在房间没有露面，傍晚他却从江边回来。庆功宴之前他在房间里换衣服，工作人员在他周围忙碌，吹风机的嗡嗡声反倒带来一些平静。李盼和陆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大部分关于陆的青年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他在电影学院念书。此刻在房间外面，有他的同事，周末足球队的队员，和很多年轻时候的朋友，正如所有浩大的节日开场之前，弥漫着惆怅和紧张。陆系完领带，又松开，然后转头问李盼，“这条领带会不会太嚣张。”
李盼的采访文章以这句话作为开始，然后她详细描写了这场宴会，每个人的情绪、交谈和欢呼。陆不断被带到不同的桌子上，大家像在一场梦中。直到最后陆坐回到李盼的身边，突然倒头睡了过去。文章至此结束。没有任何议论、旁白、多余的场景描写。现在李盼已经明白，既然写不成卡波特，便只做一个叙述者。
文清没有立刻刊发这篇文章，电影获奖的风头很快就过去，人们开始谈论其他事情，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着手。李盼没有和她讨论过这件事情，事后想起来，却觉得当时的文清大概也有着某种预感，等待着什么最好的时间，却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当时我可能爱上了陆。我从来没有和你谈论过这件事情。”
“什么？陆啊。我们是很少说这些事情，但是，是陆啊。”
“不过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记得文章的结尾吗，他坐在我旁边。在那场宴会上，我属于和他关系最疏远的那群人。然后他睡着了。但是我觉得在此之前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些联结。然而，那天可能是我十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夜晚。我回到酒店，非常焦虑和恐慌，仿佛回到不安的二字头年纪。我想过他会来找我的可能性，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之前又和我确认过两次。我非常肯定他是在故意强调这件事情。”
“快说下去！”
“都是表演。”
“什么表演？”
“他是个演员啊，表演是他的本职。第三天是全天的外拍，我真实地看到了他和镜头的关系，唉，他是个天才，他真的非常善于在他人心里唤起什么脆弱的东西。但是我也意识到，我对他来说无非也是镜头般的存在。是映照，是反射，和我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他的全部举动都是某种表演，连带那份让我非常珍惜和感动的信任。但是我依然很困惑啊，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吗，他意识到自己给予我的错觉吗？当我清晰地反省起这种错觉时，我非常讨厌自己。”
“但是你的文章很温柔啊，我没有和你讲过，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几乎舍不得和你谈论。你的句子既模糊又准确，还有一种非常难得的隔绝情绪。”
“他是一个太好的演员了。他唤醒的不是大面积的宣泄，而是流动在细微缝隙间的物质。”
“我早该想到啊，这么多年以后，你还是喜欢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格格不入，却最终以某种姿态不着痕迹地嵌入其中。”
这个夜晚她们各自喝完第五杯威士忌，走出居酒屋的时候，空气干净，天色好看。文清搂过李盼的肩膀大声说，“这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深蓝色。”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感谢谁。”
新年到来前，李盼和朋友们去看了顶楼马戏团的演出。解散的传闻被确定是假的，但其实在之后的一年，他们真的解散了，同时有一个大型媒体集团宣布倒闭。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李盼并不知道，她和朋友们吃了火锅，喝了啤酒，来到新建成的演出中心。很多年轻人在门口排队，但或许也不是那么年轻。她见到了几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大家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变化。她原本以为会在这里见到那位老朋友，其实并没有。
暖场乐队叫汤姆上校，新乐队。李盼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说过唉。是不是大卫·鲍伊在《太空怪人》里呼叫的汤姆上校啊。”这样说着，她在舞台上看见了灵。将近三年的时间，她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间无法明确描述。可能因为李盼还处于某种震惊中，在她的惯性思维中，灵理所当然和大部分曾经闪光的年轻人一样，分手，事业终结，销声匿迹。或者她也想过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复合，谈其他恋爱。
灵在舞台上调整麦克风的位置，与键盘手和吉他手用小小的手势交流，她的从容和冷静，几乎让旁观者完全忽略了她的美。而刚开始，李盼甚至还有些担心，她希望灵不要唱民谣，她受够了被强调的诗意，或者被当成疏离的卖弄。
但是，天哪。
第一段音乐响起时，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听觉带给身体的想像，如同波光粼粼的水面不断震颤出的幻影。接着传来灵的歌声。她的浪漫里夹杂着恰到好处的讥讽和俏皮，却在几个转折后形成一个小宇宙，仿佛带领众人来到林间空地，被树林深处的大风包围。
“太好听了。”身边的朋友隔了很久才说。
“是啊，太好听了，想要喝醉了以后在空旷的地方听她唱歌。”
他们谁都没有能坚持到顶楼马戏团的演出结束，时间太久了，他们开始抱怨太累，啤酒也比较贵。慢慢的有人说不如去后台等他们下场，打个招呼，或者再去吃顿烧烤。李盼随着大家往后台走，音乐声被遮蔽以后，贝斯还在震动她的心脏。灵从走廊里迎面走来，她的头发长长了，背着书包，朋友们却都停下来，直直地看着她，无法动弹。李盼思索着什么与美无关的事情，突然意识到，唉，从来没有见过灵在人群中。
后来没有人去吃烧烤，朋友们在路口散开。李盼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今晚没有听到崇明岛的歌。十几年前，当时也在杂志社工作的男友终于决定去英国念书，分开以后，那位老朋友邀请李盼和他一起去崇明岛游泳（他们的文章里就是这样写的）。他们穿着泳衣，又在泳衣外面穿了牛仔裤和T恤，照着那篇杜撰文章的路线。傍晚出发，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又坐了很久的渡轮，真的到了崇明岛。那班渡轮停错了地方，也可能是他们坐错了渡轮，下来以后是无尽的防洪堤。夜晚，确实看得见银河，也有虫鸣。他们脱掉了牛仔裤和T恤，各自穿着泳衣，走过长长的一段路，真开心，真自由。他们希望以后都能这样走。
（封面图来自摄影师Jamie 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