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秋的星期天，吴天微的女友青岫自杀了。

两人曾供职于一个小城市的电视台，分属不同的部门。她比他大几岁。

他认识她的时候，她是收视率第一的新闻栏目的专题记者，形象好，常出镜，小有名气；两年后，由于一些变故，她申请调至次要频道一档二手编辑类狗血情感栏目做编辑，不到一年，就主动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于他，一直服务于一档上不了台面但效益奇好的方言栏目，成天编写那些假装机智幽默实则弱智无聊的垃圾稿件，薪水一年比一年多，人生挫败感却一年比一年强。

星期六晚上，他就跟她失联了。星期天午后，他在城东的湖边公园参加单位的运动会，跟一群资浅同事一块儿，被频道领导安排跑上舞台，扭着屁股扯着嗓子唱《high歌》。

她没来参加运动会。差不多就在他忍着恶心唱《high歌》的当口，她在家里自杀。

星期一上午刚上班，策划唱《high歌》的频道领导，用一个“尼玛”开头的句式，在栏目QQ群里通报了她自杀的消息。

他木偶似的站起来，离开办公室，径直走向停车场，钻进车里，发动引擎，漫无目的地绕城兜。接下来的三天，他一直是懵的，心里应该有悲伤，但感觉不到，强烈的是空虚，空虚到窒息。

第四天，她被化成灰的日子，细雨霏霏，像天在哭泣。他的知觉开始恢复，痛觉野草般疯长。他们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刚刚倒闭，他坐进边上的另一家，写下了第一篇悼念她的文字。千言万语，无非一个“悔”字。

等到时间给了他足够的理智，他可以冷静地说，她的轻生是多重原因促成的——常年体弱多病加失眠、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母亲角色的不适应、父亲遭人暗算入狱、工作的窘迫、舆论的恶意，以及前路的不明等，都是将她推向死神的力。不过，当时他全心全意认定全是自己的错。假如他痛痛快快兑现婚姻的许诺，而不是犹豫不决态度暧昧，她决不至于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写出心中的悔，发在自己的博客上，比起祭奠亡魂，或许更重要的是救赎自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吧，在他看来，这至少是一份权利。谁知，发表那篇悼念文字没几天，顶头上司忽然对他说：“领导认为你应该保持沉默。”

作为经常写写东西的文学青年，他对言论权利是十分敏感的。他不认为单位有权力干涉他的私人写作，于是未加理会，又陆续写了几篇，接着追忆和追悔。

其间，频道分管副总监警告过他两次：“有同事到台领导那儿告你的状，你要当心点。希望你能暂停。”
这有什么可告状的？他感到不可思议。

同时，一些怪现象持续发生。微博上冒出了两拨ID相似的水军，一拨维护死去的青岫攻击他，一拨连他带青岫一起攻击；某个本地颇有人气的论坛上，也出现了侮辱青岫的帖子。

网上纷至沓来的匿名攻击，单位十二道金牌似的禁言警告，落在一颗悲愤的心上，只能激发反抗的动力。
他的思路慢慢清晰起来。他决心趁着记忆还真确，把她的故事完整地写出来。这不仅是一份权利，更是一份义务。生前她幽怨地对他说过好几次：“要是能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就好了。让他们看看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每次都说肯定会写的，但说过就算了，并没有放在心上，就跟别的许多承诺一样。当他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三年的亲密相处使他确信，她是个漂亮单纯的女人，可正因为漂亮单纯，名声一年比一年坏。不少表面跟她推心置腹的女同事，背地里都对她颇有微词。最离谱的是跟他同栏目的小章（曾追求过青岫的一位男同事的妻子），几乎将诽谤与孤立她当作一项重要事业。听说了他跟她的关系，小章立即向他发出警告：“你最好离她远点，否则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他听了好气又好笑。

一些男同事将她视为可以随意染指的女人，想尝试跟她约会。她逐一婉拒，因此在不正经之外，又多了个假正经的骂名。

真正对她构成威胁是曾经的顶头上司——那档新闻栏目的制片人关总。他曾借酒装疯企图侵犯她。她虽得以逃脱，但从此惊惶不安。加之他手握绩效考核的权杖，借以敲打她。她判断这个部门是待不下去了，便在年底竞聘时，逃往了并不喜欢的部门，越发的郁郁寡欢。

天微立誓要把她从层层叠叠的谣言下挖出来，还原她的本来面目，写出她的心灵熄灭史。可是，他依旧顾虑重重，至少在被驱逐前，他没敢道出涉及单位与同事的部分。

2.
为了躲避骚扰，年底竞聘前，他向频道黄总监递了辞职信。黄总好言挽留，说尽管他个性比较强，也有同事到上面告状，但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自己是认可的。他很意外，也有点被感动，就按下了辞职的念头。

不料两个月后，他又坐到了黄总办公桌对面。这次是黄总派人叫他来的。

“路总听说了你的文章，很不高兴。希望你能主动辞职。”黄总说。路总是手握实权的第一副台长。

他愣了一会，说：“对不起，我不能主动辞职。这时候主动辞职，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问题。你们可以违约解除合同，但我不会主动辞职。”

“跟台里对着干是很不明智的。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你以后的路会很难走。”黄总含笑摇头，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对你有合理伤害权。”

他心里咯噔一下，随即被耻辱感充盈。“合理伤害权”这个词严重刺激了他，使他决定硬着头皮反抗下去，坚持到哪天算哪天。

“我不信。”他故作轻松地笑道，“我想试试看。”说着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摆在台面上。

黄总霍然变色：“别跟我来这套！”猛地站起身，抓起他的手机，跟自己的手机一起，放到外间的小会议桌上，回来时脸色已平静如常。

“这是为了建立必要的信任。”黄总说。

此后，黄总又找他谈过几次。每次谈话前，都命他交出手机，跟自己的一起放到外间。最后一次，谈到差不多时，黄总身上忽然传出手机铃声。天微这才发现，原来他有两部手机。

党群办、纪检室、工会等闲职部门的人也陆续找天微谈话，名义上是倾听申诉，实际上无论他说什么，他们都不过大脑，等他说完，立刻机械地要求他辞职，跟坐下之前的立场分毫不差。

几个回合下来，他就心底透亮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事实，也不在乎什么权利，他们唯一在乎的是领导高不高兴。他决不可能动摇他们的立场，但除了一遍遍徒劳的申诉，他别无办法。

持续一个多月的劝辞无效，他们终于祭出了新招。黄总口头通知他停止工作，回家等候发落。
他索要书面通知。黄总说：“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所以不需要什么书面通知。”

他说：“这明显不正常，基于这些天对你们的了解，我有理由担心一旦停工，将来会被诬赖旷工。”
黄总不再睬他。随后他就被逐出了办公室，电脑系统也被锁定了。

停工近二十天后，忽然接到频道办公室主任电话，说黄总找他，命他一个小时到单位。当时他人在外地，便致电黄总，问找他什么事。黄总坚持见面再谈。他说：“如果是宣布罪状，我就不去了，我不想配合演出一出闹剧。”

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如果你不来，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按旷工论处。”
他只好直奔火车站。

小会议室里，黄总、人力资源部骆副主任、党群办舒主任并肩坐在长条形会议桌内侧。

天微坐定后，骆副主任开始宣读解除合同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期间写博客，散布他人隐私，经多次教育，不能认识问题，反而无端影射、攻击单位及其他同事。

他默默听完，无奈地笑道：“亏你们想得出来，全是无稽之谈。”

黄总插话道：“我们不是要征求你的看法，只是通知到你。请你在上面签字。”把那张纸推向他面前。
“我拒绝签字，因为我不认可上面的内容。”
“不需要你认可，签字只代表你收到了通知。”

他们耐心等待着。经过这么多天的拉锯战，他已疲惫不堪，懒得多费唇舌，就签了字。
会议室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总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不服的话，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我会的。”他信心满满地说。

3.
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律师接了天微的官司。天微问能不能赢，律师谨慎地说，他不能打包票，但看不到输的理由。“这个案子太简单了，一目了然，根本没必要弄上法庭，对方应该直接付违约金了事嘛……当然，官司的输赢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就算法院判我们输，也得拿出份说得过去的判决书吧？”

所谓工作时间写博客，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是在搞笑。电视媒体采编部门的工作节奏是很快的，办公环境也十分嘈杂，根本没有定定心心写博客的闲暇。至于无端影射、攻击单位和同事，天微和律师都认为是一句没来由的空话。

唯一似乎可以证明的是散布他人隐私，证据就是天微的纪念文字。对方律师从他的博客上拷贝下来，打印了几十页，煞有介事地做了公证，看上去似乎证据确凿而充分的样子。然而，如果发表纪念亲友的文字可以叫做散布他人隐私，那散文这种文学体裁就不宜存在了，新闻媒体也都得关门大吉。

劳动争议案是仲裁程序前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劳动仲裁委。律师看天微情绪激动，就建议他不用亲自出庭，说他出不出庭关系不大。他答应了。

休庭后，律师告诉他，对方提交的证据，除了他的几十页散文，还有一份工会会议记录，用以证明跟他解约是工会委员们民主讨论决定的，与领导高不高兴没关系。不过这份会议记录上，既没有开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参会人的签字，显然是伪造的。

等待结果期间，律师跟仲裁委通了电话，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对方托人去打招呼，但仲裁委依然倾向于判天微赢，因为对方的诉求和证据实在太扯。

然而，仲裁书下来，白纸黑字却是，他输了。

“怎么会？”他问律师。
“仲裁委说，电视台不能接受败诉。”
“他们不能接受败诉就可以不败诉？”
“嗯，他们势大。”

为了让仲裁书显得好看些，仲裁委通知他们补充证据。代理律师挖地三尺，终于从天微以前的微博里挖出了一条证据：他跟单位综艺部门的女同事小金发生过一次口角。

小金是上文提到的小章的大学同学，跟天微并无交集。她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还是受了小章撺掇，发微博对天微和青岫的感情进行了一通恶毒的点评。有人转给天微看。他瞬间被激怒，随即发了一条同样恶毒的微博还击。

对方律师认定这足以坐实他侮辱同事的罪名，便叫小金悄悄删了挑衅的微博，同时将他的回击微博截图、公证，又叫小金手写了一份证词，证明他一时心血来潮无端攻击自己。

天微的律师指出，这分明是断章取义蓄意陷害，而且电视台在作出解约决定之前，从未提过这次口角，拿休庭后才挖出来的“新证据”来证明几个月前的解约行为合理，显然违背程序正义。

可是，仲裁庭依然采信了这一“证据”。就这样，他输了。

接下来，官司转到法院，区法院的一审、市中院的二审、省高院的再审，通通采信了这一与争端原因八竿子打不着的“证据”。最荒诞的是，在省高院的再审裁定书上，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证据”，竟然成了支持对方胜诉的唯一“证据”。

天微完全猜不透法官的心思。或许法官觉得其他证据比这更扯淡，又或许，其他证据太啰嗦，他懒得看，唯独这个证据，只有一条微博的长度，倒不妨拨冗瞄上一眼。

官司滴滴答答打了两年，天微只在一审阶段参加过一次庭审。那是一场令他目瞪口呆的奇幻之旅。

唯一的审判员始终挂着厌烦的表情，开口便是呵叱，好像每个人上辈子都欠她的。对方律师全程阴阳怪气，左摇右晃，横眉侧目，一副尽在掌握的倨傲，总结陈词时，还撇开官司，以个人身份对天微发起了人身攻击。这番解构主义表演让天微联想到了《九品芝麻官》里跳进跳出的方唐镜，不禁暗叹，原来再夸张的喜剧也有现实原型。

领教过这一回，他就再没勇气踏入法庭了。事实上，一审败诉后，他已不再幻想能打赢官司。坚持打到最后，只是因为，反正律师费已经交了，不打白不打。

4.
打官司的同时，天微开始找新的工作。于是，新的怪事接连发生。

第一年，他换了五份工作，面试的次数更多。有两次面试挺和谐，对方希望他尽早到岗，不料刚准备去上班，就接到电话，告知已有了更适当的人选。

那年年底，他进了一家小型影视公司。老板对他赞赏有加。干了一个多月，休年假，年终奖远超预期。谁知年假最后一天夜里，老板发来微信，吞吞吐吐说了一堆抱歉的话，建议他另谋高就，明天别去上班了。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免于再受辱，此后每次面试前，他都先坦诚相告：我得罪过本市电视台，如果贵公司跟他们有合作，或者忌惮他们的势力，可以到此为止。对方自然不会承认忌惮谁，但确实吹掉了几次机会。

其中有份工作，涉及调动人事档案。他的档案还在电视台的文件柜里锁着，于是硬起头皮联系人力资源部单主任。对方起初一口答应，然而几分钟后又打来电话，说法律顾问交代过的，由于双方官司未了，档案暂时不能还给他。

档案跟官司有什么关系？分明是成心刁难。一怒之下，他跑到市劳动监察支队投诉。办事员当着他面给单主任打电话，以匪夷所思的谦恭语气询问情况，通完电话，严正告诉他，人家的要求很合理。

合理？又是在行使所谓的“合理伤害权”吗？他愤怒到要爆炸。然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无效的。他带着新的耻辱，垂头丧气地走出劳动监察支队，来到闹哄哄的马路上，满眼雾霾腾腾，呆立了许久，不知该往哪边走。

5.
某天，一个跟天微同年离开电视台的前同事，忽然在微信上跟他聊起了前单位这两年的人事变动。他因此得知，容易不高兴的路总已经升了正台长，对“合理伤害权”有研究的黄总监升了副台长，而企图侵犯青岫的制片人关总，则升为排名第一的中层领导，负责全媒体新闻体系的运作，可谓执全城舆论之牛耳。小城更小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天微自然很不愉快，一些更不愉快的记忆又一次蹿上脑际。

那天上午，在单位里一个僻静角落，青岫痛哭失声地告诉他，昨天夜里险些被关总侵犯。
他无比惊愕，继而怒不可遏，拉着她就要去找台领导举报。

她痛苦地摇着头说：“没用的，他是青年才俊，台长跟前的红人，而我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你说台长会向着谁？弄不好会被他反咬一口，说她勾引他不成，就往他身上泼脏水。”

他不信，说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证人在。

前一天晚上，关总带着她，还有几个骨干记者，去跟某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吃饭。宴席结束，他们坐一辆小巴回单位。大家都一身酒气，她闻着作呕，便独自躲到最后一排，不料给了关总可乘之机。他借着酒胆挤到她身旁，上下其手并企图强吻，还好被她拼尽全力推开了。

他问：“一车的同事，难道没有人替你作证吗？”
她说：“他们当时全都假装喝醉了，睡着了，没一个过来帮我的，还能指望他们出来作证吗？”

他想了想说：“那我们去报警，去法院起诉……”
她啜泣着说：“这两年，我一直在跑政法条线，我比你了解他们，没用的。”

“那只好认栽？”他逼视着她厉声问。
她没有吭声，但通过她的眼睛，他看见她在心里点了头。
但他依旧不信。他执拗地要去举报，直到她以分手相要挟才作罢。

一年后，她没了，紧接着，轮到他被驱逐。在被劝退的车轮战中，他终于坐到了纪监室主任面前，作为一棵待拔的稗草。

他借机举报了一年前的事情，并告知有好些同事在场，不妨逐个问问。

纪监室主任沉思良久，神色凝重地警告他：“记住，你刚才所说的话，不可以出这个房间，不可以让第三个人听到。”
后来就是打官司，发生种种怪事……

有时候他在路上走着，一个恍惚，望见青岫就站在前方的路口，穿着她最喜欢的曳地长裙，在等绿灯过街，发现他看见了她，刹那消失不见，然而却有一个极近的声音飘进他的耳朵，是她的声音。

“现在信了吗？”她幽幽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