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没想过，像我这样一个穷鬼，居然能和土豪成为朋友，还是住在非洲的中国土豪。
那时正值津巴布韦热季，城中紫薇花开得异常绚烂，从哈拉雷机场去往市区的路上，两边似有高高的火苗在跳动。在北京看花的机会很少，如今满眼都是姹紫嫣红，不禁身心飘忽，仿佛藏区的人一到平原就难免醉氧一样。我找一处车少人少的地方坐定，将画夹立在大腿上画起速写，肚子饿了就从背包里拿出豆干充饥。正入神时，身后一人突然用中文问道：“能给我一块尝尝吗？”
我回过头，身边早已围了三三两两的闲人。离我最近的是位中国男子，约莫四十岁，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往脑后梳着。他拄着一根细细的铝合金手杖，走路时右脚一跛一跛的。
我从包里掏出一大把豆干递过去，他倒也不客气，全都接了过去丢进公文包里，随后拿出一个，小口小口地咀嚼。他眼睛半眯着，腮帮子有节奏地运动，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才依依不舍地将包装袋丢进了垃圾桶。我饶有兴趣地打量他吃东西的模样，干脆收起画纸，与他攀谈起来。
男人姓楚，来津巴布韦二十多年了，已经五十岁，但皮肤干净，发丝茂密，还俨然是个壮年人的样子。他在哈拉雷拥有一间中餐馆、一家赌场和一个专门服务中国游客的旅行社，是名副其实的富人。
大概见我也是中国人，且模样实在落魄，楚老板便邀我去中餐馆共进午餐。我大方答应，收拾好东西，上了他的黑色小轿车。在非洲旅行的日子，我省吃俭用，瘦成了一根麻杆，头发老长也舍不得去理发店修剪，索性在脑后扎成马尾，也算有个街头画家的模样。如今有大款请我吃饭，而且是中餐，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贫穷将我逼成了厚脸皮。
中餐馆叫“楚人酒家”，共三层，装修老气，墙壁泛黄，想必有些年头了。我们在一个小包间坐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叫小丽的中国女孩。她大概二三十岁，皮肤晒成了浅棕色，宽大的连衣裙下，小腹微微隆起。楚老板说，小丽主要帮他打理赌场的生意，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了，她出国前在新东方当老师，与津巴布韦留学生John相爱后，就辞掉了工作，为爱情远走他乡，如今就快生宝宝了。
才三个人，后厨却准备了丰盛的菜肴，穿着唐装的黑人服务生忙里忙外，把一张圆桌摆得满满当当。这里的中餐做得极为地道，我吃得满嘴流油，楚老板却好像没什么胃口似的，只顾低头嚼着我给他的豆干，花花绿绿的小包装袋在白瓷碟子里堆成一座小山。“你是不知道啊，豆制品在非洲奢侈得很，这边不产大豆，有些中国人自带大豆和豆腐机过来，但做出的东西供不应求。”楚老板愈发细嚼慢咽起来，舌尖仔细扫过每一道牙缝，“这么多年了，真是做梦都馋麻婆豆腐啊。”
酒足饭饱后，我摸着圆滚滚的肚皮，站在窗边打着长长的饱嗝，窗子正对着餐馆前的小院，凤凰花和鳄梨树生得繁荣滋茂。阳光明晃晃地从云中垂下来，地上摇晃着轮廓不清的影子。这一刻，我心生依恋，当下决定放弃之后的行程，在津巴布韦多住上一些时日。但囊中羞涩，只好嬉皮笑脸地问楚老板，能不能让我在他的店里打些零工换旅费，边问边把包里剩下的豆干全推到了他面前。楚老板把豆干拨拉到公文包里，爽快答应下来，还让我晚上睡到二楼最大包间的沙发上。该包间可容纳二十人，平日很少用到，沙发拉开后就是一张单人床，真是十分奢侈了。至于工资，和店里其他伙计一样，每天结算一次。
楚老板给员工发薪水的场面相当有趣，餐馆打烊后，他就站在正门口，手里拿着一摞现金，每离开一位员工，便递一张钞票到人家手上。付完钱，还不忘拍着员工的肩膀鼓励道：“明天一定要来工作哦！”我说为啥要搞得这么麻烦，像国内那样每月结一次月薪不就得了。楚老板叹了口气，咬牙说道：“你以为我想这么麻烦吗？还不是因为非洲人太随性了！要是一口气给他们发一个月的薪水，保准他们一个晚上就在酒吧和赌场里花个精光，连第二天上班的公交钱都掏不出来了！我发日薪，这点钱能保证他们每天的生活，又不至于让他们去娱乐场所装阔气，这样便都来给我乖乖上班了。”
楚老板不只对我热情，对所有来哈拉雷的中国人都热情洋溢。但凡忙得过来，他都会亲自给中国旅游团当导游，细心讲解，忙前忙后。他永远精力充沛，工作时的那份激情连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望尘莫及，尽管跛着一只脚，但他拄着那根细细的铝合金拐杖，手舞足蹈，左挪右拐，倒也十分轻巧灵敏。晚上回到中餐馆后，若看到哪个包间里有外派的中国员工在办生日宴，他一定会慷慨地送酒送菜，再和他们喝上几杯。他曾训练店里的服务生用中文唱“祝你生日快乐”，但毫无中文基础的本地人发音古怪，场面一度冰冷尴尬，便只好作罢了。楚老板非常热爱津巴布韦，言谈之间总是喜欢将“我们津巴布韦”几个字挂在嘴边，仿佛除了一身黄皮肤外，每一个毛孔里都盛满了非洲大陆的气息。“我们津巴布韦的冰淇淋可好吃了，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津巴布韦人非常淳朴友好，大家尽管放一百个心！”“我们第一夫人年轻时那叫一个漂亮，老总统真是有眼光啊。”
二
我通常中午在餐馆帮忙，下午没什么客人时就背着画夹在市里闲逛，等到太阳落山，估摸餐馆里的人多起来，再赶回去帮着点菜收钱。那些日子，我常去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转悠，虽叫国家美术馆，却仅两层楼高，分成五六个展厅，远比不上北京那些大气磅礴的博物馆。但展馆闹中取静，装修也算雅致，一楼展出一些大家之作的复制品，二楼则是一些本土画家的画作。有一天我带着速写本在美术馆里找灵感，恰好遇到二楼正中的展厅在筹备新的展览，一位印度男子正跟着工作人员忙前忙后。见到我这张亚洲面孔时，他停下手里的工作，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你知道甘地吗？”他二三十岁，身材矮矮胖胖，头发软塌塌地贴在脑门上，两撇小胡子往外翘着，像极了好莱坞喜剧里的配角演员。我操着磕磕绊绊的英文说：“知道啊，他在中国也很有名。”印度人一下高兴起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是来自印度的画家，正打算在这里举办甘地主题的个展，如果我有空的话请一定来看。他指着我手里的速写本问道：“你也是来这里办展的艺术家吗？”我脸一下红了起来。
我暗自苦笑，如果能办一场画展，哪怕是在这样小的美术馆里，也会心满意足吧。今年生活极为不顺，年初父亲病危，我的飞机因为大雪被困在机场十几个小时，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回北京不久后，苦撑了三年的美术工作室也终于关了门。紧接着，女朋友和一个开奥迪的哥们儿好上了，连分手都是用微信通知我的。我躲在出租屋的厕所里抽了三天烟，青色的烟雾扭动着浮到半空，呛出了一脸的鼻涕眼泪。我退掉了房子，家里的东西能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扔掉，然后带着很少的行李，以埃塞俄比亚为起点，一路向南晃荡到了津巴布韦。用文艺青年的话讲，这叫自我放逐；用我的话来说，这叫穷途末路，听天由命吧。
当晚在餐馆吃饭时，小丽的老公John也在。他身高少说有一米九，脸庞方方正正，一丛小脏辫朝四面八方支棱着。John本名不是John，是他本民族的一个名字，写出来是很长一串字母，发音时仿佛有只松鼠在嘴巴里跳动。别说其他人，就连小丽都叫不出他的本名，因此他逢人便只用英文名来介绍自己了。John在沈阳留学多年，一口东北话惊艳四方，听我无意中说起在美术馆与印度人的偶遇时，他眼前一亮，“我叔叔生前在津巴布韦是著名画家，美术馆里现在还在展出他的作品呢。”我问他叔叔叫什么，他又报出了一串发音奇特的名字，我满头雾水，自是无从知晓哪幅画是叔叔的杰作了。楚老板沉吟半晌，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认识一些美术馆的人，说不定真能帮你在这儿办成一场画展！”他和John把我的速写翻得哗啦作响，发出起起伏伏的惊叹。对于这些话，我自是没往心里去的，且不说他们津巴布韦人夸人不打草稿，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再小也是国家美术馆，我们不能这么看不起人家啊。
楚老板虽常邀请中国人来餐厅大快朵颐，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他从未邀请谁去过他家里，连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的小丽，也不曾知道他家里的模样。有那么几次他喝醉了酒，朋友将他一路搀扶回家，结果离家还剩几百米时他猛然清醒过来，拼了命也要自己走回去。还有一次楚老板急着去机场接一伙商务考察团，偏偏公文包落在了家中，他宁可连闯三个红灯，再逆行一整条街赶回家中取，也决不肯让当时就在附近的小丽帮忙送来。小丽说除了他家中的两个保姆，就只有楚老板的舅舅去过他家了。
也许这个所谓的舅舅，就是楚老板在津巴布韦唯一的亲人。他时常去舅舅那里喝茶，去之前务必要换好笔挺西服，挑一方真丝手帕小心折好塞进上衣口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玲珑剔透的牛角梳，对着镜子将头发理得纹丝不乱。一切准备就绪后，再从柜子里翻出一包上好铁观音，亲自驱车拜访。“他舅舅肯定是个特别严肃的人。”目送楚老板离开后，我趴在收银台上和小丽闲聊。“楚老板非常敬重这个舅舅，若没有舅舅，他绝不会过上今天的生活。”听小丽讲，楚老板年轻时在一家国有木材厂上班，是名普通工人，有天上班时被滚落下来的原木砸到了腿，从此就留下了残疾。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厂也只给一点工伤补贴，他心一横，干脆带着全部家当来到津巴布韦，投靠了当时在哈拉雷投资建鞋厂的舅舅。那时津巴布韦刚独立十几年，政局稳定，贸易开放，对投资者来说简直是块肥肉。楚老板来了后，先是在舅舅的鞋厂帮忙，等赚了一些钱后就壮着胆子离开鞋厂，开起了餐馆和赌场。除了津巴布韦前些年的大通胀让人有点头疼，楚老板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近几年到非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他又抓住商机，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小丽也是这个时候嫁到非洲来，成为了他的员工。
除此之外，我们对楚老板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甚至不知道在国内他是否还有亲人联系着。他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神采飞扬，有那么几次，旁人有意无意问起他的家人，他都是熟练地岔开话题，滔滔不绝讲起了他在非洲的创业史。我猜这样充满激情的生意人，大概无暇向往冲淡平和的家庭生活吧，婚姻之于他来讲，说不定也是累赘。直到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跟我们说，他在国内读大学的儿子放寒假了，打算来非洲看他。我和小丽惊得松掉了下巴，这才知道原来他曾结过婚，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儿子。
之后几天，楚老板一有时间就在网上浏览国内新闻，看时下最热的偶像剧，听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年轻歌手。他甚至找小丽帮他恶补口语，“在非洲待了太久，说英语都是本地味儿了，不如国内年轻人说得漂亮啊，听说现在的孩子还挺在乎口音的。”
我从未见他如此紧张过，那副谨小慎微又兴高采烈的模样，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我不由得心里一酸，趁着餐馆不忙，便背着画夹去查庞古石雕公园散心。
公园过于简陋，无人修剪的草木野蛮生长着。草地上随意摆着大大小小的石雕，有人物，有动物，有抽象派，也有写实派。石雕艺人们穿着粗布工作服，各自占据公园一角打磨原石。这里大概聚集了十几名手工艺人，年轻的仅二十岁，最老的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征得了老者的同意后，我坐在树下，调整好位置，画起了刻石雕的老人。怎知铅笔一落到纸上就不听使唤，每一笔下去，画的不是眼前人，根根线条勾勒的全是已故的父亲。手指的关节，头发的弧度，皮肤的纹理，衣服的褶皱……我一路画上去，那些微小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格外清晰起来。最后铅笔停留在人物的脸上，我画了画眼睛，感觉不大对劲儿，便用橡皮擦掉了，又画了鼻子，还是觉得别扭。再去记忆里寻找，在成堆清晰可感的细节里，父亲的脸竟然变得如此模糊，模糊得好像是混进一桶水里的一滴颜料。我久久地盯着这幅没有五官的肖像，最终扣上了画夹。
凉风在一座座石雕摆件中穿梭来去，猛一抬头，才发现紫薇花已凋谢了大半。不知不觉，我来到这个国家已经一个月了。
三
第一次见到楚老板的舅舅，是在他的受洗仪式上。这位老人七十多岁了，高高瘦瘦，后背挺得笔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他身子很虚弱，不时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但说起话来惜字如金，铿锵有力，一双漆黑的眼睛焕发神采。楚老板站在舅舅身边，目光始终收敛着，身体好像凭空缩减了一号。舅舅瘦长的手指握住楚老板的一只手腕，叹道：“老了，要给自己找个归宿。”
牧师念起经文，一手捧圣经，一手沾了圣水往舅舅的额头上洒去。教堂内一片肃静，窗外的阳光一点点隐去，没多久外面传来了淅沥沥的雨声。明明天气还热，雨季却提前来了。我愣愣地站在一旁观看点水礼，双手老老实实地垂到身侧，再看楚老板，他的眼睛亮亮的，仿若云层中似有若无的光。
我们都没带伞。舅舅由一位黑人保姆搀着，走在最前面。楚老板拄着手杖，紧随其后，皮鞋“嗒嗒嗒”踩进小水坑里，西裤上挂了两排泥巴。走到停车场时，楚老板接起电话，“嗯”“啊”几声后，他用中文说着“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黯淡，眉眼里生出疲惫的神情，雨水从头发里渗出来，滑过额头和鼻梁，一直流进嘴里。
“你们打车回餐馆吧，我有点事，不过去了。”楚老板冲我们摆摆手，身体跌进车内，“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这一天，楚老板果然没有出现在餐馆，晚上打烊时，我从收银台里数出一叠现金，站在门口给下班的员工发工钱。我随口问一个年轻服务生：“你们怎么不骑自行车呢？哈拉雷交通多贵啊。”他冲我一笑，两排洁白的牙齿在月光下亮闪闪的，“有买自行车的钱不如喝酒。”
待所有人离开后，我锁好收银柜，依次关掉房间的灯，回到大包间准备睡觉。刚刚躺下，楼下就隐约传来了沉闷的脚步声。
咚。咚。咚。
我“腾”地坐直了身体，心脏怦怦直跳，手慢慢探到包里去摸削铅笔的刀——这是房间里唯一的武器。来者何人？是贼吗？按理说哈拉雷治安不错，何况我已锁好了全部门窗。难道是排华分子？最近赶上津巴布韦大选，街头偶有闹事的，如果真想搞个大新闻，绑架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游客真是最好不过。
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胡思乱想，额角的冷汗流下来弄得脸颊痒酥酥的，却也不敢伸手去擦。脚步声逐渐逼近，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中的美工刀。
“吱嘎——”门开了，灯随之亮了起来，楚老板斜倚门框，仍穿着白天的那套灰色西服。他把一瓶五粮液拿到眼前晃了晃，“你还没睡吧？陪我喝两盅。”
我哪里还睡得着，困意早被吓到了九霄云外，便去厨房找了两个小白瓷杯，把酒满满地倒上。楚老板拿起一杯一饮而尽，也不逼着我喝，拽过酒瓶又给自己满上。“我儿子不来了，改主意去日本了。日本有啥好玩儿的，跟中国关系又不好，我们津巴布韦跟中国关系才叫好呢……”他拉开了话匣子，喝酒后语速比平时还要快上一倍，茂密的头发由于疏于打理正胡乱招摇着。
“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他突然把脚架在茶几上。。
“听小丽说，是在木材厂上班时被木头砸的。”
“你只说对了一半。”楚老板踢掉皮鞋，盘腿坐到沙发上，拿起酒杯呷了一口，“92年的时候，不少员工下岗了。那段时间，厂子里里外外不得安生，有拉横幅喊冤的，有跑大门口静坐的，还有抱着孩子到厂长办公室闹的。有天晚上我值夜班，隐约感觉外面有动静，就打着手电出去看，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就往回走。但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总感觉有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慢慢抬起头，用手电往上一照，差点尿了裤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不久前下岗的女同事，就吊在院里的老树上，眼睛爆出来，舌头伸得老长！我吓得喊都喊不出来，连滚带爬往外跑，谁知道有堆原木没码扎实，我靠在上面喘粗气时，最上头那根木头滚了下来，正正好好砸在我的腿上。”
我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地握住了面前的酒杯。这个晚上，楚老板跟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直到酒瓶见了底，天边亮起一层微光，他才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那根细细的铝合金手杖就安静地立在门后，反射着窗外柔和的太阳。
四
楚老板养伤三个月，原来的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厂就发了他一笔工伤补贴，给他换了个闲职。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再迈进厂子一步，出门办事如要路过木材厂就一定绕着走。远在非洲创业的舅舅就在这时给他们家寄了一封越洋信，说是生意做得不错，只是缺少可信赖的人手，若他们之中有人愿意来帮忙，真是最好不过。楚老板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国企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下岗潮后还能留在原职，基本就算是铁饭碗了。非洲太远，语言又不通，听说传染病还泛滥，谁愿意放弃安稳的生活跑那么远找刺激呢？那封信被压在了电视下面，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楚老板没忘，他反反复复琢磨了好久，又找来介绍非洲的书报研究，越想越兴奋，终于一拍大腿，辞了工作，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津巴布韦投靠了舅舅。
楚老板一到津巴布韦就去鞋厂上班，每天忙得昏天黑地，逐渐疏忽了妻子的感受。妻子没有熟人朋友谈心，心中难免憋闷，再加上不会英文，看不懂当地电视和报纸，便更是百无聊赖。她起先只是唠叨几句，怀孕后得了抑郁症，脾气就变得越发阴郁暴躁。她整日念叨着想回国，想回娘家，楚老板只得安慰她：“现在事业发展得这么好，再委屈你等等，等赚了钱，咱们风风光光地回去。”
他的儿子是在半夜出生的，比预产期早了一个礼拜。那天晚上，妻子从睡梦中疼醒，一脚一脚踹到楚老板身上。楚老板给急诊室打完电话就载着她直往医院驶去，一路上脚踩着油门几乎未曾松开。然而到了医院，上上下下不见一个大夫，只有值班的小护士和保安手足无措地望着他们。在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中等了一个钟头，几个医生才匆匆赶到，他们没穿白大褂，没戴消毒手套，直接用担架把妻子推进了生产室。
尽管哈拉雷是首都，当时的医疗条件也绝不敢恭维。所谓的生产室，不过是一个连氧气和消毒装置都没有的狭窄房间。楚老板的妻子躺在床上，五官痛得挤到一起，汗水透过衣服打湿了身下的床单。医生护士们手忙脚乱地分工协作，两人负责固定她的双腿，一人负责握住她的手，剩下一人负责用英文喊“加油”。
所幸妻子身体素质不错，胎位正常，分娩过程中没出什么岔子。楚老板坐在产妇床边，把肉乎乎的小婴儿抱进怀里，不知道为什么，眼里空空的，心里也空空的。
自打儿子出生后，妻子念叨得更厉害了。她说这破地儿有什么好，要不是老娘运气旺搞不好就一尸两命了。她说自己妈妈一直盼着抱孙子，结果现在孙子出生了老人家一眼都没看到。她说这鬼地方连豆腐都没有，想吃个葱烧豆腐比吃皇帝的御膳还难。
楚老板不是没动过回国的心思，他也想念兄弟姐妹，想念街坊朋友，想念家里的葱烧豆腐。只不过在津巴布韦待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恐惧回国这件事，有时候闭上眼回想在国内的日子，脑海中就突然冒出一具挂在树杈上的女尸，明明一点风都没有，那尸体却在头顶晃来晃去。月光照在尸体上，脸是惨白惨白的，舌头却是紫黑紫黑的。他吓坏了，拼了命想逃跑，但周围全是垒砌好的原木堆，粗大的木头从四面八方滚落下来，他无论如何都跑不掉。
他实在听烦了老婆的念叨，就开着新车去兜风。夜幕下的哈拉雷活力四射，酒吧和赌场内外聚满了消磨夜色的黑人。这个城市的人民好像没什么烦恼似的，不论是年轻小伙子还是耄耋老人，都可以为了酒精、舞蹈和纸牌熬红了眼。他一路开过去，路过鞋厂和刚装修完的中餐馆时，打开车窗，让晚风灌进来，心中似乎一下子被填得满满当当，仿佛这座美丽的小城里有他创建起来的王国。他把车停在一家酒吧门口，径直走了进去，将厚厚的一沓钞票丢进酒保怀里，用英文嚷道：“今晚的单我都买了！”一时间欢呼四起，男人纷纷举起杯子簇拥到他身边，女人则扭动着肥大的屁股贴在他身侧。他捉过一瓶冰镇啤酒，扬起脖子一口气喝干，绵密的啤酒泡沫从他嘴角流下来，浸湿了胸前的领带。那一刻，俗艳的灯光在他头顶闪烁着，他真的变成国王了。一位黑人男子碰了碰他的酒杯，勾着他的肩膀说道：“哥们儿，你是津巴布韦兄弟。”他迷迷糊糊地回应着：“我是津巴布韦兄弟，津巴布韦万岁。”
儿子长到四岁时，妻子终于停止了念叨，她跟楚老板提出离婚，带着儿子回了国。楚老板倒也没多做挽留，给了妻子一大笔钱，将他们一直送过了海关。
他变得更加繁忙了，做火了中餐馆的生意后，马上又开了一间小赌场。他偶尔和儿子通一次电话，每次都要仔仔细细算好时差，把手头的工作全部安排出去后，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和儿子说话。但总是说着说着就突然冷了场，电话两头都是一阵令人焦虑的沉默。儿子年纪越长，这个冷场的时间就变得越长。渐渐地，他连电话也不怎么打了，有时心血来潮写封越洋信件，也不过是“好好学习，听你妈话”之类的老生常谈。
他这些年也回国过几次，大多是谈生意，谈完后就匆匆离开。正经八百的探亲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父亲去世时，第二次是在母亲去世时。兄弟姐妹自然待他是热络的，儿子对他的态度也谈不上冷淡，但他隐约感到，这些亲人的热情里藏着一股子客气。这客气让他难受，让他觉得自己跟他们特生分。于是他便尽量不回国了，再想念也不回去。那份客气，可比乡愁伤人多了。
五
楚老板毕竟是楚老板，儿子去日本的事让他失意了一阵子，但他立马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并嗅到了新的商机。
那晚餐馆接待了一个来非考察的中国团队，据说是某省商务厅派来的。楚老板大摆宴席，甚至把偷带出国准备留给自己解馋的东北大米都拿了出来（注：中国不允许出口大米，只能偷偷夹带）。席间觥筹交错，全桌人喝得满面潮红，半真半假地称兄道弟起来。
“吕总，你们建筑行业在非洲这片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我敬您一杯，以后有能帮上忙的地方，一定记得我。”
“林总真是太客气了，要我说最有可为的是你们影视行业啊。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多火，我们这些老古董眼红还来不及呢！”
“对对，现在有点钱的都投资拍电影了，要不吕总，咱哥俩也凑点钱，投个电影玩玩儿？”
楚老板坐在这些人中间，好像一下子走了神，筷子戳到米饭里半天没吃上一口。他的眼睛晶亮晶亮的，一如我在受洗仪式上见到的那样。送走客人后，楚老板把小丽叫到身边，兴奋得双手在胸前乱舞，“小丽，你说我拍个电影怎么样？就在咱们哈拉雷拍，以你和John的爱情故事为原型来创作，保准又猎奇又感人！正好我跟电视台的人挺熟，到时候找他们策划一个选秀节目，先海选出一批小演员看看，现在国内选秀不是很火吗？”小丽笑了笑，眼神却闪躲到了一旁，她轻轻地说：“老楚，你得给自己找个伴儿了。”
小丽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意味深长，但楚老板显然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他就忙着找电视台的人商量选秀的事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筹备去维多利亚大瀑布写生。
之后的几天，楚老板每天都在餐馆留到很晚，让我陪他看些国内的选秀节目，我对综艺向来不感兴趣，加上心里一直在惦记写生的事，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他的问题。楚老板倒是格外认真，用钢笔在小本子上记笔记，写策划案，蓝黑色的墨水总是不小心弄脏了袖口。我注意到，他那支钢笔竟然是“英雄”牌的。
我从未怀疑过楚老板做事的决心与行动力，但选秀乃至整个电影计划还是夭折了。他接到舅舅去世的消息时，脸色陡然变得苍白，双手不听使唤地发抖，那根纤细的铝合金手杖也随之颤着，碰到地面时发出不规则的声响。他连西装外套也没穿，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门。
舅舅是肺癌去世的，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自知生命无多时，选择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葬礼是典型的基督徒葬礼，就在他受洗的那个教堂举行，棕红色棺木上摆满了各色鲜花，细如蚕丝的雨落下来，花朵更显娇艳。然而放眼远望，墓园里一片苍翠，哈拉雷的花已经全部凋谢了。
楚老板从始至终不发一言，他走到棺材前，从兜里掏出牛角梳子，手指哆嗦着，一下一下把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最后把梳子轻轻搁在棺木上，又退回到人群里。我是从这一刻起，才觉得楚老板不再年轻了。他两鬓的白发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细细的皱纹从额角蜿蜒到鼻翼，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仿佛一身的活力都被泻走了。
这一晚，我、小丽和John一直陪在楚老板身边，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满屋子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潮气。楚老板握着小丽的手，说起话来又轻又慢，“小丽啊，整个津巴布韦，我就只有你一个可依赖的人了。”小丽回头望了一眼John，嘴角抖了抖，两只手从楚老板的大手中抽出，又转而握住了楚老板的，最终还是开口道：“老楚，我预产期快到了，想回国生。生完孩子后，我和John就不回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签证也办好了，以后孩子有我妈帮忙带，国内的教育也好一些。”
楚老板猛地甩开小丽的手，这一甩，好像伤了元气似的，剧烈地咳嗽起来，边咳边吼道：“你们一个个白眼狼！当初你非要来这儿，是我帮你办的工作签证，是我发工资养活你！咳咳，现在你说走就走！”斥完小丽，他突然又转头看向我，“你也要走了是不是？”我支支吾吾道：“我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走吧！整个津巴布韦，流水的华人，铁打的我！都走吧，把我自己搁这儿挺好！”他用铝合金手杖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等骂够了就扭过头去不再睬人。
第二天，我坐飞机去了瀑布城，小丽开车送我去的机场。我说楚老板貌似受了不小的打击，留他一个人没事吗。小丽反问我：“你觉得老楚那样一个人，会有事吗？”
我在瀑布城住了很多天，白天去景点拍照取景，晚上回酒店再对着照片临摹。由于是雨季，瀑布水量极大，磅礴的水流从百米之高流泻下来，山谷轰鸣。不知是否是出于维护生态的考虑，悬崖边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石头湿漉漉滑腻腻的，观赏得忘情时，双脚就慢慢探到了悬崖边缘，脚底一打滑，惊出一身冷汗。再往下望去，巨大的水柱直冲向谷底，碎成满山满谷的银白水花。
接到小丽的电话时，我耳边全是瀑布撞击山崖的轰鸣声，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她说楚老板病了，希望我出境前再见他一面。我退掉酒店，换成当日下午的航班，又回到了哈拉雷。
小丽开车载着我一路从机场往市郊驶去，我这才得知楚老板患了急性胃出血，目前已没什么大碍，刚刚出院回家休养。三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了郊区的一栋别墅前，院子不大，种满了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白色小洋楼在一片翠绿的掩映下，静谧而雅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楚老板家，进门前难免有些犹豫，“他不是不让别人来他家吗？现在能进去了？”小丽推着我一直往里走，“都这时候了，没那么多规矩了。”
我踏进玄关，一股沉香的气味袅袅迎了出来，再环视四周，心头微微一震。这栋典型的欧式洋楼，内里却被楚老板填满了中国元素。墙上的水墨画一幅挨着一幅，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密集得几乎令人产生压迫感。但大多算不上佳作，不过是90年代国内寻常百姓家用来装饰墙壁的廉价仿制品罢了，有俗艳过头的牡丹争艳图，有动作千篇一律的骏马图，甚至还有古板的财神爷画像。这些画悬在我的头顶，在地上投下深浅不一的影子。
卧室在二楼，我们沿着楼梯走上去，偌大的书架嵌在墙壁里，上面毫无章法地堆满了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有青花瓷，有玉器，有紫砂壶，还有一些仿制技术拙劣的线装书。它们虽然摆放凌乱，却纤尘不染，阳光照在书架上，白瓷和玉器在墙上反射出白亮的光斑。
楚老板躺在一张梨木大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脸颊凹陷，像是被直接削去了两团肉。我扶他坐起来，递了杯热茶给他，手放到胸前保证道：“你放心，我回国后也不会忘了你。你如果来北京，我请你吃全豆腐宴。”楚老板笑了笑，头发垂到眼睛上，“唉，小郑，我还欠你一场画展呢。”
我终于没能在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办一场自己的展览，但是离开的前一天，楚老板和John联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园，把我的画作用不干胶和大头针固定到了树干上。那天气温又降了几度，行人大多行色匆匆，只有三两个闲人驻足观望。后来起风了，树叶不耐烦地抖了又抖，我们又手忙脚乱地赶在下雨前把画收了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画展，真是狼狈极了。
在哈拉雷机场，我与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们一一惜别，直到过了安检口才敢红了眼眶。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我只好把箱子拖到人少的地方，重新规整一番。然而我把箱子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没能找到我在石雕公园为父亲画下的那张无脸肖像。是昨天开“画展”时被风刮走了吗？还是楚老板偷偷藏了起来？我无从知晓。
结束非洲的旅行后，我回国找了份工作，一边赚钱一边苦练画艺，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再办一场真正的个展。就这样，日子在忙碌中度过，我的发际线也向后移了几公分。起初我和还楚老板保持着邮件联络，得知他又开了一家华人超市，“楚人酒家”也要去赞比亚开分店了，但最终我们还是在时间的海洋里消散。直到五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楚老板竟然再婚了！他在邮件中写到，他皈依了基督教，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新婚妻子就是在教会认识的，是本地姑娘，比他小十几岁。
邮件附了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上他们身穿红色唐装，并排坐在楚老板家中的梨木床上。女人皮肤黝黑匀亮，两排白牙齐齐整整，稀疏蜷曲的头发柔顺地贴在头皮上。楚老板的头发依旧梳得纹丝不乱，两鬓的白发也染回了黑色，他搂着妻子的肩膀，笑得牙龈都露了出来，但眉梢嘴角却找不见一丝皱纹。
我发现，楚老板又年轻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