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的老家湖南，春天要来得比广东晚一点儿。

印象中，老家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清明的到来才开始变得声势浩大。清明前后，春阳和熙，春雨飞洒，我们走在明媚的春光中，提着纸钱炮仗，去后山的祖坟扫墓。

我从小就喜欢清明节，二年级学了一首古诗叫《清明》，老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我们跟着摇头晃脑地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小小的我念得兴味盎然，总是把最后一个字的音拖得很长。

老师说诗是用来念的，不是用来唱的，老师还说这是一首很感伤的诗，你们要念出“断魂”的感觉来。

老师说得总没错，可是我们照样把这首诗念得喜气洋洋，每一句后面都拖着长长的尾音。我弄不明白，清明时节下的雨又不是特别讨人嫌，那些路上行人为什么要“断魂”呢？

在我印象中， 清明是一个毫不感伤的节气。小的时候，每年清明，爸爸妈妈都带我去山上扫墓，我们叫“挂青”，对于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啊，可以放鞭炮，可以在草地上打滚，偶尔还可以吃到给先人们准备的桐叶粑粑。

每次去的时候，爸爸都要用锄头把坟前的草刨刨，妈妈忙着挂纸幡和烧纸钱，我呢，不是在草地上蹦跶，就是在编花环。

等到我玩儿得差不多了，爸爸就会叫我：“过来拜下你太婆和爷爷。”

两座低矮的坟里，睡着我的太婆和爷爷。从我懂事以来，他们就睡在这里，不知睡了多少年了。坟前有两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我知道爷爷叫于大贵，可是我不知道太婆叫什么，坟上只是刻着“于门申氏”四个字。

妈妈问我：“你还记得你太婆吗？”

我使劲点了点头。我的爷爷，在我爸爸还只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我的太婆，我倒是见过的，她曾经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寿星，一直活到我六七岁才过世。

妈妈往太婆的坟前放了一碟桐子叶粑粑，叹息着说：“你太婆是个苦命的人啊。”

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苦命，就像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断魂”，比起太婆的命运来，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吃桐子叶粑粑。

我出生的时候，太婆已经很老很老了。我有关她的记忆并不多，关于她的故事，是妈妈后来断断续续告诉我的。

2

我不知道太婆叫什么名字。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都叫她七太婆。还没那么老的时候，大家叫她七奶奶。人们对她的称呼始终和她的男人绑在一起，不去理会那个男人在她生命中其实只占有很少的分量。

在太婆还被叫做七嫂的时候，她的男人就被抓了壮丁。说抓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是他主动顶替哥哥进了国民党部队。

我的太公，年轻时候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听村里人说，他长得高高大大，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力气，可就是懒得干活，整天叼着个烟筒在村子里游荡，见到哪里有打牌的就凑过去，地里的草老高了也不会蓐一下。

太公的父母很不喜欢这个儿子，替他娶的媳妇一进门，就赶紧张罗着分了家。小夫妻俩分得草屋两间外加破锅一个，两人在家徒四壁的草屋里抱头痛哭了一夜，年轻的太公发誓从此以后要勤快做人。第二天一起床，太婆在家照看孩子，让他去摘黄花，到了中午还没见他回来，找时发现又在村头看牌呢。

太婆顶着日头去摘黄花，手再怎么快也赶不及在黄花没有开放前摘完，太阳越来越毒，满地的黄花都开了（黄花菜开了后就不能吃了），太婆憋着一口气，还是都摘完了。

回到家里，看见丈夫正坐在床上抽烟筒，家里冷锅冷灶的没有一丝暖气，见她回来了，他还说：“黄花都开了，还摘回来做什么？”太婆按捺不住，一背篓黄花兜头砸在了他身上。夫妻俩从那以后就争吵不断。

就这样过了两年，内战越演越烈，国民党边撤退边到处抓壮丁。村子里一时人心惶惶，后山的山洞顿时热闹起来，做母亲的想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想把丈夫藏起来，倒是太公一点都不怕，照样在村子里溜达。

太公家有好几个兄弟，其中有个排行第五的弟兄在田间锄草时，就被部队的人看中拉到镇上去了。同村的人前来通报时，太公的妈妈急得哭了，她有五个儿子，其中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五儿子，因为他最勤快。

“这可怎么得了啊！我的五崽啊！”做妈妈的哭着跑到了村头，她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我太公正在村头大树下和两个老人玩纸牌，她见了哭得更厉害了：“天老爷啊，要抓也抓这个去，怎么抓了我的五崽去啊！”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太公放下纸牌，对他的妈妈说：“姐姐你莫哭（我们那老一辈很多人把妈妈叫做姐姐），你舍不得五哥的话，我这就去镇上，替他去当兵。”

他妈妈哭声马上变低了。

年轻的太公转过身，晃着两条长腿往镇上走去。

他妈妈在后面叫他：“七伢子，你也和你屋里人说一声再去啊。”

太公回过头，说了句“不用了，她也不喜欢我”，就晃晃悠悠地走了。

等到太婆知道消息后追到镇上时，那支队伍已经出发了，听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一直要到许久以后，大家才知道那个很远的地方叫做台湾。

“这个背时杀千刀的，有种就再也别回来了！”年轻的太婆挺着大肚子，手里还牵着一个两岁多的男孩，对着太公离去的方向狠狠吐了口唾沫。她一滴眼泪也没流，回到村里后，牵着孩子冲进了婆婆家，撂起灶台上的碗砸得粉碎。

那一年太婆多大？刚过二十，还是只有十几岁？没有人记得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太公走的时候，我大爷爷还只有两岁多，我爷爷还在肚子里呢。

在那个年头，女人改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虽说带着两个孩子，可是我太婆生得健壮丰满，人又能干，再找个人应该不难。可是她再也没有嫁过人，也许她一直相信，太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3

太公走了后，太婆一滴眼泪也没流，她那时候想的，就是如何活下去，挣扎着活下去。

其实在太公走之前，家里家外基本上也是她一个人在忙碌，可那种忙碌是有奔头的，不像现在，家里没了个男人，也就失去了底气，她的辛苦除了博人同情外，更像是咎由自取——要不是她脾气暴躁，男人怎么会宁愿去当兵也不愿守在老婆孩子身边。

在村人复杂的目光中，太婆和以前一样忙进忙出，甚至更拼命了。临产前她还在地里摘棉花，察觉到肚子痛时已经来不及往家里赶，就在棉花地里生下了一个瘦巴巴的男婴。他就是我爷爷。

我爷爷生下时特别瘦小，多半是因为太婆在十月怀胎间实在没吃什么好东西的缘故。他出生后，太婆撕开自己的一件外衣紧紧包裹住他，就再也没有力气了。她躺在棉花地里，看见被血染红的棉球想，都弄脏了好可惜，不然可以给刚出生的宝宝絮件新棉袄了，冬天穿的时候正好。

我大爷爷在棉花地里找到太婆时，她已经接近奄奄一息了。他哭着叫来了奶奶，她倒是不计前嫌，赶紧叫人把媳妇背了回去，还给她做了红糖荷包蛋。

太婆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七天后，她婆婆推开她的门时，发现她已经下地去干活了。

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之后，我才体会到，那个时候，太婆之所以能够撑下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两个儿子吧。

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太婆取的，大的叫大福，小的叫大贵，寄托了一个母亲对他们最朴实的期望。

我太婆是个能干的女人，家里地里的活都会干，会纺棉花，会犁田，会纳鞋，会酿酒，她纳的鞋结实得可以穿上两三年，她酿的酒直到很多年后还被村里人津津乐道。为了谋生，她还学会了做媒，这一行本来挺忌讳没有丈夫的人，可太婆一上门，没有人可以拒绝她的热情。

没有男人依靠的日子，太婆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两个儿子就是站在她旁边的两棵小树。太婆去田里干活时，他们就在旁边打猪草；太婆去山上摘茶叶时，他们就背着小筐去采蘑菇；太婆在忙着打禾插秧时，他们就在家里忙活，大的煮饭，小的烧水，中午时热饭热茶就送到了田头。

大福大贵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他们继承了父亲的高大和母亲的勤劳。我爷爷大贵甚至是村里个子最高的人。太婆领着他们忙活了一年，终于住进了亲自砌的土砖房，两个儿子也相继娶上了老婆。

我奶奶进门那天，太婆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接受了儿媳妇的拜见。族里人提醒新媳妇还得拜下公公，没有照片的话对着堂屋中间拜拜都行，太婆一下子沉了脸，说：“你七爷爷还没死呢，等他回来再拜不迟。”

4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更没有见过我大爷爷，他们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过世了，久到我还没有出世，久到我妈妈还没有嫁过来。

我大爷爷刚成家两三年，就得了一场暴病过世了。他的死亡始终是个谜。很多年以后，村里还是有人会议论他的死因，很多人认为，他是中了蛊毒才死的。

我大爷爷死的时候全身都肿胀得快透明了，太婆不甘心，央人抬到县医院开刀，医生打开肚子说，没得救了，连肚子都没缝上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太婆接受不了儿子的死，尤其接受不了的是，因为她坚持要治疗，儿子才在死前还挨了一刀，连个全尸都没保存。

她抱着儿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好像要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光，边哭边喊：“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啊，要死也是让我死，怎么会让我的大福先走了呢！”

我奶奶总是说，她后来痴痴呆呆的，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哭得太多哭昏了头。

我爷爷活得比较久一点，死的那年刚刚四十岁，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五个儿女。

他也是生了一场暴病，至于生的什么病，连我奶奶也搞不太清楚，就是突然之间消瘦得很厉害，等到断气的时候，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到骨头上只包着一层皮，轻得像个孩子，上山时抬棺材的人都说大贵爷可真轻啊。

太婆照例大哭大喊了一场，喊的话和上次差不多：“老天爷啊，你怎么不开眼啊，把我的大福大贵都带了去！老天爷啊，我求求你，收了我这个孤老婆子去吧！”

不过奶奶坚持说她没哭得上次那么伤心了，奶奶总觉得太婆更偏爱大爷爷一家。

爷爷走后不久的一天，太婆去镇上割了肉，又杀了自家的一只母鸡，拿到奶奶家来，张嘴就掉下泪来：“今天是大贵的生日啊。”

鸡和肉被五个孩子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太婆和奶奶相对垂泪，为爷爷没有过上四十岁生日而遗憾。太婆一直认为，爷爷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要是怀他时能吃得好些，没准就能长命百岁。

我奶奶和太婆一样，守了一辈子的寡。

我大奶奶不一样，大爷爷死了两年后，她就改嫁了。她有一儿一女，其中儿子是个遗腹子，是大爷爷去世后才生的。

嫁到隔壁镇上时，大奶奶带了儿子去，他还要吃奶，必须得跟着妈妈。女儿大一点，就留在家里给我太婆带。那年正是闹饥荒的时候，男方家境也不好，带两个孩子过去负担不起。

我奶奶一家早就分出去单过了，我太婆就带着小孙女（我大姑）一起过，有口吃的都先让着小孙女，粮食吃完了就上山挖草根吃树皮，两个人总算活下来了。

大奶奶改嫁半年后，太婆买了一包糖去看孙子。到了那里一看，大奶奶正在奶孩子，孙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坐在草丛里捉蚂蚱吃。

太婆心酸得不行，提出要带孙子回去。可是她那时已经是个老人了，又在困难年代，一个人养活不了两个孩子，无奈之下只得把孙女交给大奶奶带，孙女大些，也胖些，跟着妈妈活下去的机会也高些。

因为这件事，我大姑一直不能原谅太婆，觉得她重男轻女。面对大姑的指责，太婆没有辩解，她只是说：“不怪姑娘，只怪我这个死老婆子没用。”

六一年的时候，我们村子里饿死了很多人。隔壁村的一个老头饿得受不了，就到我们这来向亲戚求助。他敲了很久的门，他姐姐一直没有开门，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他已经饿死在门前放杂物的小屋里。

我不知道太婆带着我大爷是怎么熬过来的。听妈妈说，她那时偶尔还是有机会去别人家做媒，如果确定要去谁家说媒，头一天晚上开始她就什么都不吃，等到第二天中午才在说媒人的家里敞开肚皮吃一顿。我猜想在那个年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太婆一直是个眼泪直往心里流的人，可是那时估计是心里的苦水多得盛不下，只得往外面冒。妈妈说她总是背对着门外切猪草，一边剁着猪草，一边拖长了声音喊：“我的命咋个这么苦哩！”切一阵，又喊一句：“我的命咋个这么苦哩！”

不管怎么样，太婆又一次熬过来了。瘦瘦的大爷也长大成人，还是那么瘦，太婆在风烛残年时，耗尽最后一口力气，为他娶了一个老婆。

5

我出生的时候，太婆已经很老很老了。说不准她有多大年纪，七十多，还是八十多？总之就是看起来很老很老的样子，身上的衣服很旧很旧，还打着补丁，可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在农村里，太婆算得上是个有洁癖的人。湖南冬天天气阴冷，可再冷她也坚持每天都要洗澡，隔天就要洗头，床上的被子枕套半个月浆洗一次。

由于年轻时做过太多重活，太婆的背弯得像一张弓，天气好的日子，她就佝偻着腰，抱着被子啊衣服啊出来洗，一轮又一轮，不知要跑多少轮。

家里的年轻人看见了，挺不耐烦地说：“也太爱干净了一点。”

我一两岁时，太婆还是个干净体面的老人家，独自住一间小小的房子，自己烧饭自己吃。我去她的小房子里玩，有时她会在床底下的席子里摸出一粒糖给我吃。小房子没有窗，只在本来应该开窗的地方抽掉了两块土砖，所以大白天走进去也是黑漆漆的。

我一淘气，妈妈就吓我说：“把你关到小黑屋里去！”

我笑嘻嘻地说：“我自己去吧，太婆给我吃糖糖。”

我们家住的，还有大爷家住的房子都是太婆年轻时请人砌的，也是土砖房，不过比太婆住的小房子大得多，也有窗户，不那么黑咕隆冬的。

谁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那有一首民谣：

“新嫁娘，睡新房；

旧嫁娘，睡旧房；

爷爷奶奶睡楼上，

噼哩啪啦掉下来。”

一直到死，太婆都住在那间看不到阳光的小黑屋里。她撑了一辈子，可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终于撑不下去，一步步走向崩溃。

先是没有了劳动能力，有次做饭忘了熄火差点把房子烧了，从那以后就和后辈吃。对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后辈们即使嘴里不说，心里也是有几分嫌弃的。

那时大家已经分了家，太婆跟我奶奶吃一个月，再跟大爷大娘吃一个月。奶奶总觉得她偏心，脸色不是那么好看。大爷娶了只母老虎，整天对着太婆咆哮，从来不叫她“奶奶”，一张嘴就是“那个老不死的”，好像她永远不会有老的那一天。太婆见了她，就怕得不得了，跟她说话连头都不敢抬。

我们和奶奶在一起吃，妈妈有时给我炖个排骨什么的，会给太婆送一份。太婆吃了排骨后，一定会想方设法送点东西给我妈妈，有时是一捆柴火，有时是新摘的茶叶。就算再年老体衰，她始终坚持做个尊严体面的老人，不愿意给别人带去麻烦。

但老天剥夺了她最后一丝尊严。

太婆变得越来越迷迷糊糊，吃饭时一个劲吃菜，上完厕所忘记穿裤子，就那么赤身裸体走了出来。她已经认不清人了，她常常叫我爸爸“大贵”，有时又叫他“七哥”。我知道大贵是我爷爷，可七哥是谁呢？

儿孙们都嫌她丢人，尤其是那个大娘，当着村里人的面就说：“她怎么还不死呢？”清醒的时候，太婆自己也会喃喃地说：“我怎么还不死呢！”

生命中最后的一两个月，太婆卧病在床，大小便一度失禁。那间曾经散发着米汤香味的小房子，变得臭气薰天。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太婆，就躺在一堆臭烘烘的被子里面，让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臭气来源的一部分。后人们有时会给她随便清洗一下，大多数时候只是任由她变臭。

我去看过太婆，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她躺在床上，脸上由于浮肿而微微发亮，她看见我，忽然叫出了我的小名：“呀，是毛宝啊！”

太婆在床上摸索了很久，想找一颗糖给我吃，但没有找到，她对着我抱歉地笑了。

后来想起太婆来，她永远都是那个样子，躺在床上，脸上是因为无能为力而抱歉的笑容。

从小黑屋回去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麻疹出得特别厉害，全身都是红色的点点，连续几天高烧不断，村里人都说，没见过出麻疹出成这个样子的，都是因为太婆命硬，克死了丈夫，克死了两个儿子，现在又来克重孙女了。

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听见妈妈急得大哭。等到我病好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太婆了。

临死之前，奶奶和妈妈给她洗了一个澡，等洗完澡，盆子里的水都黑了。洗完澡后，太婆似乎清醒了一些，还问起了我的病。妈妈告诉她我全好了，她说那就放心了。奶奶和妈妈给她穿衣服，衣服还没穿完，太婆的身体已一点点变得僵硬。

据说她死前完全清醒了，还留了一句遗言再走。关于太婆死前最后一句话到底说了什么，奶奶和妈妈各有各的说法。

奶奶的版本是，太婆的最后一句话是“劳驾你们了啊”；妈妈则说，太婆最后是盯着门口，说“七哥来接我了”。

我总觉得奶奶的说法更靠谱一点，毕竟，太婆是那样一个不愿意麻烦他人的老人，哪怕这个“他人”是她为之耗尽一生心力的家人。

6

太婆的丧事办得很隆重。

大家都说，太婆活了这么大岁数才去世，是喜丧啊，应该好好地办一下。

家里杀了两口猪，买了一头牛，流水席吃了三天三夜，隔壁村的闻讯都过来吊唁了。姑姑们合伙叫了几套锣鼓，其中大姑单独出钱叫了一套。

鞭炮放个不停，锣鼓敲个不断，大人们打纸牌的打纸牌，打扑克的打扑克，灵堂里笑语喧哗。太婆的黑白照片就挂在灵堂中央，还没有老年痴呆的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宽容地看着她的孝子孝孙们。

大爷、爸爸还有叔叔们站在灵堂门口，见有人来了就下跪迎接，来的人总是一把搀起他们说：“七太婆活了这么大岁数，别伤心了。”

其实我看他们也没多伤心，哭灵时都是干嚎，眼睛都没红。

六岁的我和七岁的堂哥是年纪最小的孝子孝孙，我们也披着麻戴着孝，大人们忙得团团转，没空理我们。我们两个小人儿钻到了灵堂的桌子底下，拿着两片蚌壳，学着锣鼓队的人那样敲打，每敲打一次，就模仿着哭灵的人喊：“我的个太婆，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哇！”

村子里常常有丧事，我们听得多了，模仿得也惟妙惟肖，堂哥装作很伤心的样子喊：“我的太婆啊，你怎么抛下我走了哇？”

我跟着喊：“我的太婆啊，你没有享过一天福哇！”

堂哥喊：“太婆啊，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也喊：“我的太婆啊，你走了谁给我糖吃啊！”

灵堂里的人轰然大笑。

我喊着喊着，想到太婆再也不会给我糖吃了，忽然有了一种由衷的悲伤，眼泪禁不住簌簌地落了下来。

7

太婆死了十几年之后，村子里回来了一些老人，我们叫他们“台湾佬”。

他们都是当年被抓壮丁的人，少小离家老大回，村子里的人已换了一拨拨，等了他们一辈子的父母也已经不在。

听一个台湾佬说，当时去台湾时，船太挤，决定放一些壮丁回来。我的太公那时是有机会回来的，可是他拒绝了长官的好意，他说：“我不回去了，我姐姐（他妈妈）不喜欢我，七嫂（我太婆）也不喜欢我。”

他跳上了去台湾的那艘船，再也没有回来过。漫长的岁月里，他甚至没有寄回过一封信。他断送了妻子一生的幸福，也断绝了我们希望有个台湾太公衣锦还乡的幻想。

他口中不喜欢他的妻子，一直守在他的家中，直到老死。她真的如他说的那么不喜欢吗？

我怎么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学了一篇《宝岛台湾》的课文，太婆听我读了这篇文章，问我：“台湾远不远啊？”

“当然远啦，要坐船的吧。”

“台湾有什么好的啊？”

“老师说，台湾是宝岛呀，有阿里山呀。”

“还有呢？”

“还有日月潭啊。”

“还有呢？”

“没有了啦。”

太婆太婆，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台湾好不好。

台湾有七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