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一个潮湿闷热的午后，在湾仔香港入境事务处七楼的第28号柜台前，一名发髻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子递给我一张表格，缓慢又清晰地问我：“你确定要做香港永久居民吗，这是不可逆的，一旦选择，就没办法回头。”

不可逆这个概念让我愣了好一会儿，我从来不擅长做决定，每每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这条路不通，就换一条，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错了就回头再来过，仗着年轻而胜之不武。

中年妇女看到我愣住，也不开口催促，只是作势要把表格收回去。她有着香港本地人特有的那种冷漠的面孔，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不关心，也不好奇，思维冷静而简洁，她所有的表情都是制式化的，就像在电脑上输入了“第三号微笑”“第五号皱眉”后出来的结果。

我立刻按住那张纸，并暗暗庆幸自己眼明手快。她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关节敲敲放在桌上的笔：“快签字吧。”

签完字的我举目四望，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菲佣，印度人，步履蹒跚的老人，穿鲜艳的劣质衣裙的中年妇女，他们都不懂得在网上预约，所以不得不早晨七点半就过来，排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队，为了在这个潮湿拥挤烦躁不堪的城市里生活下来，哪怕这个城市并没有善待他们。

有男子拼命说着“借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挤一边冲我挥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学同学志成。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装，头发上抹了很多发胶。我对他的印象仍停留在他大学时候穿的白汗衫蓝短裤，他那时候在足球队，天天在绿茵场上奔跑，进球之后听着全场的欢呼声回身帅气地挥一挥手，冲天空竖起一根食指，多么意气风发。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他像大学时候那样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完之后又有点尴尬，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该如何安放，最终决定顺势撸一撸头发。
我和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彼此都想要说什么话题。他知道我不喜欢缅怀往事，我也不知道他不愿意我多问现状。
“周六还要上班？”我指指他身上的西装。
“是啊是啊，要去见一个客户。”他小心翼翼地说，离开校园，他一米八的身形不知为何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挺拔，连说话都有点唯唯诺诺的。

“拿了香港永久居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买楼不用交额外印花税，贷款也容易批得下来，做了不喜欢的工作大可以炒老板鱿鱼，不用担心工作签证作废。”志成郁郁寡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大概是因为之后再也不用被称为外地人了吧。我当时拼命学粤语，也是这么想。
“今天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他很熟练地叫了瓶红酒，什么年份，哪个酒庄，应该搭配牛肉而不是羊肉都能娓娓道来。穿燕尾服的侍应把红酒送到他面前，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标签，又就着阳光看了一下色泽，然后示意侍应打开。
“大学那会儿，你连打个领带都打不来。”我笑道。
他点点头：“可不是嘛！”

大学时候，刚到香港的我们就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写报告，演讲，参加社团，拉赞助，样样都做不来，连交论文的时候，都面对装订机束手无策。因为粤语不好，常常闹出把“人妻”说成“淫妻”的笑话，羞愧得连开口讲话都不敢。那时候的社团流行喊宣传口号，以拍手或者跺脚的方式打着节拍，节奏错落有致地把口号齐声喊出来。有些口号特别复杂，喊的时候要一会儿跺左脚，一会儿跺右脚，一会儿原地起跳一会儿双手举过头顶，我们要记着粤语发音已经很难，所以总是在该出左脚的时候出了右脚，连累大家重来。本地学生用足够被我们听到的音量咬耳朵：“又是那群NDS，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一开始也没觉得羞愧，直到有人看我们如此冥顽不化，好心告诉我们NDS是内地生的拼音缩写。

香港人做事讲究自由民主，每个社团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社会的缩影。连竞选小小一个宿舍管理委员会，又要选举，又要投票，又要连夜开咨询大会，又要公开财务年报。
开会的时候一切都有模有样的，人们穿西装，打领带，坐下来的时候，男生要解开西装的第一颗纽扣，女生要侧过身子跷起腿。会议的开头主席要致辞，秘书要负责记录，财政委员要汇报收支，哪怕所谓的收支不过是搞活动收到了学校的五百块赞助，买了两箱维他奶和两大包糖果。
志成每次认真做的开会记录都受到各种批评，关于“NDS”的闲言碎语也听了不少，最后干脆穿着系里面发的T恤，穿着夹脚拖鞋去开会，从开始睡到结束，系里面的T恤一共有四件，所以志成背后被本地学生戏称为“四件衫”，他听到之后总是大手一挥：“去他妈的形式主义。”

“你现在怎么也开始搞形式主义了？”我问他。
“生活所迫嘛。买件好点的西装，客户就会多信任你一点，请客户喝瓶好酒，他就回赠你一份合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肤浅。”他忍不住解开了领带，因为正午的潮湿闷热，蓝色衬衫的领口部分已经湿了。
“你要脱西装就脱吧，反正大学时候你也没少穿着汗衫裤衩给我修电脑。”
“你倒是一直都没变，牙尖嘴利，永远都只做你自己。”志成说道，主菜还没上，他的酒杯已经空了，他绯红的脸色和额头上的汗珠让我觉得他离我心目中大学时代的志成更近了一些。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后，我们也一起去喝了酒，在学校外面的大排档里，同行的有Maggie和林美丽，我记得我们点的下酒菜是椒盐濑尿虾和辣酒煮花螺，酒足饭饱之后，地上全是虾壳和啤酒罐。那个时候穷，舍不得打车，一行人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在月亮下面唱歌，把大学时候的口号再喊一次，结果喊到一半的时候又想不起该出左脚还是右脚，志成躲在墙角里解手，我们就围在他四周替他把风，走着走着，等走过学校那四条立柱组成的大门的时候，天突兀地就亮了。
那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看过的最后一次日出。

“其实也变了。”我说。
“是吗？”他似乎猜不到我会这么回答，一时半会想不出怎么接话。
我笑笑，喝了一口酒，我们上学的时候充满理想，谈未来谈社会谈承担，但进入了社会，整天都疲于奔命，半夜筋疲力尽躺在床上，想想却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等三分熟的安格斯牛排上来之后，志成终于想出了要说什么，他问我：“你还在坚持写作吗？”
“偶尔写一点。”我回答道。这里的偶尔指的是上下班时候在地铁上的一丁点儿时间，如果凑巧有个座位的话，能够写得稍微多些，一天可以写个五六百字。我在会计事务所做，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情，所有价值和生命力都被榨干榨净，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即使是坐在我对面的同事，也一句话都不想跟她说。想要对抗现实的枯燥就唯有写小说，在上厕所，冲咖啡，吃午饭的时候看下载到手机里面的电子书，把句子结构都在脑袋里想好，一摸到电脑，就飞快地打出来。有的时候上下班的地铁上忍不住睡着了，灵感一过去，就像流逝的爱情一样，再也捡不回来。我的电脑里有好多没写完的爱情故事，因为忘记了要怎样结尾，所以都悬而未决。
“那就好。”志成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他缓慢地切着牛排，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我现在已经不指望还能拍电影了。但还好你还是你自己。”

上大学的时候，志成一门心思想做导演，他去旁听新闻系的课，课程作业是要拍一支歌的MV。
志成要在歌里面拍出秋天的景色，我们所有人都出动去帮他捡落叶，用吹风机造出萧瑟的感觉。
Maggie演他的女主角，她戴了一顶廉价的假发，穿一条薄纱裙子，在秋千上荡啊荡，我们用了好几个小电风扇，都没办法做出裙裾飞扬的效果。
我们几个人还常常去看各种电影节看文艺电影，看世界的各种滑稽古怪，看人间的世情百态，看完之后常常非常抑郁，恨自己没办法拯救世界。于是就聚集在志成宿舍的大厅里面聊家国天下，直到他的室友拿着三国杀牌出来问我们玩不玩。

“我一直以为你要么做创作歌手，要么做导演。”志成绝不是那种会按部就班的人，大学里也总是逃我们的主修课，去旁听心理学，翻译学，参加各种奇奇怪怪的研究会，大三那年还想要成立圆桌诗社，拉着我陪他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里面贴海报。
“也要先赚了钱才能追求理想啊，不然房租交不出，水电付不起，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资本谈理想。我没好好念书,GPA不高，面试了二十多家公司都失败了，直到在报纸上看到保险公司在招推销员，只要有大学文凭就请，底薪一万块。”
“赚得还好？”我问道。
“还不错。”他点点头，有意无意转动着左手腕上那金灿灿的手表。

我后来听Maggie说，志成的客户大多是有钱人的太太，四十多岁，保养得当，有品位有时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聊。她们喜欢志成，因为他够高大威猛，浑身都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而且动不动就能就音乐啊电影啊侃上好一阵子，她们听得眉开眼笑，纷纷都成了他的客户。

“那他那些电影也没有白看。”我们都替他感到欣慰。

那天饭吃到一半，志成因为他的一名客户出了车祸要理赔而匆匆离开，我再见到他，是十一月份在林美丽的婚礼上。
林美丽的老公是上海人，异地恋七年，修成正果。她穿着白色纱裙，扬着脖子，像骄傲的白天鹅。
林美丽一直幻想可以攒到钱在香港买楼，把她的男朋友接过来住。
她一直活得很小气又很谨慎，同学聚会的时候想去兰桂坊喝酒续摊，她都会推脱不舒服要先走，没有钱买眼霜，就问我们有没有没用完的不要的可以送给她。她最喜欢在淘宝上钻研哪家的高仿更像真货，但给她男朋友买单反，一次就刷了八千块，还要露出梦幻般的微笑说：“他喜欢就好。”
抠门的林美丽在香港没有买到楼，他大手大脚的男朋友却靠着家里人在上海买了二室一厅，男朋友把钥匙交到她手里：“我知道你在那边过得艰难，要不要来上海。”
林美丽立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打着嗝答应了。

志成在林美丽的婚宴上挨个儿鞠躬派名片。大家一看到他名片上写的是保险公司，眉头就皱了起来，再看他的眼光也轻蔑了很多。毕业之后的聚会总是有些许攀比的氛围，年纪越长，攀比心就越重。一群不怎么年轻的人聚在一起，因为疏离，连话题都很难找，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总会变成谈论有没有结婚，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买了楼没有，大学时候再超凡脱俗的人，也变得俗不可耐起来。

Maggie坐在我身边，她扬眉吐气，像骄傲的天鹅一般扬着脖子，因为她身旁坐着她的美国男朋友马克。马克金发蓝眼，紧身衬衫开了三颗纽扣，能看到胸肌隐隐约约的轮廓。原本因为Maggie是内地生而懒得搭理她的香港本地人纷纷过来问马克是哪里人。
“英国人。”Maggie答得简洁干脆。
“做什么？”
“德意志银行。”Maggie努力绷着脸不要得意地笑出来。
话音未落，本地人已经纷纷揽住Maggie的脖子，问她怎么钓到这么一个才貌双全的金主，又纷纷让她介绍男人认识。

Maggie稍稍挣脱了那些挽着她的热络手臂，冲我挑了挑一边的眉毛。

志成则在酒过三巡的时候大哭了起来，说生活艰难，想要赚些钱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这么勤恳地工作了三年半，银行账户里的存款连五万块都没有。因为家附近通了地铁，房租最近又涨了一千块。
林美丽找了人送他回家，他说再见的时候红着眼眶，摇摇摆摆地挥一挥手，凄然一笑。大学时候志成的球迷看到这一幕，不知道会不会流泪。

元旦的时候，志成来向我告别，他说他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香港。虽然回内地并不会更好，但起码不会更糟。
他把他七年来收集的几百张DVD都送给了我，说让我留个纪念。
“你回去之后说不定有机会做导演呢，还是你留着吧。”我说。
“不用了，回去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次见面，他穿着蓝色套头衫和牛仔裤，没有抹发胶，头发不安分地向不同方向翘着。又能看到他大学时光意气风发的影子了。
我们坐在维多利亚港边的椅子上，游客不时过来让我们帮忙拍照。海对面，中环的摩天轮已经建好了，摩天大楼上日复一日闪烁着璀璨的灯光，甚至还有人打出了“嫁给我吧”的字样。
这是我们度过七年的城市，我们度过人生中最辉煌，最灿烂，最无往不胜，包含了最多成长的七年的城市。
在我们以为会离开的时候，我们留了下来，在我们以为可以安定的时候，又不得不离开。我和他都非常迷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一时半会也看不到希望，半夜醒来想到自己，没有钱，没有伴，没有房子，没有理想，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大哭，哭完之后又觉得非常丢脸，生怕第二天被同事发现肿得像桃子的双眼。

生活就像围城一样，我们陷在其中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感恩，但一旦失去便又开始缅怀。

但缅怀又能如何呢，失去的便是永远失去了，而明天，无论如何逃避，也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