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凭借《三块广告牌》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在西尔莎·罗南、玛格特·罗比和梅丽·斯特里普的竞争下杀出重围。
她特地在现场，感谢所有的女性演员、编剧、创作者和工作人员。全场女性为她起立鼓掌。
艾莉森·珍妮则凭借在《我，花样女王》中对坦雅妈妈的“整容式表演”，毫无悬念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两个超级难搞有个性的妈妈，获得了奥斯卡。
这一届奥斯卡，女孩们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赢家。就连按照惯例要颁发影后的上届影帝卡西·阿弗莱克，也因为遭受性骚扰指控而主动退出颁奖礼，改由珍妮弗·劳伦斯和朱迪·福斯特担任颁奖嘉宾。
除了大量的女演员和女导演外，获得最佳外语片的《普通女人》，讲述的是一个跨性别女性的故事，而女主丹妮拉·维加也成了第一个获得奥斯卡的变性女演员。
“大女主电影”，就是这届奥斯卡最明显的主旋律。
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这届奥斯卡，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三块广告牌》《伯德小姐》和《我，花样女王》。排名分先后，但很巧，三部都是“大女主”电影。
三个女主角，没一个是省油的灯，都相当有个性，或者说很难搞。这届奥斯卡好像是在说：世道变了，从今天起，乖乖女退出历史舞台了。
《三块广告牌》里的米尔德雷德，是个坚如磐石的女人。为了给冤死的女儿复仇，她把警察局烧了。
《我，花样女王》的女主坦雅，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完成三周半跳跃的花样滑冰选手，因为涉嫌故意伤害队友，最终被判终生禁赛。
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的，就是伯德小姐。还在青春叛逆期的她，不像前面两位大姐姐那么坚硬，却也是个大刺儿头。
好莱坞一直在用一部又一部电影教会我们，该怎么欣赏女性充满棱角的美。对这三个石头一样坚硬的女主，我充满赞赏，乃至产生强大的共鸣。
好莱坞一直在用一部又一部电影教会我们，该怎么欣赏女性充满棱角的美。对这三个石头一样坚硬的女主，我充满赞赏，乃至产生强大的共鸣。
在《伯德小姐》里，西尔莎·罗南扮演的“鸟小姐”，心思复杂，喜怒无常，她身上更有所有青春期孩子（不论男女）的敏感和虚荣。
因为家境不好，她让爸爸在还没到学校的时候就放她下车，以免让同学看到，殊不知，敏感的父亲因此郁闷了好久。为了和班花珍娜成为朋友，她不惜疏远闺蜜朱丽，还向珍娜谎称，镇上那栋最漂亮的蓝房子是自己的家。
但同时，她又兼具善良和固执。
她会跟妈妈一言不合就跳车，也会因为爸爸的一句安慰上去拥抱他；上一刻还和妈妈吵架，下一秒就会因为一件漂亮的裙子和她握手言和。
撞见初恋男友和另一个男生接吻，她大哭一场接着分手，但当前男友求她别暴露他的性取向时，她紧紧抱住他，给他最及时的包容和理解。她也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坏男孩儿”甜茶，献上第一次——这第一次，甚至是女上位。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去纽约上大学，并且真的实现了这个梦想。
在西尔莎·罗南炸裂的演技下，你会感叹：这不就是每个女孩青春期的模样么？“这不就是我么？”
再看《三块广告牌》。
女儿被奸杀，凶手逍遥法外，米尔德雷德因此倾其所有，租了小镇上三块废弃的广告牌，在上面质问破不了案的警察局长。
但警察们也并不是反派。相反，伍迪·哈里森扮演的警察局长是一个兢兢业业，备受尊敬的好人。他得了癌症，正走在生命的尽头。
米尔德雷德不管，她要的是真相。局长身患绝症，她依然揪着女儿的事不放。小镇的民众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太无理取闹，太冷血了？
就是这个时刻准备掀翻世界的母亲，也会对路边发现的小鹿展现出无限的柔情。她并不冷血，不过是有自己的原则。和警长争论的时候，警长突然吐血，她惊慌失措但还是安慰了他，并且叫来了救护车。
影片最感人的片段，是警长威洛比自杀前，留下了三封遗书，最后一封是给米尔德雷德的，他还出了一笔钱，作为米尔德雷德那三块广告牌的一个月租金。
最理解这个母亲的，正是警长威洛比。这位母亲用三块广告牌赢得了 “对手”的尊重。
《我，花样女王》的女主坦雅，则是一个运气非常差的女孩儿。她的一生，就是不断跟整个美国梦对抗的一生。
从四岁被妈妈强拉上冰场开始，滑冰就成了她的生命。她技艺高超，但裁判对她“印象不佳”，始终不给她高分。她于是不断质问：“我们只考虑滑冰，不行么？”
答案是不行。裁判们看你的滑冰技巧，还要看你穿得是不是得体：领口不能太低，裙摆不能太短，个性不能太张扬，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一个美国丽人的形象。
但坦雅不是那种女人。她是一个四岁就会对小伙伴的嘲笑回应中指的女孩。终其一生，她都在和“好女孩”这个标准做斗争。她所争取的，不过是用职业上的成就去获得尊敬和爱。
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她看上去像一个笑话。
而做一个敢爱敢做的女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你妈当年，也是个酷女孩
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子，往往有个更有个性的妈。
伯德小姐的妈妈，就是个比伯德小姐更“难搞”的boss。
故事的开头，母女俩在车上听有声书《愤怒的葡萄》，一起流下了眼泪。但下一秒，两人就为报考哪所大学发生争执。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熟悉？很快两人一言不合，伯德小姐干脆打开门，跳车了。只留下妈妈在车上惊声尖叫。
伯德小姐大部分的叛逆，其实是想要获得妈妈的认同。在她眼里，妈妈太强势了。她从不曾鼓励女儿，而只有责难和高要求。
但生活对待伯德小姐和她妈妈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年轻气盛、尚未成年；妈妈则要付家里的账单，照顾抑郁症后来又失业的丈夫，手忙脚乱。
等到伯德小姐离开家乡，远去纽约，开始独自一人的生活，她才开始醒悟这一切。
《我，花样女王》里，坦雅的妈妈则完全是旧时代新女性的标杆形象：利落的短发，烟不离手，脏话连篇，为了女儿不顾一切。
坦雅4岁的时候，她就认定女儿的天赋，带她到冰场，坚持要教练收下这个孩子。她自己对坦雅也异常苛刻，不让她在训练的时候上厕所，导致小坦雅失禁。
坦雅则遗传了母亲所有的性格：率真、刻薄，拒绝做一个温顺的乖女孩。但她和母亲一样，在毒舌、冷漠、控制欲强的外表下，都想要被爱，却羞于说出口，一次次地被伤害和背叛，最后遍体鳞伤，成了美国梦黑暗面下的牺牲品。
这对最终老死不相往来了母女，其实像极了对方。
至于米尔德雷德，本身就是一个硬得不能再硬的母亲。
所以，这也是我在奥斯卡这几部电影里看到的另一件事：你不但要当一个有棱角，敢于争取的女孩，你还要把这些勇气传承给下一代。
就像《我，花样女王》的结尾，坦雅在被终身禁赛参加花样滑冰后，选择了女子拳击重新开始，她一次次被对手击倒，头破血流，却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来。
作为女孩，你更要不断地与这个世界战斗。
“到底要几个女主才够？”
我们看米尔德雷德流汗，伯德小姐流泪，看坦雅流血，看到她们的不好惹，也看到她们的艰难和勇敢。这个时代，越来越多人心中最美的女生，应该就是她们这样的。
但在奥斯卡颁奖之前，身边几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这届电影都“太女权”。
“太女权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们说，就是大女主的电影太多了。
我又问，“如果入围的影片，都是大男主的，你会觉得奇怪吗？”
他们都很诚实地回答：不会。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看的一个访谈。记者问美国第一个最高法院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您觉得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里，女性要占到几位你才觉得是合理的？”
“9位。”桑德拉的回答斩钉截铁。接着她反问：“上百年来，你们不是也对9个男法官这件事情感到习以为常吗？”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过去，年复一年，男主拯救世界、抱得花瓶美人归的电影，提名获奖无数，女权主义者出来批评，人们就说，没事找事，纯属瞎嚷嚷。
现在，突然之间，女主们都上位了，直男们又大呼小叫，说女权主义裹挟了奥斯卡。
但我恰恰觉得这太棒了，有时机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进步。
这一届奥斯卡，由于韦恩斯坦的性侵事件，让好莱坞的女演员们空前团结，好作品层出不穷。她们也用无可挑剔的演技和职业精神，向我们证明：大女主电影这种东西，只要是好的，不管提名多少个我们都照单全收。
感谢奥斯卡，让我们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能感受到这份充满棱角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