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8年，16岁的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婊子养的小婊子”。
她干枯瘦弱，有些发青的脸藏在浓淡不均的劣质妆容下，双眸被粗黑眼线勒得过分上扬，却也遮不住贫穷与惊惶。
那天前我外婆和拆迁队起争执时中风了，训练有素的流氓趁老人被送去医院后破门而入搬走所有值钱的大件物品例如冰箱电视洗衣机，再拎着榔头一顿乱挥，刻意制造裂痕与混乱。
大难临头，外公和舅舅连夜包走些必需品回医院，只是找不到两样最关键的东西。于是派我来，顺便把自己的衣服收走，别便宜了那些等着捡好处的流浪汉。
我走进屋时有些伤感，在立柜夹层里找到户口本，门后一个不起眼的破布兜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塑料袋，手往里使劲伸，就能摸到我们家全部家产。
别误会，外婆并没有神奇到能预料遭此变故，习惯性藏钱主要是为防御她的赌鬼儿子和丈夫。
任务完成后我还不愿走，有船鸣破窗而入，透过层层叠叠树影又看见那一小片被我观看了十几年、直至今日都能分毫不差复述的长江。冬日生出阴沉滞重的云团，仅有一道光芒照亮灰白的城市，闪耀着，转而消失。循着那光再往阳台靠一点，就发现那个躲在窗台下方的站街女。
她五颜六色的头发极其显眼，右手攥紧条粉红连衣裙，这让我更加注意她指缝里难看的黑泥。
那连衣裙是我妈买给我的，我呵斥她，试图用愤怒逼退她的偷窃之心，没想到她犹疑半秒后露出凶狠和坚定，似乎是下定决心要拿回某件命里应得的物品。
我读不懂这种坚定，更读不懂她的命。

她叫谢蓉，十四岁，已经跟着母亲在楼下破陋的小巷里做了好几年皮肉生意。
楼里的居民叫她和她妈妈“二层婊”，因为母女干着同一种勾当又恰好住在二楼，所以想出这个外号——一语双关省时好记，方便茶余饭后的讨论和当面唾弃。
而“婊子养的小婊子”是外婆在恐吓我不要接近谢蓉时对后者的单独侮辱、专项命名。
第一次见她时她还没有这些个外号，那年我十岁，看着她们母女俩搬进对面的红砖筒子楼里，我也住二楼，在她家正对面，中间隔着条十几米宽却堆满垃圾的废弃过道。
谢蓉很漂亮，至少那时候是，她有完美的鹅蛋脸，红扑扑的双颊，身体和莲藕一样会在南方的艳阳里发光发亮。
她母亲比较奇怪。不怎么爱说话，只说自己和女儿从上游巫山来，有人问是不是修大坝分过来的三峡移民，她不置可否，把脸别过去用沉默结束话题。
更奇怪的是谢蓉不上学。每天早上我被外婆赶着往学校走时她就在走道上看我，放学回来时也看我。我有时会挥挥手跟她打招呼，放下书包两人隔空打着手势约好下楼踢毽子，但后来外婆不许了，因为她们家总有不同的男人出出进进，巷子里的居民不明着问，只自顾自和她们保持一个白眼的距离。
再没过多久，谢妈妈消失了。谢蓉一个人在对面黑洞洞不开灯的房间里，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知道继续有男人往房里走，进屋时提着些什么，出来时又空着手。再后来，她不看我上学放学了，即使在巷子里遇见也隔着好几米远就拐进别的胡同。
她母亲回来时完全变了另一副模样，原本沉默寡言的人开始喜欢在街头叫骂，颧骨下面凹进去一块，眼大无神，什么颜色的眼影也显得别扭难看。不骂人的时候就站在公交车站旁，不见她赶车，也不见她挪步，只是手捧瓜子，这边嘴里嗑进去那边嘴里吐出来。
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个夏天她们居住的红砖筒子楼被拆了，母女俩无处可去居然跑到我们楼道里做生意，谢蓉贴着明晃晃的塑料指甲抚弄着破了洞的吊带裙，胸前水钻拼贴出的图案几乎剥落殆尽，整个身体都陷在一进门洞阳光照耀不到的阴影里，偶尔探出头来，站在乱砖堆砌的台阶上，问路过的衣襟起腻隔着几米远就能让人闻到汗臭的男人们：大哥，玩不玩？
有钱的会跟她们走进楼道，在半层楼梯半边木板搭成的窝棚里交易，没钱且嘴闲的，会讪笑着说自己有病，阳痿。
也是那段时间，外婆当面骂了她们，拿洗衣水泼她们，让她们滚远点不要影响别人。
那个“别人”指的是我。
我又是谁？
是另一个“婊子养的小婊子”。

2
这是父亲常用来骂我的句子。
三岁那年，母亲和父亲离异，据说是因为母亲出轨跟了个地痞厮混，和父亲离婚后母亲远走他乡，每两年回来一次。之后在父亲嘴里母亲便成为婊子的代名词，是不洁不祥与不幸。
但小孩子不同，谁给好吃的好玩的就喜欢谁，这方面妈妈虽不在身边，却从没有停止给我买一些新奇玩意并坚持让我学画画，带我去看新的世界。
同是14岁的年纪，母亲想带我去深圳生活，而父亲为了让我加深对母亲的仇恨，详细跟我讲了一遍母亲出轨过程，他说“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就带着你去和情人约会，她根本就对你和我都不负责任，而且我觉得她姘头开的那家发廊不是什么好地方，说不定在里面做什么不好的勾当”、“如果你跟她走，你以后就也是个坏人”。
那之后，我无法再正常和母亲交流，每次母亲想要拥抱我，我都往后躲。因为我感觉羞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父亲说的事实。
也突然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全家人都试图让我远离母亲。特别是外婆，她总在我想要打扮自己时警告我“不要变得和你妈一样”，但如果我做家务洗碗刷地做饭，就会被夸以后一定是个好老婆能嫁个好人家，“一定会和你妈不一样”。
有次妈妈给我寄了条粉红色吊带裙、一双白色的坡跟鞋，我非要穿着它们去上绘画课，然后一路提着裙角在家旁边的土路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生怕撩起早市残留的烂菜叶和浸泡着鱼鳞内脏的脏水。没走几步就被狠狠推搡，胳膊掐到发青。
“莫妖儿邪法的，好好走路”。外婆说的好好走路，是不能像男生一样跨开腿走，也不能像女生一样窈窕淑女脆弱可欺，更不能像谢蓉，脚下生风，停下来时，又像没了骨头瘫在某个男人怀里。
她要求的是没有性别，我努力做到，但没有用， 到了绘画班我发现自己出门时完全沉浸在穿新衣服这件天大的喜事里，以至于拿错画纸，老师说要带4K大小的，我只带了8K。
常年坐在身边旁听的外婆迅速进入暴怒状态，周围的人怎么劝都劝不住，说借我一张就好，她却非要我滚回去重新拿顺便把那破裙子换掉，她没有把钥匙放在我手上，而是砸到了我脸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其实我是个皮很厚的人，外婆经常揍我，拿拳头粗的木棍打，拿长把手的雨伞打，拿火钳打，拿晾衣杆打，我都接受，打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尾椎骨是什么时候断的，也没人带我去医院，反正皮实，打习惯了也不怎么哭。可我实在受不了她当着同学的面打我，只因为我穿了一件该死的漂亮衣服并且因此有点得意。我反问她为什么我就不能偶尔开心一下，为什么就不能偶尔像一次妈妈。
她拒绝回答，而是用一种看到脏东西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像刀子割得我骨头痛，那眼神她也用来看过谢蓉。
而那条在过去时光里给我带来打骂和羞辱的裙子，彼时彼刻，正被谢蓉攥在手上，她紧张的样子，像是正攥着自己对未来对生活的某种迷惘却偏激的执念，但她不知道那条裙子不仅是她没有见过的美好，是她不曾拥有也不会再有的青春，也是我舍弃不掉的烦恼，是我对母亲纠结往复的感情向往。
最重要的是，我比谢蓉整整强壮一圈，并且擅长争夺和厮打。
可我在走向她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直视她的眼睛——那混合着勇气和胆怯的目光，让我没有办法去跟她争抢。
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甚至到现在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在她眼里，我过得幸福无忧，有学上有饭吃，没有贫穷和卑微到失控，所以显得格外自由。就像我看到别的女孩时会去想象着她们拥有的钢琴，拥有的健康且美好的生命。
我，没有办法忘记她目送我上学时的神情。就像不敢接近在某个瞬间同样脆弱的自己。
于是我跑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3
拆迁那几年，原来居住在小巷的居民大多像常年躲在阴暗处的蟑螂，有人把头顶的大石头搬开，拿着扫把要把我们这群肮脏秽物清理出去，要把“城市牛皮癣”拆掉，我们也就四下逃开，奔向自己命运的方向。
如果谢蓉不拿我的裙子，我一辈子也不会特别记得她。但她拿了，让我不敢接近，更不敢忘记。
那之后，我们应该是有着大致相同又可能截然相反的命运。
例如在我高考之前外婆就将母亲存在她那里所有给我读书的钱都给外公和舅舅拿去赌了，除了重男轻女，老人更无法抵御日复一日的威胁和暴力。
例如母亲无法短时间内挣到更多钱只能跟父亲争吵让他多拿一点，可父亲认为女生没有必要学那么多没用的艺术，早早工作补贴家里才是正路。
例如我在走投无路又心气甚高的时候去做了人体模特，并且在第一次拍摄时出了很大的事故——对方明明是私拍机构的影棚却打着招收正规人体模特的名义招人，参与拍照的人也大多不是来研究什么光影结构而是直接来消费来观看女孩儿身体的。他们习惯用长焦镜头等着女孩换姿势时迅速抓拍私处。
我隐约感觉到不舒服感到在被侵犯，可我什么都没有说。不仅因为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长焦镜头，不仅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拍摄第一次被十几个人架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还因为我真的很想要那500块钱的拍摄费用。我以为迅速赚到钱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可以不再和父母纠缠，就可以让病床上的外婆放心，就可以回到学校和其他同学一样无忧无虑一心只想学分成绩。
可这只是我以为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
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些照片拍下了就删不掉。所以在我终于稳定一点可以开始做自己作品时，在我举办了第一个展览陷入舆论风暴之后，在我还作为一个艺术系学生心气很高努力跟人争论身体究竟能不能出现在作品里、身体到底是不是艺术品，甚至裸体接受采访反对对身体以有色眼镜观看的时候。那些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

虽然之前知道他们在一些很奇怪的角度拍我，但第一次看到那些照片却是和几百万网友一起。我看到那些照片里面自己的私处被放得很大，隐约还有卫生棉条，才想起当时正在生理期。这让我非常困惑，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些照片。我不想说话，但又不得不说话。在面对记者的质询时，我承认了，我承认那些照片上的人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承认还能做什么。
至此，人们开始像抓到了把柄一样狠狠嘲笑我，全盘否定我的作品。裸模，就是裸模。人体模特都不是，人体模特还讲究光影呢，她那些被拍下来的照片算什么？所以有些人不看我的作品，只说我是裸模。
也是这个时候，父亲打电话来说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并且大声质问我什么时候变成了和我母亲一样廉价的女人。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我逃不过的命运，我离羞耻太近，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羞耻背后“肮脏的性”，具体是什么东西，尺度在哪里。
2011年那些照片被放出来时我反复被询问：你觉得自己变得廉价了吗？
真的吗？我在私处被曝光的那一瞬间变廉价了？
不，我本来就不是商品，哪里来的廉价一说。
私处只是身体的一部分，我没有能力控制他们拍哪一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对那些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价值观以回击。因为不涉及亲人，不涉及爱的抉择，所以显得格外勇敢。我在一片雪地里把人们骂出的脏话写到身上，把人们的话语也纳入作品的一部分，一次次试图用冰雪洗刷掉它们，结果却是更多墨水倾盆而下，那是当时舆论给我的直观感受——辩解无用，人们习惯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但在行为作品的最后，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雪地里站了出来，冲着镜头笑。
那是一种本能的反抗。我没有赢，也并未被打倒。
大多数人通过这组作品记住了我，被我用身体宣誓的动作打动，甚至因为这组作品觉得我是个坚定不移的女权主义者，那一年女性传媒大奖圈我入围，在海外，一些媒体对我报道的标题是：大陆女性崛起代表。
但我只反抗了一次，就能把之前十几年的价值观真正推倒了吗？就能真正让自己坚强起来了吗？
不，在那作品之后的整整五年时间，我用尽力气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梳理文件，才渐渐看清身边的每一个女性，才终于不再责怪自己而更多去寻找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原因。

4
今天是妇女节，有些女性不会诉说，例如我的母亲，例如谢蓉和她的母亲，而只要她们不说，世人除了谩骂就不会再给任何别的回应。
例如我终于清楚地知晓，母亲初中之后就把所有的教育资源让给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备受压迫的她想要逃离自己的家庭，却在草草和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最严重的一次扯下她整整一块头皮。出轨，有时候只是更加懦弱的选择。我越来越倾向于承认母亲并没有能力给我更好的保护，但她至少没有逃避责任，她给了我能给我的全部。
例如当年拿走我红裙子的姑娘谢蓉，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漫漫人世，她一定会被欺负得不轻，她的人生早早失控，没有人愿意帮她，拉她一把，却总有人给予唾弃。
而这些侵害依然发生在我们周围，当我站出来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时，我收到了900多条女性的私信，跟我说着她们的故事，和我和谢蓉的童年，大同小异，并且暴力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
前几天我看见有的人说要过女生节，不过妇女节。
这个口号并不陌生。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喊起。
大致的情境是班里某个姑娘被男生讪笑着祝“三八快乐”，然后追着他满操场骂，“你才是三八，你全家都是三八”——我们不会直说自己是女生不是妇女，但会用青春活力证明自己与集“病态、无能、水性杨花、不讲理、爱传瞎话、好管闲事”等特性于一体的“臭三八”间的巨大差距。

但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开始歧视的，就是我们作为女生的整个生命主体——因为我们迟早会变老会结婚会变“三八”、变“妇女”。如果我们始终无法正视这两个词，如果我们无法反问一句：三八怎么了，妇女怎么了，自己的母亲、祖母都是妇女和未来的女儿都可能成为妇女，妇女究竟怎么了？
我们就会作为一个整体被歧视，即使我们目前能享受作为“小女生”众星捧月的尊宠感，也最终逃不开真实存在的、对女性的鄙夷。
而这种鄙夷，就是所有暴力的开始。
因为从踏入社会的第一瞬间，我们就被当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在被对待。我们尽力躲避的，我们不曾争取的，都将成为我们自身。
所以，在女生节这一天，我想送你一条红裙子，就是那条我至今不敢忘记的红裙子，让那无助且无望的身体，让那绝望和希望并存的眼睛得到某种解释。
而在3月8日，我想去倾听去写出更多女性的故事，让妇女两个字横生生变化过来，把这两个字咬进心里，成为一种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