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早晨开始得晚，去医院的路上我总是摸黑前行，车前大光灯顶着路上弥漫的一团团雾气，这些雾像是昨晚还未来得及藏匿起来的孤魂，光明正大，成群结对地寻觅下一处寄宿空间。

作为急诊科的医生，对凄冷清晨我早就见怪不怪。在我轮班的夜晚，为避免医院来的紧急电话惊扰家人，我会等到丈夫熟睡后再去书房的沙发上睡觉。只要电话一响，我就冲下楼，有时候因为我的动静太大了，他就会裹着睡衣站在卧室门口，在我换衣服时，他慢吞吞地挪到门口，睡眼惺忪地替给我开门，我猜他应该有几次是目送我离开的。

今天五点我正巧醒着，接到医院电话后我就赶来了。前脚刚踏进办公室，就看见科室里几个夜班医生在那儿炸开了锅，我一边按部就班地用刷子刷我的手准备进手术室，一边听陆医生和我描述他之前看到的一幕。

一个女人被送进来，从她右边的下颚骨到左侧脸颊，被一根直径快要两厘米的钢筋穿过，她还活着。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赶到了医院，就等在手术室外面。

“这男人似乎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呆头呆脑的样子。”

我最先看到的是这女人的X光片，那根钢筋看上去像画在她的头骨上似的。送她来医院的是两个民工打扮的男人，刚走进医院就听见他们哇哇叫，尖利的嗓音回荡在走廊里，逮着谁就说：这是意外，飞来横祸。

从他们的惊恐而浑厚的乡音里，我大概明白了，这个可怜女人来工地找丈夫，孩子和丈夫睡在工地临时搭建的铁皮宿舍，还没走到门口，不知道哪里坠下来这么一根钢筋，不偏不倚扎进她脸内。

我把手机塞给护士，戴上口罩，套上手术服，从纸盒里抽出手套，在推开最后一道门之前，我和陆医生彼此看了一眼，我们知道这场手术意义重大，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手术。虽然我早就对生死带来的感触将至微乎其微的地步，但毫无疑问这场手术将改变我之后的感官，即便单单从经验来说，这样的病人我从没遇见过。

手术灯下，我审视着这个重伤的昏迷着的女人，高额骨，皮肤粗糙，雀斑全都集中在眼睑下面，和脸上的尘土、血迹混迹于一起。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女人总是粗糙而不修边幅的，面部会因日晒雨淋而显出丝毫狰狞或凹陷，毫无优雅可言，如同她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在她的脸上我竟然找到一种柔软，搁在那张惨白的脸上显得突兀，这张被刺穿的脸不知道会满足多少人的破坏欲。

我盯着这张脸愣神，手术忽然宣布开始，我拿起铁盘上的工具，开始做我自己的工作，麻醉。现在没人知道她是否还醒着，我相信这种钻心疼是能让人昏厥过去的，但还是给她使了不少麻醉剂，我控制着药剂的流入量，一方面还要时时刻刻盯着手术台边上的机能显示仪。陆医生比我多十二年医龄，今天由他主刀。

我们切开钢筋穿过的一侧——她的脸颊，在这里切一个两厘米的口子，接着切开钢筋另一侧——下颚骨。透视片显示钢筋靠近脊柱，当两端都被我们切开，陆医生满头大汗，护士换了一块毛巾替他擦汗。

手术进行的第五个小时，我再次就着她的心率和呼吸调整麻醉药剂量。陆医生隔着防护眼镜，用眼神示意我做好准备，我们一左一右，确认女人脑袋的水平位置，陆医生深吸一口气，从她脸颊那侧开始，慢慢地把钢筋从她的脑子里抽出来。

我盯着陆医生的手和我所站立的这一边切口的出血情况，陆医生的动作非常缓慢，缓慢到几乎像没有在动，我看到他的手有发抖，当抖得最严重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克制住了。钢筋抽出到一半的位置，我们相信已经越过了第一个危险点，脊柱。

之后陆医生开始变得更游刃有余。第八个小时，手术接近尾声，陆医生哐当一下把那根钢筋扔进托盘里，血星星点点溅落在盘子上。整根钢筋被完全抽出来，我听到周围几个护士医生深深地叹气，手术室的灯光柔和起来。

这女人的左右脸被横七竖八地切开，她现在安静地躺在那里，等着被重新缝合。我站在左边，俯下身看她的脸，通过一侧切口，能够看到对面，钢筋穿过的地方，在她的头部形成一个隧道，依稀能看到一团团肉色黏稠物在上下翻滚。直到把她脸的两侧全都缝合了，手术才全部结束，陆医生脱掉手术服之后诊室的沙发上平躺了一小会儿。

我听说，如果一个人，不幸在手术台上丧生，那么在死亡之前，他的魂魄会从身体里飘出来，飘浮在手术台上空，看着医生们奋力抢救自己。我不知道刚才当我们为这个女人做手术的时候，她是否有那么一刻，飘浮在天花板上，看着我们小心翼翼地满头大汗地切开她的身体？

“和大脑只差几毫米，几毫米。”我们重新观察手术前拍摄的那张X光片，忍不住唏嘘。就因为这几毫米，这个女人依然活着。据说手术室外面已经等了记者，我们只能从另一个口出去，几天前又闹腾起来的医患新闻已经让医院对这些媒体无可奈何，现在谁都不想跟他们有半点关系。

我回办公室的路上要途经一条长走廊，一个小男孩坐在靠门的位子看书，看到我经过，冲我说了句“你好”。他手里抱着本很薄的杂志，书角也已卷起，有了毛边。

“你在找卫生间吗？”他问我。

“不是，我知道卫生间在哪里。”

这孩子脸生得不像本地人，口音倒不明显。来这医院看病的孩子都被大人给围着。“你怎么一人坐在这儿，你家长呢？”我看见他杂志翻开那一页上面的图片，几张手绘动物彩图，每一张图旁边有一些文字简介。即便这孩子主动叫的我，但对我依然存着些警觉，“他们马上就来了。”他说。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讲今天他应该去学校的，这本杂志也是学校图书馆里借的，但被他弄破一页。他轻轻地抚平那一张破了口子的书页，我知道他应该不是那种破坏欲特别厉害的小男孩。“你知道这个吗？”在我刚准备起身离开，他指着杂志里的一张手绘图，“你知道这个吗？”他问了两遍。我有些筋疲力尽，我歪过脑袋，故作经过思考地回答他，“这种小动物……”

“不！蜥蜴！你看这个，”他猛烈地往后翻了几页，寻找想要给我看的内容，我总算知道为什么这杂志会被他弄破。“这！你看！”一个放大的图片，和刚才那张图片上的动物有些相像，“它会变颜色，根据环境变色，这只蜥蜴的尾巴是蓝色的，因为它身后的背景是蓝色的。”

“我猜它们为了自我保护，不被天敌发现。”

我从来都不是个合格的儿童对话者，我不讨厌孩子，却很难和他们进行长久的对话，他们起初会以为我是友好的阿姨，就和其他那些会轻轻抚摸他们头顶，然后给他们讲一些有趣故事的阿姨一样。但我一直无法习惯这么做，我不知道一楼儿科的医生是怎么做到的。当他开始给我形容这种尾巴会变成蓝色的蜥蜴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想要起身离开的冲动了。

两年前丈夫说起养一个孩子的事情，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是一个十多岁的青少年，有自己的想法，在学校算是个受欢迎的人，不需要我照顾，并且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欢乐。“你是医生啦，”丈夫一口将杯子里的啤酒灌了下去，“你不用和那些家庭里的女人一样，几个月之前就担心找不到医院。”我不想扫他的兴，含含糊糊地糊弄了几句。

看到这张蜥蜴的照片，我想起过去上学时报名的摄影课，老师给他们展示自己拍摄的印度祭祀照片，地面铺着淡红色的液体，是牛的血，老师赤着脚踩在血水里，就和那些印度人一样。我觉得老师为了课堂效果，将那些东西放大，变成更真实鲜活的，哪个民族会在一天之内宰杀那么多动物并让子民在它们的血泊中跪拜呢？

我不相信这种祭祀里的残忍，也不相信这本杂志里说的蓝色尾巴的蜥蜴，它们遇到天敌，就割掉尾巴，把它们身体的这一部分留在原地，反正过不多久总会重新生长出来。后来我查阅到即便是印度最先进的城市，在祭祀时确实会发生这样的场面。

小男孩全心全意地相信杂志上说的一切，仿佛这是一本经过某种权威机构认证的教科文材料，我忍不住想告诉他，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找到蓝尾巴蜥蜴，是不可能用如此简易的插图取而代之的。我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一只蓝尾巴的蜥蜴。

“你们会救她的是吗？”

“我觉得还没有人真的见过蓝尾巴的蜥蜴。”我回答他。

“我说我妈妈，她已经在里面待了一个早上了。”

他一只手摩挲着膝盖，等待我回答。我想起手术台上女人脸的轮廓，一个全然不像村妇的女人。眼前这个孩子，过不了几年，他就会意识到他比同龄人早熟，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手术台上的他母亲有很大的几率永远讲不出一个字，但她能活着，她头部里面多了根中空的隧道，虽然那隧道口都被我们严严实实地缝合，那隧道上下团团肉色黏稠物依然会热烈翻滚下去。

“你会见到她的。”

“哦。”他大概是猜出我心里的想法，并没有显得很悲伤。我起身离开，之后的几个小时，他还会坐在这里，抱着他那本蹩脚的科技杂志。

快中午，我和陆医生越过重症室门口的几个记者，走到左边最大的一间病房，给这个女人做术后检查。她被仪器包围着在均匀地呼吸，他丈夫坐在床正对面的椅子上。他们说得没错，这是个傻乎乎的男人，他显然是吓着了，见着我们结结巴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儿能待……几个人？”他站起来，“这里还能进人吗？”

“不行了，重症室有人数限定，不是普通病房。”护士告诉他。

“我老板来了，能进来吗？”

“不能。”

他坐回凳子上，没有看着他妻子，而是看着右边的窗户。窗外这天倒也不应景，即便是冬日，日光照着脚下那片歪歪扭扭的灰色楼群，反射出一种充满希望的弧度，想必出门不戴墨镜什么也看不清。

陆医生凝神看着显示仪上的数字，小护士急匆匆进来，说是再不去会会那些记者，领导的脸就要变天了。这些记者，继他们上次几篇咄咄逼人的消息发布之后，医生们见了他们就躲着，天晓得他们又想惹出什么幺蛾子去卖他们的点击率。

“走吧，今儿这事儿他们只能夸咱们。”陆医生把记事板放回床下面的空格里，准备和我一块儿出去。那男人跟着我们，“你陪着你老婆，别跟着我们，她现在没脱离危险呢。”他面露难色，说他要出去见老板，老板就等在重症室外头。我们也不跟他多说，随他跟着我们走出来。

这重症室门口，每每到了给亲友探病的时间点，总是人满为患，大多神情凝重，谁会希望家里有个人会躺在这种地方呢？看门的两个保安也因为每天要抵挡这些焦虑的病人亲属，显得精疲力竭，暴脾气一点点长出来，或许这些表象都是伪装，当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得不去扮演一些角色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自己都会忘记自己正在表演，直到这些习惯慢慢融化进我们的身体里。

我天方夜谭地希望，我们医院能够招收一些既懂得医疗知识，又能应付记者的医生，甚至不需要他们上手术台去做手术。我们把几张X光片扔给记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手术过程，他们拿着录音笔，询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看到我们此刻无心应战，“那长话短说了吧，”记者依然握着录音笔，“这个病人后续治疗是怎样的？情况和现在一样乐观？”

“现在也不乐观啊，她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这也是我们把她放在重症室的原因。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她大脑和脊柱没受明显影响，但毕竟是脑部伤害，半瘫或者全瘫的可能性很大。”

听陆医生这么说下去，记者又来了兴致。“陆医生，这是说，这人会成残疾人？”

屋里被午后阳光照得温暖，这两个记者像两个游离在另一维度的生物，孜孜不倦地吸收来自另一平行时空的信息，却不知道如何被这些事情打动，是不是人到了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就像那个在自己孩子婚礼上喝得烂醉的副主任，他趴在舞台上，把话筒放在嘴边，唱着他插队落户时听的歌。

陆医生和我都想快点结束这次采访，“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家人了。”

我们两个像躲过了一劫似的逃出这间屋子，陆医生往楼下走去，我走回之前走过的走道，忽然想起那个男孩，我意识到他之前没有和父亲一起等在病房里，没有去看他的母亲。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期待着在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后面看到这个孩子，对于他我有一种奇怪的保护欲，或者只是和他一起聊一些关于蓝尾巴蜥蜴，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条走廊也并不是热闹地，走过的人大多数是为了进入后面那栋楼。再次看到我，他没了之前因陌生而产生的紧张，“你不下去看看你妈妈吗？”我问他。“我不想看。”他把目光从我身上移至地板，补充道，“看了也没有用。”

我靠在门边，小孩坐在凳子上，脚还踩不到地。一个彩色而真切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他背着书包从校门口走出来，礼貌地挤过门口簇拥着的家长，双手揣在口袋里，面无表情地离开那里。我走近他，拿起凳子上的杂志，坐在他身边。

“你看完了？”

“这个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要在我走之前还给我。”他拿过杂志，翻出后面手写的结束记录，“我是这一天借的，已经过期了，明天我要还回去。”

“谢谢。”我对这书全然没兴趣，又不愿意中止和他的交谈。

“他们不会再和我做朋友的，我知道我妈妈死了。”

“他们不喜欢你？”

“不是，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妈妈就离开他和他爸爸了，现在没人肯跟他玩。”

“不会的，我相信你的朋友会理解你的。还有，记住，你妈妈没有死。”我翻开那本杂志，很随意地翻看。“这个东西要用一种激光枪，才能捉住。激光枪，射出蓝色的激光，蜥蜴就逃不了了。”他说。

我不肯定这孩子说的所谓的激光枪是否存在，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同父母说的那些编出来的蠢故事，他们会顺着我的思路，像对一只小狗一样，不打断我，并觉得我可爱。但大人和孩子都清楚，这些都是临时编造的谎话。“你以后会见到这种蜥蜴的，你不仅会见到这种蓝色的蜥蜴，还会见到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有一些还是彩色的。”

“哦！”他捂住嘴巴。

“真的，也许它们不叫蜥蜴，至少是爬行类动物。我记不清了。”

“如果我捉住了它们，我可以把它们带回家吗？”

“这得问你爸妈，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肯让你养一只这样的小宠物。”

“宠物……”他重复我说的这个词，“我就跟他们说，如果宠物不听话，我就用绿色的激光枪让他们变得听话。”

“哦，绿色的激光枪。”

还有一个小时就过了探病时间，任何家属都不能再进入重症室了。我拉起他的手，“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妈妈，不过记住了，她现在睡着了，你只能看看她，知道吗？”他皱着眉头，像是在思考一件后果很严重的大事，忽然说，“行吧。”

他说话的时候我手机响了，和他的声音混在一起，来电显示是我丈夫，我摁掉了电话，他知道我的工作性质，他会等我空闲时再给他打回去的。我牵着这个小孩，他个子很矮小，我们乘电梯到了三楼，转两个弯就到了重症监护室，他爸爸和另外一男一女站在门口。“爸爸！”他大声叫着。男人回过头，脸上有些怒气，但看到孩子身后的我立刻收敛起来。

“你来干什么？”他问儿子。

“他应该见一下他妈妈。”我替小孩解释。

后面站着的那一男一女也面露尴尬，他们应该正在经历一段漫长的谈判，虽然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但从穿着和容貌上看来，他们两人不会是这对父子的亲戚，我想到之前这孩子父亲之前在病房里提起过的他的老板。

我和小孩走进了重症室，在门口脱掉鞋子，换上一次性外套，护士答应他，暂时先他保管那本科技杂志。然后我们就走到最里面那间最大的病房，里面躺着他的妈妈。

他看到那个女人脸部因为手术而肿胀的时候，像是张大嘴巴哭泣，但他努力憋住了，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只是站立在离床有些距离的地方，我想他更多的可能性是被那些伤口吓到了。没几分钟他就说他不想在这儿待着了，我带他出去，他父亲依旧和那两个人站在门口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些什么，但见到我来了就立刻没了声音了。

“带他回家吧，重症室马上就要关了，你们在这儿也进不去。”我对那个男人说，他点头哈腰地冲我说，“行！谢谢你啊医生！麻烦你了！”

我搂了搂那个男孩，他的身子软软地贴着我的白色工作服，我轻轻对他说，“跟你爸爸回家，我们明天再见。”他没有看着我，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当然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第二天我丈夫驱车先将我送到医院，重症室里另一个病人家属告诉我，昨天五点左右，就在重症室关门之前，孩子的父亲，以及一直和他站在一块儿的那一男一女，这三个人一同走进了重症室，那个男人亲自拔掉了女人身上的管子。

“我听见他们说了，他老板要给他二十万。”

“二十万就买了他老婆的命哦？”

“二十万还是划算的啦，不然还要打官司，各种医疗费。”

“反正也是植物人。”

“现在这种人也蛮吓人的哦？”

隔壁病房的家属热烈地谈论着昨天下午他们的所见所闻，仿佛是一桩家长里短的小事情，带着一丝兴奋和惊讶。我想起那个男人不停询问是否能让他的老板进来，以及见到我的时候那张面露难色的脸，充斥血丝的浑浊眼球。要是将那个被我们救活，又再次失去生命的女人，和她丈夫放在一起，这两人的结合就像一部工业机器里并不相匹配的两个零件。

每次看到被亲人抛弃，或者主动放弃了生命的病人，我观察到他们亲人的反应，起先总是半推半就，就像春节时收到了红包的孩子，但他们知道，这个红包最终还是会落进他们自己的口袋里。这种半推半就来自于不同缘由，作为旁观者在目睹了诸多这样的情景之后，难免会联想起若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脑子里忽然多出一条中空的隧道，那么和我朝夕相处的人该拿我怎么办？

但我们选择去绞尽脑汁地杞人忧天地设计自己的生活，尽可能让自己免遭人生中尖利的困扰，我们在脑海里反复论证某种行为的合理性，直到最终错失了最好的时机。当靠近那些鲁莽而快乐的人，揣摩他们成功人生的秘诀的时候，那些精妙的计算和复杂的程式都是一张轻易就被捅破的纸片，他们也许没有智慧的大脑，没有彻底的顿悟，没有经历过一个个苦思冥想的深夜。他们只是恰好撞到了一些东西，幸运。

顺着幸运这根绳索，那些人声称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但真谛到底是什么？又是谁规定了最终的生活的模式？

我们挤过人群，躲开那一阵阵平庸无趣的暗涌，本以为可以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发现除了新的浪潮再次向我们涌来，大多数时候我们一无所获。我们花很多年搜集材料、武器，只为了寻找那一只躲在原始森林里的奇妙物种。

做完那场手术当天，我回家时看到丈夫坐在沙发上，抱着我们的狗在看球，狗看球看得也很认真。我忽然动了领养那个孩子的念头，哪怕只是每个月给他寄一些生活费。当时我还不知情他父亲的这个最终决定，而同时我也不想让丈夫扫兴，他见我度过了如此疲惫的一天之后也知道不该在这种不适合的时机谈及那个他总是不经意会提及的话题。

我坐到他身边，他把狗递给我，“抱着你儿子。”他跑去厨房，在热牛奶里融入了巧克力，我们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看球，这么多年，我对足球依然没什么热情，但我喜欢看到人们在场下激动的模样。后来狗在我怀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