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法兰西学士院的一个院子里，正对着窗户，从葡萄藤中间露出一段管子，正好有一握粗。谁也不知道管子通到哪儿，用来干什么，所以也没人去注意它。可是，每年有一只小鸟来这儿窝，它待在里面刚刚合适，就像一粒子弹装在枪膛里似的。它感到很安全，很清静，所以从早到晚都放开嗓子唱歌。附近一间办公室里有个年老的办事员，总开着窗户。每天上午，他第一件事就是开窗，而下班前，他最一句话就是对着鸟儿说声再见。

可是，有一天，工人来修理滑落墙上的檐沟。“您爬上去以后，把那段管子给拔下来，它什么用也没有！”于是，鸟儿飞到别的地方藏身去了。在窗子边办公那个老头儿觉得很不舒服，工作没精打采。过了好几天，他俯身到窗外，用手拨弄葡萄藤，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难受，这么阴郁……

“见鬼！见鬼！”

他擦了擦脑门子。“见鬼！见鬼！”他在这里工作40年了。40个春秋，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每天要写同样多的文字，每天有同样多的记录要归档，同样多的文件要研究……40年啦！而今天……

他摘下眼镜、小圆帽和套袖，没有对他的同事们解释（他怕一提起来就发火），径自下了楼，打算去管理诉苦。可是，走到半路他觉得自己心中的委屈似乎有些孩子气，而且这么做也决不会使他再听到小鸟的歌声。他又从原路返回办公室。一整天都压着一股火，还早退了20分钟—4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用这个时间通过艺术桥（注：塞纳河上通向卢浮宫正门的桥），沿着梅依斯里滨河大街一直走到一家卖鸟的铺子，把那里每只鸟儿 叫声都听过一遍，然后选了一只。这只鸟啁啾的叫声最像他那人去的同伴了。他把鸟装在一个柳条笼子里，发黄、干瘦的手指头从柳条缝隙伸进去：“特噜……特噜……”

前一天下班走得早，第二天他比谁都先到。他把鸟笼挂在窗户旁边，添上水和小米儿，还放了一块墨鱼骨头，然后开始等待。那鸟在他离开之后，把这小小的王国巡视一番，用嘴玩弄一下葡萄藤，孤独之中试了试嗓子，就不断线地唱起来了。老头笑了笑，瞥了一眼周围的同事，终于重新感到了愉快，能专心工作了。

有一天，一个当官的从院子里走过，发现那只鸟笼把整个布局都破坏了：“法兰西学士院可不是门房，也不是穷公务员的阁楼间！”……人家是领导，就别想对他解释。鸟笼不见了。

过了不久，老公务员再也忍受不了这漫长、无聊的日子，便要求退休。不巧的是，只有他认识同办公室的那位女同事的笔迹。在发生了几次差错以后，那位女职员也不得不辞职。

可是，20年来，她说什么话都成了习惯，对面那位职员虽然耳聋，只要看看她的嘴唇怎么动就知道她说什么。现在聋子失去了唯一的翻译，不能继续工作了，只得接着告退。

然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儿档案的分类法。他走了之一，档案出现了混乱，接手的人因此被解雇—当然并不是没有争吵，而是在这古老的屋顶下发生了一起最为激烈的口角—该办事员工作效率很高，可是性情暴躁。他哥哥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一起离职了，因为他们是科西嘉人。

那位老兄十分高傲，说走就走，完全没有把工作交代一下。他本来是负责检查学士院房屋维修情况的。这幢房子年久失修，已经破旧不堪了。10月份下雨的时候（这里，那位老职员又高兴地听到了他那小同伴的歌声），房顶的檐沟坏了，雨水从天花板渗了进来，地板塌了，墙壁裂了缝。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要不是有一个人得病死了，一切还都看不出来。

房屋碰坏的情况被发现时，已经不来及弥补。于是，人们扛来一个大型脚手架，靠在不太结实的墙上，把快塌的墙都推倒了。

经过几个世纪的冷遇，官方的建筑师忽然发现楼里有许多阁楼间、贮藏室和密室—按他们的说法有许多“浪费了的地方”。文化部认为自己的房子太挤，扬言要把这座大楼拨归他们使用，法兰西学士院当然不答应。一大群法学家和典籍学家纷纷研究大楼的所有权，撰写回忆录。另一方面，人们又画了许多平面图，就这一争执交换了各种颜色封面公文。也就在这个时候，维修工作中断，连脚手架也开始摇晃起来了。

官司一直打到内阁。内阁声称若干年之后才宣判。有时候，夜里有几块隔板掉了下来，几段不结实的墙坍塌。

也有时候，一位很老的老先生—看门的仿佛还能认出他—走进院子里，一面摇着头，一面长时间地察看这座破败的大楼。

还有时候，一只非常小的鸟儿，唱着歌从这堆废墟上飞过。

译者：王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