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下午。

我和朋友约在东湖路的“新元素”见面。因为是下午，店堂里没有什么人。为什么要见面已经忘记了。朋友刚刚从出版社辞职做起自由职业来，大概说起同样是自由职业的妻子并不支持他。两人住在复兴路一个老式新村里，对于需要独立空间的自由职业者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日本又地震了唉。”我看了一眼手机。

“哦，他们都习惯了。” 朋友说。

他的妻子是日本人，那会儿正在茨城的家里探亲，就是东京旁边那个小城市。其实直到去年乘坐廉价航空的航班到茨城中转到东京，才真的弄明白那是哪里。

我们的话题正在枯竭。于是只能再谈论了一会儿日本，朋友拿出一个小本子来，告诉我说他正在学习日文，我心不在焉地翻了翻。

过了一会儿，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他和他的父亲用上海话交谈了大概五分钟。

“好像听说地震很严重。能用你的电脑查一下具体消息吗？”他挂完电话以后急切地说。

于是我们打开电脑，盲目地在网页上输入关键词，仙台地区发生8.8级大地震，东京震感强烈。除此之外，暂时没有额外的信息。

朋友给妻子打了电话，不出意外的，无法接通。

“应该是电缆都坏了。”他自己解释着。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直到朋友站起来说，他得走了。

“真抱歉啊，突然要走。可能我太太会打我家里的电话。”

“没事没事。想起来，我也有一个朋友在东京。”

“嗯，东京会不会好些，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以前有过那么严重的地震吗？”

“没有，没有。”

哦。小五在东京。他和搭档在那儿做展览，展览是明天开幕，还是今晚？不管怎么说都泡汤了。几乎能想象他跳脚的样子，说不定又有点庆幸，什么都不用做了的话，应该立马就和搭档去秋叶原了吧。这已经是他第N次在国外办展览，很早以前就骄傲地放话出来说，以后去国外做展览的话，只做个展，不做群展。后来好像真的一直信守承诺。

我们那会儿分手了吗？我现在也记不清，应该是双方都打算做出一个决定。当时我们认识已经有十年，不过最后的四年一直处于无法言说的临界点上。性别的角力早就已经达成和解，所以到底在踯躅什么，哪怕是至今，也依然没能完全理解。

想过要问他，后来也确实问过。一次。两次。但是。

朋友走了以后，我继续待在餐厅里。早春下午的太阳过分敞亮，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干净的下午，空气也像被洗过。

我拨了小五的电话，在接通和不接通的希望间摇摆。像是掷出一个骰子。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嘟嘟嘟”，急促的三声就断了。再打。三次。四次。还是这样。

果然是电缆的问题吗？而网络上依然没有具体的消息。

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我思索着，如果再也见不到小五的话，那最后一次见他是怎样。很容易回忆，开车送他去机场的时候，他从后备厢里拿箱子。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然后我们站在那儿各抽了根烟。

“别胡思乱想，回来再说。”他说着，拍拍我的头，便潇洒地耸着肩膀走了。真是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辨别出来的背影，明明只是背着双肩包而已，却好像是背着把AK47的士兵。

可是回来说，要说什么呢？

如果再也见不到小五。

突然恍惚起来，简直眼前一黑，这绝对不可能在我生命中发生。

傍晚，小五打来电话。

“喂喂喂！”

“喂，喂！”

“听得见吗！”

“操！大地震！”

然后他告诉我布展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展厅里面的镜框都在往地上掉。他和搭档正在犹豫要不要往外跑，结果看到日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撤，全部在原地，扶住眼前能够扶住的镜框。于是他们也待着，做了和他们一样的动作。

“能听到墙板内部松动的声音，但是我们的房子没塌。”

“其他国家的艺术家都已经在订回程机票了。但是据说晚上还会有大余震，应该也走不掉。”

“我们还在犹豫，如果再待几天，讲不定会拍出厉害的照片。”

“喂喂，喂喂！”

“别担心，7-11还开着，待会儿去买几个饭团。”

我们几乎是站在马路上喊完了电话，接着他交代我再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掐断。还没有等到我回过神来，便又接到朋友的电话。

“我联系到我太太了，她没事。刚刚走得有点狼狈，心里惦记着应该跟你说一声。”

“唔。”真是彬彬有礼的朋友啊，我心想。

“你的那位朋友联系上了吗？”

“是啊，大家都没事。”

“那就好。”

上一次记得住的地震，是2008年5月，也是大的灾难。我还住在北京东南二环转角的小屋子里。明明就在二环旁边，却是被出租车师傅称为城中村的荒芜地。因为作息时间的混乱，醒来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是被外面的防空警报声吵醒的吗，也不太确定。奥运会前夕，下午常常有防空警报。

手机上有数个未接来电，以及短信。只查看了一条，便知道刚刚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吗？因为睡觉而浑然不觉。接着回复了家人的电话，小五的电话，若干。先向他们保证说这里很安全，完全没有感觉到晃动。也是说晚上会有严重的余震，于是又保证说，晚上会和朋友们在一起。

晚上怎么办呢？挂上电话以后，一边思索着，一边打开窗。

外面是春天常见的沙尘暴天气，在北方，朗朗晴空和昏黄末日我都喜欢。那时，外面没有风，天空是土黄色的，门口的小路上除了一辆装满苹果的板车，一个人都没有，连摆摊的人都看不见。

静悄悄的，没法相信在那里刚刚发生过那么大的地震。

晚上，开始有更多来自日本的消息，电视新闻里也有现场的镜头。

D打来电话。问我说小五是不是还在东京。

是啊。下午联络过，他没事。

D的男友也在东京，那会儿他们刚刚结束了毕业旅行，从东京出发，沿着海岸线，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路往关西开。之后她先回到北京，她的男友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打算夏天之前回国。

“能让小五帮忙给他打个电话吗？我从这儿打不通他的电话，可能在日本当地的信号会畅通些。”

“啊，当然，但是小五用的也是中国的手机号。”

“没关系，试试看。”

她听起来很镇定，又有种真正的焦虑。我呢？

我一个小时以后才联系到小五，他说他会用旅馆的固定电话试着联系他。又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联系到了。

“告诉D，那家伙死不了。他和几个同学在一个中学的操场上喝酒呢。他用日本的手机没法给国内发消息。我一会儿也去找他，带一打朝日啤酒过去。待会儿再和你们联络。”

他们之前就在上海见过，在小酒馆里，因为共同喜欢的本地乐队而聊到称兄道弟起来。

公共交通已经停运，我不知道小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找到那个中学的操场。但因为是小五，所以他总是有他的办法。这些事情，我从未担心过。

后来的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发消息，我和小五，我和D，小五和D，还有D的男友用小五的手机发出来的消息。我和D一边刷着地震新闻，一边和他们发消息，中间还打过一次电话。

那是种奇怪的，被命运连结的感觉。

虽然始终不愿意承认，但是，大概，我多少希望时间就停滞在那个点上，再不向前，也不后退。这样我们谁都不用做出任何决定，任何决定都是错的。

一年以后，我和D约在五原路的小酒馆见面，她站在常熟路口等我，于是我们在早春的寒意中一起走了一小段路。

“明天要去领证了。”她突然说。

“啊，啊。”

“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你和小五还有联系吗。”

“没有。完全不联系了。”

“他真是一个能令人反思的人。”

“反思什么？”

“比如说才华是什么，成功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私偏执的人啊。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是吗？

其实也联络过。一次。两次。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小五总是粗暴地说，但是很快他的语气又会温柔起来。

“我想过要杀了你的，如果杀了你有用，我就杀了你。”他说。

“但是没用，杀了你也没用，怎么样都没用。”他说。

唉。我呢。

2011年3月11日的下午，或者晚上，是不是也有过一些瞬间，由于过分害怕所谓的决定，而希望小五就这样──就这样──嗯，写到这儿我才第一次发现，我并没有真的这样希望过──根本都无法把这个可怕的词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