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在GQ一个“面向未来”论坛上的演讲：这次演讲主办方邀请我，主要是因为看到我发了一张朋友圈，所以想找我谈谈我“互联网脱退”的经历。

“互联网脱退”，准确地说并不是完全不上网，当一个卢德主义者，而是基本不看——基本不浏览社交网络；不吵——不进入任何微信群，不在社交网络上陷入争论；不聊——尽量减少在微信上跟人唠嗑。

1.

首先，说说不看。

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了。和很多人一样，我了解本日热点是通过微博热搜，忽略那些“谁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头了”这种并没有人会真的去讨论的话题，总还会有一些看起来有点诱惑人去关注和讨论的议题，介乎家长里短和折射社会问题之间。

某明星不帮老婆推行李折射的两性困局、女作家马桶失灵戳破的上流幻想、阿里P8征婚引发的婚恋争议等等。我并不是说这些议题完全不值得讨论，而是它们承载了不合比例的重量。

不合比例的重量之一来自于它们受到的关注度。公共空间的枯萎导致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几乎是变态膨胀的，我们在生活中都讨厌婆婆妈妈，过于关心他人私生活的人，但在互联网上，我发现自己被放大了对隐私的好奇和对琐屑的打探，并且对自己在其中逐渐上升的恶意浑然不觉。

不合比例的重量之二来自于它们的严肃性，讨论者试图把轻浅的内容包装成具有公共性的议题，试图上升到严肃的性别、社会、阶层的讨论，但再怎么样的包装，也掩盖不了某些议题本身并不具备公共性，也并不真的包含社会公义，唯一的用处就是当我们严肃地讨论它，我们看起来很严肃。

除了这些热点议题，现在社交网络上随处可见的还有一种内容：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综艺节目或者台词截图，表示：“你我不就是这样吗？”

我讨厌这种“金句”，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对有价值内容非常粗暴的简化，看似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但看多了就发现经常彼此矛盾，完全无法指导人过好这一生。

另一方面，是我认为共鸣并没有那么重要。

“引起共鸣”只是一种话术，我自己就中过招。几年前，我和一个女明星一起参加一个谈话节目，她非常独立洒脱，我就有点怯懦和猥琐，当时有很多的文章标题都是“每个男人都想娶xxx，最后却娶了蒋方舟”“每个人都想活成xxx，最后却活成了蒋方舟”。我看到这些文章，就觉得自己被强行关联和许配给了许多人。

对内容生产者来说，“引起共鸣”是一种最简便的获得流量的生意，和讨论星座和“测测你是漫威里的哪个超级英雄”没什么区别，但对内容的接受者来说，在每篇文章、每个短句、每张图片里试图寻找自己的结果，就是自我的不断膨胀。每次向外的探视，都看到的是焦虑、挣扎、脱发、初老的自己。

某种意义上，这种社交网络的浏览和阅读产生的效果是相反的。阅读往往看到的是更复杂的世界、更陌生的经验，更辽阔的人生，感到自身的渺小而非扩张。

关心自己当然没有不好，但是一个每天都不断加深“我太难了”这种自怨自艾的人，是没有余力去关心他人的。

2.

第二，说说不吵。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如今都能感受到一种话语圈的撕裂，朋友圈隐形站队、价值观冲突，“三观不合”。

现在的公共空间有点类似于 “反全球化浪潮”——本来是统一的全球市场，因为壁垒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区域市场。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本来属于亚文化圈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进了更广泛的公共讨论的舞台，让言论市场更像是春秋战国。“我有一个好想法，你有一个好想法，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就有两个好想法”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想的是攻城略地，战争逻辑。

在圈子内部，是一个以自己爱豆（不只是明星）为核心的等级制，在圈子外部，面对外界，是一个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和我有分歧的人不是一个也有自己的理性、想法，所以可以讲理的对等的个人，而是要“压倒”的对象。

当下话语圈撕裂的原因非常复杂。

一方面，这和人们接收到的信息不同有关。社会环境、算法推荐造成每个人每天看到的信息是不同的，而海量的信息并没有带来广阔的视野，而是你总可以找到符合自己意愿信息，就像是掰花瓣“他爱我他不爱我”，为了得到“他爱我”这个答案，可以用显微镜撕到细胞膜。

另一方面，话语之间的撕裂之下也可能是真实的撕裂：不是出于误解、偏见，拒接交流，而是真实的价值与利益冲突。即便对于事实的认定没有分歧，也会引发有分歧的判断。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体育比赛的结果往往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球迷的情绪却天差地别，甚至互相攻击，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支持不同的队伍。

我们误以为“摆事实”和“充分沟通”能解决分歧，只是美好的一厢情愿。

今天我不去谈这些复杂的原因，而谈一个小小的按钮：“点赞”，这种表述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者的逻辑，跟在超市里发现“这个汽水我喜欢”没有什么区别。

但人除了消费者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公民。公民做出选择的原则并不是“我喜欢”，而是为了集体利益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当中自然包含了我们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但随着“点赞”心理的泛滥，消费者的心理覆盖了一切。

消费的对象不仅是商品，也是观点，甚至是政治家。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纪录电影，叫做《规则改变》，讲2008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竞争第44届候选人，为了对付奥巴马这个政治大明星，麦凯恩选择的搭档是“大家都会喜欢”的州长莎拉·佩林，结果却发现（影片中）的佩林完全不学无术。电影叫“规则改变”，改变的规则就是老牌政治家的退场，之后就是具有表演资质的政治明星的天下。

这话说得有点远，但我想表达的是，随时随地都在消费信息——“这个观点我喜欢”“我想让这个人赶紧消失因为和我三观不合”，让我们对信息正反馈的需求愈发膨胀。与之相伴的，是我们去冷静考察一开始不喜欢的事物、观点的能力越来越差，越来越丧失耐性。

消费者是上帝，而上帝厌恶等待。

3.

第三，说说不聊。

在20世纪初，有一匹著名的叫做汉斯的马。这匹马的主人是一个退休教师，一直培训这匹马，试图训练它的思维。奇迹发生了，人们发现这匹马会算算数，当你问它“4+3”等于几，它会用敲击蹄子的方式告诉你是“7”。

它几乎没有失误过，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汉斯，发现它并不会算算数，原理非常简单：当马开始敲击蹄子的时候，它的主人（或者是别的提问者）总会有些下意识的细微动作：比如紧张、欣喜、在它敲出答案之后的如释重负。

它的主人并非有意作弊，只是汉斯的确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能够从各种微妙的反应中得到正确的结果。

现在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读空气的能力还不如一匹马。习惯了用一个表情包来代替复杂的反应，用“哈哈哈哈”来掩饰尴尬，交流变成了多么枯燥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契诃夫的一个短故事，叫做《吻》，讲的是一个胖胖丑丑的下级军官在聚会的时候，黑暗中被一个女人错认，吻了一下。这个吻深深震撼了军官，他想告诉全天下，但是当他开始向别人讲这个故事，他发现竟然不到一分钟讲完了，而且如此乏味，如此干瘪。

作家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就是扩展这个吻的能力。吻时的空气的湿度与气味，黑暗中湿润的眼睛隐约闪烁的光，吻落在脸颊上的触感。

一个吻可以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像一场世界大战那样重要。

这就是交流的美妙，它不仅仅是由话语组成的，而是由无数个可以回味的细节组成，那些空气忽然安静的瞬间，那些词不达意的心知肚明，那些远处恰到好处响起的音乐、升起的月亮、亮起的灯。我爱这些事物胜过语词本身。

但如果像很多理性乐观者期望的那样：以后所有的交流都不必面对面，那么作家就要永远地失业了。

所以我现在有意识地不在通讯软件上跟人聊天，当交流的热情被点燃，我更愿意请人吃个饭，面对面地长谈。

听到我“互联网脱退”的实验，我周围的朋友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说：你不看就完了，为啥还要那么煞有介事？

因为我发现今年夏天我其实没有看过一集热门的电视剧，没有看过一集网络综艺节目，我却莫名其妙地知道了火爆综艺比赛的总冠军，知道了”明言明语”。“保持无知”某种意义上比“什么都知道”更难，所以对我来说，好像确实需要某种决绝的矫情姿态来自我克制。

我朋友的另一种反应是：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那你闲着的时候做什么？你跟周围人没有共同话题怎么办？

我觉得有一种很简单的想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家断舍离，扔到那些不喜欢的劣质而大件的物件，其实大脑也一样，当它堆满了大量被强买强卖的一次性物品的时候，也需要清空，才能有动力去采购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于“没有话和朋友聊”我也不太担心，是共同话题把我们引向谈得来的朋友，而不是为了以消耗自己的方式勉强维持终将逝去的友谊。

今天谈的是“未来”。未来是什么？我觉得未来是种诱惑，我看了李安的新片《双子杀手》，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电影里的克隆杀手被制造出来是因为诱惑——当你看到一个完美的杀手，你就不能假装没看到过；李安用120帧来拍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受到了诱惑——已经看到了更清晰的电影，就再也不能假装从来没看见过。

当你通过引发共鸣与焦虑写出了一篇“十万加”，你就无法假装自己没写过；当你某个观点被点赞上万次，你就无法回到无人赏识的状态。

王尔德说得好：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够抵抗。那么感觉到这种诱惑，该怎么办呢？

王尔德又说：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就是臣服于它。这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在臣服之前，我还可以坚持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