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最早叫作“我19”，因为拍摄的过程极其不顺利，就迷信地怪罪到片名头上，改为“青红”。

《青红》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很多年，工厂已经从国有制改为公司股份制，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了我们原来的新添光学仪器厂，改叫公司。

当时听见“公司”这个称谓，还是非常讶异，似乎有一点点危险的味道，厂长也不叫厂长了，叫总经理，并且由原来生产军用潜望镜，改成生产民用天文望远镜和普通的望远镜。

改制的新鲜劲和观望期过去以后，有些人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原来的铁饭碗突然被打破了。当初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自己拖家带口来到三线，原来还有一个国家背景做依靠，期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现在突然感到无依无靠了。而市场经济是什么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只是对未来充满了忧虑。

有些人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其中最普遍的想法就是回乡，既然国家不要我了，那可以，那我至少要回家，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自从开始自己拍电影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要触碰到“三线”这个题材。第一次付诸实施是在1997 年，那时距离我离开贵阳已经21 年了。我写了一个剧本，叫《美好的愿望》，写的是前后两代人的三线情结。故事比《青红》多了一个后半段，后半段中“青红”自己的女儿长大了，遭遇了青红后来的男人。但在第一次筹备的时候，我决定去掉后半段的故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年的三线上。

《青红》的故事主要有两条线索：青红爱情的结局和青红家的“逃亡”。这是用我听来的两个重要事件“组装”而成的。爱情的线索是在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上听来的，大约是在1996 年。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三线人陆续回到了上海，但虽然说回上海，有不少人户口和档案关系还留在贵阳。还有一些回到了离上海不远的湖州，个别去到了深圳、北京等地。这是三线人回迁的几个主要方向。

另外一条“逃亡”的线索，是听父母讲的。参与“逃亡”的五户人家有两户和我们家很熟，一家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家，另一家是我们当时的邻居，男家姓卞。他们家有两个女儿，老大是我同班同学，小的时候妹妹一直跟着她玩。

她们的父亲和我父亲关系极好，一起参与了父亲在厂里排的话剧《一代英豪》的编剧工作，并且是这部戏的发起人之一。她们的母亲在厂医务室工作，我印象中她很白、很干净，每次打针都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很痛，她轻声说：“嗯，光用青霉素是会痛的。”他们的父亲很活跃，什么都会，那时候说是“能工巧匠”。除了工厂里的技术活，还打得一手好家具，做完家具以后还亲自油上最亮的油漆。他还爱好写作、文艺，还是厂里少有能和市里文化局跑上关系的人。但是按照他的话说，自己一身“武艺”到了贵阳却一点都得不到发挥，还因为自己的活跃常常被领导穿小鞋。

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人独自地闯荡深圳，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惊人的，说那边的月工资最高已经能够到几千元，而厂里工人的工资也就百十来元。这巨大的落差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到了八四年，国家的某个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关于“鼓励科技人才自由流动”的文章，她们的父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信息。

“什么是科技人员？我们不就是科技人员吗？”

“半辈子都是别人安排自己，现在要自己为自己做一回主了。”

后来在我对这位父亲的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新添光学仪器厂属于军事工业中的高精尖企业，当时内迁去的都是厂里的科技人员和技术能手。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民营企业中这样的人才是非常稀缺的。她们一家人就和另外同样有此勇气的四家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密谋，也私自到上海周边的许多地方企业谋取聘任。幸运的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欢迎他们，但横在他们面前的最大的障碍是户口和档案的问题，并且需要对方解决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户口、档案，而是全家人的。

就算对方有意去解决，但厂里不放人还是没有办法的。终于有一家企业答应在三年后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而且那家企业地处未开发的浦东，只能解决浦东的乡镇户口。他们为此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到了1985 年，已经无法再忍受的他们决定放弃对户口和档案的忧虑，举家偷偷地“逃亡”了，时年我的同学已经19 岁，那年我正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人走了，多年积攒的生活用品却一件都不能落下。他们拉上窗帘，用了整整三天三夜各自偷偷地对家什进行捆绑、包装，包得非常仔细认真，用他们的话说当所有物品运到浦东，然后一一开封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件都未有损坏，哪怕是一面镜子、一个玻璃杯。

在此期间，我的同学和她的妹妹也必须严守秘密。她们白天照常去技校上课，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装成和平时一样正常。她的妹妹说直到最后一个晚上，知道明天就要走了，而家里也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睡觉，她到一个跟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家里去过夜。那一晚，她流泪了，同学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当所有人还在梦乡中的时候，他们在市里请人安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车来了，把这几家人家悄悄地送出了他们生活了19年的工厂。虽然当时企业已经改制，但他们的人事关系还是属于机械工业部，以前生产的又是军事产品，这样举动如果放在76 年以前，那他们几家人的命运不堪设想。父亲说到他们的举动，用了“壮举”两个字，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壮举，更是一份人性的觉醒。

很多年以后再次问起，她们的父亲说这就是一份生命的赌博，全押上去了。“我人来了，不但我人来了，我全家都来了，国家要怎么处置我们，随便吧。”

我的同学说，她父亲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作品”，就是带着她们全家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那一年她父亲49岁。在火车上，她们一家四口相对而坐，全程无话，只有眼泪在不停地流。

但我的同学说，她的心情却是无比激动和快乐的，因为她们终于离开了那个本来就不属于她们的地方，踏上了回乡的路。

结果并不像她们想象的一般美丽，面对着还是一片农田的浦东，她们疑惑了。这哪里是上海，这不还是乡下嘛？

最终，这五户人家在一排农田边上的平房安置了下来。她们要走很远才能到江边，远远地眺望浦西——真正的上海。从85年到95年，整整十年，她们一直未能解决户口问题，一直等到浦东划归了上海，她们才拥有了上海户口。那一年我的同学30 岁，也是那一年，她才开始真正进入上海去寻找一份工作。

《青红》的拍摄，无法真正还原他们的经历，只能是萃取他们这一举动的精华，那就是他们的故乡梦——“上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