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一头连着上海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另一头连着上海的西大门——安亭，所以叫曹安路，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路之一。时过境迁，几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杨新村，曹安路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母亲的嫁妆是从这条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当时母亲还在安徽一家县级医院当医生。外公外婆执意要她先回上海，从上海的家中出嫁。外公说，嫁的是上海姑娘，不是安徽姑娘。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装得满满当当：樟木箱、梳妆台、衣橱、骆驼绒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喜”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光，以后不受欺负。

卡车沿着曹安路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省界，停在一条小河边。父亲带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彼时，那个叫陆家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父亲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大声指挥着接亲的队伍。婚礼在小镇引发了小小的轰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娶回了上海新娘。镇上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赶来瞧热闹，磨尖了眼，看看上海新娘子都有些啥嫁妆。

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淮北农村，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母亲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父亲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父亲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县城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座车票。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叫作“北安线”的公交，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90年的某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看到的消息，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家肯德基。后来知道，这是上海第二家肯德基（第一家在外滩和平饭店）。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晓得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

我们下了北安线，走不多远就到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像不要钞票的一样。

我们点了个套餐，二十块不到，里面有两块鸡（现在想想就是吮指原味鸡吧）、半根玉米、一份色拉、一份土豆泥、一包薯条、一个小圆面包。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他们撕了一点鸡肉，两块鸡就都归我了。我狼吞虎咽地啃完，真香啊，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父亲老实惠地讲了一句：“下次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家里都可以做的。就吃鸡，吃鸡最划算！”一直到了外婆家，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中，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后来，每次路过这家店，我都盼着父母再带我吃一次，只买鸡肉，不要土豆泥和色拉。我拉着母亲的手叫：“妈妈快看，肯德基！”她望向别处：“哦哦，吃过的呀。”就这样把我敷衍过去了。

每年的春节都在上海过，这是母亲嫁给父亲时提的条件。过完年要回去了，照例又是大包小包，凯司令的水果蛋糕、三阳盛的芝麻核桃粉、王家沙的糕团，还有整包的大白兔奶糖，都是在小镇买不到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边唉声叹气，没劲啊没劲，年过完了。外婆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哭彻乌拉（哭哭啼啼）做啥，又不是回安徽插队落户，哪天想家了再来嘛。骂着骂着，自己流下泪来。

有一天我得知，流过小镇的这条吴淞江，原来就是苏州河上游，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和上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在这一头，外公外婆在那一头。我在上游打水仗，他们在下游倒马桶。

小镇上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上海人，都是知青，差不多年纪，多少有点文化，来自云南、贵州、安徽、黑龙江等“广阔天地”。因为政策的原因回不了上海，于是想尽办法，要么调动工作，要么找个小镇上的人结婚，最终殊途同归，落脚在这个上海边上的小镇。当然，也带来了我的小伙伴们。

对于小镇上的知青子女，曹安路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们都坐北安线，都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公交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因为小伙伴里有一个姓车的，大人们喜欢开玩笑叫我们“车匪路霸”。车匪的爷爷家在浦东。每次他从陆家镇出发，到陆家宅换车，再穿过浦西前往陆家嘴，单程六个小时。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

在镇上的小学和中学，每个年级都有一两个“上海来的老师”。确切地说，不是上海来的，而是想回上海去，回么回不去。他们用普通话讲课，用上海话骂人。镇上的小孩子，我的林弟、金花、乡妹同学们，个个会说两句“侬哪能噶戆额啦”（你怎么这么笨）、“侬只黄鱼脑子”（你这黄鱼脑子），都是老师上课骂人的话。我跟车匪认真地讨论过，为什么骂人笨要骂“黄鱼脑子”，而不是鲫鱼脑子或者胖头鱼脑子。

小镇素来富庶，据说三年自然灾害都没饿死人，正值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蓬勃发展，小镇居民更多了份底气。家长们下班后忙着吃老酒打麻将，小孩的读书便听天由命，读得好就读，读不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去镇上几家中日合资制衣厂上班，工资不比当老师低。

只有那些上海知青们，自己回不了上海，便一心一意地指望子女回去，而且得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政策，靠自己，争一口气。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手段简单粗暴。知青家的男孩，三天两头因为读书问题吃生活（挨打）。澡堂里，我和车匪嘲笑着彼此身上的乌青，“竹笋烤肉好吃伐？”“别提了，这回是男女混合双打。”礼拜六礼拜天，当街上的林弟和村里的乡妹四处游荡之际，我们被关在家里写作文、做奥数、读英语。特别是英语，让父母们忧心忡忡。他们交流着内心的焦虑：上海的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英文课了，这乡下地方得等到初一。真是愁死人。

知青家的小孩从小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本地话，回家说上海话。父母细心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以后回去让人当阿乡”。有一次，车匪在家吃饭时漏了句本地话，他爹放下筷子，隔着饭桌就是一记耳光。

叫你不记得自己是上海人。

车匪的伯伯，早年在华亭路倒卖牛仔裤，是上海第一批“万元户”。他出手阔绰，压岁钱一给就是一千。车匪不声不响抽掉两张，剩下八百上交爸妈。两张钞票叠成小块，塞在鞋垫底下，像情报一样带回了小镇。

那是个两分钱一粒玻璃弹子、一毛五分一根橘子棒冰、五毛一盒划炮的年代，两百块无疑是一笔巨款。我俩甚至不知道怎样去破开这两张折痕累累、气味浓烈的大钞。买东西无疑是件可疑的事情，爸妈再缺心眼也不会让孩子拿着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上街，何况镇上的大人们好像都认识，简直处处是眼线。我俩商量了半天，最后坐车去了邻近的小镇（花桥，今天的11号线终点），咕咚咕咚喝光了两瓶正广和汽水。喝得太急，不停地打嗝。车匪擦擦嘴，露出满足的笑容，再要两瓶吧？

从此每天放学，车匪飞一般奔出校门，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像个快乐的狗腿子。学校附近有个废弃的工地，翻过一堵矮墙，一堆水泥管里藏着车匪的秘密。车匪叫我背转过身，然后从其中某一根里掏出两块钱。我俩跑去街机房买七个铜板（三毛一个），车匪四个，我三个。街头霸王、三国、合金弹头……玩上一个小时，赶紧跑回家，再晚就得挨打了。

印象中，两百块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概念，我算过，足够打上三个月的街机。一个傍晚，我俩又来到工地，眼前一块空旷，水泥管一夜间被搬得干干净净。车匪呆在那里，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我也跟着哭。这真是无比忧伤的一天。

初二时，车匪转学了，他伯伯帮他联系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一个月后，班上每个同学都收到了车匪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新学校怎么厉害，怎么受欢迎，并督促大家回信，说不许忘了他。只有我知道，车匪的信是写给黄潇潇的。他暗恋了黄潇潇三年，一直到离开都没勇气开口。于是他写了五十四封信，拉上所有人做幌子，只为一个人的回信。

中考后，又有几个小伙伴回到了上海，剩下的把希望寄托在高考。那几年，在县城最好的高中，年级前十名里，总有两三个知青家小孩，他们的目标是复旦交大。虽然作为同一级别的高校，本省的南京大学分数要低得多。他们没有选择，考回上海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为了提高一本率，校长在填志愿前动员大家“避开一线城市”，“天女散花”。本地的孩子老实，年年都有不少去了佳木斯石河子。知青们恨恨地骂，校长不是东西，仍坚持要求孩子填上海的学校。到了放榜的时候，照例有十几个南大和三四个复旦交大。这些考上复旦交大的，基本都是知青家的孩子，是父辈们口口相传的骄傲。天女散花？去他妈的！

我如愿考回了上海，母亲还在小镇的医院上班。外婆年事已高，外公身体不太好，每个周末，母亲还得奔波在曹安路上。周五晚上来，周一早晨走。四点不到就起床，赶头班车，八点前必须到医院。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执意要送她。走出家门，寒风刺骨，街道黑暗冷清。穿过小马路，一盏昏暗的路灯下，头班车在终点站静静地停着。母亲上车了，是唯一的乘客。她隔着车窗做手势，催我赶紧回家。我摇摇头，一直看着她，看她的眼里怎样溢出泪水，又怎样把脸深埋在掌中。车开了，一阵轰鸣，载着母亲消失在街角。

我也依旧往返于小镇和上海，只是次数渐渐地少了。从“北安线”到“陆安线”，到“6号旅游专线”，再到地铁11号线。最初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不到两小时。窗外始终是巨大的施工现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农田大片大片地抛荒，然后楼盘像野草一样疯长。

小镇也变了模样，昔日的国二厂（国营第二粮厂）旧址建起了均价7000的楼盘，“水产大队”成了高档别墅区，南圩、邵村、夏驾桥……这些地名一个接一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厂房、热闹的卖场、大规模的物流中心。小镇甚至划出一大块农田，铲去庄稼，植上草坪，建了一个巨大的“生态公园”。大地擦掉了那些名字，像抹去曾经的记忆。

“上海来的老师”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又几乎同时消失在校园中。学校招来大批东北老师。孩子们讲着东北风味的英语，没人听得懂上海话。

退休后的知青们陆续回到了上海，要么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要么用毕生积蓄为子女承担首付，自己占一个小小的房间。他们说，这叫叶落归根。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地方，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陌生人。买菜、看病、出行……一切都得重新适应。身体大不如前，身边没什么朋友，城市的高速发展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儿时记忆中的上海，注定是回不去了。他们偶尔聚会，念叨着从前的日子，“还是小地方舒服”。只有几个知青留在了小镇，他们自嘲，“乡下人当惯了”。而像我父母这样的，知青与本地人结合的家庭，要么两地分居，要么两处奔波。

昔日小镇的同学们，四分之一在县城当公务员，四分之一在外企，四分之一做生意，还有四分之一在家呆着，收收房租，打打麻将，日子过得滋润惬意。仿佛一夜间，小镇涌来无数年轻的打工者，老街上放着《小苹果》，震耳欲聋。老人们上街买东西，都得学着说一点费劲的普通话。他们佝偻着背，嘟嘟囔囔，拐进等待拆迁的老屋。

又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席间觥筹交错，交换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谁的工厂接了一笔大单，谁家的地被征用了，谁吃了官司，谁找了个有钱的老头，谁离了第二次婚。当年一位内向拘谨的女同学，嫁了阳澄湖蟹农的儿子，摇身成了蟹舫的老板娘。她端着红酒杯，熟练地向老同学们敬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转身又给自己斟满。这一杯是敬我的，班长，下次聚会来我家船上办吧，我做东。

黄潇潇向我打听车匪的消息。我说不清楚，很久没见了。人这么小，而上海这么大。童年的玩伴就像童年的玩具，等想起来的时候，早就找不着了。

当晚得赶回上海。黄潇潇开车送我去安亭，这是我和车匪破开百元大钞痛饮的地方，二十年前。这个温柔腼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告别，然后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那该是多寂寞。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却不过是“你好吗”，“不要忘了我”。

坐在末班的11号线上，车厢空空荡荡，像喝干的汽水瓶。我是瓶底的一粒砂。

套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听一个男人嘶吼：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十首歌，给我安慰

我对自己说，不要矫情，不要矫情。泪水无声地滑过我的脸。

我认出了窗外的曹安路，灯火通明，像老情人的晚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