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同出租车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李超人”；今天坐出租车再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奸商”。想知道香港有没有仇富情绪？办法很简单，就是拿本地首富李嘉诚当指标，答案岂不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仇富，但是我等平民却未必仇视富人的饮食品味，此所以坊间媒体常常标榜某某食肆是“名人饭堂”、某某菜馆“连六叔都成日帮衬”。不只吃饭的地方，我们还很喜欢有钱人爱吃的东西，比如说鲍参翅肚，又比如说鹅肝松露鱼子酱。就算我们不能总是吃这些名贵食材，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吃得到；可是只要有机会，恐怕再仇富的人也是愿意去试的。因此，“阿一”主理的鲍鱼套餐才会有卖点；那可是大家都消费得起的“富豪”酒家呀。

有钱人不单有钱，而且还很有品味。已故法国社会学宗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把品味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奢华品味”，一类是“必需品味”。后者指的是低下阶层的饮食口味，油重味浓，与维持生命的必需程度相关；前者指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状态，对米油酱醋的问题不必考虑太多，可以自由自在选择食物，而选择之自由就是“奢华”的真义了。

表面上看，这全是钱作怪。如果一个人赚钱不多，他花在食物上的收入比例一定比较高，而且买的全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尤其传统劳动阶层，每日付出那么多的体力，不多点油水进肚怎么行？所以传统低下阶层的食物往往又腻又厚。从前的爱尔兰码头工人奉黑啤为每日主食，过去南洋的码头苦力则以肉骨茶做早餐，看起来是两码事，背后的原理却是一致的。有点钱，情况马上不一样；因为有钱就想命长，吃东西开始讲究健康。就算富人还是会吃高脂肪高热量的菜，但他们至少不必餐餐都吃一样的东西，而且分量也可以少一点，宁愿把心机花在烹调的技艺和准备食材的工序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太会每天来碗肥猪肉，可是却爱来几片吃橡实长大的西班牙黑毛猪做的火腿下酒。

布尔迪厄最特别的地方是不以钱财论英雄。没错，一般收入不高的劳动阶层都必须吃些味道浓油分重的东西，否则无力劳动。可既然说得上是“品味”，里头就一定包含着多于金钱的倾向。换句话说，劳动阶层并非被迫吃那些东西的，他们还真喜欢。想当年，那些英国工人畅饮黑啤的时候绝对不会很痛苦地想：“好惨，只能喝这玩意”；相反，他们大概会以为天下最美味的饮料莫过于此，一路喝一路爽。简单讲，“必需品味”看似出自生活必需，但终究也是一种品味、一种喜好以及一种习惯（用布尔迪厄的术语讲，这叫做“惯习”），由于是套习惯了的，甚至代代相传的品味，所以就算他们有朝一日发财了，也还是会不自觉地偏好那种源自必需的口味。

最好的例子就是上海本帮菜，浓油赤酱本是最经典的低下阶层口味，用来送大碗白饭大碗面条实在是绝配。但老上海崛起速度太快，许多有钱人出身贫寒，后来白手起家在十里洋场闯出名堂之后，其口味也一时难改。于是这套“必需品味”就吊诡地流传下来，再有钱也还是爱吃红烧划水爆河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