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风气长盛不衰；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也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的辩论中也爱走捷径，那就是：贴标签。

“你为什么总是说美国好话？带路党！”“你竟然认为这事政府没错？你这个五毛！什么？你从没从政府手里拿钱？那你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对于论战者来说，贴标签的好处就是省去论证的辛苦：你都是从政府手里拿钱的“五毛”了，我还有必要正视你的任何观点吗？或者，你都是时刻准备出卖祖国的“西奴”了，我用得着就你说的道理进行思考吗？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可欲的，这本是自由民主派需要论证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仔细厘清的概念。但原本可能要分十五个步骤才能论证清楚的道理，现在一个步骤就解决了：你这个××党！

岂止时政问题，哪怕是经济或科学问题，在“我们这儿”，道理之争也往往变成“标签战”。对主张放任自由经济的人而言，哪怕主张保留公立教育，都可能被指责成“福利控”；对疑惧“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来说，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你凭什么否定中医理论？这是“科学主义”！你说中医把脉不是完全没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

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似乎都会产生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国人端个板凳，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刘翔。起跑线上的刘翔突然站起来，走到罗伯斯身边给他贴个标签：“乌龟”。然后，不跑了。

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毛主席虽然在“文革”中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他自己运用各种标签却是得心应手。延安整风中，不但各种标签源源不断，而且这些标签还左右对称：你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那你肯定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不是“教条主义”，那你肯定是“经验主义”；你不是“个人主义”，那你肯定是“宗派主义”⋯⋯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匍匐在惟一“正确”的思想面前认罪以求得救。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似乎不重要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随着革命越来越深入，“帽子工厂”也变得越来越琳琅满目，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十分贫瘠的原因之一。“标签战”伤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几乎总是微妙的。比如一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但同时主张发展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是“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还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个人认为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的确依赖于一定的民众素质，但他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民众素质而是利益集团，这个人算是“五毛党”还是“带路党”呢？再比如一个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但同时认为国族认同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这算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

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易于枯萎。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你说我五毛，我说你西奴；你说我西奴，我说你脑残；你说我脑残，我说你傻逼。当辩论陷入这样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一败涂地。我们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伤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