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郊外拍摄的时候，司机会把我们一个一个送回家。

不少同事住在西好莱坞，那里，许多漂亮而门禁森严的房子散落在电影院，剧院，法国餐厅，咖啡馆和画廊周围。挑一个晴得恰到好处的日子，在街角的咖啡馆坐下，就能遇到要招演员的经纪人和要卖剧本的作者。喝着卡布奇诺就能谈成一桩生意，或者得到一张足够花销一年的支票。

大多数人都下车之后，司机离开喷泉，雕塑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丛。当两旁的餐厅从高档法国餐馆变成麦当劳和塔可钟，路灯的光线越来越微弱，车子颠簸得越来越厉害，安德鲁的家就到了，他把大包小包的装备从后备厢卸下来，默默离开。

“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在这种地方住这么久，我工作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这鬼地方搬出去。”说话的是司机马里奥，也负责买饭、寄信这些琐事。他和安德鲁一样，都是小时候移民来美国的拉丁裔，不同的是他英语口音纯正，穿潮牌的T恤和牛仔裤。他赚得不多，但是早就搬离了塞满非法南美移民的贫民区，和几位朋友合租在嬉皮士聚集的威尼斯海滩一带。

“你毕业之后，也可以搬来威尼斯海滩。这里可以在晚上大声放音乐，在屋顶烤肉，在街上跳舞，可以抽烟，抽大麻，裸奔。你不是想要融入美国文化吗，找几个美国室友合租就好了。”

说到融入美国文化，我的大学里就有帮助国际学生融入本地文化的课程。每周二下午，中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济济一堂地坐着，像学习物理化学一样学习泰勒·斯威夫特的新专辑，漫威的新电影和卡戴珊一家的八卦。同系的国际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英语口语流利进了美国人开的制片公司做实习生，一时间，许多人来找我询问学习英语的技巧，我轻飘飘的，仿佛自己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技能。

“每个人都写得很差。”

周五的例会新增加了头脑风暴环节，创作部门的每个人都要交一页故事大纲。部门负责人安德鲁阴沉着脸，把收到的一叠纸全都塞进碎纸机里，草草解散了会议，然后走到我面前让我留下来。

正在收拾水杯的马里奥有点担心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安德鲁，他个子不高，微胖，皮肤被晒成古铜色，头发和胡须都油腻且凌乱。

“我挑实习生的时候看了你交来的写作样稿，那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写作天赋。”他一手抱着胳膊肘，眼神锐利。

“是吗？”我有气无力地问，没想到才工作了两周就得罪了赫赫有名的作家兼顶头上司。公司新制作的电视和电影都是轻松的喜剧片，我在写故事大纲时投其所好地加了许多搞笑场景，却没想到被点名批评。我不敢看安德鲁的眼睛，假装对咖啡杯内壁的水渍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走吧，边吃饭边说。”

我们去了一间异常狭小但装修非常精致的日式居酒屋，每个卡位之间都有竹帘隔开。没有固定的菜单，只是将当日新鲜的食材写在墙上的黑板上。安德鲁自顾自地叫了不同种类的串烧，厚切牛舌，炸鸡，里面有硕大蛤蜊的味噌汤。

“先吃。我这周已经好几天没时间吃饭了。”他用手剥开虾头，响亮地吮吸着。

“不喜欢马里奥最近订的外卖?”

“我对食物没有什么喜好，就是喜欢安静。”他一边咀嚼一边含混地说，“也不喜欢午餐时间那种短小肤浅的无意义交谈。”

他终于吃饱喝足，放下叉子，开始宣判我的写作事业。

“结构和语言都很好，但是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好。这样的故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几乎一模一样的情节已经被写过很多次了。”他停顿了一下，露出某种接近于遗憾的表情，“你求职时候交的作品里那个故事很感人，有种很强大的力量。”

“力量？”

“是的，文字本身有着强大的倾诉渴望，仿佛不得不被写下来，而读者也因此这力量感受到内心深处的触动。”

“真的吗？”

“很多细节都很动人，可惜你的故事大纲完全丢失了这种灵气。”

“我是按照当下流行的电影套路来写的。”我说。但不知为何，写的时候总是无法找到那种指引着作者一路探索下去的惯性。

“我觉得你可以写出比‘流行’更好的作品。我会教你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可塑之才。”

他似乎要展开来详细说，但一个电话打来，他留下几张霉绿色的美金之后就匆忙离去。

下个周四，大伙儿去郊外的沙漠中取景。

“要不要去我家？”回程路上，安德鲁冷不丁问起，我愣了一下，马里奥也立刻投来狐疑的目光。

“我没有时间在例会上对每个人的故事大纲做详细评价，如果你有兴趣，我愿意单独指导你。”

这里的房子都破破烂烂的，铁栅栏里面圈着虚张声势大声吠叫的狗。外墙斑斑驳驳，草坪也像瘌痢头一样间中秃了一块。安德鲁住的地方是二层楼房中被隔出来的一个单间。除了入口和洗手间以外，墙角的一个电磁炉就是厨房，一把放着一些脏碗筷的椅子是餐厅。床，衣柜和书桌上面无不堆放着书籍，批注过的稿纸，拍电影的设备，各种文具和工具，光电脑就有三台。

他把椅子上的书堆到床上去，用袖子擦了擦，有点害羞地让我坐下。他用锅煮开水，泡袋泡绿茶。

“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租了一户人家的车库。”

“那真的很惨。”

“后来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得了病，付不起医疗费，就把房子卖给我们家了，母亲说，虽然我们也没钱，但还是希望有一个能称之为家的地方。我拿到《冷雨》的版税之后，花钱把那座房子从里到外修缮一下，装了中央空调。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买一幢好一些的房子？”我问。以《冷雨》的畅销程度，即使在比弗利买房子也买得起。

“对我们来说，这个街区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也一直住在这里。”

《冷雨》的主人公一家原本是萨尔瓦多的富豪，经营着当地最大的餐厅连锁店。他在佣人和厨师的陪伴下，住在山顶的白色豪宅中，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七岁那年，萨尔瓦多内战爆发，家中的连锁餐厅尽数被毁，资金被政府充公，他因此开始了漫长的逃难。他辗转了不少国家，睡在地下道，工厂通风口，火车站候车大厅，花园的长椅和公共厕所，他年纪小小就精通在哪里可以找到剩饭，冬天的夜晚如何取暖。父亲因为自尊心作祟，在他十二岁那年，父母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找到古巴的蛇头，偷渡去往美国。小船在黢黑的海上漂浮，死去之人的尸体被抛入海中。最后，主人公一家到达佛罗里达，又辗转去了洛杉矶。没有合法身份，不受医疗保险保障，没有驾照，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墨西哥人开的餐厅里面违法打工。没有办法签房屋租赁合同，就靠支付现金换来小小的车库栖息。主人公没受过教育，唯一的特点就是身形高大，因此做了自由格斗选手，在地下拳馆打架。因为有股不要命的狠劲，所以慢慢也攒了一些钱。

安德鲁站起来去拿袋泡茶的时候，我在他额头太阳穴位置看到一条很淡的蚯蚓状疤痕，和他在书中描写的主人公在即将被房东赶出去之时，为了赢得一场格斗比赛而受的伤一模一样。

他将我新写的故事大纲打印出来，夹在写字板上，一边抖着腿，一边用红色和蓝色的水笔在上面批注。《洛杉矶时报》折叠着扔在椅子旁边，茶杯里冒着白色的热气。

“为什么要写高中毕业舞会？你在中国的时候，学校里也有这样的活动吗？”

“没有。大学里也没有。说实话，我一次都没去过这样的舞会。”

“那为什么这么写？”

“因为觉得被欺凌的男同学，在舞会上愤而维护一个也被欺凌的女同学的故事很感人。上周你说我写的桥段很老套，我觉得被欺凌是一个没有很多人写过的话题。。”

安德鲁“啪”的一声把水笔朝我扔过来，笔擦着我的身体飞过，在他的床单上留下一个红色的污渍。

他喘了口气，露出了一丝抱歉的神色，接着说：“你写的东西，情节的起伏非常刻意，人物的塑造非常平面，丝毫无法打动读者。”

“我已经很努力在写了。”我微弱地反驳道。

“既然你的高中没有舞会，那为什么不写没有舞会的高中生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中国的校园欺凌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总要把你和你自己的文化与背景割裂开来呢？”

第二天在会上，安德鲁将我的故事大纲作为失败的范例狠狠批评了一通。同事们纷纷赶来安慰。马里奥替我们拿来午餐的时候，塞了一条巧克力在我手中。

在同事的口中，安德鲁是因为被野心折磨着而和现实世界脱离的作者。他们说一定是格斗选手生涯让安德鲁成了个冷冰冰的人。据说，安德鲁从未和人发生感情上的瓜葛。他不抽烟喝酒，除了晚睡以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周去三次健身房，从不参加公司的聚会。

我和其他同事越来越熟悉，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电音派对，一起打保龄球。马里奥教会了我打高尔夫球。我有意无意就和安德鲁疏远了。

“我感觉你好像完全放弃了写作这回事。”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安德鲁又请我去居酒屋吃午餐。

实习的三个月里，安德鲁从未对我的剧本大纲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好在我得到了市场宣发部门主管的青睐，主管觉得我文笔不错，经常让我撰写媒体通稿，在推特上和观众互动，写夸张的广告词。

公司新发行的电影以安德鲁的标准来看，毫无艺术造诣，但受到了许多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的喜爱。我在网上和观众互动，解答问题，抽取幸运儿送出奖品，得到赞美和感谢，即使知道这并非因为我本人多么出色，但还是觉得颇有成就感。

“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写作天赋，即使写熟悉的事情，依然没办法一气呵成。写到一半的时候就无法继续写下去。塑造好的人物形象也总会在某个节点开始坍塌。”

“你上周写的就有了很大进步，我应该告诉你的，但我知道你能够写得更好。”

“上周？”

“对，就是写你和你堂姐的那篇。你更聪明，野心更大，她更乖巧，更讨长辈喜欢。因为她嫁了有钱人，又得到了拆迁的房子，你觉得在婚姻上无法和她相比，所以来到美国留学，希望在另外一个方面胜过她。”

“啊，对。”我想起来，上周忙于市场宣发，时间紧迫，没有精力构筑虚幻的世界，不得已写了真实生活中的故事。说的是堂姐嫁了有钱人，又得到了拆迁的房子，我觉得在婚姻上无法和她相比，所以才去美国留学，希望在另外一个方面胜过她。

“我发了邮件让你来找我讨论，你却没来。当别人梦寐以求的写作天赋降临到你头上，你却毫不在意。”

“这样啊。”我低下头，那个故事因为写得仓促，所以对话不够简练，叙述节奏也很紊乱。但是我之所以没有去找安德鲁，更多是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写在小说里面的，我自身阴暗，善妒和软弱的一面。

 

我以为安德鲁要痛骂我一顿，没想到他先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

 

安德鲁一家来到美国后过得很凄惨，靠母亲每天打三份工，全家人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而当他开始发表文章之后，家里有了些余钱，可以支付他妹妹私立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妹妹特意挑了离家很远的北方城市去读大学，和移民汇聚的加州不同，北方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拉丁裔或者亚裔，那里民风淳朴又保守，人们靠教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城市很小，没有墨西哥餐厅，她很快爱上了吃汉堡，热狗和薯条。她给自己起名叫玛丽，周围没有人叫她充满拉丁风情的本名。为了改掉她说英语时候的口音，她即使和父母聊天也坚持不说西班牙语。她很快和白人男同学结婚生子，禁止母亲教她的孩子说西班牙语。有一次，她因为母亲在孩子面前提起当年逃难的经历而勃然大怒，威胁要和母亲断绝关系。

“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想要成为另外一种人。无论她如何改变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她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根基与血脉啊！”

“或许她不喜欢自己原来的生活。”我心有戚戚焉地说。我也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参加白人的聚会，和他们一起喝酒，抽大麻，去夜店跳舞。反复揣摩他们说话的口头禅和手势。我不想被人知道我过去生活中的不如意，相反，我想要写出场景宏大，语言绚烂的畅销书，改编成满是特效的电影。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还是你们仅仅是自我厌恶，于是想要成为另一种人？你们以为自己已经是你们渴望成为的那群人中的一员，但你们永远都不会和他们一样，你们只是没有故乡的人。”

“后来，你妹妹和你母亲和好了吗？”

“她和白人男子离婚之后想要回家来住，我要求她必须让孩子学西班牙语，上我们这个街区的学校。她最终还是没有回来。”

“为什么突然和我说这些?”我狐疑地问，既然今天已经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

“因为我希望你在写作的时候，不要质疑你是谁，不要质疑你的过去，不要质疑你原本所拥有的文化背景，反抗和挣扎只会让你的文字显得肤浅。”

“好的。”

“如果你只是平凡无奇的实习生，我用不着和你说这些，我会和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但你很有才华，我希望你为我工作，受雇于我本人。条件是你必须要有所进步。”

 

原来安德鲁正在就最近刚被曝光的南加州大学校医院妇科医生性侵犯上千名女学生的案例撰写文章。诸多线索，无论是警察发现的照片，护士的证词，还是医院的病历记录，都表明中国留学生是校医针对的目标群体。妇科医生利用中国留学生对于性的羞耻感和身处异国他乡的无助而屡屡得手。但是根据警方的记录，已经报案的上百名受害者中，一名中国女性留学生都没有。

“可能是语言障碍，可能是在传统价值观下，即使是性侵的受害者也被认为是‘不洁’的。我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后用文字鼓励她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那就太好了。”

“我想要一名会中文，懂得中国文化和背景的女性做我的采访助理。”

“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非虚构题材的文章。”

“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没有预设观点，反而更能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态，我觉得这样更好。专业知识方面，只要你想学，我都会教给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的文化和背景，一直是你最大的财富。”

安德鲁并没有给我很多工作上的指示，和媒体，律师，法官打交道都由他一手包办。只有当需要和中国女性受害者接触的时候，他才派我出面。

有些受害者只是网络上的一个匿名留言，或者打给心理咨询热线的一通匿名电话，安德鲁说我似乎有种让别人在我面前卸下防备，吐露心声的能力，因此将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采访比我们所想的更艰难。校医的性侵犯事件持续了几十年，许多受害者仍然活在当年的阴影下，不敢和男人接触。也有为数不少的受害者，身体自身形成的保护机制让她们忘却了那件事。突然，她们就被告知当年妇科医生拍下的她们阴道的照片被警方发现，她们从报纸上再次看到那个人的脸，想起当年他的手指在阴道中不断搅动的触感。不见天日的隐秘伤口突然被掀开，她们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与丈夫和孩子相处。

我很难入睡，因为时常想到那些在我面前哭泣的脸，和知道采访缘由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关上的门，她们有些人在采访结束之后打来电话，哭着求我删掉录音和文字记录，有些人在安德鲁的安排下预订要和诉讼律师会面，却最终没有出现。

天光破晓前是最孤独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那些女子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会不会也处在这样茫无天日的无边黑暗中。

我告诉安德鲁这件事应该就此停止。作者只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通过文字在受害者和大众之间牵线搭桥。但我们不能替受害者做决定。

安德鲁试图阻止我删掉那些记录：“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揭露得越多，就越可能将医生绳之以法。”

“你没有心吗？”我突然崩溃般在他面前尖叫和痛哭。

他眯着眼睛，露出恍惚的沉思表情，忧伤犹如凌晨湖面的雾霭，忽然出现，忽然消失。

“我只是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可以拿到她们应得的赔偿。”

我扑上去对他又抓又挠。

他似乎早就料到我的反应，像对待受伤的小动物一般将我抱到床上坐下，在我手里塞了一个抱枕，给我盖上毯子。他给我泡了杯袋装红茶，低头在柜子里找了好久，找出一块化掉的牛奶巧克力给我。

看我实在哭得浑身颤抖，他叹了口气，让我躺在他的单人床上，从背后环抱住我。

我不知用了多久才从精神恍惚中恢复过来，安德鲁的一只手仍然抱着我，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正在查看访谈记录。

“等这份工作做完了，我就和你一起拍电影。”安德鲁用空着的那只手拍我的背，安慰道。

“什么电影？”

“你写的那个关于你和堂姐的故事，两个女孩各自从生命里获得一部分，又牺牲了另外一部分。非常有画面感。稍加改动，就会是一部可以拿奖的电影。”

“我们就不能说些和写作无关的事情吗?”我把自己的手覆盖在他的手上，渴求一些温暖和温度。

“我不擅长这些。”他轻微叹了口气。他擅长以小说中主人公的口吻倾诉感情，但他本人却没有办法做到。

“你去洗个澡清醒一下吧。我点了外卖。今天可能要工作到比较晚，”他指了指不知何时放在椅子上的干净的浴巾，“最好十分钟之内就洗好，不然就没有热水了。”

即使安德鲁坚持采访，整件事也很快进入瓶颈。安德鲁再也找不到新的受访者。他对于真相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反而起了反作用。他执意替受害者讲出真相，却未曾料到大多数受害者的生活已经重归正常轨道，她们需要的反而是平静，哪怕只是虚假的平静。他一味想要为那些女子伸张正义，但却没有想到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对她们来说，比不上过往被熟人知道所带来的羞耻感。在《冷雨》的写作中，他走访了许多南美洲的难民，但因为无法接受教育而只能靠偷超市为生的南美少年终究和多年前遭受校医侵犯的亚洲女孩不同。

他爽快地付清了我的工资，仍然按照稿约写就了一系列的采访文章。文章文笔斐然，内容详实，细节生动，着实引起了不少反响。因着舆论，校医性侵犯的案件很快达成庭外和解，所有勇于告发的女生都得到了不菲的赔偿金。但是安德鲁拒绝了所有演讲和采访的机会，当做自己从未写过那一系列文章。

我们结束工作之后也见了几面，大多数时候是讨论我写的电影短片的剧本。

那段时间他的状态很不好，有些脱离了他一贯的冷淡而刀枪不入的形象。他开始频繁在我面前喝酒，也不再避讳当着我的面服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他告诉我，靠药物治疗之余，他自己开发了一种精神疗法：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撇开个人感情，而是用完全理性的方法审视复杂人世中每一个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个体。

听到这里，我皱起眉头，他表现出稍纵易逝的歉意。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说。

他很真诚地向我致谢。

《冷雨》中的主人公因为患有抑郁症，没有办法持续一段亲密关系，他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永远持有悲观的态度，无法热忱起来。他冷漠，消沉，对拳击以外的事物提不起兴趣。他常常找不到活下去的目标，只好将全部精力倾注到赢得比赛上。

为了尽快从这次失败的创作中走出来，安德鲁接下了一个采访萨尔瓦多内战受害者的选题。因为那场持续多年的内战涉及到权贵，政党，独裁势力，地下武装，采访颇具风险，他接受了专业的格斗和射击训练。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退掉了那间狭小逼仄的公寓，把二手车卡罗拉送给了据说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我。

“感觉你要离开很久。”他开车来我家楼下的那天，我打趣道。

“上次的报道带来了不少收入，我都给了我父母。这样，即使我离开很久，也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来源。”

“没有其他需要牵挂的人？”

“没有。我怎么说来都更适合一个人过一生。”

他临走在日式料理店约我见面。

这回，我们改要了一些下酒的小菜，有毛豆，豆腐，玉子烧，吞拿鱼刺身和海藻沙拉。

他也不再在我面前避讳喝酒。

“趁你我都还清醒，你先看下这个。”

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对我电影短片剧本的修改，打印出来的十八页纸上面，几乎所有的缝隙都写着批注。我把剧本拿出来，一张小纸片飘落到地上。

是一张五万美金的支票。

“并不是白给你这些钱，”他说着，从信封里掏出合同模样的另外一张纸，“这是我对你这部短片的投资。到时候拿到了奖金，被电影公司买去了版权，或者在哪个渠道发行了，都要分给我利润。”

“如果这些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怎么办？”

“我对自己的鉴赏能力有信心。”

吃完之后，他和我说就此别过，不送我回家了，也要求我不要再联系他。

“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就都用在创作上。有一天把我写到你的故事里，那就最好了。”

“如果你回来洛杉矶，也不能联系你吗？”

“写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写什么，还会到那里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命运让我们重逢，那我也不会拒绝。”

他还是一贯的冷漠，即使在这样颇有些伤感的情况下。

他举起右手，在额头上方挥了一下，略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开的空隙逐渐被陌生的行人填满，他们行色匆匆地从嘴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

人群汇拢过来又四下散开，一个眨眼的瞬间，他就消失得仿佛从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