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言论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比较某些艺人商人捐钱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了。

然而在这些涉及人群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还是值得挑出来和大家研究，那就是几条事后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不如他捐给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灾后第3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

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算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是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咪咪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实在，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乃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都爱日本男人之类的话。

假如这是虚构的民间传说，始作俑者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想达到什么结果？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似乎是为了证明日本人很坏，替自己的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我们不只可以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人对偏见的执着(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厌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虐，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样地离弃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能够感到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乘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的著名模式，引起无数诠释和争论。

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好比一个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的忠诚奉献，对父母的全心爱护，以及对他人给予的认同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行为。从中日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着，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正好就是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