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八达岭老虎咬人事件已过去150天。她带着儿子去游乐场坐小火车，那是个阳光温暖的正午。小火车呜呜向前开着，儿子笑得很开心。坐在那些孩子与母亲的中间，在一波痛苦接连一波痛苦的缝隙处，她找到了暂时的安宁。她温柔地注视着儿子，伤疤贯穿她的右脸。
黑暗中，她听见丈夫在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她从那个沉睡的世界中苏醒过来了，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她意识到，整个脑袋被绷带缠绕着，眼睛肿得无法睁开。她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麻药起了作用。
「你被老虎咬了。」丈夫说。「你下车以后，后面来了一个老虎，把你叼走了。」
老虎。这个词跳进她的脑子里，发出「轰」地一声。但这个词在记忆里却是没有形象、声音与气味的。她努力回想，碎片慢慢拼凑，她记得了，她从副驾下车，走到了丈夫所在的驾驶位的车门旁，这时斜后方的车喇叭响起来。那是她能够记起的最后一个细节了，但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再往后，就是一片空白了，像兔子消失于魔术师的礼帽里，连疼痛的记忆都是缺失的。
「妈妈也受伤了。」丈夫声音低沉而平静。
她激动起来，体征监测仪器抖动地厉害，护士赶紧过来安抚她。她想说话，但因为呼吸机插在她的嘴里，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妈妈……妈妈……」
「妈妈太着急了，冲下山坡扭到脚了。」
她想象着那个画面。于是场景与人物渐渐清晰了，她似乎看到了母亲从车中追出，直到摔倒时的样子。倒下那一瞬，她甚至看清了母亲脚上的那双鞋。那是一双缀着蝴蝶结的奶白色纯羊皮的凉鞋，母亲很喜欢它。母亲脚拇指外翻，穿太瘦的鞋会磨脚。女儿根据母亲脚型特意选的。
据她自己说，手术后苏醒过来的那个夜晚，在一种迷幻的状态下，她梦见那只老虎，关在一个铁笼里，就悬在她的头顶。她能听到老虎的喘息声，能闻到尿骚味。与她一样，那只老虎正在醒来。
虎园
那是一场计划了很久的出行。仅一个多月前，夫妻俩才结束了长达4年的分居，赵青（化名）从老家安徽当涂的国有企业辞职，带着2岁的儿子，来到北京延庆与丈夫团聚。不久，母亲也过来帮忙照顾孙子。一家人早就说要去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自驾游，但丈夫是军人，总是要出差，就耽误了。
这一天在7月23日终于来临了。
一开始就很刺激。在第一个进入的白虎园里，他们看见了老虎。随着行程的展开，紧张的心情慢慢平复。经过狼园和野猪林，他们到达一处空旷场地。没有任何告示，也没有感觉经过任何隔断的铁门，他们仍可以意识到这是休闲区，很多人下车了。
在这里，人与猛兽的位置倒换过来。老虎是关在笼子里的，可以投喂牛肉。但赵青一家没有参与，「还是感到害怕」。母亲举起手机，对着老虎拍了几张照片。手机是过年时赵青送的礼物，但母亲不懂摆弄，连微信也是女儿帮着注册的。母亲很少在那个名为「一家乐」的家庭群里说话，但学会了跟着大家一起抢红包。
车行至马来熊园，人与动物的那条警戒线进一步模糊了。那些熊纷纷趴在游客的车窗前要吃的，样子憨态可掬。坐在车后座的母亲对孙子说：「你看熊大、熊二在这里。」母亲在笑。
这样的时光对于母亲来说蔚为难得。几个月前，父亲给母亲报了去韩国的旅游团，护照都办好了，临行前母亲改了主意。「小孙子就没有人带了，我不能去。等孙子大一点，以后我玩的机会多。」她说。最后父亲唯有一个人去了韩国。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永远不是自己，而是把家人放在第一位。她的口头禅是，「你走吧，我来。」有次丈夫喝醉了，吐到了床上。赵青感到又生气又难以忍受，「闻了那个味道以后，我就要吐了」。「你到旁边去，我来弄。」母亲清理干净了所有秽物。她还叮嘱赵青，「他醒了以后的话，你别说他了。」赵青有时候觉得，自己被惯坏了，疏于家务，因为有母亲在，「你走吧，我来。」
下一站就是东北虎园了。
「外面怎么看不见老虎？」儿子问。
「老虎都躲在山洞里了。」母亲说。
他们在下午2点钟进园，估计4点可以回家。菜前一天就买好了，冰箱里塞得满满的。晚上母亲做饭，她的拿手菜是糖醋排骨。
那一天并不是以他们所预想的那样结束的。
医院
镜中的那张脸让她非常意外。右脸像三块拼合起来的拼图板，接合处密密麻麻全是针脚，整个脑袋像一个鼓胀的红气球，肿得发亮。头发全剃没了。她没戴眼镜，把脸拼命地贴近镜子，盯着看了几秒钟，终于确认那就是自己。
距离那场急救手术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她有如在地狱转了一圈，受尽了所有的肉身折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防止抓挠伤口，她双手被戴上手套捆在床栏。她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包括导尿管与伤口引流管。她以鼻饲的方式进流食，管子从鼻子一直插入胃中。她戴了5天呼吸机。由于面颌部骨折，她的嘴巴一度合不拢。她在发烧，护士在她腋下放了冰块降温。
她后来在一篇回忆自述中写道，「第一次有力气去环顾周围，浅绿色的病房小隔间，玻璃的拉门，好像是在一节火车车厢中，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分不清楚白天还是黑夜，浑身插满了管子，动弹不得」。
现在，身上插的管子已经拔完了，她能走路了，但腰椎与颈椎的骨折，令她感到像刚出生的小孩般虚弱，无法直立行走，连头都勉力撑起。她还是偷偷去了医院洗手间，就是迫切地想看看自己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的脸会被撕扯得这么严重。」她后来说。
从震惊中平复下来，她慢慢走回了病房，路上没有哭。
「我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又没有什么肢体上的残疾。仅仅就是脸上受了损，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她这样安慰自己。
至今她没有见过母亲。她想与母亲视频，但父亲说医院不让用手机，影响医学仪器运行。护士也警告，手机上的细菌会令她伤口感染。
只不过，有一个变化令她不安，家人对母亲伤情细节的描述在不断改变。一开始只说跌伤，后来则是双手双脚都打了石膏。再后来就是，母亲基本康复了，但后脑勺着地，留下了后遗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所有亲友都是这么说的，她从没有怀疑过。
医院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有人打扰她。到后期她换了病房，隔壁床是个老太太，她们偶尔聊天，但她从来不知道她就是新闻事件当事人。她和其他病人是一样的，她感到平静。时常地，她能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善意。他们摸她的头，握住她的手。他们对她微笑。「你恢复得这么好，以后都不要做整容手术了。」有人对她说。
丈夫每天守护着她。「妈妈为了救我们，伤成这么严重，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幸福下去。」他说。
她的态度格外积极。每一次医护人员查房换药，她都是极力地配合。她强迫自己进食，强迫自己进行康复锻炼。她反复练习牙齿咬合与嘴巴张合，慢慢地，嘴巴从只能张开一指不到，恢复到可张开接近正常水平的三指大小了。「我想着现在是保命嘛，对吧，留得青山在，不怕火来烧，我赶紧快点康复吧。」她对《人物》回忆。
她想着出了院之后去找母亲，「我想我会扑到她怀里。」
嗯，好好过日子，好好幸福下去。
家
她总共住院24天，其间经历了一个长达7小时的急救手术和一个面颔骨接合手术。掉了两颗牙齿，钢钉打在嘴里，全身是暗红色如蜈蚣般的疤痕，最长一道伤口有30厘米，横贯腰部。这都是老虎在她身上留下的。但她的命捡回来了，8月15日，赵青出院了，她以为她的磨难暂时结束了。
回到家中，她并没有见到母亲。相反，父亲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那是位心理医生，是丈夫所在的部队派来的。
她没有立刻理解所有这些事实。微小的希望之光始终在闪烁着。她与心理医生交谈，并做了冥想。对于那段丢失的记忆——在场人士坚称她回头看见了那只老虎，而且她理应听见老虎发起攻击时所发出低沉洪亮的咳嗽般的咆哮，心理医生说是自然屏蔽。她觉得挺好，至少不用为那段噩梦所困扰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甚至这样说。
按父亲的说法，母亲送回老家疗养了，因为头脑还糊涂，也不方便通话。她依然与手机保持绝缘，家人给出的理由还是小心细菌。她很挂念母亲，也敢肯定母亲也在挂念她。当年她离家去南京读大学，临别时母亲还抹眼泪呢。
她每天与心理医生见面。但到了第四天，情况有点不一样。这次是两位心理医生一同前来。他们带着药品，还预备了强心针。
对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已经听过了几个版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更糟糕。这些故事都有真实的部分，但它们都只是为了那个最残酷的版本所做的铺垫。她像搭上了一艘夜航船，逐渐接近真相的暗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父亲说，「你的妈妈已经在事发当天就去世了。」
药物与强心针没有派上用场。真相到来的时候，她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叫，也没有崩溃地痛哭。一切几乎是静静地发生的。她像是踩在棉花上，周遭一切是虚浮的。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用指甲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掐着自己的手心，感觉不到痛。脑袋里空白一片，眼泪默默滑落。
「为什么没有人去救啊？」她问父亲。
「人家说，这种情况我们没法下去救。」
「畜生，那帮畜生。」她骂道。
后来，她仔细地看过网上公布的经剪辑的几十秒的现场监控视频。不断地暂停、后退，每一帧画面都不放过。她反复看着那一幕，在她被老虎拖入草丛后，母亲冲出了车，丈夫挡都挡不住。
「我一直觉得已经有一只老虎去咬我了，我妈妈就算出来，没有什么危险了。」赵青说，「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园子里面不止一只虎。」
再往后发生了什么，视频无法拍到，只有靠他人描述来补全了：母亲追上去，脱下一只鞋拍打老虎头部，老虎转而攻击她。另外两只老虎也冲下山，扑向了母亲。
她想着，母亲平时连大狗都害怕，怎么在那一瞬间却充满了勇气？
面对虎口，母亲唯一的武器是那只鞋。母亲最喜欢的鞋。女儿送的缀着蝴蝶结的鞋。
舆论场
知道母亲死讯后的第二天，赵青从父亲那里拿回了手机。但父亲让她做好心理准备，网上有很多骂声。
打开手机搜索相关信息，她愣住了。她身体开始颤抖。她悲愤交集。她哭了。
网上的评论与留言击溃了她，她面对的是来自一个真实世界的种种残酷回响。「不作死就不会死。」「千万要远离那些不守规则的人，因为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这个女人的老公肯定跟她离婚。」「母亲教女无方，活该去死。」「母老虎碰到了真老虎，最后变成了纸老虎。」每一个家庭成员卷入其中，被评判，被审视，被讽刺。
她看到自己被人肉搜索，户籍信息、结婚照乃至血肉模糊躺在急救室的照片到处流传。
在一些帖子中，她被指控为第三者，孩子是非婚生子，她一家是不讲理的「医闹」……连模棱两可、各执一词的争议事实都算不上，那完全是虚构的、带有恶意的中伤。这些掺杂了情色与死亡要素的流言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制造了一篇又一篇的爆款文章。
这是一个仅一天前才知道永远失去了母亲的女人，而现在她经受着铺天盖地的辱骂。母亲给予女儿的那些岁月，女儿对母亲的依恋，她们的快乐与渴望，人们根本不知道。人们看到的只是，因为她的鲁莽，她的母亲丧命。
丧母之痛像木星那样巨大，相比起来其他痛苦只是陨石碎屑。但正是当你遭遇了如此巨痛之后，每一次新的痛苦都像是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那些负面舆论让她无所适从。她对迈出家门存在恐惧，无心吃饭。一个人坐着，自言自语地喊「妈妈」。即使在脑子放空的状态下，眼泪也会不自觉地流下来。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甚至对儿子产生了嫌弃的情绪。儿子并没有因她的脸而表现异样，他太小了，似乎还意识不到那道伤疤意味着什么。这本是好事，但她嫌他太黏人，太烦。
但她又不甘心，忍不住再回到网上去还击。「该死的人是你们。」她逐条回骂，特别是针对她母亲的留言。想说的话先写好，再复制粘贴。但这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她只是一个ID，人们甚至不知道她就是那个主角。就算知道又怎么样，人言汹涌，她根本骂不过来，她也说服不了任何一个人。
一家人对舆论的发酵、反弹是后知后觉的。在赵青住院的那段日子，对于她丈夫与父亲赵文（化名）来说，有太多事情牵扯着他们的精力。他们要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慰问与调查；与园方沟通、谈判；他们要照顾好赵青，还要忍着悲痛将谎言不断地圆下去，小心应对赵青对母亲病情的反复提问。舆论是他们关注的最后一件事。
另一方面，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告诫，不要与媒体接触。「事件调查组的领导说，这个动物园是政府招商引资引过来的，他们守法经营，按章纳税。事故已经发生了。你放心，我们会代表政府督促园方，尽快地拿出一个你们能接受的赔偿方案出来。在媒体上，不利于园方的话你们就不要讲了，他们以后还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赵文对《人物》回忆。
他们遵守了这个请求。
事发十几天后，赵文接到了一个朋友电话。「你们是怎么弄的，网络舆论一边倒，对你们家庭很不利啊。」他这才意识到舆论场正在发生着另一场的猎捕，而他们一家人成了标靶。
即使那些相对理性的文章，也基于一个可怕的预设起点：赵青因为与丈夫吵架而负气下车。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从未有确凿证据支持的判断。赵青被贴上了暴躁、漠视规则的标签，一切批判从这里开始，从而影响到舆论走向。
但「吵架说」又似乎有合理之处。他们没有同时下车，且丈夫随后打开车门后，有一个把车门关小的动作。赵青解释说，那是因为丈夫要解下安全带并拉手刹。
由于丈夫是军人，身份特殊，一直是父亲赵文承担着与各方对接的角色。他隐隐感到不安，向园方表达过忧虑：「网上这些负面舆论，对谁有利，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得不让人怀疑。」
园方反馈依然是积极的。「他们说，母亲虎口救人，是一位英雄，会对这位母亲有一个完满的交代。」在赵青住院期间，园方负担了全部12万元的费用，并派人全程陪护。
赵文很快就被安抚了。
维权
没错，在猛兽区下车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赵青并不否认。但她的解释是，是因为她误判车已经抵达安全地带——就像之前经过的休闲区。她晕车了，想和丈夫换个座位。
故事本可能有着不同的走向。
如果车门上贴有保护性的封条；如果东北虎园的那段路上能设有警示牌；如果真正意义的救援能够到来，仅靠按车喇叭，并不能让一辆没有高压水枪与麻醉枪的救援车变得与其他车辆有什么不同。根据尸检报告，母亲死于失血性休克。如果在事发后，园方向120急救中心报告准确的事发地点，而不是谎报交通事故……如果母亲最终被毛毯抬上的那辆属于动物园的面包车，有抢救设备……
出于谈判需要，赵青一家在8月初就找了律师，在律师出具的意见下，悲剧的因果链条完整起来。他们的律师还邀请两位民法领域颇有声望的教授杨立新与郑俊果进行了论证。杨立新认为对赵青的责任划分比例，动物园负担70%，赵青负担30%。两位教授均认为动物园应该对死者承担全部责任。赵家对园方的怨恨与愤懑之情已经开始，但当时并没有想走诉讼之路，也没有将专家意见向社会公开。后来，当赵家决定对外发声之后，律师事务所把这次研讨的结论放到了网上。
8月24日，官方调查报告完成，认定这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因在于赵青与母亲未遵守园方规定。在赵青一家看来，许多事实被那份报告忽略了。
至此，园方态度突然逆转了。「诚恳、善意、积极主动的沟通」，变成了不理不睬与拖延。赵文先前与一位牵头调查的安监副局长保持着联系，他想再辩解下，打了3次电话都被挂断了。对方总是告诉他，「我在开会」。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困境，家庭内部有了分歧。赵青与丈夫都认为应该对外发声，连身在农村、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婆婆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父亲赵文认为，要相信政府，「不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可能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虑」。他把其他意见都压了下来。父亲是个明年将退休的企业管理人员，操持着一口浓重的湖北乡音，性格温和，拙于表达真实想法，一生总是避免与人发生冲突。
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情况越来越不乐观。但父亲始终说服着家人不要激化矛盾，保持对公共媒体与网络污名化攻讦的沉默。就这样一路拖到了9月底，政府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与园方谈判的空间似乎完全消失了，比照交通事故的赔偿款，死者定损为125万，园方的态度很坚定，按道义补偿占15%。补偿，他们使用的是这个词。他们没有提及伤者赵青的赔偿。
终于，赵青一家决定对外发声了，在律师的协助下，10月初，他们找到媒体，澄清「吵架说」，指出事发时园方的种种疏漏。
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恶妇的形象早就根深蒂固地树立在那里。赵青一家之前无暇注意的舆论，露出了更锋利的牙齿。在讥笑、诅咒的狂潮里，赵青一家成了有错还反咬的典型无赖，连律师也成了无良讼棍。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赵青做了个莫名其妙的糟糕决定。在一些人眼里，她被永远地禁锢在了下车的那个时刻。至少从网络上呈现的反馈是，大多人不相信赵青一家的解释，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听。
人们选择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如果网络民意可以决定胜负，赵青已经输掉了这场尚未展开的维权战争。
宽恕
赵青从没有责怪过父亲的固执与退让。她怎么忍心责怪呢？他是一个老人了。他刚刚失去了相伴33年的爱妻。
她也迅速原谅了丈夫。无情的网络嘲讽，从没有放过这个男人。事发就是如此，那辆车里仅剩两个成年人，一个冲了上去，另一个没有冲。没有冲上去的那个男人，甚至没有拦住那个冲上去的女人。
丈夫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根据部队要求，他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他申请过，但被领导拒绝了。这难免将这一家置于更为不利的处境，作为关键的在场者，他不能出来亲自讲述具体发生了什么。很多时候，赵青独自面对媒体，转述从他人那里拼凑而来的那段她至今缺席的记忆。一次又一次的，她不得不成为丈夫的辩护者，而网络民意最不喜欢的人是她。
「因为我们还有孩子，如果他再冲上去的话，那等于是两死一伤了。」她总会这么说，「而且他拍救援车门的时候，老虎离他只有十几米。他的背面暴露在老虎之下，是最危险的。」
赵青说，在她看到视频的那一刻，她就完全理解了丈夫。她一句话都没有怪过他。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开脱过。他们几乎从不触及这个话题。
事实上，她才是那个最需要被宽恕的人。
回老家整理遗物，她把母亲的照片，以及她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都带了回来。那是一个更年轻的她与一个年幼的她。她们站在一起，那么快乐，微笑能证明。年轻的母亲很美，她继承了她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她们有着相似的眉毛与走路姿势。她属于她。但她说，她不敢看照片里母亲的眼睛。
「我也知道是我对不起她，我怕她会怪我。」她说。
现实中，她需要面对所有的亲人。舅舅、姨妈、表弟，没有人指责过她。「有些事情，你一边想，一边忘吧。」外公流着泪对她说。
在出院最初的一段日子，父亲与她只谈发生了什么，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办。直到多日之后，父亲才谈及她的过错：「虽然你产生了误判，但这个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与你平时性格上有一点马虎是分不开的。我们也不过分地谴责你。你自己也是刚刚从鬼门关被我们拉回来，你只要以后好好地生活。」
她低着头，不说话。
「关于这个事，我以后再也不会提了。即使就是对你们有一些不满，有一点抱怨你们的话，我再也不提了。」父亲最后说。
7月那个原本愉快的下午变得遥远，她与母亲再次见面，是火化那天。但她感觉那个人已经不像母亲了，像一个蜡像。父亲此前拒绝了她同去给母亲整理遗容的要求，「被老虎咬得不成人形了。」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子？你怎么能够去敲老虎的头？你把老虎惹急了，它能不咬你吗？」她悄悄地对母亲说，「而且，我没有妈妈了呀。」
伤害
当决定发声之后，她接受了大量的采访，甚至与父亲飞去广东参加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这过程并不容易。每讲一次，意味着要重新经历一遍痛苦。应记者要求，她不得不把身上与脸上的伤疤一遍遍地展示。一开始她很抗拒，但她慢慢习惯了。她尽可能地配合，还坐上记者的车，重回过噩梦发生的那家动物园。有时记者请她提供以前的照片，会脱口而出夸她漂亮。对于一个被毁容的人来说，这种赞美令人难受。
外界的反应并不如她所愿。她越为自己辩护，恶言中伤和污蔑就越厉害。
尚且不论那些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个世界也不喜欢她当前呈现的状态。不止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对《人物》谈及，感觉赵青缺少了什么。「有后悔，但没有表现出愧疚。」
是的，事情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她几乎没有在采访中哭过。相反，像一个旁观者，她冷静地谈论事发过程。如果赵青并非如外界所质疑的那样缺少愧疚感，那她至少也制造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假象。
「如果我痛哭流涕地去复述，肯定有人会说，你看这个女的又在撒泼了，又在卖眼泪了。所以说我觉得还不如平心静气。」她解释道。「我有愧疚，有反思，但是我不可能像复读机一样在媒体或者公众面前去表述，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内心的一块领地。」
这个解释并不具有全然的说服力。她对《人物》承认，即使夜深人静的时候，愧疚感也从未如潮水一般压倒她。她的确对父亲说过「我错了」，但没有把这句话成天挂在嘴上，也没有逐个对所有亲人道歉。她从没冒出过自残的疯狂念头。
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她会用一种具有疏离感的语气，转发与事件有关的报道、评论。一位要好的朋友因此迷惑，问她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事。「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呀？」「那个女主角就是我。」
有些时候，隔绝她内心与外界的甲壳如铁墙般牢固，有些时候，甲壳却轻易地破裂了。在她居住的那个部队家属区里，难免有些人对她口罩下的容貌感到好奇。那种熟人间的窥探与议论让她非常生气。她特意去化妆品店买了一盒遮瑕膏。当那些人从她身边走过，她故意把口罩一甩，把脸露出来，她将这种举动视为一种回击。哪怕她也知道，伤口使用化妆品不利于康复。
尽管表示对于毁容并不特别伤心——活着才是重要的，在她的QQ空间里，她还是PS了一张伤愈后脸部完好的照片。她说是为了给那些围观者看的，「他们想看到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愿意让他们做这种比较。」
不止是网络，现实中的声音会刺伤她。有一天她站在屋里，一些邻居拎着水壶去打水从窗前路过，叽叽喳喳的声音传了进来，主题关于她。「不就是想要钱嘛，我看没那么容易，人家动物园都说了不赔，最多就赔个丧葬费。」「说不定她拿到那200万了，能在北京买个房子。」
不久前，儿子生病，她带着记者去医院拍了几个镜头，与保安起了冲突。保安认出了她，指着她骂：「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老虎怎么不咬死你。」她愤慨地在朋友圈里讲述此事，但隔天就删掉了。
赵青不愿意对现实示弱。她躲着不让父亲看到她哭。如果父亲在哭，她就告诉自己绝不能哭。「我们应该相互扶持走完这一段最艰难的路，这个家已经倒了半边了，我要再倒下，就等于是又倒了半边了。」
真实的生活不是像数学公式般一目了然。在11月中旬，第二次接受《人物》采访时，赵青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也是我现在来不及愧疚。我把我自己现在想象成一个什么呢？杨三姐告状。如果说现实社会当中可以拦轿含冤，可以滚钉板，我愿意去做。」
维权让她不去过多地联想自己的悲惨处境。她需要力量。眼泪会削弱这种力量，自伤自怜会削弱这种力量。
也许愧疚也会。
拯救
当初，把赵青瞒在鼓里，是父亲赵文的决定。为了给她提供情感缓冲，也为了让她尽快康复，父亲、丈夫，医生、护士，每一个亲属，都参与到这场欺骗之中。许多环节需要精心铺设。远在南京的姑姑回忆，她和病床上的赵青通话时忍不住哽咽了。于是她用力地咳嗽起来，说感冒了，喉咙不好。所有人合力完成这场艰难的演出。他们是她与世界末日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
事发当晚，赵文就赶往北京，并跟亲属们统一了口径。赵青姑姑记得，哥哥在电话里对她说，也是对他自己说：「我不能哭，不能难过，那么多事情都在等着我处理。我没有时间悲伤。」说这话的时候，赵文在哭。
对内，一家人互不埋怨，拧成一股绳。对外，他们保持着一种受害者常见的戒备。
「我之前不太信任媒体。」公开发声2个月后，赵青在12月中旬的电话采访中告诉《人物》。「有媒体会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幼儿园，我就会特别警觉。」赵青说。她尽量不谈论任何和她丈夫有关的事情。
在她接触的所有记者中，《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给她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从上海来，在北京连续待了十几天。「他做足了功夫。把我的病历、检验报告也拿走了。」赵青说，「他帮我们调查了很多东西。比如流言的追根溯源，比如动物园的麻醉枪。我们没有办法涉及到的东西，他去调查出来了。」
柴会群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我做这个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寻找和还原真相。」他对《人物》说。
根据柴会群的调查，奠定了舆论走向的「吵架说」的两位爆料人，均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有关联，一位自称现工作人员，另一位自称前工作人员。
即便如柴会群也承认，一开始他是相信吵架说的，并传播过相关戏谑的段子。直到9月下旬，他注意到某保险公司宣布停止与该动物园合作的报道，意识到园方可能有问题。而当他去查看以前的报道，发现所有报道都没有采访到家属，「才越发感觉此事不正常」。
他还重走了那家人的行进路线，呈现了动物园方面在安全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根据柴会群的调查，八达岭野生动物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两家提供无阻隔的自驾车游览的野生动物园之一，秦皇岛有一家也是，两家曾有过同一个法人代表，两家都死过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珏欣花了更多精力用于梳理国内外野生动物园的安全管理措施。她的报道也显示出园方的种种疏漏，在其他野生动物园，游客要么须坐在园方铁笼车里，要么自驾游的行车道与猛兽有壕沟或电网隔断。
然而，已经形成的公众舆论并不容易改变。在以上以及更多的那些试图呈现全部事实、指出园方责任的报道陆续刊发后，相关评论仍然是一面倒得刻薄。
某种程度上，赵青是孤独的。她是个小镇姑娘，北京城的陌生人。事发时她只在丈夫的部队家属区住了不足两月，还不认识什么人。这种处境增加了她的艰难。
当赵青尚在住院时，一个叫李京京（化名）的邻居就主动向赵家主动提出，接送她儿子上下幼儿园。此前，两家人带各自孩子遛弯碰到过几次，双方接触不深，但知道孩子都在同一家幼儿园。
见不到妈妈的孩子总是哭。有一天，坐在李京京的车上，他还说了一句，「我妈妈被老虎叼走了。」
车缓缓地停靠在了路边。那个开车的阿姨转向他，盯着他的眼睛，认真而温柔地说：「妈妈只是生病了，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她脸上没有任何悲伤。
孩子安静下来，车继续向前开去。
「我本身也是妈妈，听到他说这句话，特别心酸。」李京京说，「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妈妈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她没敢问赵青的家人。
出院最初的一段时间，赵青一步也不迈出家门，直到一个叫蒋美丽（化名）的女兵上门探望时向她发出邀请。「姐，咱们带着孩子一块出去散散步吧。」两人年龄相近，蒋美丽是赵青来京后第一个熟悉起来的人。
她以为她会拒绝，但赵青答应了。「孩子就不带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吧。」于是，蒋美丽也没带孩子。
天已经全黑了，两人走了半小时。那个夜晚聊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重要的是，赵青迈过了一道封闭的门。「人就是第一次迈出脚特别困难。」蒋美丽说。
此前，她与李京京、蒋美丽甚至算不上朋友。现在，她们对她都是那么重要。
未来
在11月中旬，赵青去法院提交了针对动物园的民事诉讼。一旦诉诸法律，那将是漫长一役。家人不希望她参加到维权中，担心她经受更多的伤害，但她执意这么做。
丈夫依旧是那么寡言、木讷。如果她沉默不语，他就在一旁坐着，低头看手机。他是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身材敦实的军人，没对她说过什么温情的话，也没有过在身后默默地拥抱她。但他会经常削苹果、剥橘子给她。她还记得，她去医院拆嘴里钢钉的时候，他握着她的手。一路都握着，紧紧地握着。
母亲会走进她的梦里，像往常一样，在老家的房子里，剥着毛豆跟她讲话：「你外婆不让我去那个世界，你外婆赶我回来。」「那你回来吧。」她在梦里说。
关于母亲的所有念想，除了最后一刻，都是些微小的事情，而这些记忆总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闪回。在菜市场她看到柿子，想起那是母亲最爱吃的水果。归乡的葬母之旅，她看到家中积灰的古筝，想起曾经给母亲弹过的那曲《女儿情》，母亲的表情非常满足。她还想起跟母亲吵过的那些架，「她陪了我短短的32年，如果早知道那么短，这32年之间我们就不应该有争吵。」
她想继承母亲的美好遗产。从前她有点公主习性，但现在她三天两头地给自己找家务做，窗帘、被褥洗得特别勤快，因为母亲一贯如此。她从来没有机会和母亲学过针线活，以至于现在想给儿子做条开裆裤，她还得求助邻居李京京。她在旁边看着她缝。但到了收尾阶段，她制止了她。「你留给我一点，我自己尝试着做一下，做好之后你再来检查。」她们都笑起来。
她正在学酒酿，那是母亲过年必做的。她给邻居们送去了。据李京京说，「第二次做得比第一次好吃。」
她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女人，现在，她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生存。很难说清，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恶意哪个更多一些。在她接下来的几个月、几年乃至剩下的一生中，也许更多难题将涌现。然而最大的难题也许来自于她的内心。许多相似的经验都显示，幸存者的愧疚，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炙烤他们。这注定是一个由接连不断的挑战构成的故事。
人们谈论着虎口余生的故事。人们谈论着悲剧如何从天而降，就像小孩在路边随脚踢飞的一枚石子。每个人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不同的东西：愚蠢，恐惧，勇气，挣扎，痛苦，救赎，爱。
她爱她，她是她的女儿。她知道她错了，她知道。希望那天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她不犯那个错误，母亲就不会死。但现在母亲离开了。她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她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赵青说，她要比以前更疼爱儿子，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把他照顾好了，也是对我妈妈的一种告慰。」
不久前，她带着儿子去游乐场坐小火车，那是个阳光温暖的正午。小火车呜呜向前开着，儿子笑得很开心。坐在那些孩子与母亲的中间，在一波痛苦接连一波痛苦的缝隙处，她找到了暂时的安宁。她温柔地注视着儿子，伤疤贯穿她的右脸。
采访｜谢梦遥 粟霜晴
插画｜晁春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