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摇滚歌手。在T大这所工科大学里，我的名字叫阿飞，学号是0302。老师们在我的学号下面打分，但我不可以。和所有17岁的入校新生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子。我是那种最普通的学生之一：考试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都没有要补考的，所以并不让教授们操心。绝非学生干部、积极分子或者文艺骨干之类，所以也不容易遭人讨厌。偶尔无伤大雅地逃一两节课，学校里组织什么活动，也不怎么热心。我不孤僻，然而绝不是大众情人那一款。每天看看专业书，到实验室做一整天的实验，听听随身听的点播节目。不会化妆，不会扭屁股，不会抽烟，不会喝酒，连摇滚乐都很少听，是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学院女子。长得不丑，但没有人对我惊艳。周末偶尔跳跳舞，认识一些男孩，却都没有兴趣继续约会。多年来，我一直无所事事、虚度华年。我的志向无非如此：做一个端坐在写字楼里衣着整洁的白领，学会发传真、打打字，和男同事或者男上司谈谈恋爱，最后把自己嫁出去，成为一个洗尽铅华、烧水做饭的小妇人，等有了足够的钱财，我要买一辆通体艳红的天津大发，穿有网洞的黑色丝袜去上班，做美容，不定期翻检老公的口袋，偶尔骂骂邻居的猫。随着时间流逝，年事渐长，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我只能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没有出息的。
早在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天才儿童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经常被当地的小孩子孤立，我比别的孩子会写更多的字，我会用乘除法，会背英文字母，会唱简谱，会在纸上画钢琴的黑白键然后自己弹，会自编歌曲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这几乎都是自己学会的。所以说，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儿童。不仅如此，我曾经还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小孩。因为那时当教师很光荣，所以我立志当小学教师；后来好像清洁工人也很光荣，所以我又立志当清洁工人。当我说出后一个志向的时候，我的工人妈妈简直是怒不可遏。但是她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清洁工人不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因为我不知道长大了当歌唱家好还是当舞蹈家好。后来我终于忍痛舍弃了当歌唱家，因为当舞蹈家可以穿金光闪闪的大蓬长裙。但事实如此，我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因为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
早在三岁多一点的时候，我就梦见我穿着大红的衣服、戴着凤冠嫁给了小儿班最好看的男孩子了。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梦告诉了我的堂姐和妈妈，虽然她们都是女人，但她们一点也不尊重一个三岁女人隐秘的愿望，所以她们就大声嘲笑我，只要想起来，就笑我，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她们忘记。所以，我变成了一个不轻易诉说自己愿望的小孩。当想吃五分钱的白糖饼时，我隔着玻璃柜子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注视着它们，决不会说出来。我对白糖饼的感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几乎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甜点。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小女孩的目光，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白糖饼上。在我的青春期，我就用爱白糖饼的方式爱一个男孩子，我只是无休无止地在心里注视他，决不吐露分毫。
九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暗恋班上的一个黑脸小男生，在整个高中时代，我对学校男生的情书一概不予理睬，只是保持和那个小男生长时间的通信，严肃地讨论永动机的设计。尽管我已经竭尽所能，它还是因为无法克服空气的摩擦力而宣告失败。因为爱他，我决定做一个忠贞的女人，一直到十九岁为止，我发现我暗恋的男生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胖，完全不符合一个梦中情人的形象，我想可能也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渐渐地不爱他了。那个男生在变胖之后给我看了他小学五年级的日记，大概是这么写的：今天阿飞打了我一拳，过了一会儿，她又打我一拳。我没有还手，后来她哭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终于到了高三。我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失眠的病。吃什么维生素、太阳神，打什么针，做什么思想工作都不管用。后来我不停地看安徒生童话——非常忧郁的童话，就好了。反正没有耽误高考。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当尼姑，第二条是考作曲系，第三条是上大学。第一条是因为我想每天早上起来熬一大锅粥，然后白天去打羽毛球，饿了就吃粥，晚上念经，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对于第二条我的班主任非常恼火，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宿舍里养小鸡，在男生抽屉里放老鼠，在英语老师背后贴“kiss me”的条子，这一种选择无疑也是捣蛋的结果，所以他给我做了思想工作。他问我，你会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确实什么也不会，甚至胆小到不肯开口唱歌。我只好去考大学了。
在T大我终于成长为一名平庸的女子。我的智商开始下降——无论是学什么，我都学不会，就连吉他也是半瓶子醋。我曾经立志做一个诗人，但我确实没有多少写诗的天分。小学四年级，我反复地寻找的一章书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十二岁之前，我看完了盗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并且迷恋着香港警匪片火光枪声中的情与仇。后来看了川端康成和萨德，我立志写最黄色的小说，结果连屋里最纯情的女生看了都觉得非常纯情。后来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死人小说，就是一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的主人公就会翘辫子，通常是最快捷的方式：跳楼或者被车撞死。
终于到了毕业，小时候捡垃圾的习惯遭到了应有的报应，我做的是关于固体废物处理的课题——“中国城市垃圾焚烧可行性分析”。于是我天天去大垃圾堆捡垃圾，一共捡了121.2公斤，一点一点地运回实验室，那种气味害得大家怨声载道。我把这些垃圾很科学地分成了12类，每一类都仔细地称重，烘干，再称重，测含水率、比重、热值等等，那是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对一件事物了解得如此透彻。我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焚烧垃圾的经济效益：焚烧发热可以发电，供暖，节省煤电，烧的热水可以开澡堂。门票每人1元。还可以开咖啡馆，每杯咖啡2元。我还是激怒了系里的教授们。因为大家都是搞垃圾填埋的，如果垃圾拿去焚烧了，就没有人愿意填埋了，他们就会失业。尤其一个技术员出身的老太太简直就是义愤填膺，她养了十几年的蚯蚓——让蚯蚓吃垃圾，真是亏她想得出。她根本不相信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对垃圾实行大规模的焚烧处理。
只要我不开口说话，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文静的南方女孩。然而不久之后我还是摇身一变，变成“幸福大街”声音尖薄，面容模糊的女主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尽管我的功课不是那么好，但我仍然是系里最谦卑恭良的女学生之一。这个转变过程非常复杂，若要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岁月和流年。在我尚且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小龙。叫小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幸的是我爱上了他。爱上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力和才华来争取这个名叫小龙的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连美国都可以被炸，我不相信一个普通人的悲喜能够带给别人多大的感触。每每在昏暗的酒吧对着寥寥可数的听众唱歌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一个小女孩的目光，它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白糖饼上，她不肯说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