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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有一位从事软件编程的男同事，南方人，普通话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此君是个好人，喜欢谈心，也喜欢帮大家解决电脑问题，不过我对他最深的印象还是“国家大事”，你和他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当着他的面讲西方有多好，或者埋怨中国有多差，不然他会跟你急。
2016年，我有一位从事软件编程的男邻居，南方人，普通话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此君也是个好人，喜欢做饭，也喜欢帮大家解决生活问题，不过我对他最深的印象还是“国家大事”，你和他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当着他的面称赞中国有多好，或者埋怨美国有多坏，不然他会跟你急。
我没有任何埋汰南方人或IT工作者的意思，只是觉得这是当下大部分中国青年人的写照，生活上，大家都很朴素、勤劳，且乐于助人，有着传统中国人的美，可一旦涉及体制、文化等议题，无不透着寡知与偏激，有时，生活中的不幸所导致的怨愤也会附加在这些寡知与偏激上。
作为一个相对年长的人，我告诉我这位可爱的邻居：“没必要争论这些东西，我们只要明白一个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就行了，这个规律就是：解决物质需求，同时开始解决精神需求，物质上，一代人就可以富起来，精神上，两三代人都不一定富起来。物质层面没有解决，不可能有像样的精神追求，甚至连基础的理性都不存在，物质一旦丰富，精神需求自然就来了，挡都挡不住。”我接着问他：“你是乡下人吗？”他回问：“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乡下人，乡下人比你们城里人更理解穷。”
邻居心怀不服，怏怏离去。不能苛求二十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谁二十多岁的时候不存在寡知与偏激呢？猴子年轻的时候不也当过弼马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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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是万恶之源，如果你没穷过，你不会明白。
日本有一部著名的老电影，叫《楢山节考》，故事很简单：古代日本，有这么一个乡下地方，因为粮食短缺，成就出一个可怕的风俗，凡是活到70岁的老人，统统送到山上等死，并将此渲染为美德，儿女们不送老人上山，会被全村的人看不起，老人们上山等死，是与山神同眠的荣幸。
故事最后，大儿子痛苦万分地背着自己老母亲上山，一路步履沉重，望着山顶上的累累白骨，更是心若刀绞。母亲气定神闲，落地后云淡风轻地挥手让儿子回家，在母亲眼里，踏上这座山，是她人生的圆满。
过度贫穷，导致的不只有生死的残忍，还有更多生活中的丑陋与不堪，这点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有着细腻的刻画，如果我们细数文学与戏剧中有关乡土题材的著名作品，大都充斥着不可理喻式的暴力、野兽式的性欲以及悲苦的处境。
广义上来说，穷分三种：物质层面的穷、精神层面的穷、相对意义上的穷。这三种穷在过去三千年里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最大障碍，也是各个民族、各个政权最棘手的问题。个人角度上说，如果一个人出身贫寒不名一文，那么如何解决物质层面的穷，便是其一生最基础的追求，这个基础搁浅，再多的精神需求也无从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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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穷的第一感知，也来自于自己的故乡，作为标准的中原乡下，我的故乡曾经很穷。
先说穿衣。
我十岁之前，乡下妇女们仍保持着用老式纺车和织布机纺织粗布的习惯，粗布，被当做被褥的面料使用。普通人家的衣物都是手工做的，集市上论尺寸买来布匹，找裁缝量身设计，十五块做条裤子，三十块做件上衣。自家种的棉花，塞进自己缝制的外套，唤作“袄”，全家一人一件，老大不合身了，老二穿，老二不合身了，老三穿，老三不合身了，棉花掏出来做个新袄给老大穿。
再说食物。
人们能吃饱，却吃不好。每家每户隔三差五蒸上一锅窝头，白面与玉米面混合的“花卷馒头”几乎顿顿有。初冬，人们将菜地里的萝卜和大白菜拉回家，萝卜洗净置坛腌制咸菜，大白菜堆进地窖储存。一盘炒白菜，一屉蒸馒头，一碗棒子面儿粥，就是传统农家的一顿饭。
最后是娱乐。
彩色电视机凤毛麟角，只有村干部、磨豆腐的、做包工头的家里有彩电，大多数农家守着黑白电视机，即便是黑白电视机，也未做到完全普及，孩子们围着商店柜台上那块十四寸黑白屏幕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是露天电影鼎盛的时代，村子里红白喜事，主家花钱雇乡里的露天电影队前来捧场。晚饭过后，大街上拉起幕布，大喇叭一遍遍广播，男男女女搬着板凳走出巷口。乡下露天电影还是比较开放的，武侠、警匪、喜剧、战争，统统商业大片。偶尔，也放放《烟雨长河》这样的国产情色片，村里大喇叭事先广播“不许小孩子看啊”，小孩子们哪里管得住，照样搬着板凳走出巷口，只是他们大多数人不理解为什么剧中的男女见面不到两句话就开始摔跤。
听起来，这似乎是当代小资们歌颂的那种“青山绿水原生农”的和谐生活，可它不是，它充斥着太多的辛酸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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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城里人是很难想象二十几年前中原农家的收入的。
一户人家卖一头猪，得三百元，这三百元置于案头供全家人朝拜。民办教师一个月的薪水是一百二十元，发薪水的日子，他们大赦班上那些捣蛋的坏孩子。工地上搬砖提泥、赤膊劳作的工人，一天薪水五六元，大家排队应征。那时候九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小孩子上学要掏学杂费，一学年一百元的学杂费，难倒大半个村子的家长，实在没钱了，家长们驮着一袋粮食去学校。村里集资修路，学校成为收费点，每户人家的孩子上交50元，不交，便威胁退学，家长们实在没办法，再驮一代粮食去学校。娶一个媳妇，花费五千到一万元，埋葬一个老人，花费三千到五千元，借东墙补西墙，是农民最常使用的理财方式，借不到钱会怎样？亲事被退，老人停尸，你哭，哭也没人借你。
今天的乡下人也很难想象二十几年前中原农家的风情。
电视、电影，毕竟属于文雅娱乐，乡下人更多的娱乐方式是喝酒、赌博、偷情、打架。每个村子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大集，大集是农民采购高端生活物资的重要方式。逢大集，村里请来戏班子，村边搭台唱戏三四天，大集当日，四方亲戚来投，主家酒肉款待，年轻人喝醉后上街约架，刀光剑影，至血方休。唱大戏、吃大席、逛大街，看打架，是大集的固定娱乐项目。
家族间的争执，一般也以打群架的方式解决，届时男女老少齐上阵，骂街的骂街，动手的动手，挥汗喷沫，一致对外。这种事情，最后都由基层干部或民间长老解决，轻易不会有人去报官，打官司需要钱，不到万不得以，没有人会为了一点人民内部矛盾去动用那点可怜的积蓄。旧时乡间隔三差五停电，大家拿着手电筒去街面上晃荡，期盼着能欣赏到打群架和骂大街，其发生的概率是如此地高。
这就是三十年前靠近四线城市的中国农村，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处于当时整个国家的中等水平，比它优越的，是吃着火腿肠逛着公园的城里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比它凄惨的，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偏远山区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0%。
我对中国农民极度穷困的最后一次感知，是2001年的暑假。同乡一位青年跟随公司领导去陕西省出差，归来后描述他们接触到的西部山村，他说那个地方的人一日三餐吃的是蒸小米，很少有机会吃到白面，公司领导给村长带过去一箱方便面，村长全家如获珍宝。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故乡迎来历史性巨变，几里外的城郊出现大批生产板材的小型工厂，接着，工业区成立，男女老少化身产业工人，起早贪黑上班，一夜之间甩掉了农耕经济。二十一世纪初，故乡的面貌依旧是乡下，但基础物质生活水准已经和十几里外的城里人没什么两样，物质层面的由穷变富，故乡只用了不到十年。同时期，中国四分之三的偏远乡村解决了温饱问题，五分之一的乡下人摆脱了农耕经济，后十年，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中国城市常驻人口与乡村常驻人口的差距迅速缩小，轰轰烈烈的城镇化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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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穷”的理解上，中国人往往两极化，一方面，无数人歌颂穷人的善良，一方面，无数人埋怨“穷山恶水刁民”。旧时代乡下穷人们的作为也的确两极化呈现，他们善良，他们也刁蛮，善良源于“Nothing to lose”，刁蛮也源于“Nothing to lose”，反正是个穷，“穷帮穷”，有助于人情的累计，“穷欺穷”，对方也不能怎么样。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自小见识过穷人的善良，邻居的照顾，亲戚的体贴，路人的施舍，等等等等，类似的温暖能一下子击穿你的心房，但穷人的善良毕竟薄弱，大多时候，感受到的依旧是由穷激起的恶。
乡下缺钱，争强斗狠一般只能靠人口，于是男丁多的家族称霸，他们横行街市，欺男凌女，无人敢言。这些人好吃懒做，大都靠着赌博敲诈为生，并用赌博敲诈得来的钱贿赂乡官谋取职位，然后一干就是十几年。当了官的村霸们不再靠赌博敲诈为生，他们有了更多挣钱的道儿，比如贪污计生罚款，比如贪污土地征收费用。
乡下缺钱，吝啬与不仁成风，富人们利用手里的钞票笼络一部分穷人欺压另一部分穷人，当你所在的家族物质上出于下风，事事都会处于下风，对于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你只能忍气吞声，你斗胆反抗，会被众人孤立，甚至遭到驱逐。
电视剧《大宅门》里有句台词：“这年头儿，只要你穷，什么冷的热的都离你远远儿的。”这其实是相当委婉的一句话，大多数穷人一旦有了钱，身边的穷亲戚们便成了拖累，他们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只求穷亲戚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我有一个姑姑，亲姑姑就这么一位，自我小学毕业起，她便与我们家断绝了来往。作为新生代，我对这位姑姑没有丝毫怨言，可我母亲有，用她的话讲，这位姑姑也是穷人，她抛弃同样穷苦的弟弟，只为选择站在富亲戚一边。物质贫富导致的亲人反目，在中国底层社会中屡见不鲜，其乐融融的家族，往往是贫富差距较小的家族。
2012年，我在天通苑居住。傍晚下班，路过小区门口，遇到一位枯瘦的大妈，她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车上一只破竹筐，竹筐里是待卖的干果。一位操着异地乡下口音的老保安对她进行轰赶，站在她车前大声斥骂，大妈扶着车子，欲走还留，眼中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哀求，她显然舍不得这份微薄的收入，可她身单力薄，被斥骂下连句话都不敢回。这是我近些年来见过的最心酸的场景之一，那位大妈眉宇间与我的母亲有几分相像，我怒火攻心，冲上前去试图与那位老保安理论，可我随即冷静下来，即使我打了人，打得也不过是另外一位穷人。
2015年，媒体披露广西一位打着慈善旗号的色魔，此人笼络善款，资助贫困地区的女孩子读书，同时玩弄这些女孩子，甚至强迫她们去做雏妓。舆论四起，色魔伏法，却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因为正在读书的女孩子们集体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曾哭着鼻子面对那些男人，如今哭着鼻子面对那些学费，她们依旧因为“穷”而生活在黑暗之中。
“穷”带来的辛酸是道不尽数不完的，有时候这份辛酸过于漫长，使人几乎望不到彼岸。物质极度匮乏的前提下，“尊严”、“道德”、“修养”、“胸怀”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都不足的穷人，为了一点基础生活所需铤而走险，或违法，或被违法的人操控，在任何国家都再平常不过，你可以用法去制约他们，用道德去批判他们，但只要他们还在穷，你就无法左右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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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层面的穷解决了，精神层面就一定富裕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物质上，一代人就可以富起来，精神上，两三代人都不一定富起来。短时间内富起来的穷人，大部分并未摆脱“穷”的阴影，直白一点讲就是：穷过，穷怕了，穷到骨子里。
我的故乡东部，是广阔的平原，因地势较低，被称作“东县”或“下县”。长久以来，故乡的人们是瞧不起下县人的，这大概有两个历史原因，一，下县人远离市区与工业区，经济上相对落后；二，下县世世代代务农，做生意的当工人的甚少，以至于小农意识强烈，用故乡人的说法就是“小气”。
2000年后，故乡爆发了多起本地女与下县男联姻的“事故”。故乡的姑娘，进市里打工，与下县的男同事恋爱，继而谈婚论嫁，故乡的老泰山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女儿“下嫁”东县，即便孩子们承诺婚后在市里买房子生活。百般劝说无用，两代人争执，父母气得半个月下不了床，故乡的姑娘们意志坚定地为真爱做着抗争，最终，她们赢了。
现代人看来，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可在我的故乡，这份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歧视早已形成“文化”，“文化”如此悠久，烙印如此地深，以至于如此地不合时令。
类似的“歧视”还有城里人对待乡下人。我有位老同学，家境殷实，父亲是包工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是其所在村落的首富，成年后，老同学进城工作，与城里一名女孩儿恋爱，女孩儿家长不贪图他家的富有，只嫌弃他是乡下人，结婚当日女方竟连一个亲戚都没有出现。
我母亲常常拿此事教育我，她边剥玉米边说：“你跟那些城里姑娘谈恋爱有什么好处，就算你有钱了，人家也不一定会瞧得起你，你就老老实实给我找个乡下姑娘吧！”
现在，母亲已不再要求我找乡下姑娘，而立之年，她只求我速婚，只要我结婚，娶哪里人，娶什么人，都无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比“歧视”更重要的“传统文化”。
关于“穷到骨子里”的笑话，我最常跟人举的例子，其实是台湾那个陈水扁。
阿扁出身贫寒，所在家庭堪称台南最贫困的人家。母亲为了供他读书，一次次地举借外债，家里一面墙，成了母亲的账本，借了谁家的钱，借多少，什么时候还，统统用粉笔写上，还完的债，再用粉笔划掉。阿扁读大学的时候，家里那面墙写满了，大学毕业后，他做了律师，用自己的收入为家人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接着，阿扁与一个富家女吴淑珍谈起恋爱，吴淑珍不顾家人反对，下嫁给穷秀才阿扁，为他生下一对儿女，接着为他的事业断送了自己的双腿。
二十年后，阿扁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坐在轮椅上的吴淑珍成为“第一夫人”，穷人出身的阿扁大肆贪污，嫁给穷人的吴淑珍大肆炫富，他们的女儿陈幸妤面对来势汹汹的记者，用一副乡下泼妇式的高分贝嗓音尖辣地回应。王朔曾嘲笑扁氏一门：“陈幸妤挺可怜的，怎么找这么一对缺心眼儿的父母。说实话，吴淑珍也算是个医生的女儿，丫怎么玩儿得这么土啊，你有钱了，起码搞点字画什么的，还在迷什么金、钻……什么呀，这帮台南的土鳖！”
嘲笑扁氏一门土鳖的还有一个叫邱毅的台湾人，他给出的段子是阿扁的儿子陈致中与儿媳黄睿靓的恋爱史。话说当年陈致中追求黄睿靓，黄睿靓不接受陈致中，陈致中便带着黄睿靓去自家地下室参观钞票。扁家地下室藏着上亿现金，有的因为潮湿都发霉了，黄睿靓看完发霉的和没发霉的，接受了陈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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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这个国度的人最喜欢拿“穷”来攻击别人，并衍生出一些列讥穷的脏话，诸如穷酸、穷逼、穷不值钱等等。如今，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更喜欢拿“俗”来攻击别人，衍生出的词汇包括恶俗、庸俗、媚俗等等。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间在解决“穷”的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成就，快速工业化带动经济腾飞，穷人们有了工作，有了钱，自然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饱满，即便精神层面并未饱满，也得装得比别人饱满。
而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国情远不如窝在大城市里的青年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1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德国三倍、日本两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IMF提供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式，中国在2015年便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些大数据的背后，是占人口比重50%的农民，是六百个国家级贫困县，是两亿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定下的标准），是70%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如果“富裕国度”的标准是：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看得起病、上得起学。那么仅凭最后两条，中国离富裕还差得很远。
“穷”，依然是这个国度的第一难题，不管是物质层面的“穷”，精神层面的“穷”，亦或是相对意义上的穷。时至今日，中国西部与西南部依然有许多人没吃过方便面，他们的生活也充斥着暴力、悲苦、丑陋与心酸；中国都市中的富二代们依然习惯性地炫着富，数不清的女孩子甘愿坐在他们的宝马车后座上哭；城里人与乡下人被同一则谣言蛊惑，一窝蜂地跑去买盐，盐买光了，谣言也破了。一个奔向富裕的国度，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因为幸福就在前方，一个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没必要鄙视穷困，因为自己真不见得富有。
最后，是“国家大事”。那些我们羡慕不已的西方发达国度，哪个不是从“穷”走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致富善良多了，中国人在大工业化的时代，没有为了工业原料大肆对第三世界进行殖民掠夺，没有靠着他国的战争挽救自己国家的经济，中国人更没有通过一系列敲竹杠式的条约去大发战争财。中国的确很穷，也正在快速致富，作为中国人，我们真心希望自己的国家致富的脚步再快一点。
我那个步入中产的姐姐偶尔会跟我这个依然穷困的弟弟忆苦思甜，她说：“你记得吗？我读中学的时候，只有一双袜子，每晚洗完后需要放在火炉边，第二天穿上时十分温暖。”我对她说：“你只有一双袜子，我也只有一双运动鞋，鞋跟断了，我得自己想办法粘起来，不粘起来，体育课就没法上。”当我们人生中再不为一双袜子一双鞋子发愁，我们就算向着幸福迈向了一大步，起码，我们有了大踏步的理由。
你穷过吗？嗯，你一定穷过，那么，富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