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量刑结果出来后，母亲说：“你最好回来一趟，不管怎么说，总得见一面。”

看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我突然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凌晨，我盯着空白的文档大概三个小时，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于是我来到了桥上，每当遇到困境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河道在这里很宽，从桥上通过得花费十分钟。但我不用过去，因为桥中间往西有一根栏杆出现了弯曲，产生的缝隙刚好可以把头伸出去。

我经常这么做，把头从缝隙中探出，看一看河面上会不会出现一具尸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其实我早就怀疑消息的可信度了。有一天我不小心点开一个界面，标题是“汾河发现浮尸”，之后那个浏览器每天都会弹出发现浮尸的新闻，从封面判断，每次都是不同的人，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始终心存侥幸，甚至把半个身子都伸出去张望，万一走运，又有谁说得准呢？看着他或者她，性别应该不会看得很清楚，看着一个生命的尽头，我会想二十几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

先是在父亲的统治下熬过了未成年时代。接着大学四年，一开始的时候就与父亲闹掰，同时开始熬夜、抽烟以及酗酒。毕业之后，在一条破旧的船上工作，每隔十二小时，就需要在一个狭窄的玻璃房值班六个小时。噪声会从年久失修的隔音门传进来，而我除了来回踱步，什么也做不了。

一年后，辞职回到山西，给了母亲考研的说辞，跟朋友在太原一处便宜的地段租了间老旧的房子。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大半年的时间，一张资料也没看过。之后考研理所当然失败，母亲说她不再给我一分钱。我重新找了一套房，单间，有巨大的落地窗，这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搬过来后就开始写小说，这是一种手段，假装自己还有点事儿做，试图可以消解一些罪恶感，但一直没什么成果，邮箱里除了广告从没收到邮件，哪怕是“你写的这种垃圾没人会看的”都没有。 

或许会想到这些，但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亲眼看到过任何一个生命的尽头。我的肩膀已经伸出缝隙，双手不得不扶着栏杆，但能看到的只有不停流动的水。于是我把双腿伸直斜撑着桥面，双臂驱动身体再往前一些。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这样会垂直看到下方，但用处不大，因为即使站在桥上不探出去，也能看到随河水漂浮的一切。每个人都善于为自己制造假象，我也从未脱俗。

“你在做什么呢？”一个女性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着实吓了我一跳。 

“啊？”我把身躯从缝隙抽离，也没站直，蹲着仰视她，碎花长裙上方是二十几岁的面孔，长发绑在身后。 

她并没有排斥这种打量，说：“我问你在这做什么？”

“怎么了？”我以为自己打扰到了她。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她盯着我的眼睛，充满热忱地说。 

我意识到她可能认为我想轻生，这有些令人尴尬，被错误地代入一种脆弱中。我说：“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在找东西。” 

她睁大眼睛，也有些尴尬，右手指着我刚才占据的缝隙，声音很轻，像是在问空气：“在——那找？”

“好像是有些奇怪啊。”我笑着说。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按照我以往小说情节的发展，接下来她会说自己因为加班，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都行，所以这么晚出现在这里。然后我会送她回家，当然会加微信。等到聊到差不多时，某天夜里，她会跟我回家，并且第二天问我可不可以搬过来。我就说：“假如你搬过来，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所以女孩很快会离开我，并在不久后让我陷入一种困境，可能是找人砸了我的家，也可能是告诉我她怀孕的消息。

可女孩只是我捏造出来的假象，用来使故事得以延续，这样我会很好地控制故事走向，而不用担心被现实影响。但此刻我不想再这样写了，在一座将近五百米的桥上，试图通过缝隙找到一具尸体，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杜撰可以衔接上如此荒唐的行为。我从缝隙中抽出身子，靠坐在一旁的栏杆处，抽了支烟，看了看桥两端，没有任何人出现的可能。 

回到家，看两个小时纪录片，继续盯着空白的文档直到天亮，然后用手机播放一段相声准备听着睡觉。几乎每个黎明都是一样的流程。前几天，前女友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时，我就是这样回答她的。这个流程在我看来已经足够悲惨，我一向认为，卖弄悲惨是拉近距离的高级手段。 

隔了半个多小时，她发过来一个“行”。 

“怎么了呢？”我想了想，还是回了这么一句。 

之后便没有交流了，就像这段短暂的关系一样，未曾开始就戛然而止。有时候我会想，可能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这样，除了我没有谁会把爱情寄托在这样一段关系上——微信上聊了几十天，接着一起在酒店度过三个昏暗的白天，最后水陆相隔，两地分离长达四个月。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些关系，无论是跟家人还是朋友。因为当彼此之间的紧密达到一定程度后，紧接着的必然是淡化，甚至崩坏。从某种角度看，人的一生都在演示这个过程，这总让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却又找不到空隙逃离。 

醒来时是下午三点，雨水从窗纱透进来浇在我脸上，我看了眼手机，除了几个群聊没有别的消息。我拨通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就回去。母亲说：“你看着办吧。” 

我说：“可能半夜到，我提前给你说。” 

“你找个朋友把你接回来，或者天亮再回来也行，这样大家都不麻烦。”说完她便挂断了电话。 

我看了看车票，买了张半夜到达，之后坐在窗边盯着雪白的电脑屏幕，看到有一堵墙竖在眼前。

尽管我刻意消磨了许多时间才动身前往车站，到了之后发现还是早了很多，于是我围着站前广场转了好几圈，看到人潮熙攘：十来个正在步入老年的人围着音箱斗舞，把广场舞步用迪厅的节奏跳动；一群人费力找到一块干燥的地盘，展开铺盖准备睡在地上，现在正好打两把扑克；几个中年人围成一个圈踢着毽子，其中一个人时不时朝地上吐一口痰；几个女孩聚在广场中央，互相拍照。好像所有人都觉得，在被巨大的电子屏幕映成火红的广场上，自己现在的生活还可以过得去。 

车上和广场完全不一样，穿越黑夜的列车上，乘客总是因为困意满脸愁容，每个人都在煎熬中接近目的地。 

到站时刚过凌晨一点，我叫了出租车，司机问我要双倍的车费，并且先付钱再发车，理由是他还得原路回来。半个小时后，我到了村里，站在家门口看着司机走远，然后拨打了投诉热线。第三次拨过去时终于有人接听了，那边睡意朦胧：“出租车投诉热线。” 

我说完大概情况，刚准备报车牌号时，那边把我打断，说：“你先等一下啊，你这种情况管不了啊。” 

“为什么？” 

“这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协议啊，乘车之前达成的口头协议。”那边试图解释。 

“第一，他不打表。第二，假如不给这么多就拒载。”我说。 

“你可以不坐他车呀！”那边开始不耐烦。 

我刚准备说什么，那边又说：“反正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去别的地方投诉。”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在门口站了五分钟后，我放弃了继续投诉，然后给母亲打电话，想让她把门打开。拨了十几次，其间我还抽了两支烟，母亲把门打开后，什么也没说，回屋继续睡觉去了。我走到房间，看着雪白的墙壁和天花板。在过去的十几年，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我总是这样，经常盯着这些发呆，现在还有空白文档，觉得所有的不堪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 

第二天，母亲对我说：“明天看完你爸后，你去养老院一趟，最好问清楚你爷爷那张卡的密码。” 

“那是人家的钱，你要密码干嘛呢？”我说。 

“什么他的钱？”母亲呵斥道，“咱管着他不花钱？”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让你去你就去，我去算怎么回事呢？”母亲说。 

“所以这种事我去就合适？”我说。 

母亲瞥了我一眼，像是侵略者对待战俘一样，充满嘲讽地说：“你看看你这些年干的事吧，还有什么你干不出来的呢？” 

我知道话题在这里必须终结了，否则她一定会说“狗屁的文学”，就像多年前，我第一次提出文学时父亲用拳脚阻止了我一样，唇枪舌剑总是同样精彩。我说：“行，我去行了吧？”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我喊醒，说表哥待会送我过去，他正好回来了一趟。这可省了不少的麻烦，主要是别人的麻烦――别人在路上看到我之后兴致勃勃地碰撞着嘴唇，并故意把音量控制在我刚好听到的程度，好看着我的尴尬开心，然后被我打爆鼻子一定会很麻烦。

车沿着公路行驶，初秋的天气湿冷，我把窗户摇下，让风从缝隙中溜进，我从缝隙中看外面。 

“怎么了？”表哥说。表哥只比我大二十五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他结婚后我们就不再像小时候那般无话不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一样的过程。 

“什么怎么了？” 

“有心事？想你爸的事了？”表哥有些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别的事。”我递给他一支烟。

“我结婚早，我得说你两句。”表哥说。 

我又把窗户往下降了一些。 

“等你结婚就明白了，安稳最重要了，什么文学之类的，都算个毛，全都不重要的。”他语气沉重，像极了小时候外公给我们讲故事的样子。 

我说：“对，你说得对，等我安稳成你现在这个样子，生了孩子之后，因为我的失误，再把他教育成我这个样子。等到有一天他找不到任何喘息的缝隙，跳进汾河变成浮尸，那时我就都明白了。但现在我到底明白了什么呢？任何人只要占据一些提前的优势，例如婚姻或者年龄，就会开始向别人说道，他们从中获取慰藉，至少不用被自己这样的人教育。这是不是很欢乐？大家都觉得自己像是没有白活一遭是吧？” 

我当然不会这么说。我说：“好了，我知道的。” 

表哥把我送到了监狱门口就离开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狱警告诉我，父亲拒绝见我。我觉得一定是狱警在刁难我，就掏出了提前准备的红包。狱警坚决不收，说：“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不见你。”

狱警又说：“我劝过他了，就是不见。” 

监狱位置偏僻，离开后，我沿着没有人烟的路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在路边的一个石块上坐了好久。临近中午，我起身走到城郊的一个饭店，随便吃了点东西，之后沿着小路向不远处的一个山丘走去，那上面有一座庙。到了山顶，我围着紧闭大门的小庙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出里面供奉的是哪路神仙，便在庙后面的一条石凳上坐了一会。这里有许多歪脖子枣树，这条石凳旁也有一棵，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让我靠在上面而不觉得任何不舒适。往北方看，有一条铁路东西横贯，我可以看火车从眼前驶过，然后数一数它有几节车厢，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

火车道再往北有一个小区，我二姨家在那里，童年数火车时我就扒着小区的铁门。一年前，姨父进了传销组织，他坚信“能赚五百四十万”。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在南方做着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是他“可以赚一千零四十万”。二姨与姨父互相仇视，但是他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父母也互相仇视，有时候没法说服，他们会选择武力相向，不过都是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了。现在我坐在这里，想着此刻火车驶过，里面全是满脸愁容的人，似乎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到达什么地方。

坐了很久，已经记不清数了多少节车厢，太阳开始西沉，半山腰的一个广场已经开始播放舞曲，周围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我沿着小路下了山，在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养老院。

手机里有万册发来的一条微信：“在吗？”他是一个摄影师，很难说是一个朋友。我看过他的作品，大多数是校园题材，全是从网的一侧拍另一侧的人，无论什么造型姿势，只需要把背景虚化，看起来都像那么一回事儿。

万册把这类照片称为“网艺”，就是网的艺术，实际上每一个花眼的人站在动物园的笼子外看到的都是这样。所以万册总来向我鸣不平，他用“一群被世俗蒙蔽了双眼的瞎子”来称呼其他摄影师，跟无数个黑夜里，我重读没收到回复的稿件时的想法一样。但我不会把这种想法对别人说出来，同他也没什么好讲的，相比于卖弄悲惨来拉近与几张网的距离，我更愿意对着一个穿碎花长裙的姑娘说这些。

我并没有回复万册的消息，因为这辆出租车绕了将近两倍的路。快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对司机说在旁边停车，然后一分钱没给，打开后座的门直接跑到了附近的一个步行街，在一个商场的角落待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天色完全变黑，才买了些东西去了养老院。

养老院占地不是很多，但院子中央还是修了一个人工湖。进门后，穿过湖上的大理石桥，就是住宿的地方，聚集了许多等待死亡的人。上了二楼，路过散发着浓郁臭味的卫生间，一直到走廊的尽头，就是爷爷的房间。

推开门，我看到爷爷坐在窗边的一个桌子前。我说：“爷爷，我来看你。”

爷爷回过头，颔首，从远视镜的上方看着我，他年轻时是一名教师，这个眼镜已经戴了至少十年。奶奶还在的最后几年，经常在某个不顺心的时候指着爷爷的鼻子骂：“假如你不这么孬，早几年把编制解决，现在至于这样么？”那时爷爷就从眼镜上方看着奶奶，除了摇头叹气什么也做不了。

我走进去，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边，坐在一条低矮的板凳上。爷爷看了看包装，说：“我不吃这些，以后别买了。”

 “这些对身体好。”

 “我要身体好做什么呢？再多活几年只会更惹人厌的。”爷爷语气平静。

 “不吃就浪费了。”我只好这么说。

“下次要带东西就带条烟过来，我很久没抽了。”爷爷笑着说。 

“他们不会让你抽的，没有人会让你抽的。”

爷爷撇着头看窗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算了不说这个了，小家伙你最近忙什么呢？还在读书么？”

我低着头，看到爷爷脚下的地板砖已经开始松动，只要爷爷有动作，它都会趁机扑腾几下。我没有看爷爷，眼神涣散地说：“我一点儿都不忙，实际上经常没什么事做。” 

“我也没什么事做。”爷爷说这句话时，我没来得及抬头看清他的神情，但还是听出了止不住的哀伤。 

想了一会儿，我还是决定告诉爷爷，于是抬起头看着他说：“我妈让我来的，她想让我问出您的银行卡密码 。” 

爷爷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至少没有让我揣测出任何情绪，说：“知道了。” 

“我觉得你不要给她说。”我像是为了表明立场才说的这句话。 

“你爸还有机会出来么？”爷爷摘掉了眼镜，那混杂着担忧、懊悔和无奈的神情让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哀伤。 

“早上我去看他啦，他根本不见我。”我的头又低了下去。 

空气像是被镣铐锁住一样，凝固了许久之后，爷爷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银行卡，朝我递了过来。他说：“我用不到了，你拿着用，密码是卡号后六位”。 

我急忙拒绝：“我怎么能要呢？爷爷。”

爷爷态度坚决地说：“快拿着吧，马上那个床的老头子就回来了，别让他看见。”

我把卡接过来，装到兜里，感觉把爷爷的一辈子都装了进去。继续聊了没多久，等到我们都觉得已经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说了时，爷爷说他得休息了，因为隔壁床的呼噜声太大，他得赶在那老不死的回来前睡着。我便起身离开了。 

刚出养老院的门，我就被四个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是下午绕路的司机。那个司机走到我面前，一边用一种扭曲的表情展示他的不屑，一边上下打量着我，然后歪着嘴说：“妈的，这回再跑啊。” 

“你绕路了。” 

“那你跑你妈呢？”司机说。同时四个人围着我的圈不断地小。 

“因为你绕路了。”

 “绕路你就跑？”

 “你们就是渣滓。”我说。

司机把头转向一边，一只耳朵几乎贴到了我的嘴，说：“什么？老子再听一遍？”

我刚朝着他鼻子挥了一拳，后面的人就一脚把我踹到了地上。接着四个人争先恐后地在我身上留下脚印，我只好蜷起身子，抱着头，等着一切结束。他们拿走了我的钱包，爷爷给的卡在里面，临走前又一人踹了我一脚。从地上爬起来时，我觉得浑身酸痛，胳膊像是被车撞到一样。我走到一个便利店门前，在台阶上坐下，掏出香烟看了看，抽出一根还没断的点上。这时电话响了，是万册打来的，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十号结婚，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我答应了他。挂断电话，想了几分钟，我又拨了回去。

 “咋啦？”万册说，能听得出来他很开心。

我吐了一口烟，说：“我觉得自己去不了了。”

“怎么了？到时候有什么事么？”万册问。我知道有一些话语更像是流程，在一些场合我也经常使用。 

“是呀，去趟外地。”我说。我当然不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自从前女友离开我后，一些不能承受的事情，我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了。比如此时——我的父亲因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如今不肯见我一面；我的母亲只想着爷爷的银行卡密码；我的爷爷每天待在死气沉沉的养老院；而我很久都没再写出任何一篇文章了。这些我没有能力消解的事物，总是让我的右半边脑壳持续疼痛。

气温开始下降、黑夜逐渐变冷，挂断电话后，我用力抽了一口烟，吐向空中。烟雾缭绕，白茫茫地铺在我眼前，看起来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我觉得呼吸有些困难，只好大口喘气，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座桥上的缝隙，此时它是如此地被我需要，但我和它隔着半个山西。现在我一点儿都不知道，除了坐在这里苟延残喘，自己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