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池凌子身后总跟着一个黑皮肤女孩。小池凌子穿着短牛仔裤和白色衬衫，头戴粉色鸭舌帽。黑皮肤女孩穿绿色连衣裙，顶着一头卷发。没课的时候她们乘公交和地铁四处去，小池凌子背着个名牌双肩包，黑皮肤女孩挎着个布袋。她们有时并肩走，有时坐在一起喝饮料，小池凌子抽烟的时候黑皮肤女孩捂着鼻子。那段时间我和室友经常在阳台上抽烟，讨论非洲文学，当小池凌子和黑皮肤女孩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迅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第一次跟黑皮肤女孩接触是在小池凌子22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在东京读书的第52天。小池凌子是东京人，性格开朗，跟我一个专业，主修国际语言。她喜欢热闹，喜欢开舞会，下课铃声刚响她就拦住了我，说她要举办生日舞会，不能缺席，而且她还带了几个新交的朋友。

舞会在教学楼天台举行，点满了蜡烛，蓝牙音箱在播放盖瑞•摩尔的音乐，榴莲蛋糕香味四溢。我来到天台时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在喝酒聊天，这些人大多是我认识的，他们是小池凌子舞会的常客。我在人群中坐下，仔细观察几个新加入者，其中就有那个黑皮肤女孩。

黑皮肤女孩十分沉默，大概是对热闹的舞会感到厌烦，她走到天台的另一边，望着星辰。我向小池凌子打听黑皮肤女孩的来历。小池凌子喝过一点酒，有些兴奋，告诉我她叫玛利亚，是苏丹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会讲阿拉伯语、英文和日语。小池凌子警告我不要去打扰玛利亚，说她的处境比较特别，不是那么合群。小池凌子说，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请过来，平时她都呆在图书馆。

小池凌子呼吁大家举起酒杯。干了一杯酒，她往蛋糕上插一根蜡烛，大伙儿跟着唱生日歌，跳舞环节顺理成章地来了。我没有舞伴，只好坐到一边抽烟。玛利亚依旧在天台的另一边神思。我把烟头掐灭，悄悄朝那边走了过去。

不去跳舞？我用阿拉伯语跟她说话。

玛利亚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晃了晃脑袋。我问她在想什么。她面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人说，舞蹈不应该过多用于娱乐。她把胸前的书放在栏杆上，我那时才发现她带着一本厚厚的英文版《新闻传播学》。玛利亚说，在苏丹，舞蹈是沉思的一种方式，通过舞步抛开杂念，思索怎么去获得真理。玛利亚仰起头，在方形水泥板上旋转起来，脚步轻盈，目光如注，绿色连衣裙被风吹得呼呼响。

2

玛利亚不像小池凌子说的那样孤僻。第二次看见她在天台上旋转的时候，我再次被这个投入的黑皮肤女孩吸引住了。那天要来台风，我在图书馆五楼靠窗的位置上看书，抬头一看，对面天台上有个黝黑的影子在晃动。我在窗边观察了好久，她孜孜不倦地旋转，天上的乌云几乎压到她头顶上。我来到天台上的时候玛利亚还在旋转。风吹着她蓬松的卷发以及绿色的裙子，她仿佛一束燃烧的火。台风呼啸着，好几次把她吹得脚步趔趄，她强行稳住脚板投入到思索当中，最后还是被影响到了，蹲在地板上大口喘气。我扶她起来，刚进入室内，雨就来了。

最近心里特别慌，看书老是分神，要通过旋转才能平静下来，玛利亚说，我在日本没有多少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再过二十一个月就要毕业，可是我学到了什么，每天呆在图书馆里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图书馆里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玛利亚趴在桌子上，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着。雨过去后我邀请她出去喝咖啡，她一路低着头跟在我后面。

如果苏丹像日本这么繁华多好，玛利亚望着咖啡馆外面的高楼感慨道，东京这地方面积不大，但总有看不完的东西，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我不怨恨自己生在非洲，我爱苏丹。玛利亚是通过教会的帮助到东京来念书的，她会说简单的日语，但一般情况下她不说日语，害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听见。两年时间能做什么？两年后我们都要回到我们来之前的地方，我要回中国，玛利亚要回苏丹。玛利亚说，两年对我来说太短，对于苏丹人来说简直太漫长。

玛利亚说小池凌子带着她去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从东向西，东京这座城市给她最大的印象就是繁杂，有时候站在街上看着奔波的汽车以及涌动的人群她会感到惊慌失措。我告诉她，这是城市病，许多从郊区或者乡镇来的人在人流密集的大城市里都会经历一段迷惘的日子。那么，玛利亚说，小池凌子就是这样的人。玛利亚说这话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小池凌子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她不可能在城市中迷失，她是这座城市的细胞。她22岁了，还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千万不要问她这个问题，她会翻白眼，玛利亚喝一口咖啡继续说，你呢，毕业之后你想做什么？我愣住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认真想了想。我说，我可能去做一名编辑或者翻译，我喜欢文学。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想法，它多少跟我的兴趣和所修方向有所关联，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是玛利亚问我之后的几秒钟里我才想到的。

玛利亚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似乎找到了共同话题，她说她也喜欢文学，但是她想要做一点更有价值的事情。我问她是什么，她笑着摇摇头，然后转移了话题。她说，东京人为什么都戴口罩，在我们那里没有人戴口罩，我们只有纱布，我们的纱布是用来保护女人的贞操和圣洁的，东京人的口罩更像是因为恐惧，她回过头来问我，这些人到底在恐惧什么？

这问题让我感到为难，我说，城市人都非常敏感，也很脆弱，用口罩来保护自己。玛利亚感慨一声，她说，是对生存的恐惧，我也有这样的恐惧，但是我不习惯戴口罩，那会让我无法呼吸。我问她为何会有这样的恐惧。玛利亚轻轻咬着金属勺子，她说，妈妈送我上飞机的时候叮嘱我不要回去，小池凌子也叫我不要回去，我恐惧那个总在天亮前响起枪声的地方，可我属于那里啊。

我凝视着眼前这个深沉的北非女孩，她身体瘦小，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安，她心里头肯定酝酿着一个想法，她暂时找不到将这个想法说出来的勇气。

3

除了喜欢去图书馆，玛利亚还喜欢去西葛临海公园。我们学校与西葛临海公园有一段距离，玛利亚拿着地图乘东西线地铁横穿大半个东京城前往西葛临海公园看海。我们成为交心朋友以后，她告诉我，从学校去西葛，无论是乘地铁还是乘公交车，跟旋转一样，能引人深思。她有时候在海边一坐就是一天，回来以后像获得了某种力量，变得自在活泼。

苏丹也有海，但是苏丹的海跟日本的海不一样，玛利亚跟我讲述她出生长大的地方。虽然她生活的地方——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并不靠海，但是她曾经去看过红海。那时她的父亲尚未遇害，她的家庭环境还算不错，父亲在日本企业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父亲带着她和她的母亲乘车到红海边去看海。红海之上也有炙热的太阳，海看上去是一团巨大的水，那是她对海的第一印象。

来东京之前，我从地图上看到过东京所在的地方，看着面朝太平洋的那一丁点大的地方，我多害怕它瞬间就被海水给吞没了，玛利亚说。直到她来到东京，才被东京的海景所吸引。海跟沙漠一样单调，可是海会波动，海里面都是生物，玛利亚说，刚来到东京那段时间，她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患了湿疹，可她还是经常到海边来，海水是相通的，日本跟苏丹相隔着好几千公里，红海和太平洋依旧连成一片，只有站在海边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跟苏丹相距不远。

从红海边回来没多久，玛利亚的父亲就在一场游行当中遭到打击不幸身亡。玛利亚在她父亲的教会朋友的帮助下得以离开苏丹。玛利亚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我的妈妈和妹妹还在苏丹，我不能独自在这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出来是为了学到东西然后回去帮助她们的。玛利亚是带着使命来东京念书的，在东京的三个月时间里，她同时学习新闻学、医学和国际语言。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她才如此焦虑。

后来，小池凌子开着她的本田汽车载着我和玛利亚到海边去，副驾驶位上还坐着一个名叫石原森茂的胖子。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中锋，人称东京奥尼尔，如今扮演着小池凌子男朋友的角色。小池凌子把车里的音响打开，和石原森茂在座位上随着音乐摇晃。我有点不安，石原森茂的身体过于庞大，我担心这辆汽车会被拦腰折断。

汽车总算安全抵达西葛临海公园，小池凌子钻出车厢在潮湿的柏油路上张开双手奔跑，白色衬衫被风吹得哗哗响，露出里面的黑色背心。胖子石原森茂跟在她后面，他的身体看起来笨重，奔跑起来却十分灵活。天空残留着一层黑云，海水是黑色的，海边的岩石是黑色的，就连沙滩也变成了黑色。码头上的船跟着海水浮动，沙滩上有几个人影，除此以外便无他物。

小池凌子很快就从公路跳到沙滩上去了，她的白色衬衫在沙滩上格外显眼，仿佛水墨画中的空白，不过白色很快就消失了，她在沙滩上重重地摔了一跤，白色衬衫变成了黑色。从沙坑里爬起来，她一个劲地责备石原森茂没有保护好她，还要求石原森茂陪她到海水中去把白色衬衫洗干净。

沙滩上风很大，海水饱满、汹涌澎湃。小池凌子和石原森茂在海水中洗衬衫，海水把他们整个人都打湿了，他们在海水中打闹。石原森茂高高举起小池凌子，朝海浪抛去，然后自己又潜入水里去找她。我和玛利亚站在沙滩上远远地看着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玛利亚细声跟我说，石原森茂怎么会跟小池凌子这样无理取闹的女孩在一起？而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在想，追求小池凌子的人多得是，她怎么会选择跟将近两百公斤的石原森茂在一起？

小池凌子湿透了的衣服紧贴着她的身体，她朝我和玛利亚招手，呼唤我们过去。玛利亚摆摆手，有些惊慌，看到小池凌子从海里上来，玛利亚急忙往后退，正要跑到公路上，小池凌子和石原森茂已经扑过来了，把她抓住就往海里推。我不会游泳，玛利亚挣扎着说。她身体向后倾，但是在石原森茂的挟持下她的所有反抗都是徒劳。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过去，玛利亚扭过头来向我求救。我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最后，她被小池凌子和石原森茂抛到海里去了。那片海很浅，即便刚下过暴雨，海水也淹不过肚脐。玛利亚被海水呛到了，在水中扑腾扑腾地挣扎。玛利亚被我扶起来，脚板着地以后脸上惊慌的神色才有所消减。

夜幕降临，我们在沙滩上挖了个坑烧了一堆火，往炭火中放入用锡纸包裹起来的面包和热狗，衣服还是湿的，海风吹过来有一丝凉意。小池凌子哼着歌，用木棍翻炭火中的食物。我问玛利亚大海在她心中的样子是不是有所动摇。玛利亚摇摇头，说大海还是那样，只是她以前没有下过海，她说海浪很有力量，泡在海水中仿佛被厚厚的沙子压在身上。她想到了死亡，在苏丹南部戈壁滩和沙漠地带，人死了就是用沙子埋起来的。火照亮了玛利亚的脸，她额头上的几粒沙子闪着光。

4

我们都在帮助玛利亚适应东京的生活。小池凌子搬去石原森茂的出租屋以后，带玛利亚四处游走的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正如玛利亚所说，这个手掌大的地方总有看不完的事物。玛利亚加入了我们的俱乐部，她的学习能力很强，玩起游戏来丝毫看不出是新人。她用笔记本把社交规则、游戏玩法都记了下来，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她开始疲倦了，她更享受一个人在图书馆天台发呆的时光。

穿过河边的樱花林送玛利亚回宿舍的路上，我问她是否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她头发上还粘着从篮球场上带回来的彩带。我们刚去看了石原森茂的篮球比赛，他带走了那场胜利，比赛中，玛利亚疯狂地叫喊着为主队加油，我站在旁边观察着她，她跟我当初在天台上认识的黑皮肤女孩已经不一样。玛利亚责备我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会让她想起过去，然而人终究是无法忘记过去的，玛利亚同样如此，去小池凌子家吃饭那天，她又彻底变回了原来的自己。

那天，NBA金州勇士队来东京做宣传，石原森茂一大早就开车带我们去机场等候，他和小池凌子穿着克莱•汤普森和史蒂芬•库里的球衣，脸上印着勇士队的logo，一副要参加总冠军游行的样子。我们四个都喜欢看金州勇士队的比赛，石原森茂和小池凌子最为疯狂，他们原本打算去奥克兰甲骨文球馆看勇士队比赛的，没想到勇士队会来东京。

金州勇士队的飞机要下午三点才在东京降落，早上十点还没到，我们来到机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好些球迷在等候。石原森茂和小池凌子牢牢占据了最前面的两个位置，不轻易做出退让。我和玛利亚在外面等候他们的召唤，给他们递吃的喝的。下午三点多，小池凌子和石原森茂如愿见到了史蒂芬•库里和克莱•汤普森，并要到了他们的签名。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石原森茂把车篷打开，放大音乐，和小池凌子在前面疯狂庆祝。风把我们的头发吹到脑后，玛利亚说这情景就像电影中的镜头，有些不真实。小池凌子告诉她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说明她已经融入东京的生活。石原森茂带我们去唱歌，又去游戏城打了一个多小时电玩。下午时分，小池凌子说要带我们去她家吃饭，为她家保姆过生日。我们在小池凌子家附近买了蛋糕和鲜花，原本还打算买一份礼物的，被小池凌子阻止了。我们知道小池凌子家的保姆跟小池凌子关系非同一般，在小池凌子还是一岁大的时候保姆就到她家来了，保姆在小池凌子身边的时间比小池凌子的父母还要多。

保姆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仪态端庄，或许她也觉得自己不只是小池凌子的保姆这样简单，她是小池凌子家庭的一部分。小池凌子叫她阿姆，她笑容可掬，为小池凌子能带朋友回来跟她过生日感到高兴。阿姆一个人在厨房张罗，我们在客厅观看当天的NBA新闻，企图在新闻中找到我们的身影。后来玛利亚到厨房去帮忙，阿姆对这个黑皮肤女孩的到来感到惊讶，有点不知所措。她们用日语十分艰难地交流着，有时阿姆急了会手把手教玛利亚做活。小池凌子说阿姆好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几个月前，她老家唯一的亲人去世了。她年轻时总说以后老了就回老家去，等她真的老了，这句话很久都没有提起过。我谈起玛利亚这段时间的改变，说这样的改变显得有些挣扎。小池凌子不同意，她说挣扎是过渡的必然。她这段时间总跟石原森茂待在一起，显然没有看到玛利亚挣扎的那个样子。

晚饭期间，阿姆对玛利亚十分关照，不停给她夹菜，还埋怨小池凌子只顾着自己，也不去看看朋友都喜欢吃什么。吃过晚饭又吃了蛋糕，阿姆回房休息去了，我们在阳台上吃烧烤。小池凌子依偎在石原森茂身上，玛利亚在小池凌子和石原森茂亲昵的时候总显得不自然。石原森茂拿出一包“魔鬼”牌香烟，给我和小池凌子各递了一支。香烟刚点着，浓郁的香味就在阳台上弥漫开了。玛利亚问是什么味道，没想到石原森茂抖出一根香烟递到玛利亚面前，说要真正体验东京的生活，可不能没有香烟。我和小池凌子都没有说话，盯着玛利亚，看她会有怎样的举动。玛利亚望着那根咖啡色香烟犹豫了将近两分钟，最后她竟然接了过去放在嘴唇上。石原森茂给她点火。玛利亚轻轻吸一口烟，被呛到了，捂着脸咳嗽起来。石原森茂大声地笑了起来，小池凌子笑了，我也笑了。玛利亚把烟扔进火炉里，趴在膝盖上哽咽起来。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小池凌子问她怎么了。玛利亚哭着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5

十二月的一个清晨，玛利亚和小池凌子来到我宿舍门口，约我一起出海。那是玛利亚第一次乘船，我们站在游轮甲板上，身前是一望无际的水，身后是不断远去的城市。玛利亚在甲板上不自觉地旋转起来，我和小池凌子在一边抽烟。海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玛利亚旋转，直至她停下。我们去了千叶，为当地的福利院做义工。小池凌子是个热情的人，跟老人很好相处，而玛利亚整个过程都有些羞涩，老人跟她讲地方日语的时候她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晚上回东京的路上，玛利亚靠在小池凌子的肩膀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说话。我们在福利院看到了一则关于苏丹人民共和国首都喀土穆的游行队伍与军方发生争执的新闻，视频画面中，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现场一片混乱，有多名群众伤亡。

小池凌子抚摸着玛利亚的后背，告诉她事情总会好起来的。玛利亚不说话，那是我见过她最沉默的一次，游轮在海水之上慢吞吞地走，仿佛走了好几个世纪才靠岸。回到东京，玛利亚急匆匆跑到一个我和小池凌子都不熟悉的地方，敲开了一家公寓的门。开门的是个年轻黑人男子，他警惕地看了我和小池凌子一眼，低下头去跟玛利亚嘀咕嘀咕说了几句话。他们说的是努比亚语，我和小池凌子都听不懂。男子将我们带进屋里，大厅还坐着几个人，他们原本在剧烈地讨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进门即刻安静了下来。开门那个男子让我和小池凌子在大厅的一角坐下，给我们递来水。另一边，玛利亚和那几个人围着电视机争论起来。争论当中，玛利亚哭了，甩手就往门外走。玛利亚从她的同胞口中得知她的母亲和妹妹没有在动乱中遇难，发生在她家附近的爆炸伤了好些人，而她母亲和妹妹刚好因病在家里呆着，没有受到伤害。虽说没有在爆炸中受伤，得知母亲生病，玛利亚十分着急，她跟那些人争论的就是怎样才能提前回苏丹。

玛利亚的母亲和妹妹是在一个月后去世的。她们逛集市的时候遇到了游行，现场发生了踩踏事件，她们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中。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玛利亚正在图书馆天台上旋转，她似乎已经预料到这种不幸必然会发生。当我和小池凌子带着她的苏丹朋友来到图书馆把消息告诉她时，她没有停止旋转，反而越转越快，最后摔倒在了地上。

玛利亚变回了那个不爱说话的女孩，整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书，偶尔到福利院去跟老人聊天，持久不变的是每天早上通过报纸和手机去关注国际新闻。小池凌子也像变了个人，不再疯疯癫癫四处去，也不再举办各种各样的舞会，她经常跟玛利亚呆在一起，到天台和海边静思。

如果不去听那场北非民谣音乐会，事情可能会有个不一样的结局。那场音乐会是一位南非朋友邀请我们去听的，在新宿一家地下酒吧里举行，入场者无需门票，但是要消费满两万日元。南非朋友一下子点了八万日元的酒，我和小池凌子还有玛利亚都得以进场。我们坐在最前面的位置，桌上摆满了酒。玛利亚不喝酒，因此，那些酒是我们三个人喝完的，以至于往常从不会喝醉的小池凌子也站不稳了。音乐会结束后玛利亚拦车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大口喘气，尽管身体已经被酒精麻痹，头脑却非常清醒，我甚至因为过于清醒而睡不着，脑袋里一直有管弦乐的回响。

那是一支地道的非洲民谣乐队，他们从南非开始巡演，去了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四个月之后才抵达日本。现场氛围热闹喧嚣，每一桌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听不懂乐队在唱什么，也不在意乐队在唱什么。音乐会期间，玛利亚始终面无表情，她像受到惊吓一般，面部肌肉出现了痉挛。我中途观察了她好一会儿，凑到她旁边问她是不是不喜欢这样吵闹的地方。她眼睛一直盯着乐队，对我摇了摇头。回学校的路上，小池凌子和南非朋友先后下车，把我送到宿舍门口的时候玛利亚问我知不知道那些歌词写的是什么，我说我听到大部分都是关于采集和狩猎，还有一些关于祭祀。玛利亚点点头，把我推进门，关门之前她说，世上只有两个故事，一个关于生，一个关于死。

音乐会过后玛利亚就彻底沉默了。我在图书馆遇到过小池凌子，问她最近在忙什么，她说她在为考记者证做准备，虽说父母做生意赚的足够她花销，但是浑浑噩噩过日子难免有些罪恶感。她说她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想想事情了，以前总喜欢把身边弄得闹哄哄的，那是因为害怕孤独。她受到了玛利亚的影响，玛利亚跟她诉说了自己以及大多数苏丹人身上会发生的故事，在那片浩瀚的戈壁滩上，在尼罗河两岸，苏丹人如何生存。我人生的前二十二年没有吃过苦，虽然父母不常在身边，唯一的痛苦可能就是想他们的时候，小池凌子说，我想考个记者证四处跑跑。我问她玛利亚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她点了点头。

玛利亚找到了她认为可行的拯救同胞的方式，那就是成为一名记者把苏丹人的生活面貌告诉全世界。我在图书馆天台找到她，她对我的不理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望。她说，从喀土穆到东京，我坐了十八个小时的飞机，从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再从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到东京，苏丹跟埃塞俄比亚很不一样，跟地中海北边的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更不一样，电视里关于苏丹的新闻太少，在外面的人眼中，苏丹只有一个乱字，其实不是，我知道苏丹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所以才要去当记者，这是我认为对的方式，至少这份工作，我有能力做到。玛利亚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凝重，她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未来，我无法想象。东京到喀土穆的距离绝对不是我所理解的十几个小时，也不是玛利亚所说的几千公里，那是一段更加漫长的距离，有些人一辈子都无法抵达。看着她从天台走下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一去不回的决定。

6

我在东京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风变小了，可雨还是很大，有人用力拍打宿舍楼下的铁门，一把透明的雨伞出现在铁门前，小池凌子站在雨中，她挺直了腰，仿佛有人拿尖刀顶着她的后背。气候已经开始变冷，她还是穿得很少，裙子的两条丝带挂在锁骨上，锁骨下面是雪白的胸脯。她站得太直，半个乳房露了出来，涂了口红的嘴唇像一只蝴蝶被她钳在嘴里。

还没起床？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没有动一下，脸上带着一丝抱怨。

我摸一把脸，胡子很长，满脸油腻，或许还有黑眼圈，头发必定是乱的，跟眼前这个白皙的女子比起来，她是白云我是黑夜。她一直站在大雨中，地面已经积了一层水，地砖上的灰尘被大雨冲刷干净了，因此上面的水并不浑浊。她的脚泡在水中，绿色的趾甲像浮萍起起伏伏。

我问她是不是马上就走。她点点头，没有要跟我上楼去坐一会儿的意思。我独自回到楼上，匆忙洗漱换衣，重新来到楼下时，玛利亚已经到了，雨还在下，我们钻进小池凌子的车往中央区方向奔去。雨敲打着车窗，整个东京城第一次如此安静。我们缓缓向东走，车灯在雨中宛如夜火，我们要去说服基金会向苏丹提供援助。我和小池凌子对过于宏大的事情往往没有主见，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到拯救非洲的事情中去，先是小池凌子被玛利亚说服了，我是后来才加入的。

玛利亚找到我的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对着空白的电脑屏幕企图写点什么。玛利亚从背后冒出来，拍一下我的肩膀，问我要不要出去喝杯东西。我们顺着南区校道往外走，在一家冷饮店的遮阳伞下坐下，我点了咖啡，她点了果汁。暴雨将至，街上行人穿着短裙和吊带衫也无法将那股闷热驱走。玛利亚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正在酝酿我的第一个小说。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显然有心事。直到我点着香烟，她才开口问我有没有去过非洲。我说没有。她说她要回非洲了，她打算组织一个志愿者团队回苏丹，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我吸一口烟，把烟屑抖在烟灰缸里，没有正面回答她，反问她团队里都有谁。她说，目前只有她和小池凌子。我对小池凌子的加入感到吃惊，这个每天过着公主般生活，前段时间才知道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职业的女孩竟然要参与到玛利亚的计划当中。

我说，我看过米亚·科托的小说，《梦游之地》，你看过没有？玛利亚点点头。我说，对故事当中的人而言，痛苦过后，唯有活在梦中才不会感到失望。

玛利亚摇摇头，她说，战争过后大多数人都会陷入虚无，但暴力是不应该被纵容的。

我问玛利亚，你为什么非要回苏丹？

玛利亚给了一个我无法反驳的理由，她说，唤醒梦中人，那是使命。

抵达基金会大楼，小池凌子走在最前面，出发之前她已经了解过办事流程，她直接走向前台，申请跟基金会理事见面。基金会理事在楼上开会，我们很不自然地坐在大堂里等候接见通知。中午在大堂吃过点心喝了咖啡以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到了下午两点钟，前台才跟我们说，可以上楼去见理事了。基金会理事是个开朗的中年妇女，在我们结结巴巴的讲述中，她大概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和想法，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认同。我总觉得她以为我们在开玩笑。不过她答应了，说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有个分部，如果我们真想到非洲去，她可以协助办理手续，基金会还将提供经费。

离开基金会大楼的时候我们还不敢相信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小池凌子把车开得很快，还放起了音乐，我们来到海边，对着日落规划未来的工作。

7

事情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进行，从基金会大楼回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四处发帖宣传，开着车到处去游说，想尽一切招募人的方法，结果除了我们三个，再也没有其他人加入。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小池凌子的本田汽车所到之处总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些人向我们提了许多荒诞的问题，问我们打算如何拯救苏丹？是不是要把受难者都带到东京来？能否说服东京动物园引进野生非洲象？我们对这些人感到厌烦，小池凌子依旧开着车载着我和玛利亚四处去游说。小池凌子的朋友都在躲避她，小池凌子性急，朋友们这时候遇上她，她会说要么加入我们，要么断绝来往。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遇到了小池凌子的前男友，一个美国男孩，跟小池凌子分手以后他曾多次联系小池凌子要求复合，但都被小池凌子拒绝了，小池凌子说他只会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没有其他情趣。美国男孩看见我们转身就跑，小池凌子追上去，把他堵在一条巷子里，小池凌子一边喘气一边问他跑什么。美国男孩睁大眼睛，不知如何回答。

给你个机会，小池凌子说，跟我去苏丹，事情完成后我跟你回美国。

美国男孩想上前抱住小池凌子，被小池凌子推开了。他说，你们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做得来的。小池凌子问他到底加不加入我们，美国男孩摇了摇头，小池凌子给了他一个耳光便往巷子外面走去。

小池凌子又把车开到了海边，大海成了我们出气的地方，玛利亚坐在礁石上往海里掷石头。小池凌子安慰她说，即便没有其他人加入，凭我们也能有一番作为。我坐在礁石上望着被风推动的海水没有说话，不敢跟她们说我要退出，担心她们的信念会就此崩溃。我没想到的是，她们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几天后，当我跟她们说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我要退出前往苏丹的计划时，她们只是惊讶了一会儿。玛利亚对我说，没有关系。她说她理解我，但她还是要回苏丹。

8

当四周都安静下来，时间就过得比以往要快。三月，玛利亚和小池凌子顺利拿到了记者证。在她们备考的时间里我先是去东南亚旅行了半个月时间，在越南、泰国和缅甸逛了一圈，然后回中国，陪外公度过了他的八十岁生日。外公的生日宴来了很多人，车辆塞满了附近的三个停车场以及两条马路，亲戚朋友坐了四十围。外公佝偻着身子被小孩簇拥着走到祠堂里接受亲戚们递上来的茶和祝寿。那时我看清了自己的生活，相比玛利亚，我幸运得多。玛利亚曾跟我说，在非洲，角马和水牛最怕的不是狮子，而是巨型蜥蜴。狮子发起攻击之前总会暴露出来。巨型蜥蜴不一样，巨型蜥蜴像石头一样躲在草丛下，耐心等候角马和水牛靠近，在它们的脚根咬一口，然后就随着气味追踪被咬的猎物，直至猎物被毒死倒下。如果玛利亚生活在狮群包围圈里，我则是生活在四处尽是巨型蜥蜴的世界里。

办理完各种出入境手续，小池凌子跟我见过一面，那是我退出玛利亚的计划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银座一家料理店里，小池凌子点了好几盘鱼生，沾着芥末吃了不少。她告诉我她跟石原森茂分手了，因为石原森茂不同意她去苏丹，更不愿意跟她一起去。我对此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为她没有跟我断绝来往而心生侥幸。

愚人节过后，小池凌子举办了一场舞会，是一场告别舞会，地点在学校田径场。那天晚上天气还有点冷，雨过后天空出现了短暂的晴朗，受到邀请和没有受到邀请的人都来了，操场上挤满了人，没有酒和音乐，只有手机和台灯闪闪发亮。

晚会上，小池凌子告诉大家，她和玛利亚要去苏丹了，她们不打算把课程修完。她邀请在场所有人随她和玛利亚一起跳舞，作为告别仪式。小池凌子和玛利亚站到操场中央，举起手，闭着眼睛就开始旋转，几十个人在操场上跟随着她们旋转起来。小池凌子和玛利亚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旧无法忘记这场告别舞会，仿佛一大群人对着遥远的天体祈求存在的意义。

小池凌子和玛利亚是在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离开的，离开当天我送她们去机场。她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紧张，不像当初选择要做这件事时那样激动和坚定。我能理解她们，那场告别舞会上她们想的事情或许比在场任何人都多。我跟她们轻轻拥抱了一下，玛利亚对着我笑，并没有说什么话。她们登上飞机，钻进白云中，看不见了。

从机场回学校的路上我遇见了小池凌子家的保姆，那个和蔼可亲的老人问小池凌子收拾东西到底要去哪里。我告诉她小池凌子去了苏丹。阿姆不知道苏丹在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苏丹在哪里，但是小池凌子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五月，我给自己安排了一场南美旅行，一边游走一边关注国际新闻。期间，小池凌子给我发来一封邮件，告诉我她在苏丹遇到的各种事情，邮件上还有几张她在沙漠和戈壁滩拍的照片。她没有提及玛利亚，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否还回来。那封邮件过后，小池凌子和玛利亚就像在世上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任何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