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阵我和比我大几岁的一帮小孩一起玩。他们比我要成熟一些，认识附近不少姑娘，也自然常常和她们约会去海滩什么的。
有一次在海滩，大多数的男孩都在和女孩们说笑。我对一个女孩有些好感，自言自语地说，“哎，要是芭菠拉和我去看电影就好了……”。就这么一句话，旁边的一个男孩就兴奋起来了。他跑上石堆，找到了苞菠拉，一边推着她过来，一边高声嚷嚷；“费曼有话对你说哪！”弄得我真不好意思。
一下子，所有的男孩都围过来了，嚷着，“嘿，说出来嘛，费曼！”于是，我请她一起去看电影——我的第一次约会。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于是她给了我无数如此这般的衷告，比如，下车时我要先跳下去，伸手去接女友啦，或者在街上我应该走在靠马路的一边啦，母亲甚至教我该说些什么话，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做母亲的教儿子该怎么有礼貌地对待女孩。
晚饭后，我穿戴整齐地去芭菠拉家接她。心里直扑腾。自然，她还没准备好（女孩总是这样！），于是她家里人让我在起居室等她。那时她家正好有一批朋友在一起吃饭，七嘴八舌地说什么“瞧这小孩多讨人喜欢”之类的，简直羞死人！
我还记着那次约会的每个细节。从她家到镇上的一个新电影院的路上，我们谈起了弹钢琴。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试过学钢琴，可过了6个月我还是在弹只有几个音符的《戴西的舞蹈》，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特别怕自己会染上姑娘气，而成日弹《戴西的舞蹈》简直让我发疯，于是我就跟钢琴再见了。（那时我特别地怕姑娘气，以至于都不愿意去商店里替母亲买那些女人吃的糕点。）
看完电影我送她回家。我称赞她的手套是多么漂亮，然后在门口与她道晚安。
芭菠拉说，“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
“不客气。”我回答，心里美滋滋的。
可当我下一次和另一个女孩约会的时候，临别她也这说，“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我的自我感觉就没那么美了。
当我和第三个女孩约会后告别时，她刚张嘴说“多谢……”我就抢着说，“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
她说，“多谢……呃……噢……晤……我也挺快活的，多谢！”
又有一次，我们这帮海滩朋友又凑在一起。几个年长一些的男孩正在拿他们的女友来做示范怎么接吻，“你得把嘴唇这么放，得有个角度，不然的话鼻子就撞上鼻子了！”之类之类。于是我跑到另一个屋于里揪住了一个女孩。我们坐在沙发上，我的手臂绕到她背后，开始操练这门新鲜的艺术。突然，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叫起来，“艾莲来喽！艾莲来喽！”当时我并不认识这叫艾莲的人。
然后有人叫道，“她在这儿了！她在这儿了！”所有的人都放下了他们正在做的事，跳将起来去看这位公主。艾莲非常漂亮，难怪值得人们这么崇拜她。不过，我很不以为然这种不民主的方式——难道每个人都要停下手里的事，仅仅是因为公主到了吗？
所以，当他们都去看艾莲的时候，我还是和我的那个女孩坐在沙发上操练接吻技术。
后来当我和艾莲熟悉了以后，她告诉我她记得那个舞会，每个人都很热情友好，除了一个家伙在角落的沙发上正跟一个姑娘亲昵。她所不知道的是，两分钟之前，所有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
我第一次和艾莲讲话是在跳舞的时候。她是这样地让男孩子崇拜，以至于他们不停地互相抢她做舞伴。我记得自己也极想和她跳舞，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插队进去。如何请舞伴的事总是让我很犯愁：一个你想要请的姑娘要是在舞场的对面和什么人在跳舞吧，要插进去太费事了，所以你等她转到近处。可当她在你近处吧，你又会想，“唉，这支舞曲一点也不美。”所以你又等好的舞曲。好不容易舞曲正合意了，你刚要上前一步——至少是你觉得自己挪了一步——旁边的什么家伙总是比你抢先一步把她带走了。于是你又只好再等几分钟，因为太快的插入是不礼貌的。几分钟过后，你会又丧气地发现她转到了舞场对面，或是音乐又不是你喜欢的了，或是什么其他见鬼的麻烦……
我就这样迟疑踌躇了半天，还是没和她跳上舞。我自言自语说真想和她跳。旁边的一个朋友听见了便高声宣布，“大家听着！费曼想和艾莲跳舞！”不一会，一个朋友踏着舞步把艾莲带向我这边。同伴们推推搡搡地，“快插进去！”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窘迫，第一句话便是——倒是挺诚实的——“这么着被所有人喜欢，你是什么感觉呀？”我们才跳了没几分钟，就被别人插进来分开了。
我们这些朋友都去上过交际舞课，尽管绝不会公开承认。在那个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母亲的一个朋友以教舞蹈谋些生计。地点就在她家二楼的一间屋子里。她家有个后门，所以她让我们从后门溜进去，可以不让别人看见。
在她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舞会。我有一个始终未能壮起胆子去证实的理论：女孩的日子比男孩要难得多。因为在那时候，女孩是不可以主动请男孩跳舞的，那是属于“非礼之举”的。所以那些不漂亮的女孩会在舞场边上坐好久也没人请，伤心透顶。
我想，“男孩就容易多了，他们可在任何时候插入。”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你不是没有胆子，就是掌握不好时机，反正是招惊受怕地不能充分享受跳舞。
比如吧，你瞧见一个女孩正好闲着，你也挺想请她的，你会想，“好极了！这下机会终于来了！”可那女孩往往会说，“谢谢你，可我累了，想歇会儿。”于是你有些泄气，可还不至于完全垂头丧气，因为有可能她真的是累了呢？但你回头一看，另外一个家伙去请她，她欢天喜地就和他跳上了！于是你又琢磨开了：他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呢？还是她不喜欢我的打扮？还是……反正，这简单的事儿就老变得这么复杂。
有一回我准备带艾莲去跳舞，那是我第一次约她出去。母亲为了让她的朋友多些顾客，还邀请了不少人，其中有几个我极要好的朋友，和我年龄相同。赫罗·卡斯特和大卫·利夫是文人派头的，罗伯特·斯达普勒是个理工科型的。我们几个人常在放学后一起玩、散步，或是讨论问题什么的。
我的这些好朋友那天也在舞会上，他们瞧见我和艾莲一起，马上把我叫到衣帽间，说，“哎，费曼，我们要你知道，我们明白艾莲今晚是你的女孩，我们决不会找她的，我们今晚和她无缘！”等等，等等。可没过一会，这些家伙就来插伴。竞争就来自我的这些好朋友们！我总算懂了莎上比亚的名言：“你们尽说漂亮话。”
你们可要知道那时我是什么样的——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孩，总是觉得紧张，因为别人都比我高大强壮。而且我总是害怕自己显得女孩气。那时所有的男孩都打棒球，或者其他什么运动。可我要是看见一只球朝我滚过来，一定吓得发呆，因为要是我拣起球扔回去的话，通常准是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众人一定哈哈大笑。那真的很让我烦恼。
一天，我被邀请去艾莲家的晚会。好多人都去了，因为她是最漂亮、最好心、也最吸引人的姑娘，谁都喜欢她。当我一个人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闲着没事的时候，艾莲过来坐在扶手上和我聊起天来。那时我开始觉得“啊！世界多美呀！我喜欢的人注意到我了！”
那时，在我们那儿有个为犹太孩子而设的活动中心。它很大，而且有很多的活动。写作组的孩子们可以写故事来诵读，戏剧组的人组织演戏，还有科学组、艺术组等等。我其实对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没兴趣，但艾莲在艺术组，因此我也就加入了。艺术这玩艺着实让我头痛——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类（后来我还真用上了它）。我硬着头皮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艾莲在里边。
可是艾莲有个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组里，我于是只好在背景里游移，没什么机会的。
其中一些《圣经》里的奇迹比较好解释，另外一些就难多了。像树叶的那个故事挺容易解释的。我走去学校的路上听见树叶沙沙地响，可是却没有风。我注意到树叶交错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动就会引起共鸣，于是心想：“哈！这可以解释那个伊利亚的树叶发声的奇迹了！”
可其他一些奇迹，我却总也想不出个道道来，比如，摩西扔下手里的东西，它立刻变成了一条蛇的故事。我琢磨不出扔下的东西怎么会让旁人看成是蛇。
照理说，童年时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该提醒我了，可它没有使我震动到怀疑《圣经》故事的可信性，即使它们与自然常识完全不符。当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时候，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非常简单地解决了—个我长久不能想通的问题——一个圣诞老人怎么来得及在一个夜晚给全世界的小孩送礼物呢？
圣诞老人的事本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可《圣经》里的奇迹故事可不一样——那可是顶认真严肃的事。有教堂，教徒们每周做礼拜；有周日学校，牧师教孩子们念《圣经》。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圣诞老人可不是教堂之类正儿八经的东西。
所以我去周日学校的时候，一方面我真信他们教的，一方面又没法不产生疑惑。危机的总爆发是免不了的。
真正的危机是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来的。拉比在给我们讲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露丝的人的故事——她做了什么，被如何定罪。故事非常具体，好像是法庭的记录一样。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听见这么详尽的故事，而且教士讲的完全像，是史实，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最后，拉比讲到了露丝如何在监狱里蒙难，他说，“露丝气息咽咽，她想到……”等等、等等。
我吃惊地困惑起来。课后我去问那个拉比，“露丝临死时脑子里想的什么，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他说，”噢，是这样：为了更生动地说明犹太人受了多少苦，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的。”
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我觉得被着实地欺骗耍弄了一番。我需要的是真实，未经加工的真实，由我自己来评判决定！可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没法和大人争辩，只好眼眶发湿，哭了起来，非常气愤。
那拉比问：“究竟怎么啦？”
我试着解释说，“我这些年听到的这么多故事，现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让我拿这些学到的东西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不再信任那些数据，因此对那整个一套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在那之前的那些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来理解《圣经》里的奇迹故事，现在倒好，哼，所有的奇迹都可以解释了，因为它们大概全是编造出来的，见鬼！我闷闷不乐。
拉比又问，“要是对你来说，这些东西这么可怕，你干吗来周日学校呢？”
“因为父母让我来的。”
我从未和父母谈及此事，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联系过。可父母再也没有督促我去周日学校。这件事发生在我正式成为洗礼过的信徒之前。
由此，这场危机很快解决了我的疑团困境，我悟出那些奇迹故事大约都是为了“更生动地说明问题”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瞎编乱造的。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么有趣，它不应该被那样歪曲。从那时起，我逐渐对整个宗教这个东西再也不相信了。
那个活动中心是年长的犹太人组织起来的，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荡，而且更希望以此来引导我们走向犹太教徒的生活。要是像我这样一个放弃了教义的人当选为主席，他们准会觉得坐卧不安的。让我和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是，幸好我投有当选。其实那个活动中心已经支撑不下去，逐渐衰亡。要是我当选了，准会被当做众人所指的替罪羊。
几天之后，艾莲打来电话，“化验报告出来了。”
“是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也不清楚，你来看看，我们可以谈一下。”
我到了她家，她递给我化验报告，上面写着：“活检证明淋巴腺有结核菌。”
这把我彻底激怒了。我说的是，医书上第一条写的就是他妈的结核病！我忽略了它，因为书上说这是最容易检查的，而医生们在诊断时千难万难。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首先检查最容易最明显的！那确实是最容易最明显的：因为那从诊室里奔出来的医生问的“她咳血没有”，他的想法正在点子上，他知道病因大概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瓜。我用了不充分的间接证据，但忽视了最明显的可能性。我想当然地以为医生很聪明。不然的话，我会首先就建议查结核菌，没准儿那医生写的就会是“结核病”？我真蠢。从那以后，我刻骨铭心地学会了。
艾莲说，“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么？”
“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
你看，当得知艾莲的何杰金病只能让她活大约两年时，我们计划好了一切（从她的观点出发）。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她倒好像因打乱了计划而烦恼了似的。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
自那以后，我们知道两人一起可以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番，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数月之后，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
父亲忧心忡忡。从我呱呱坠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他觉得我那时结婚还太早，会耽误我的事业。父亲一直有个怪念头，要是一个男人出了什么事，他总是说，“注意他背后的女人。”他觉得女人是男人的最大危险。男人们一定要提防女人，不可心软。当父亲听到我要和患肺结核的艾莲结婚，又多了一层担心，怕我会被传染上。
整个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我准会被传染上的。
我说，“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总会有办法的。”
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不能接吻，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
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
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即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尽管没有一张证书，没有结婚登记，我们相爱甚笃，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
我反问，“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
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不过到那时，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我行我素。他们怎么讲也没用。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他们也照收不误。我那时刚刚毕业，参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我把它改装了一下，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像救护车一样。这样，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可也毕竟几次住院，身体很虚弱。
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开车走了。经过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斯坦顿岛，上了摆渡船——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
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人员很友好，马上办了一切手续。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按纽约法律，我们正式结婚了。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牵着手互相冲着笑。
那办事员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吻新娘啦！”
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给了每个人一点小费，谢了又谢，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去看艾莲。有一次公共汽车晚了点，医院已经不许探视了，而附近又没有旅馆。我正好穿着一件很旧的羊皮袄保暖，就找了个空地睡了一夜。由于怕别人早上起来看见我，所以我在远离别人房子的地方安顿下来。
第二大早上醒来，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大垃圾堆！我自觉傻乎乎的，不禁大笑起来。
艾莲的医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卷就很生气。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可我还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丝猫。”（我管艾莲叫波丝猫。）
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瓦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
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下边还有打油诗，“你若以我为羞，哒，哒，哒，你是个核桃！”后边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你是个杏子仁！”每一个都是“果仁”的不同说法。（译者注：“果仁”在美国俚语中也被用作“傻瓜”。）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
不久，我到了洛斯阿拉摩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总头目，他把艾莲安排到了阿伯库克市的一家医院，大概离我们那儿有160公里。周末我总是去看她。我在周六搭车去她那儿，下午可以探视她，晚上住在旅馆。周日上午又可以见一面，然后搭车回工作地。
在工作日，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这时，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因为我很乐意于她玩游戏，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开报纸，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费曼的生日啦！”
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看杂志，然后订这订那。她总是变些新花样。（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心却在世界上。写着不着边际的信，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
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
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
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当我周六去看她时，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
“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她说。
“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烟啊、火啊的……”
“噢，不，”她说，“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艾莲除了琢磨游戏之外，还买了一本叫做《中文字的音与形》的书。那是本很可爱的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书里有五十来个字，都以极漂亮的书法写出，旁边注着什么“三女成灾”之类的东西。艾莲买了专用的宣纸、毛笔和墨，开始练习书法。她还买了本中文字典，以便知道更多的汉字。
有一次我去看她时，艾莲正在练书法，她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写错了。”
我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说，“你什么意思啊？这字怎么写只不过是人为的惯例罢了，并没有自然法则来规定它非要怎样，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是说，从美的角度来看不对头，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在于感受。”
“这样、那样，我看没什么区别。”我争辩道。
“来”，她递过毛笔，“你自己试试。”
我写了一个，然后说，“等等，让我再写一个——刚才那个太散了。”（我还是不松口说写错了。）
她问，“你怎么来定那个字应该多散才对呢？”
我明白了她的用意。那些笔划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写得悦目。美学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我不能定义它。因为我不能定义它，我就不承认它的存在。可事实上，从刚才的经历中我领悟到它是存在的。从那以后，我对艺术有了一种惊奇神往。
在那一阵，我在奥伯林上大学的妹妹乔安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用铅笔写着些中文字。
乔安比我小九岁，也在学物理。有我这样一个哥哥对她着实不容易。她总是试图找一些我不能做的事。这回，她悄悄地在学中文。
我不懂中文，可有一件事是我平生兴趣所在，就是花无穷的时间去解谜。那个周末我把明信片带着去见艾莲。她教我怎么以偏旁部首和笔划来查字典。有趣的是每个字有几个意思，你必须把几个字连起来才能弄懂它们说的是什么。
我极其耐心，终于解开了字谜。乔安写的是诸如“我今天很愉快”之类的话。可有一句我不太明白——“我们庆祝了这里的造山节”。以为是我弄错了，后来才知道在奥伯林还真有个神经兮兮的“造山节”，我还真翻译对了。
那些词句都是日常琐语，可我知道乔安写中文是在向我显示呢。
我从艾莲那本书里横挑竖挑地拣了四个宇，似乎可以凑成一句，然后拿起毛笔大练特练，每个字都写上五十多遍，从中挑比较漂亮的，由艾莲认可，排成一行。我用尼克的相机把我的杰作照下来留念，然后，把粘好的纸卷好，塞在一个筒子里寄给我妹妹。
她接到后把纸卷打开，却不认识那些字。她以为我是随意挑了四个字，于是找到她的中文教师。
他看到这些字后第一句话是，“书法相当不错嘛！你写的？”
“呃，不。它们什么意思啊？”
“老兄亦言。”
我真是坏透了，总不让乔安有机会赢我一次。
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呼吸艰难。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然后又开始呼吸。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巳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
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摩斯开。
还没到10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
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
“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
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摩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
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
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妈的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己，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