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就这样，什么都不扔。什么破石头烂铁，全都当宝贝。现在好，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在阳台上收拾东西，我妈准备出门前仍不忘唠叨我几句。
阳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青绿色和灰白色矿石——大多是我爸收来的翡翠山料。窗台上则是他舍不得拿去店里的“宝贝”：两尊铜菩萨像、一对金丝楠木镇纸（分别刻着“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一个满是铁锈的鼎形小香炉，一个双耳陶瓶、一个鱼纹的玉壶春瓶……总之，他的私人收藏，但实话说，并不值什么钱。
正值四月，沙柳街上飞絮漫天，最后，这些白色的小绒球飞进了窗户，降落在我家阳台——那些我爸留下的遗物上。它们半是凝定半是摇动的样子，像跳舞的幽灵。小守护者——我乐意这么想。而我姐姐说，意大利人管这种空气漂浮物叫“尘菌”。她从没去过意大利，但她从电影里了解了许多这类事。我对此将信将疑——一个人不可能瞎到分不清柳絮和细菌。
老爸去世近半年，妈妈开始渐渐试着故作轻松地提起他——比如买蜂蜜时，“你爸就喜欢吃甜的，虽然满嘴牙都被虫蛀了”；再比如要是别人说起妈妈瘦了，“瘦是瘦了，但我老公总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显得我骨架更大！”那语气会让听到的人吓一跳。好像他每天还在和她说话似的。
但这多少算是一个好消息。在外人眼里，我们一家子好像差不多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决定搬家了。在人生中最后几年，我爸在新世界商场三楼开了一家“古玩奇石店”，卖些翡翠、水晶、怪石摆件，还有他从各处搜罗的老物件。这幢三层楼曾是八十年代本市最时髦最高级的商场，但这些年，周围陆续建起几幢高层，那些名字一个比一个气派——置业广场、银河百货、凤凰商厦。而这幢代表“旧世界”的新世界商场则变成了商业区中的贫民窟，无人问津。只有那些记得这幢楼的风光岁月的老家伙出于怀旧的目的偶尔来这里走一圈。这店铺在老爸死后闲置了几个月，终于被低价转让了出去。然后妈妈用那些钱给郊区的新房子置办了新家具——那么多“老古董”，最终只够换一套新家具而已。
妈妈开始积极地投入新生活，她规划着搬家、卖车。如果能办到的话，我怀疑她甚至会让自己换一份工作。要不是她当老师已经二十多年了，除了教书根本不会做别的什么。
“我一会儿要去办你爸的社保手续。中午回来。”妈妈站在门口，穿上高跟鞋，“啪”地关上了门。
但仅仅五分钟后她又打来了电话，“有人要试车，车钥匙和行驶证在电视柜右边的抽屉里，你替妈妈去停车场处理一下。”她匆匆忙忙地说。
这就是我遇见曲家静之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记得那一天的许多细节，我穿着一件我爸的天蓝色毛衣，一双码数偏大的皮鞋，我脚上的腈纶袜子一直往下滑。除此之外，我也记得她。我记得她穿着一件相当老气的米色风衣，脸颊上的点点晒斑，明显睡眠不足的黑眼圈围着一双仍然十分明亮的眼睛。我甚至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大部分谈话。这段记忆混在那段梦游般的日子里显得如此清晰，仿佛一张大光圈照片里的定焦区域。让我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家人——主要是妈妈，姐姐和我——都感到生活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那种空洞，非要说得具体点，就像是我们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盛放爸爸的棺材坑。起先我们转过头不去看它，然后我们看着它，假装它不存在。我们都在想方设法填补各自的那份空洞。我妈妈每天往外跑，我姐姐突然学起了德语。对我而言，是在短短几个月里，被迫加速成长。
比如，对一个陌生人兜售我爸那辆老雪佛兰。
这事我干得十分业余。十六岁那一年，我瘦得像只营养不良的老鼠，因为自卑的缘故，说话声音总是很小。而且，对车的事一无所知。我知道的仅仅是我爸特别爱惜这辆车。如果我是一家之主，我大概会留下它，不把它卖给任何人。但我妈妈也说得没错，“你姐姐要上大学，你也要读书，以后更要谨慎用钱。”
然而来看车的人显然比我们更加谨慎。大概因为选择买二手车的人生活都不富裕，获取每一件物品对他们而言都不容易，所以这些人早已在艰难时世中学会了精打细算，确定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得物超所值。我和妈妈经常会面对他们细致的盘问却答不上来。所以我爸的那辆汽车经过了数十个买家的检阅，现在依旧停在我家对面的露天停车场上。现在，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风雪，那辆雪佛兰看起来相当没精打采。脏兮兮的挡风玻璃像一层怀旧滤镜，隔着玻璃看，生活好像回到一副没指望的往年光景。这让它更不怎么讨人喜欢了。
我猜想又要像往常一样面对一次徒劳的交涉，于是把车钥匙和行驶证放进书包里，准备事情结束以后去租书店借两本书回来打发时间。但那天却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先是两个社会青年——那时候，任何一座城市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社会闲散人设。他们穿红着绿，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固定工作，整日混迹在小酒吧、游戏厅、台球室，是那种你走在路上他们会轻佻大胆地朝你吹口哨的那种——我妈妈称之为“混混”的青年来试车。那个时候的我挺怕这种人，因为无法理解他们，他们总以作恶为乐。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还被这样的人敲诈过身上的零钱。
遇到这么两个人来试车，我心生警惕了。我猜我当时看起来应该相当紧张。我起初骗他们说车没油了只能看看外观。他们中的一个说油表盘显示有油，他们中的另一个则走过来抓着我的胳膊，几乎是威胁我把钥匙给他。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情同抢劫，所以我没给，虽然我很怕，但我知道车钥匙不同于零钱。于是我们就此僵持着。我偷偷朝露天停车场靠街道的一侧望去，街对面是一排商店，有三两个步履匆忙的行人，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似乎百无聊赖，正看向这边。我估摸着如果我呼救的话声音能否传到商店那边？是否会有好心人愿意“多管闲事”？
这时他抬手越过我的脑袋拉开了我的书包，并把里面的行驶证拿了出来。
我感觉事情似乎正在走向失控，他们可能根本就是来抢车的。我把钥匙紧紧攥在手里，往后退了退。我们就那么僵持着，可能过了几十秒，也可能过了几分钟。人在很多时候是感觉不到时间存在的——幼弱之时、睡眠之时、濒死之时，或者如我那天，被恐惧的激情控制之时。
后来街对面那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出现了。事实上，我并没有看见她穿过街道向我走来，但是我却清晰地拥有这幻想中的记忆。我记得她是从车尾出现的，然后她绕到了车的一侧，靠近驾驶座的一侧，然后来到我们俩中间。
“抱歉，这是我们家的车，”她说，并望向我，我看到那是一张并不年轻的脸，约莫四十多岁了。因为不曾化妆，能够看到白皙的皮肤上布满晒斑，眼睛一圈的细纹尤其明显，使得那双深陷在眼窝中的大眼睛有一丝悲哀的感觉。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年轻人，声音虽然柔和但不卑不亢，“我们现在不打算卖了。”
车上的两个人商量了片刻，总算从车上下来了。
“有朋友说要买了，他在来的路上了。”女人看了一眼手表，走到了我旁边，左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大概十分钟。”
我能感到她的手的份量，从我的肩上移至后颈处，我感到她温热的指腹轻而有节奏地抬起又放下。一下，一下，又一下……说来不可思议，她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那两个人，甚至在他们出言不逊时依旧保持着礼貌。
“人嘛，总会遇上些意外的。”她说。
他们中的一个表示不满，抱怨着让他们“白跑一趟”，另一个则却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拉着矮子走了。现在露天停车场就剩下我和这个陌生女人了。她移开了放在我后颈上的手，这意味着我们的临时同盟关系结束了。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我得说点什么，我想，所以我说了“谢谢”。
“嗯，你不用谢我。”她看着我，又看着我爸的车。“你是自己来卖车？”
“你刚才怎么知道……”
“一个小女孩处理这种事不安全……我刚才在对面都看到了。”她指了指街对面，然后转过头来，皱着眉，看着那辆雪佛兰。她看着那辆车的表情像看一个灾难现场，“多少钱？”
“什么？”
“这辆车。”
“十万，最低十万。”
“十万……”她点了点头，绕着车走了半圈，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也许我能把它买下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就看着那辆车，想着各自的心事，然后她抬起手来系上衣纽扣，等到系好了她对我说，“我要把它买下来。”
起初我以为能在几分钟内就决定买车这样的大事，她一定非常有钱。但接下来在银行里，我看见她从包里翻出几张定期存折，每张存折里大概都有一两万块。她把那些存折（大多还未到期）全部取了出来，最后又在自动取款机里取了几千块，总之，她忙活了半天，这才终于凑满十万块。这时，我又不觉得她十分有钱了。
“我什么时候能把车开走？”
“什么时候都行，车是你的了。不过你得去车管所办了过户手续才行。”
我们从银行出来，沿着沙柳街往停车场走。漫天飞舞的柳絮就像下雪。此时此刻车钥匙还在我手里，但很快就要移交给另一个人了。走路的时候，我感受着那枚铁片的形状和温度。你以为你能拥有一件事物，但它会突然挣脱你去往别处 。那就是我走路时所想的事。我们总是在事物快要消失的时候才感觉它的存在。
我们坐进车里。她坐在驾驶座，我坐在副驾驶座。
她把那一摞摞现金放进我的书包里的时候我看见她的黄金戒指戴在左手小指上——而不是像我印象中的一般中年女人那样戴在无名指。我递给她车钥匙，打开书包，找出行驶证、我爸的身份证还有死亡证明。抬头的时候我看到她悬停在空中的手，突然往回一收。
“别介意，之前这车的车主是我爸，他突发心脏病死了。”
我有些歉意，我应该早些告诉她的。但是她已经从我手里接过那几张纸，并且用另一只手握了握我的手。
“人早晚都有那么一天的。”她说。
我知道，所以我点了点头。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再抬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疲倦、深陷在眼窝中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没什么事的话，我得走了。”我说。
“好，”她回过神来，“好。”
“方便的话，您留个电话给我，方便我回头问你取身份证。”
她掏出纸和笔，写了一串数字，然后在数字后面写了个“曲”字。
“我就住在水电局家属楼。离这儿不远。”
正值正午时分，春天的风和阳光都很浩大，空旷的街道上没有一丝阴影，街边的柳树随着大风摇曳如水草，一切都有些失真。我从车里下来，背上的书包沉甸甸的，仿佛背着许多说不清的失落。有另一个我正注视着此刻走回家的自己。几个月来，我一直混沌、模糊的感觉第一次开始变得清晰。我走着。我走过只有一个拄拐老人在等车的公交站台、走过超市门口的流行音乐、居委会门前的灰柱子、卫兵般站立的垃圾桶、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也走过窸窣作响的绿化带，走过许多树，走过两三对行人的对话，体会时光如何一去不返。
后来，我走到楼下的时候，妈妈打来电话，她说办社保结算手续需要我爸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不行——听起来她好像完全忘了上午有卖车这档子事了。她最近总是这样。我说车已经卖了而且身份证也被对方拿去办过户手续了，而我妈妈好像没听见或没明白我的意思（她似乎在和那边的办事员说话，起了什么争执）。总之，我妈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得立刻把身份证给她送过去。
这么一来，我别无选择，只好回头去找那位女士。
我一边回头往街上走，一边翻找口袋找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了。可能是下车时掉了。她说过她住在水电局家属楼。而我依稀记得那幢楼，只好去碰碰运气。就好像我和那个陌生女人（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似的。
我打听了一次就找到了水电局家属楼，外面那扇铁门比我想象中还要破旧、寒碜，放弃了任何戒备似的向内敞开着。保安室门窗紧锁，积满灰尘，好像从来没人值班的样子。四面是几幢砖灰色的老楼，围出方方正正的院子。那辆车就停在院子东南角，一棵干枯的老柳树前。车靠近的那幢楼是三单元，单元号用红油漆刷在门椽上。我推开那扇木头门，楼道内的墙壁斑驳、发黑，像溃烂开来的伤口，反而是墙上小广告的反光照亮了楼梯的空间。我走进去，发现一楼的房间开成了一间小卖部，我问那位看店的老太太知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姓曲的“阿姨”，看她一脸茫然我只好又形容了一下她的样子，老太太似乎有点耳背，说话时声音很大，她说知道，“刚才还买了东西！就住这楼上，三楼！三楼！”
就这样我站在了她家门外，隔着门，我能听见门内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轻轻敲了敲门，但没有人回应。于是我再次敲门，并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这一次门立刻开了。开门的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神情却老成持重。“你找谁？”她说。
“曲阿姨是住这里吗？”我以为我敲错了门。
“妈，有人找。”女孩弯下腰，打开门，把我让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那块地毯上，正对面是一面穿衣镜。在门和镜子之间，是白瓷砖、空墙面、鞋柜、一把放着购物袋和几件脏衣服的木头椅子。她女儿端着一杯水，看我还站在门口，招呼我，“坐。”
于是我就这么走进了她家里，我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烟灰缸、打火机、眼镜盒、两个水杯、还有一块磨损得很旧的男式手表，指针早已不走了。我看着那块表，想起我家也有只款式相同的手表。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闪过我的大脑。这时她从卧室出来了。
“是你啊。”她压抑着自己的吃惊。
“我把你的电话弄丢了。但我妈妈这会儿急着用身份证……我用完很快给您送来。”
“哦，哦，好，你先坐一下。”她坐下又起身，似乎有点没头绪，这时她转头看到了她的女儿，“琪琪，快出门，你要迟到了。”
“还早呢。”但她女儿并不打算走。
这时我表示我拿了东西就走。但她并没有去找身份证，而是拿起水壶给我倒了一杯水，并坚持让女儿立即出门。她的女儿似乎不大情愿，但还是穿上外套走了。
她关上门，回来坐下，有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听着楼梯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们应该谈一谈，”她坐在我对面，身体向前倾，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时而黯淡无光、时而突然明亮的眼睛。“这么说吧，其实，我和你爸爸很熟。”
“哦，哦，是吗。”对于这么严肃的开场白，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叫曲家静，我想知道，你爸爸提起过这个名字吗？”
曲家静，我当然知道，不过是我妈提起的——在他们吵架的时候。有一回妈妈指责爸爸说他忘不了他的初恋情人，叫什么来着，对，就是这个名字，曲家静。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应当打个招呼，说点什么？比如“久仰大名”之类的？
“你爸爸经常跟我说起你和你姐姐。我看过你们的照片，也在街上看见过你们，所以今天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最近你好像瘦多了。”
“有一点吧……”
“本来我没打算说，但既然你来这里了，也许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屋里有一些你爸爸的东西。都是些小东西，他落在这儿的。袜子，手表，打火机什么的……”她环视了一圈房子，眼神渐渐变得空洞。好像每吐出的一个词都抢走她身体里的一些力量。
“你是说？”
“之前一段时间，他常来我这儿。我前几年离婚了，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理解这件事。你还小。但我在你这么大时已经认识你爸了。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六七岁，一天到晚都在聊未来。时间真是快呀，一眨各自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她低下头，露出小女孩才有的那种微笑。“你可能觉得我跟你说这些很莫名其妙。如果不是因为……”
“我不知道，他不太说以前的事。”
“是吗。”她低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然后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我妈还等着我呢，她说的事情让我有些无措和不安。我说我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的——我猜一切秘密的存在都有些背叛的意味。所以当时的我可能还有一点愤怒。我把书包打开，把十万块钱取出来放在茶几上。我故作平静，并且说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卖车的事。我说我妈妈可能不愿意这样处理这辆车。
“等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她按住我的手，起身从冰箱里拿了一罐果汁，递给我，继续坚持以成年人的方式和我交谈。“其实我在今天之前也没想买车。但，我想到这多少算是他的遗物——可能还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发觉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怀念他。”
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说的正是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
“总之，我无法控制想和你说点什么的冲动——就只是说说他。说什么都行。请别误会我。可能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够跟谁说起他。但如果不能说起，就好像根本无法确认他的存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慢慢变红了，她因为失态而向我表示抱歉。“天哪，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她站了起来，去找车钥匙和证件。我脑子很乱——我想象我爸爸曾经坐在这儿的场景，然后喝果汁，那些冰凉的液体就好像冷掉的、回流到身体里的眼泪。
“你来决定吧。虽然我希望……”她没有说下去，试探着把钱往我这边推了一些，“就当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无论如何，现在我得走了。”我没有接，只是把证件放回书包里，然后站起身来。
走在门口的时候，她坚持送我下楼。“我得把车开回去，如果你确定不愿意卖给我的话。但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没有拒绝。我们走入漩涡般的黑色楼道。一前一后穿过黑暗的墙面和墙上光怪陆离的翻飞的小纸片，来到来世般明亮的室外。午后的院子异常安静，那辆老雪佛兰停在漫天柳絮中，它看起来老态龙钟，疲惫极了，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归宿。在它周围，成千上万的死去的柳树种子随风飘扬，于是我觉得那辆车，也是一枚死去的巨大的种子，在怀想，在悲悼，也在等候，在期待。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钱我下次再来拿。”我把车钥匙还给曲家静，拿上身份证，去找妈妈，去办理那个社保手续，领取丧葬费，或别的什么，总之，生命的清算。我还对她说，“明天你有时间吗？我们可以聊得久一点。”
“认识你很高兴，你有点像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又一次笑得像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我本想说“我还希望我能有点像你”，但我没有说，那么说就有点过了，但那是实话。那是那年春天最难忘的一天。我父亲的情人教会了我秘密的爱：人一旦懂得秘密中蕴含的生机，就再也不会被死亡的恐惧所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