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麦克·博尔格的时候他正站在通往中央车站大厅二楼阳台的大理石台阶旁。那是去年圣诞前夕,当时的天气仍然那么湿热,一点都没有过节的感觉。
我当时正穿过车站,从我位于四十一街的出版社办公室回家的路上经常要经过这儿。事实上那天我正要去比利餐厅和一个朋友见面。那是星期五的下午四点,车站里满是匆匆赶路的人,拖着箱子和珍贵的包,大声说着再见和你好,挥舞手臂,拥抱,高兴地抓住彼此。而其余的人就只是站着,就像麦克·博尔格一样,目光空洞地看着周围的人群,似乎那个因为某个原因约着见面的人还没有来。麦克是个高大、英俊、整体形象很好的人,似乎他看任何事物的眼光都来自某个高度。他穿着一件很合身的华达呢长大衣,上面有深橄榄色的斜纹——这是件昂贵的大衣,我想,一件意大利产的大衣。他的棕色鞋子擦得很亮;裤子的折边恰到好处地搭到鞋面。而且由于他没有戴帽子,他看上去比实际身高还要高——也许有六尺三寸。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平滑的下巴轻微地抬起一点,像一个中年人通常的姿势,似乎他认为自己非常引人注目。他头发的前端有点稀薄了,但修剪得很仔细,他的肤色晒得很深,让他的方脸和显眼的眉更显得厚重,几乎有些人工不自然的感觉,从某个特别的角度看,我看见的这个人仿佛不是麦克·博尔格而是一尊漂亮的雕像,特别安放在那里来吸引我注意的。
一年半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和麦克·博尔格的妻子贝丝·博尔格有染。奇怪的是——仅仅因为所有发生在纽约之外的事件对纽约人来说都显得奇怪而且有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我们的情事发生在圣路易斯市,这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由红砖组成的抽象所在既不属于西部也不属于中西部,不南也不北;我想起它的时候,这个城市就迷失在中部。我总觉得有趣的是这里是 T.S.艾略特的童年家乡,也是仅仅八十五年前发生的西进运动的起点。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不太容易被世界忘记的地方吧。
贝丝·博尔格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不太值得用文字赘述。除了从我这个当事人的近距离角度,不论从什么距离看这件事都是一场普通的通奸——情绪高涨,兴奋,接着,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在我们几度穿越整个大陆并造成了尽可能多的人的不幸、尴尬和心痛之后,它变得令人失望和不光彩,并最终几乎对同样的那群人造成灾难。由于这都是真的,而且让麦克·博尔格那不讨喜的两难境地变得更复杂,也为了给他的处境投以一道同情的目光,我得说在某个时间点上他是被迫同我(还有贝丝)面对面,在圣路易斯的一间酒店房间里——一家舒适典雅的叫作梅菲尔的旧式旅舍——结果是我被打了一顿,不是很严重,在那个温暖潮湿的星期天下午被赶到了空荡荡的市区马路上,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只能在圣路易斯机场里等待几个小时去搭一班回纽约的午夜飞机。撇开我的尊严不谈,我落下了并且再也没有重新见到过一条爱马仕棕色带流苏的丝质围巾,这是一九七一年我母亲给我的圣诞礼物,她认为这是她见过最好的东西,对一个即将要开始自己生活的图书编辑来说是完美的礼物。我很庆幸她不必知道我失去了这件礼物以及是怎样失去的。
我也没有再见过贝丝·博尔格,除了一次,去年春天在剧院区喝过一次悲伤苦涩的酒,那是一次紧张、不舒服的会面,我们出于无奈必须见一下,那之后我走在四十七街上,感觉生活的一切都是悔恨交加的一团糟,而贝丝则接着去看了当时正在演的《冰人降临》。那次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而且,如我所说,也不值得多费笔墨再多说这个了。
但是当我看见麦克·博尔格站在中央车站拥挤、布满节日装饰的通道上,看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很清楚的就是他自己,似乎离多年前中部的会面是那么遥远,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那就是直接穿过那旅行者的人流去和他说话,就像跟任何你碰巧认识而且也谈不上不愉快地相遇的朋友打招呼一样。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要触发任何特定的举动(比如澄清一下历史,或者修补旧时误会),而只是在机会消失之前单纯地制造一个事件。而且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或者是挑衅。只是一次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影响的交谈,一次接触,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无足轻重的。生活里鲜有这样的时刻——其余时刻都被可预见性和义务性所占据。
对于麦克·博尔格,那次在梅菲尔酒店半暴力式的面对之后他的生活情况我是有一点了解的。四月我和贝丝在艾斯贝利亚酒吧的那次糟糕的会面时她很高兴地告诉过我。我们——贝丝和我——的情事当然只是她和麦克婚姻漫长的冷淡和衰退期中的一段插曲。这一点我一直都明白。他们有两个孩子,麦克一直热忱得近乎疯狂地从他们和未来的角度来看事情,贝丝则是个在家工作的人像摄影师,但同时又极度渴望参与到大学城之外的狂野的世界里——以最坏的方式渴望着,所以她基本上不满足她生活里的任何事。我突然离去之后,她搬出了他们的房子,在大拱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并和一个年纪小很多的情人住了一段时间。麦克则在这场家庭剧变中最终辞去了原本在一家大型农产品公司的主管职务,曾考虑为政府部门做研究,也曾考虑去塞内加尔或者法属圭亚那传教,也短暂地有过一个年轻的情人。他们有一个孩子因为偷窃被捕,另一个考进了布朗大学。他们之间有几个月时间的针锋相对,一些是对抗性质的,一些则充满爱意和反省,还有一些则充满嘲讽意味,双方都有
一点。直到一切能说的、能表达的以及能威胁的都被说了、表达了、威胁了之后,两人达成了停战,一起住在他们在郊区的大房子里,有各自的时间安排,见各自不同的新朋友,偶尔一起吃个饭,看个歌剧,甚至偶尔睡在一起,但看不见什么好转的希望(当然是贝丝这么认为的),这就是我们那次毫无乐趣可言的喝酒以及之后她去看奥尼尔的戏剧时他们俩的状态。我猜想那晚贝丝约了什么人,某个在纽约的她感兴趣的人,而我对此则完全没有问题。
“这感觉真的很奇怪,不是吗?”贝丝说,用她那修长、几乎是纯白的手指搅拌着她那杯皇家基尔香槟鸡尾酒,眼睛看的不是我而是玻璃杯的边缘,粉红色的酒液几乎要溢出来了。“我们有一段时间如此亲密。”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然后像个小女孩一样地笑了,“你和我,我是说。现在,我感觉我在跟一个老朋友说这些事。或者是跟我哥哥说。”
贝丝高个,脸泛土黄色,大骨架,金灰色头发,她抽烟,头发经常垂下来到眼睛,像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女明星。这个样子可以很吸引人,尽管也经常让她看上去像是在刺探偷听她自己的谈话。“是吗,”我说,“你要这么感觉很好啊。”我透过那张黑色的小咖啡圆桌回报以微笑。当时这样很好。我已经抛开这段往事向前走了。当我回首我们所做的一切,除了我们在床上的那部分,没有一件事让我对生活产生好的感觉,或者感觉那段经历是值得的。但我无法抹去这段经历。我不相信过去可以被修补,过去只能被超越。“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事里所求的无非就是友情。”我说。尽管这么
说,我承认,我并不真的相信。
“麦克就像一条狗,你知道。”贝丝说,轻轻把头发从眼前拨开。她此刻想到他。“我踢他,他就试图给我东西。这很可怜。他现在对探索式性爱很有兴趣,不管那是什么。你甚至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真的不想听你这么说,”我很愚蠢地回答道,尽管这是真话,“这听上去很残酷。”
“你只是害怕我也这么说你,强尼。”她笑了笑,把她湿润的手指碰了碰嘴唇,那是很棒的嘴唇。
“害怕,”我说,“害怕还真谈不上,不是吗?”
“好吧,那么,不管是什么。”贝丝快速地转移目光示意侍者结账。她不懂该怎样提出反对意见。这始终让她恐惧。
但这就是一切。我早就说过我们的会面并不令人满意。
麦克·博尔格的灰白色眼睛捕捉到正在走向他的我,就在我期望他看见我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在一位作者举办的一个华丽的鸡尾酒会上,我去圣路易斯就为了使尽浑身解数拿到他的新书稿。也是那一次我遇见了他妻子。还有一次,就是在梅菲尔酒店,他把我甩到墙上用手背击打我的脸而我则笨拙地甩手还击。也许你不会忘记跟你打过架的人。这让他们在你的人生里占据了一个位子。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不把我见过的人和他所属的地方联系起来,我就很难认出他来。麦克·博尔格属于圣路易斯。当然,他是个例外。
麦克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又离开,不自然地扫描着人群,然后再次找到正在靠近他的我。他被太阳晒成深颜色的大脸上有仿佛岩石般毫不吃惊的表情,就好像他知道我在车站的某处以及我们之间已经开始了某种沟通。但是,如果有什么的话,真的,他脸上写着屈从——屈从于我,屈从于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处境;屈从于他自己。实际上屈从是我们的共同点,即使我们俩都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它。所以出乎意料,当我走到他面前时,我替他感到的竟然是同情——同情他此刻必须面对我。如果我可以,我会转身直接走开离开他。但是我没有。
“我刚看见你。”我在人群里对他说,在离他还有十英尺的地方。我的声音并不响,所以车站广播里那夸张的、带着鼻音的男声播报波基普西市来的火车停靠在 34号轨道的声音好像把我的声音都盖住了。
“你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对我说吗?”麦克·博尔格说。他的目光再次投向那带穹顶的大厅,圣诞节的购物人群和负载过多的乘客正在向各个方向移动。那一刻我突然——震惊地——感觉到他是在等贝丝,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在这里面对他和贝丝两个人就像我们在圣路易斯那样。我的心急促地在胸口跳了两下,接下去的一秒钟几乎要停顿了。“你的脸还好吗?”麦克不带感情地说,眼睛仍然在人群里搜寻着。“我没有伤你太重吧,有吗?”
“没有。”我说。
“你留胡子了。”他的眼睛没有向我眨一眨。
“是的。”我说,尽管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感到羞愧,好像胡子让我看上去很愚蠢。
“好吧,”麦克·博尔格说,“很好。”他的语气是那种你对邮局里排在你边上的人说话的语气,某个你不会再见到的人。但是,在他的话语里你还是能注意到一丝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某种细微但无法忽略的湿润感在他的 s音和 f音里。这很不幸,因为它抢走了他一小部分的重量。在我们之前几次不得已的过火的对话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麦克再次看着我,双手插在他那件昂贵的意大利外套的口袋里,那大衣有着沉甸甸的、暗色的骨质纽扣和长而宽的翻领。对他来说太时髦了,我心想,对他这样一个结实的人来说。麦克和我一样高,但他在各个角度都感觉比我大而且像是在俯视我——可能是他抬起下巴的方式造成了这种效果。这跟贝丝看我的方式正好相反。
“我现在住在这里。”麦克说,并不像是在对我说。我注意到他有着长长的几乎是女性化的眼睫毛,以及娇小的形状完美的耳朵,他新理的发型很好地呈现出耳朵的形状。他应该有四十岁了——比我年轻——而看上去就像还在服役的年轻军官。一个少校。我想起贝丝给我看过的一封麦克写给她的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要吻遍你的全身。是的我想要。爱你的,麦克林。”贝丝给我看的时候翻着眼睛。还有一次她和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和麦克打电话。那一次,她也是这样翻着眼睛,不管麦克在说什么——我猜可能是他工作上的困难。有一次我们甚至在她和他打电话的时候做爱。我能听见话筒里他那细小、嗡嗡作响的、令人烦躁的声音。但现在这些都过去了。贝丝和我做的一切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在这个火车站里的几个瞬间,只有这几个瞬间好像是正确的,扎实的,几乎是符合典型的人物性格的,好像只有这多年之后的见面是真正重要的,而之前那短暂的、激情四溢的、纠结着的但现在却遥远的时光都只是次要的。
“你买房子了吗?”我说,突然我觉得体内有一片广大的空虚被彻底打开了。说这话真是荒谬可笑极了。
麦克的眼睛慢慢移向我,他的面无表情,刚才在我看来像是在表现出屈从,现在则开始传递出一些不一样的意思。我知道这是因为他的下巴出现了一道皱痕。
“是的。”他说道,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人们从我们身旁走过。我能闻到周围某个女人浓重、感觉舒服的香水味。圆形大厅里开始响起音乐,让此刻变得喧闹,令人窒息:“我们东方三王,带着礼物远道而来……”
“是的。”麦克·博尔格又说了一遍,带着强调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他那亮白得几乎无瑕的齿间吐出来。他在内布拉斯加的农场长大,靠橄榄球奖学金上了明尼苏达州的一所小学校,然后读了沃顿商学院 MBA,干得不错。这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经历现在都以自我控制和尊严的形式产生影响。很奇怪会有人说他像条狗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他极度的迷人。“我在上东区买了间公寓,”他说,睫毛眨得很快,“我九月份搬出来的。有了份新工作。我现在一个人。贝丝不在这儿。她在那让她受苦的巴黎——或者说我宁愿希望她那样。我们在办离婚。我在等女儿从寄宿学校回来。这样可以吗?这样对你来说可以吗?这样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吗?”
“是的,”我说,“当然。”麦克并没有发怒。相反,他的身上没有愤怒,或者至少愤怒已经远离他,只有某种接近于疲惫的情绪,让你只会说出你唯一能说的真话。而我自己则没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总是还有另一个选择。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麦克·博尔格那运动员式的浓眉皱了起来,好像他在研究一个他不完全理解的动物,某种怪物,也许我就是这样的怪物。
“明白,”我说,“我很抱歉。”
“那么好吧。”他说,看上去有点尴尬。他的目光移向别处,越过人群移动的头和脸,好像他能感受到有什么人要来。
我朝他看的方向看去。但没有人在走向我们。没有贝丝,也没有女儿。什么人都没有。也许,我想,这是个谎言,或者甚至可能是,比如说,我失去了意识,而这个人也根本不是麦克·博尔格,我只不过是在做梦。
“现在你觉得可以去别的地方了吗?”麦克说。他那张晒黑的英俊大脸看上去像是在筋疲力尽地哀求。有一次贝丝说过麦克和我长得像。但我们不像。那只是她的幻觉。他再一次对我似看非看地说,“我会很难向我女儿介绍你。我肯定你能想象这一点。”
“是的。”我说。我向四周张望,这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站在人群里,离我们几步之遥看着我们。她手提一只红色的尼龙背包。有什么事让她站在那里没有靠近。可能是她父亲示意她不要靠近。“当然。”我说。说出这话后我差不多让那个女孩的脸上绽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我认得出那笑容。
“这儿什么都没发生过。”麦克出乎意料地对我说道,尽管他正看着他女儿。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白盒子,上面打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对不起?”人们在我们身边走过,声音很吵。音乐好像更响了。我正准备离开,但我想也许我是误解了他。“我没听见你说的。”我说。我不自然地笑着。
“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麦克·博尔格说,“不要以为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你和我之间,我是说。什么都没发生。我很后悔我曾经遇见你,就是这样。后悔我不得不碰了你。你让我感到羞耻。”他的 s音里仍然带着那不幸的潮湿感觉。
“好吧,”我说,“可以。我能理解。”
“你能吗?”他说,“那么,非常好。”然后麦克就这样走开了,和站在人群里微笑的那个女孩说起了话。他说的是,“哇哦,孩子,哦孩子,你看你多厉害啊。”
而我继续向比利餐厅走去,走向那个会把我带入这个夜晚的约会。我当然搞错了这些不同时刻之间的联系,关于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主要的。这是个错误,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这一切没有一点点是好的。尽管这是如此大的一座城市,比圣路易斯大得多,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译者: 徐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