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早该知道的，儿子有了女友，并且住在了一起，可还是自我麻痹，装傻充愣，在儿子的公寓赖了大半个月，看他心不在焉地陪自己。

她壮起胆，编造种种理由去看他，其实为的是暂时躲避另一个男人，她还想亲口问问儿子，到底该怎么办。虽然她不确定他知道答案。

从新西兰回国，躺在自家床上，孙淑兰才慢慢回忆起那些几乎不可见的细节。房间里似有似无的香水味，淡淡的，水果甜；卫生间洗手池旁边的柜子里，被落在洗漱用品中间的小耳坠；还有睡觉前频繁响起的短信提示音，儿子上撇的嘴角，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她替自己的偷窥欲害臊，鼻根和喉咙口里涌上来的，却是酸，牙疼似的，隔了好些天，怎么都摆脱不掉。

三年前的秋天，正是满城落叶的时节，家里院门口铺满卷皱的枯叶，踩上去酥酥软软。她送儿子到新西兰留学，看着儿子穿着松垮的黑风衣，耸耷肩膀，挎个双肩包，消失在人群，头也不回，孙淑兰劝自己：该来的总会来，孩子翅膀硬了是好事。

回到家，一间空房，看电视都带点回声，她削好了苹果，捏在手里，看着它氧化成铁锈色。她拿起电话，拨通物业号码：院门口那儿叶子太多了，碍脚，什么时候来个人清扫一下？

晚饭时间到了，她盯着钟表，心里盘算吃什么好。打开冰箱，里面都是儿子爱吃的菜，太多年了，她差不多快要忘记自己爱吃什么。跑到楼下的超市，买了颗小时候最爱吃的榨菜头，放到砧板上，用菜刀一片一片削开，橙红色的酱汁滴落。

儿子在天上飞，丈夫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不肯去送儿子，说是怕哭，大男人掉什么眼泪，真是）。切完最后一片，齐整整地垒在盘子里，好大一盘，两个人吃不了，她想着怎么用小碟盛好，分次吃光，找碟子费了不少工夫。当她把它们分好，用保鲜膜封牢，眼泪终于掉下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独自生活下去。

她不是一个温情的妈妈，至少在儿子看来肯定不是。她用自己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教育和敲打他，希望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讨厌哼唧着说话的男孩，讨厌撒娇的男孩，讨厌办事不利索的男孩，讨厌一无所成、仰仗别人的男孩。她就是被当男孩养大的，不许哭，不许当众服软，就算被母亲狠抽耳光，也绝不哭鼻抹泪。眼泪，在她看来是耻辱的等价物，泪腺是人体最无用的部分。

儿子五六岁，被邻居家小虎欺负，哭跑回来告状，鼻涕抹一脸。她二话不说，提溜起他的袖口，找到那小子，厉声告诉儿子：下次这档子破事儿，别来找我！他怎么打你的，你怎么打回去！她期待儿子像头野生老虎，不管不顾扑向猎物，撕咬，流血，昂头迎接胜利。却见儿子一愣，嚎啕大哭，脸憋通红，一抽一抽，快要晕过去。她气不过，边骂那小子，边揍儿子，夜里才发觉手掌心生疼。

还有一次，儿子和她要一辆电动遥控车，就摆在家门口的百货商店橱窗里，四五十块，抵得上半月工资，她本想买来送他做十周岁生日礼物，后来心一横，在经过橱窗时，指着那台遥控车和他说：王一潇你给我记住，这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是你的。儿子仰头看她，那眼神她至今都记得，不解，恨，诅咒，还有誓与她一刀两断的决绝。他扭头走了，用力跺着脚，好几天不肯理她。

哎还记得你小时候欺负你那邻居吧？好像叫小虎来着。儿子翘二郎腿，正在脸书上和人互动，紧盯手机屏幕，大拇指翻飞：不记得。她没敢提遥控车的事儿，他一定恨死她。

在新西兰奥克兰机场看见儿子，他还穿着那件黑风衣，开辆奶白色跑车，车门上喷着五颜六色她不懂的符号。她想走过去抱抱他，毕竟两三年没见。每年春节他都在上课，圣诞节假期又和一大群朋友跑出去玩，平时顶多视个频，聊的都是新西兰的空气多好，食物多匮乏，至于学上得怎么样，考试怎么样，交女朋友了没有，一概不谈。他身边冒出太多能和他聊这些的人了。他也早就不是那个放学后牵她手给她讲白天班里发生的事的小孩了。

最近这两三年，儿子不时闯进她梦里，仍是小时模样，噘着小嘴好像在生气，一转眼又跑不见。她找啊找啊，在人头攒动的商场，在无人的森林或旷野，在车流涌动的交叉路口，在幼儿园后院那条熟悉的长廊。哭醒，想起儿子早不在身边，抹干眼泪，擤擤鼻涕，蒙起头继续睡。她总以为自己弄丢了他，可他明明好端端在那里，在家里床柜上的相框里，在手机屏幕后头，在越洋电话那头。

妈，能不能把床头我那照片换一张？丑爆了。儿子说过。她假装忘记。照片里，他们一家人登上泰山，正披着临时买来的塑料雨衣，龇牙咧嘴笑。孙淑兰记得很清楚，那天淅沥沥下着小雨，下山的台阶湿滑，像被谁洒了层薄薄的蛋清。老公从身后提拽着她的背包，儿子在一旁死死攥住她的手。他们那时都迫切需要她。那时全家人还在一起。

她绕过跑车，径直走过去，正想张开胳膊，儿子低头扛起地上的行李箱，哐当一声塞进车后备厢。她拍了拍儿子肩膀。算是抱过了。

他再不是那个拎起袖子就走、伸手打到屁股的小淘气包，个子蹿到一米八多，不过就是一眨眼。孙淑兰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所惧惮，也许是高一时因为他成绩烂骂了他几句，他不吭声，瞪着她，瞪到眼睛充血，她慌忙移开视线。也许是她没忍住，偷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后把那本字迹潦草的日记撕个稀烂。也许是她赶到学校时，看到他正和一个男同学在篮球架底下缠斗，几个人都拉不住他，她声嘶力竭喊停，眼前那个熟悉的男人像头不受控的猛兽，鼻子流着血，一半校服拖在地上，回头看向她时，眼神陌生，她吓得快哭出来。

和他并排坐在跑车里。车载音响里放着她听不懂的音乐，念叨，嘟囔，呻吟，音效夸张，耳膜咚咚响。她几次想求他关上，让她安静地看看风景，但她没有。儿子是个娴熟的司机，换挡，变道，停车，介绍公路旁的山坡和湖泊。要是当初买给他那辆遥控车就好了。她想。

翠绿色的山丘高低起伏，吃草的牛羊零星点缀，一座座红顶小木屋堆叠在山脚，城市就在不远处的海边，视野里蓝色和绿色都是干净的。小路上没什么人，车库能容下两辆车，院子里架起烧烤架，角落里栽着一棵树，结了一树红彤彤不知名的小果子，草坪平整，一二爬虫经过，阳光从落地窗洒进客厅。这就是儿子生活的地方。比她年轻时强百倍。就冲这点，她不该后悔送他出来。

可她还是后悔。

如果儿子在国内，她也可以像她同事那样，寒暑假时带他买新衣服，过年时替他换洗上个学期攒下来的衣服和被褥，平时再靠搓洗穿脏的内裤和袜子打发时间，她或许不会觉得自己做母亲一无是处，儿子也不会和她行如陌路。假如儿子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家里就不会资金紧张，丈夫也不会拿出全部积蓄偷跑去炒股，更不会为这事儿和她撕破脸，直接搬到大伯哥家住。

这个家是从哪一刻开始支离破碎的呢？儿子消失在人群的背影？生了锈的苹果？榨菜的酱汁？还是儿子每学期开学前发来的待缴学费单？起伏不定的股票K线图？春节时屋外礼花炮竹的空响？

让她奇怪的是，自己此刻竟一点不期待接下来十几天的共处。她怕和他单独待着，不知道除了空气和水多干净，还能和他聊些什么。

开启话题太艰难了。

高中时他住校，三年下来母子相处的时间只有两天周末，还被用来补课。他只在晚饭时出现，埋头吃完，撂下碗筷，进屋。其余时间留给她的只有房间里的一个背影，永远在低头鼓捣些什么，篮球杂志，电影期刊，日本动漫的卡片人，音乐专辑，她不了解的事物。她时不时送切好洗净的水果进去，送感冒药进去，送温开水和果汁进去。她像一个仁慈的看护，因为太过孤独，所以在职责之外想多和他说说话，多看一眼他长大了的脸，想亲口告诉他别离开她，留在这个家，直到娶妻生子，她会对那姑娘好，不会找她麻烦。她甚至可以帮他照顾孩子，为他洗尿裤，喂温热的奶粉，陪他识字，玩游戏。她什么都能做，只要他愿意。

“多喝点水，嘴唇都干了。”最后她只说了这么句。他用鼻子哼了哼，当作回答。

再早些呢，儿子读初中时，她在备考会计师资格证，那时她才四十刚出头，事事要强。园长开会时说，园里缺一位既了解园里情况又办事麻利的会计，她便主动请缨。会计的工资每月比老师的工资高出100块钱，一年就是1200块，攒下来，给儿子上学用。园长给她一年时间。她白天上班带一个班的孩子，晚上骑自行车横跨市里的三个区到夜校学会计，回家之后再熬夜背题。第一年，没考过，第二年，过了。会计的岗位早就来了新人，比她更年轻更专业。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做到了，虽然没了那1200块钱。挺长一段时间，她都喜欢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潇潇，你得学妈妈，什么事，只要坚持，没有办不成的。”“以后咱儿子就得像我，千难万险都不怕。”她不晓得，儿子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话，而是解题方法、日渐起色的考试成绩。他需要的解释还有很多，比如身体的变化、躁动不安的情绪、无处释放的愤怒。她通通不知情。

开启话题即便难如登天，谁想最后难倒她的，竟是微波炉和洗衣机这么简单的玩意。怎么设定时间，怎么开始暂停，怎么设定模式。她端一盘生牛排，深蹲下去，眯着眼用力读那些毫无意义的字母，直到儿子推开她，三下五除二弄好。牛排的血水淌进她袖口。

什么都变得意义模糊。路牌上的标识，景点前的导游词，超市里的分类标签，蔬菜水果的称重方法，自助付款的行动次序，排队的方式，打招呼的回礼。就连走在路上，儿子都不耐烦地说：别总指来指去的，不礼貌，别总贴人家那么近，不好，别抢，来得及，你别动，我来。

废人，文盲，莽撞无知的中老年女人——在别人眼里，自己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儿子上幼儿园那会儿，她就是他的神。她教会他穿衣服，系鞋带，教会他在扎预防针时咬牙闭眼忍住疼，教会他算术，拼音，写字，和人打招呼的方式。她给他买最贵的进口蜡笔，穿体面的衣服，让他在小伙伴中树立威望，不受人欺负。妈妈！只要在幼儿园见到她，儿子会踮起脚隔着人群喊她，嗓门洪亮。她那时多让他骄傲呵。她年轻，长头发乌黑发亮，戴镶小钻的黑色发箍，发旧的束腰牛仔裤，白衬衫，那时最新潮的搭配。她是全园最受欢迎的老师，能边弹琴边唱歌；午休时送来一大盆洗好的苹果和梨；带他们到公园秋游，替他们摘树上发黄的秋叶。她无所不能。

从前在家里，也是她替丈夫和儿子打点一切，几十年从没出过什么差错。现在一不留神，她就成了差错本身。

旅途中唯一一次骄傲是替儿子。那天他们从基督城开车去特卡波湖，几个中国游客在公路加油站前一筹莫展，琢磨怎么加油，怎么用信用卡付费。儿子大步走过去，三下两下搞定。她嘴里说：甭见外，都是中国人，出来要互相帮衬。嘴角止不住上扬，客气里带着得意。扭头一看儿子，早回到车里，从摇下一半的车窗里看她，一脸嫌弃的表情，像看路边讨饭的叫花子。

我回去就学英语。她上车后赌气似的说。

别学了，不用就忘，也就这十几天，何必呢。

也就十几天，大概是他的心里话吧。陪这个没用的妈妈挨过十几天，他就重新回归自由了。不用因为怕她晕车而故意平缓地开车，不必偷躲在餐馆外吸烟，再嚼口香糖去除烟草味回到桌边，不必在玩手机时假装友善地和她搭话，不用烤牛排时顾及她的牙口。和他那群好朋友开车出游时，也一定不必带上中国超市买来的电饭煲、烧水壶、麦片、方便面、榨菜，不用在麦当劳和人臊眉耷眼地要热水，不用在爬山时停下来等待。和女朋友同居时也一定不用在她睡着后轻手蹑脚，努力弥合两代人的作息时间差。明明是母子，却这样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连自己都觉得太过唐突了。

她从来不知道平时和他一起度过周末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不会劝他喝下过量的酒，在他喝醉后会不会把他平安送回家。会不会有女孩和他接吻，会不会有外国姑娘对他好。他会不会像大部分男人那样惯于说谎，骗女孩上床然后随便抛弃。他会对她们好吗，还是和他爸爸一样，好像只是随便娶了个老婆回家，然后稀里糊涂一辈子，做什么都三心二意，让她辛苦扛起整个家的重担。

来新西兰之前，这一连串问题常常让她彻夜难眠，她拿出当年考试的劲头，翻来覆去苦想出一百种可能，却无法证实任何一种。她想打电话给他，干脆问个清楚，他懒洋洋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她费了半天力气，只吐出一句文绉绉的傻话：天冷别忘添衣。

特卡波湖是做梦的地方，不适合垂钓。她踩在湖边厚实的落叶上，露水打湿了靴头，山和天浸在雾气里，和湖水一样，都是朦胧的淡紫色。几只野鸭从湖面游过，荡开三两道波纹，之后一切回归宁静，只有芦苇杆在风中打出唰唰声，轻极了，静极了。偶尔有几只长耳朵的棕色野兔从草丛中奔过，踩扁几株紫色的鲁冰花，消失在树后。

孙淑兰望一眼不远处的儿子，正奋力挥舞手里的鱼竿，一次次将钓鱼线甩进湖里。一次，两次，若干次，他看上去那么不耐烦，那么气急败坏。来的路上，他把一张英文垂钓许可证晾给她，说自己不费吹灰之力钓起过一条鳗鱼，像条蛇一样长，在院子里烤一烤，美味得很。

她不在乎什么鳗鱼，只想让他停下来，别再和钓鱼竿过不去，陪自己踩一踩被露水打湿的叶子，在湖边拍几张看起来显年轻的照片。她想和他聊一聊，那天院门口的枯枝败叶被清走之后，自己再次经过那里时内心空落落，又多么后悔给物业打了那通电话。有几次，她经过小区的垃圾桶，甚至探头寻过那堆无关紧要的树叶，固执地想重新铺回去。

她想和他聊一聊，他上大学第一年，家里进了贼，偷走了两架老照相机，里面存着陈年的旧胶卷，都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每次想到这里，她都觉得胸口一阵缩紧，好像正被一节钝器一寸一寸戳进去。她想说，逢年过节她多希望接到他的电话，盼他说，今年回家，就这么四个字就足够了，足够她乐呵好几个晚上，靠安眠药才能争取些睡眠，不过她不在乎。她会在他回家之前用他爱吃的食物填满整个冰箱，去超市买来新拖鞋、新被子、新床单、新浴巾，在家门口挂上愚蠢的小黄灯，一连几个夜晚看着它们兀自闪烁。她再也不怕独自一人到百货商店听欢快的过年歌曲，看别人家的爸妈领着孩子欢天喜地逛商场，不必用无脑的电视剧占据空闲的时间，假装房间里一片热闹。她会不自主地笑出声来，因为知道他马上就要回家了，马上就会睡在他上中学时睡过的那张小床。她想和他说，去年得知新西兰遭遇地震时，自己是如何大脑一片空白，双手颤抖地打开书桌上那台台式机，不熟练地点开网页，操作鼠标，只为了确认他平安，直到他在视频里一如往常说“挂了挂了，拜拜”之后，她关掉手机，痛彻心扉地哭泣。

“妈的，一条鱼也没有。”儿子收起鱼竿，自言自语地经过她，指着不远处的小石房子：“喏，牧羊人教堂，去看吗？”

天真冷。国内还是春天，飞到南半球，带来的单衣都不足够御寒，湖边站不到半个钟头，便飘起雪，一粒粒洒进身后的帽子，冻得两只脚没有了知觉，膝盖像浸在冰河里。她努力弯起膝盖，不让自己脚步踉跄，紧跟在儿子身后，向那个小小的石房子跋涉而去。她想回到公路对面的酒店公寓，回到柔软的床上，沉沉入睡，暖一暖冻冰的脚。她和儿子两人共享两层楼的套房，儿子把有落地窗的大房让给了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整片特卡波湖。她从没住过那样豪华的客房，睡过那样舒适的大床，就算是做梦，也绝对想不到自己居然独自一人乘飞机十六七个小时，横跨南北半球来到新西兰，顺利找到了儿子。

鱼不重要，湖水和石房子不重要，她是来找儿子的。

儿子就站在她身边。

她却把他给弄丢了。

晚上九点多，她昏沉沉倒在床上，门开了，她探出头，看见儿子头顶扣一顶棒球帽，一手提着渔具包，正准备出门。

“干什么去？”

“钓鱼。白天没有，晚上肯定有。”

“外面下着雪呢。”

“没事儿，衣服防水。”

“冷得要命，你一个人出去干吗？”她一下子清醒了，来不及穿拖鞋，踮起脚尖走到门口，一阵冷风灌进她的睡袍，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哎呀，你别管我了。”他甩开她的手，头也不回钻进黑夜。

她跑出来，踩到了门口没收走的脏盘子。“王一潇你给我回来！大半夜的！又不让我安生是吧？”她几乎喊破嗓子。隔壁公寓的窗帘唰地拉紧。月亮被乌云遮住大半，月色惨白。

那个身影站住，回身，帽檐遮住眼睛，只露出不动声色的鼻头和嘴。“我说了，你别管我。”

“这里就咱俩！就我，跟你！不管你，我管谁？你说我还能管谁？”她几乎带着哭腔，不知是冷还是怕。她想求他回去，知道他在房间里，她就安心。她怕他去那该死的湖边，灌木丛，落叶树，野兔，野鸭，黑不隆冬，她怕他凭空消失。

那身影摇摇头，低声说：“回去把鞋穿上。”她低头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脚。

乏味。就是乏味惹的祸，他偏要激她一激，他想看她着急，报复的快感。可他究竟要报复什么呢？从小到大，他每一次恳求被关注、被赞赏都失败了，每一次报复都不了了之。他的青春叛逆期就像挥拳捶在一团棉花上，每一拳都力气用尽，却都绵软无力，无处发泄。那个叫母亲的人，用固执和冷漠拆解了他使出的每个招数，再将这些招数一一施展在他身上。

她从来不记得他的生日，在一整天的期待过后，她会轻描淡写地说，哟，今天是潇潇生日，妈妈忙忘了，别见怪。没收到过一次生日礼物，没吃过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没吹过蜡烛许过愿。他曾天真地以为所有小孩子都和他一样，是不过生日的。他考过几次好成绩，为的是给她看，她却总在忙别的事，连“不错”两个字都不肯说。

他放弃了，是因为她先放弃了他。

他故意把一本原本不存在的日记放在桌上，就为了试探她会不会看，她果然看了。他那天只想在她面前痛痛快快地打上一架，让她看见凶猛，看见血，那个挨揍的男孩是无辜的。他故意倾了倾盘子，将牛肉的血水灌进她的袖子，偷窥到她在水池边用力搓洗，仿佛看见少年时的自己在她的奚落之下，默默洗净沾有秽物的内裤，边洗边把眼泪吞进肚子里，委屈，难堪，连啜泣声也必须被流水一并淹埋。

那天下午来了个收拾房间的毛利男孩，大雪天穿一条短裤，端一杯热咖啡，唱着歌，在楼上厨房刷碗，他手脚麻利地将垃圾倒进大塑料袋，用钢丝球抹净灶台上的油渍，像变戏法一样，眨眼的工夫把床铺得整整齐齐。他和他攀谈起来，得知他和自己同龄，打过很多份工，在世界各地的酒店铺过床，自学过几门外语，会说简单的中文，还上电视卖过床垫。那男孩多快乐啊。

他若无其事地把这些讲给她，她却露出不解的神色：铺个床能铺出花来？一看就是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习。

果然她眼里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世界，针孔大小，不管做什么，带她去多少地方，她都不会改变了。他来新西兰上学这件事，可能早就被她炫耀过无数遍，他能想象她说起自己时的语气，好像都是她的功劳。他出国读书，说白了就是为了躲避，躲开她的丧气和冷酷，躲开她想把自己碾进泥土里以彰显自己伟大的扭曲心态。他不想成功，不想赚大钱，不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他曾经想做一个温暖的人，可就是这么卑微的愿望也遥遥无期。他偷偷地拼命练习，练习奔跑，练习呼吸，练习冲刺，练习他所不擅长的事，就是为了听到她说，好了，可以了，你很棒，妈妈很开心。

她永不知足。

爸爸大概也一样，曾经想做出点什么证明自己，最后都一一被她踩碎了。有一次，爸爸和他密谋了一次结婚纪念日惊喜，玫瑰花瓣撒在客厅地毯上，从进口超市买了瓶价格不菲的洋酒，还特地去买了高脚杯，一一摆在不相称的家里。她一进门，爷俩正躲在沙发后面准备撒花，却听见她说，妙妙，你先坐这儿，老师给你弄口饭去。小女孩尖利的哭声像一根细针，戳破了即将升空的气球。他听到她说：“以后钱都花到刀刃上，别弄这些有的没的。”她踩烂了那些玫瑰花瓣。他本以为她会高兴，会笑，会抱起他。

之后每一次争吵都以“我早就和你说过”开始，以“能过过，不能过离”结尾。他听腻了，认真地希望他们分开。

他们却始终像一摊泥那样沤在一起，彼此嫌恶，却偏不肯分开。他们只是悄悄错开了时间。带他去上课外班的是母亲，回家做好饭的是父亲，等他们坐下来吃饭，父亲早早吃完出去了。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是母亲，周末带他去公园的是父亲。只要有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另一个人必然在忙别的事。他们最开始还走进同一间卧室，后来在客厅置办了一张折叠床。他们分睡在不同的地方。他原想，这样也好，有人夜里帮忙看家门，他胆子小，总担心有鬼或贼从大门溜进来。

爸，你没想过找个更好的吗？他上大学前特地问过他。

说什么呢！别让你妈听见。父亲一头扎进厨房，一刀刀剁砧板上的猪排骨。

摘掉帽子，掸了掸上面的雪水，卸下渔具包，独自躺在酒店公寓的床上，回想起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咚，咚，咚，咚，他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忍耐。

又是飘雨的一天。没想到从瓦纳卡湖到皇后镇的路这么难走。山路蜿蜒，错车时轮子刚好压在悬崖边上，每一道急转弯都来得猝不及防，有时车体需要转过180度才勉强开过去。刚来新西兰那会儿，他和朋友们喜欢结伴到南岛挑战这段山路。他们故意把车子开得飞快，在后座喝酒吸烟，唱新学的Rap，每次错车都兴奋地大叫，好像捡回一条命。公路旁的土路上横着一辆摔得粉碎的车，像被随意丢下悬崖的玩具，肚皮朝上仰壳躺在那里。他深呼一口气，握紧方向盘。

慢点慢点。让他们先过。看着前头。别分心。减速减速。她不停嘀咕。烦透了。

好不容易开到山脚，刚接近平路，拐进居民区，一晃神，车子顿时发出清脆的嘎嘣声。慌忙停在路边，跳下车，右前方的保险杠被路角不到半米高的指示牌刮到了。就算雨水和雾气封住了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他也应该知道的，新西兰的路标修得矮小，又总在盲区。这条路他开过两次。愚蠢的错误。

我就说让你开慢点，这下刮了车，傻了吧。母亲从副驾驶出来，看一眼松动的保险杠，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他没吭声。只要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回头去修一下，不是什么大问题。

还好是在平地，要是刚才在山路上，咱俩的小命都没了。她抖了抖肩膀上的雨水，裹紧脖子上的围巾，碎碎念。

以后你开车也注意点，磕磕碰碰的多不安全。她摇摇头，一副事后诸葛的语气。

能不说话吗。他有点忍不住。

我都吓死了，你不让我说话？我是你妈，怎么话都不让说了？一股气从胃部顶上来，她想吞下去，失败了。昨天夜里她一宿没睡，担心他半夜跑出去钓什么鱼。

你没看见我在解决吗？他刚拨了保险公司的电话，却被她打断了。

又不是我让你刮车的，你冲我吼什么吼，小孩崽子。他最讨厌被她叫孩崽子，好像他是某种没脑子的生物，或者她的附属品。

妈你凭什么总看轻我？凭什么总觉得我不行？他手抖得拿不住手机，差点儿把它摔在地上。

我又怎么了？你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嗯？

又来了。

我找什么原因？我问你，从小到大，为什么你只对我凶？为什么对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好？你是圣人。你伟大。你无私。我呢？还有，你凶我也就算了，你凶我爸干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让我俩给你求饶吗？

他吼出来的声音发颤，路过的人纷纷往这边望了几眼。他踹一脚掉落一半的保险杠，赌气坐进车里。他想径直把车开走，随便开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幕在他梦里出现过很多次，丢下她，什么都不管。

转动车钥匙，系好安全带，刚把脚放在油门上，他看见她呆立在那儿，背对着他，好像在哭。他从没见她哭过。印象里，她是不会哭的。

他捶一把方向盘，咬了咬牙，熄了火，等她上车。

雨点砸落在车窗上，啪嗒，啪嗒，啪嗒，像从半空撒落的某种谷物，更密集了。身后瓦卡蒂波湖的上空悬着一团暗黑色的云，正向这边移动，路上的行人跑了起来，几只海鸥在头顶徘徊，发出孤绝的叫声。她还站在那里，捂着嘴，肩膀一耸一耸。

他走下车，一把拽过她，说：下大了，上车。她哭得更凶了。几乎是在号啕。

潇潇，别和我那么说话。我知道。我都知道。你爸他现在已经不回家了。很久没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劝劝他吧。我不念他炒股的事了。再也不念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哭的时候，整个人变得小巧极了。

好吧，我劝劝他。他听见自己说。她的眼妆哭花了，黑漆漆的，铺在眼睑上，眼角有几颗老年斑，鬓角也早就不是黑色的了。她是什么时候变老的呢？他一直在反抗的，不是眼前这个束手无策的老人，而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她去哪儿了？

妈，其实你不用做太多，每次爸做完饭，你夸几句就行了。

好。她应道，乖巧得像个迷了路的孩子，看他的眼神也柔软起来。

她想说很多话。她想说自己多需要他，甚至想再一次生下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抚养他长大。当初送他出国，她斩钉截铁地对他说：男子汉哪有窝在家里的。其实她想说，哪天你累了，啥都不想干了，回家，妈养你。他们唯一拥有的共同语言就是小时候的事，想来却没有一丁点温存的回忆，年轻时的自己果然还是太生涩太坚硬了。

美好的记忆必然是柔软的，像一团雾，一块奶酪，一弹棉花，或者像翻新的泥土，窗帘缝隙的一丝阳光，一场梦境。坚硬的东西是用来经受的，不是用来回忆的。早点想通就好了。

上个星期，她被拉进一个中学群，想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她戴好花镜，点开每个头像，努力辨认当年的影子。和她在土院子里跳皮筋的卫小娟三十几岁死于车祸，她丈夫开的货车夜里翻了车，她就坐在副驾驶。上学时喜欢四处告状的三强做了警察，执勤的时候被打瞎了一只眼，现在在东北农村看玉米地，他在群里许诺等这茬儿玉米下来了，给每个同学都寄几穗。学习最好的刘穗穗在群里发了一封写给丈夫的信，文笔还是那么好，她丈夫得脑血栓走了快一年了，她还坚持每星期给他写信，那信的语气，看了真叫人受不了，她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她同桌宋桂华在网上帮人做代购，据说能挣不少钱，她还记得她上学时的梦想是当飞行员，她那时跑得飞快，每次运动会都是长跑第一名。还有郭大川，上学时天天往大队委、广播站跑，据说他爹是镇长，老师当年格外照顾，现在在政府做公务员，女儿跑到美国读建筑，每天在群里发些国外的照片。有人提议，什么时候聚一聚吧，当面认个亲。对着一连串笑脸表情包，她迟迟没回应。

日子越过越快，快到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又怕它真停下来。不记得从哪一刻开始，她习惯用过去的口吻谈论一切。她的膝盖僵直发硬，每下一级楼梯，就得稍稍侧过身子，她开始羡慕那些在地铁站里健步如飞、一跃几级台阶的年轻人，乖乖地排在滚梯的队伍后面。她的腰变得傲娇而瘫软，不再坐没靠背的凳子，对床垫的软硬异常挑剔。她只穿合身的衣服，哪怕质地松垮，不再期求把腰上那坨肉塞进精瘦的衣裤；不敢穿裙子，露在外面的腿一到阴雨天和夜里就疼得钻心；不喜欢黑白灰，怕衬出那张有老人斑的暗黄色的脸。她频繁地照镜子，频繁地挑起眉毛，好抻平眼角的皱纹，频繁地失望。她厌恶把“这衣服显年轻”挂在嘴边的店员，讨厌雪天光滑的人行道，高跟鞋，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染发膏，花里胡哨的所谓时尚。

在她印象里，自己还是三十几岁的样子，长头发乌黑发亮，戴镶小钻的黑色发箍，发旧的束腰牛仔裤，白衬衫，被一群孩子叫老师叫姐姐。她那时总铆着一股劲儿，就为把一件事做好。她不怕得罪人，和所有跟她过不去的人过不去。她什么都想弄明白，到最后却偏偏糊涂了。

她和儿子坐在音乐会礼堂二楼的观众席上。儿子偏要带她来听交响乐，她对音乐一窍不通，除了当年为了教小孩子唱歌，简单学过三五首儿歌的钢琴伴奏，唱过几个不成调的音符，她什么都不懂。音乐厅真安静，连屁股和椅子摩擦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她屏住呼吸，无意义的音符像海浪将她一层层淹没，像一叶小舟，无目的地荡在水面上。来的路上，儿子兴冲冲地介绍说这个乐团有多牛，票有多难买，她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她好像并不在乎这件事，就好像她不在乎钓上一条大鱼，不在乎走去那幢小石房子，不在乎爬上山坡看远处的羊群，不在乎被撞掉的保险杠。她只是表现得事事都在意，似乎只有这样，她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开口说话的底气。

掌声响起，指挥转身向观众鞠躬。下一曲又起。她内心突然生出无比强烈的渴望，她希望音乐厅就在此刻轰然倒塌，她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找最近的安全出口逃生，她就听着曼妙无意义的音乐，拉紧儿子的手，一瞬间的工夫从世间彻底消失。这是她梦想已久的死亡，一蹴而就，干净利落，比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被医生用手术刀切开腹腔，或者晕倒在浴室里更高贵。

她当然没能如愿。

躺在自家的床上，一切都像一场不真切的梦境。她和儿子并没有多融洽，也没变成仇人。他们还和从前一样。她不能重新生下他，正如他不能钻回她怀里。

他躺在床上，捂住鼻子，深吸一口，被子里有小时候的气息，像刚刚晒过，以前他听人说那是阳光的气味，那气味分明就是妈妈，混合着洗衣液，化妆品，护手霜，医用膏药的气味，像秋天里漫山遍野的荒草在风里飒飒作响，搅动他最后残存的不安。他显然没必要白费心思，藏起那对耳坠，他应该了解她，越是亲眼看到的秘密，就越三缄其口。他是怕她敞开心扉，和他聊起女朋友，毕业后去哪里，找什么工作，何时结婚生子——像梦里发生的那样，一次又一次逼问他。但她没有。她只和他聊起屋子里的暖气，学校和超市的距离，新西兰的天气，水果和面包。

他翻了个身，用被子捂住头，眼泪从鼻梁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