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国六十年，所以从早到晚都要接受媒体轰炸，成天告诉我们六十年来，“国家取得了”什么什么“重大成就”。反正生病，隔离在家，哪里都去不了，只好关上电视，网也不上，专看史书，以自己的方式追索六十年来的“成就”。
然后我就发现今天宣传出来的盛况，原来几十年前也曾出现过，只不过当年的宣传做得更彻底，一下子全国人民都真以为自己活在天堂了。那么，天堂该是副什么模样？又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答案首先是吃饭不用钱。
这是毛主席说的，他在1958年8月19日的一次讲话里指出：“如果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那一年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公社，中国农民在短短一年间就放弃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不再在家里做饭吃饭了，一起跑去公社里的公共食堂解决三餐。根据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那本资料相当丰富的《大锅饭》，当年中国一下子冒出了345万个公共食堂，在里头吃饭的人共有5亿，相当于农村总人口的九成。
为什么吃饭可以不用钱呢？那当然是“大跃进”的成果。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者借用今天的广告文案，那叫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全国人民不只努力工作，还纷纷实验耕种的新方法，例如用“手风琴对着麦田演奏歌曲，还把当时稀罕的收音机也摆放在麦田播放音乐”。用这种养和牛的方法去种麦，胜利自是指日可待。果然，后来有些地方上报它的花生产量每亩达到了53408斤，有些地方的萝卜长得比南瓜还大，还有一张照片里的稻子壮得居然能让小孩躺在如浪的稻穗之上而不掉到地上。各地捷报频传，没人能想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竟然优越到这个地步。
同年8月4日，毛泽东去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全县只有31万人，但却收成12亿斤粮食。连老毛也吓了一跳，开始替书记担心“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最惨的是不止徐水，当时每一个县都有生产过剩的情况，大家都不愿拿机器去和邻县交换自己都嫌多的粮食，就算酿酒也怕喝不光。于是毛主席英明指示：“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一开始，公共食堂还搞“按需分配”那一套，吃饭既要排队也要粮票和现金。但是人民公社搞了不到一年，中国就遇到“粮食太多”的惨况，所以大家只好听毛主席的话，“放开肚皮吃饭”，花尽心思让人人不止不用钱吃饭，还要吃得好吃很妙。比如说保证一餐四菜，半个月不重复，什么红烧肉、穿汤丸子、小菊丸全部上齐，使得以前啃馒头拌酸菜的农民大开眼界。更有志气的，就以超越地方百年老店的水平为目标，钻研厨艺。另一些地方则比较豪爽，摆流水席，任何时候社员们来了一坐就吃，不限时不限量；不止如此，他们甚至在道边摆摊请路过的人吃饭，人家不吃还得好言相劝：“反正吃饭不要钱。”
就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人人免费自助餐的黄金岁月，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二
将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回母亲的河北老家，见到我从未见过的亲戚。虽然初会，但不知怎的，亲人之间就是有种超出平常的熟悉与温暖。尤其是我外公的弟弟，我管他叫“二爷爷”，他的相貌和我外公像极了，看到他就像回到过去，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公拖着我上街的情景。尽管觉得亲密，但彼此到底隔了一道四十多年的海峡，大家都很好奇两边的往事，一说话便是通宵达旦。
大舅舅很慎重地从柜子里取出一张变了色的小纸条，上头印了一帧照片，是超级市场里物资丰盛的图景。他说：“那年有个从台湾空飘过来的气球，撒下一大堆心战宣传品。我偷偷拾了这一张藏起来，等的就是这一天。你说，当年台湾真有这么好吗？市场里什么东西都有，没一个人饿死？”二爷爷接着问：“对，我们这边老说台湾人很惨，在国民党的统治底下人人只能吃香蕉皮。这是真的吗？”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我们都吃蕉皮，那么香蕉肉又哪里去了呢？
反过来，我也很想知道亲人们怎么挨过那三年的“困难时期”，他们都吃过树皮吗？二爷爷与大舅舅都点头了，表情淡然，话也不多，只是说：“连草地都给啃成荒滩了，树皮又怎能不吃呢？那时候如果有碗白面，就已经活得比神仙还好了。”他们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往事已远，不用再提。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吃草与树皮意味着什么。首先，你肚子是填饱了。其次，它们没有营养，所以你会浑身乏力，坐下去就怕站不起来。所以当年有许多人都试过站着拉屎，任由排泄物沿着裤管流到地上。因为蹲下去的后果可能是再也起不来，假如是在荒郊，瘫坐到晚上会有被狼吃掉的危险。第三，说到拉屎，大多数人肚中没有油水，老吃这些纤维过多的东西就会造成腹胀，肚子里一团团草蛋拉不出来，最后能把人活活胀死，嘴缝溢出一丝黑血。于是大家就自制一种很像耳掏的木勺，互相从对方的肛门里掏挖粪团，常常弄得人痛苦难当，血污四处。
甘肃作家杨显惠在他的名著《夹边沟记事》里写出了最骇人的“大餐”。那篇短篇的名字就叫做《饱食一顿》，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里一个叫做高吉义的青年。有一天他和八个伙伴偷到了一袋重达一百六十斤的洋芋，几个人饿得太久，什么后果都不管了，一口气把一整袋洋芋全部煮掉吃光。这根本是超出人类身体极限的荒谬举动，更何况饿久了的饥民？可是长期的饥饿的确能使人忘记身体自动发出的信号，也能叫人放下生理的本能，因为饥饿这时早已变成一种心理的渴欲。
果然，他们九人吃到了腹痛难当的地步，坐在车上稍一晃动，喉底就会掉出一块还没嚼好更没消化的洋芋块。当天晚上，其中一人终于撑破了胃，不到午夜就断气了。高吉义则倒在炕上翻来覆去，又哭又喊，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出。好在有一个一直很照顾他的老右派叫牛天德，竟夜伺候他，帮他搓肚皮。揉着揉着，高吉义果然吐了，而且上肚下泻。这牛天德本是高级工程师，斯文儒雅，这时就用一个盆帮他接上所有秽物，吐一回倒一回，拉一回倒一回，整晚出出入入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高吉义醒了过来，出门走动，舒坦手脚，发现有人架了座梯子上房顶，就好奇地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牛天德，他趴在房顶用一块布晾晒着一层黏稠的东西。“黏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疙瘩物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再走近一点，高吉义发现牛天德“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黏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黏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直到二爷爷去世，我都没再和他聊起那三年的事。因为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永远不要去问一个挨过荒灾的人是如何熬过来的，人总该保住他最后一点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