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0年代，我住在湖南北部一个小镇里。

这个镇子与倚靠洞庭湖而生、历史悠远的那些不同，它攀附着一条名为107的国道，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期间仓促聚落而成，像一个突然滋生的疣体。镇子里的居民都是附近的村民，一律被这条养分充足的国道吸引过来定居求财。

大概在小镇末尾，也就是52公里段，单单在国道的另一边，是一家国营粮食收购点，镇上的人都叫这里粮店。这里有镇上唯一一栋四层高的公寓楼，我跟我爸妈就住在它的四楼。

在粮店，大家互称同事领导，过年有奖金，过节发东西，过得跟城里似的。而在外面，我的意思是国道另一边，多少还处于一种农村生活的样貌中。这样，就有了比较，误解，嫉妒，和孤单。

我曾经带一瓶粮店发的番茄汁去上学，说是单位发的。大家嘻笑起来，都说“单位”这个词好古怪。我有点不好意思，用盖子分给他们喝，他们一个个地咧嘴伸舌头，说酸死了。到了中午，我从食堂回来，就发现我的番茄汁碎在了地上，像一摊浓血。

那一年我10岁。

我知道自己是个不村不镇的异类，却不甘心被“外面”有趣的生活排除在外。每天放学，我都会厚着脸皮跟在由“外面”的小孩组成的队伍后面磨蹭，希望找到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机会。

那天磨蹭到半途，我忽然感觉肚子很胀，想大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校午餐出了问题，反正那天的队伍里肚子胀的不只我一个。有憋不住的纷纷嘻嘻哈哈钻进路边林子里拆除大便定时炸弹，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围观。

现在想来，那是一个融入队伍的绝佳机会。可对于在山上公开拉屎这件事，当时的我还没做好准备。那天，我夹紧屁股憋了十几里山路，临进家门被国道挡住，在等了十几辆大货车之后依然没找到空当，终于憋不住拉在了裤裆里。

之后，我在学校再也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过话。

粮店里的生活无聊而单调，我把一窝从仓库里找到的老鼠仔当成宠物，在操场一角的沙垛上用几片玻璃帮它们建了一个小屋。

一天小雨过后，我挖开玻璃房子，发现有一只老鼠仔肛门乌青奄奄一息，似乎是糟了雨感染了。我正在为它默哀的时候，一辆小货车哐当哐当从粮店大门开了进来。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只装满鞋子的麻袋跳下来，仰头观摩着四层公寓。她就是袁梅。

尽管我已经尽力屏气凝神削弱了自己的存在感，但袁梅在回头张望整个操场的时候，还是把我给发现了。她踩着一双透明塑料凉鞋走了过来，看了看我的老鼠：“屁股都化脓了，脏不脏啊？”

“不脏。”我以为她像其他大人一样在嘲笑我，回答得很是冷淡。

袁梅想了想，忽然跑去货车边，从刚卸下来的一个红蓝编织袋里翻找出来一板白色药片递给我：“咯，搞碎了放到水里化掉给它们喝，消炎的。”

我还记得她看着老鼠的表情，跟我们班那些扮家家酒的小女孩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得了感冒时没什么两样，一种游戏的却又异常诚恳的关切。

我觉得她不像女人，像小女孩，我喜欢她。

袁梅和她男朋友梁顺华搬到了我家隔壁。每次路过她家门口，我总会忍不住往里面看一眼。常常看到梁顺华四仰八叉躺在木头沙发上看电视，袁梅则在搬饭桌，搁碗筷，伺候他。

梁顺华的视线偶尔逮住我，他都会迅速扭过头去，大声叫袁梅关门，一副很屌的样子。

听我妈跟她那帮女同事议论，梁顺华高中都没毕业，在顶他爸的职位来粮店之前，在家里躺了好几年。

又懒又蠢又横，我很讨厌他。

2．
袁梅搬过来的第二个月，终于发生了那件我最担心的事——我爸把钥匙锁在了家里。

每年都有人把钥匙忘在家里，这时候，就需要那家的小孩通过攀爬公寓中间镂空的水泥花砖立面从邻居家爬到自家阳台去。这好像是粮店的传统，听我妈说，以前住在这里的哥哥姐姐基本都爬过。

“花砖太脆，大人太重，会掉下去的。”我爸如此跟我解释。

在这件事情里，唯一让我感觉到值当的是，作为一个不会也不需要串门的十岁小孩，我终于有理由走进袁梅家了。

袁梅当时正坐在阳台上翻一本《还珠格格》。她刚洗完头发，肩膀上搭着一条粉色毛巾，脚上趿着一双蝴蝶造型的拖鞋。

我爸看见袁梅居然有些害羞，他把我抱上阳台边沿，嘱咐我抓紧花砖棱的时候，声音比平时温柔了好多。

我吞了一大坨口水，正准备赴死，袁梅匆匆跑去卧室拿了两条从她睡衣里抽出来的束带，把我的腰给紧紧系上了。

她头发上蜂花护发精的味道闻起来很令人满足。

当下，我便暗暗决定要跟讨厌的梁顺华搞好关系，这样才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袁梅。

那段时间，我常常接受梁顺华叫我扔垃圾、买烟的使唤，还曾经在他去养殖场偷鱼的时候，帮他看衣裤加放风。这样“伺候”了个把月，终于到了梁顺华从市里买回来一台VCD的那天，他想起邀我去他家看《封神榜》。

他们家的电视放在卧室。那天晚上，袁梅帮我脱了外衣外裤，让我躺在她跟梁顺华中间。我妈那天忙着打牌扳本，懒得管我。那时还是被要求晚上9点准时上床，10点必须睡着的年纪，养成早睡习惯的我为了跟袁梅多呆一段时间，一直撑着眼皮，硬生生熬到半夜，赖着不走。

可瞌睡难挡，我打了个呵欠，被对于我的存在已经很不耐烦的梁顺华抓到了。他忽然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白色药瓶，对我说：“喷一下子这个就精神了哦。”说完就叫我张开嘴。我不乐意，他还补一句：“日本进口的嘞。”就上手捏我两颊的牙根，不知道轻重。

袁梅看出来梁顺华越来越过界：“梁顺华，你又像小孩子一样，搞什么搞！？”

我痛叫一声，梁顺华已经捏开了我的嘴，拿喷嘴喷了我一喉咙。其实就是西瓜霜，但第一次感受到它的味道，还是被刺激得干呕了好几声。

就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我妈带着一脸输家的丧气敲门进来了。首先就对我这么晚没睡觉有气，又看到我一副中了暗毒要死的样子，当即就剐了袁梅一眼，冲上来直接把我给抱走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袁梅的邀请，也再没有得到我妈的同意进出过袁梅家。

3.
等我到了十一岁，也就是袁梅和梁顺华正式相处一年的时候，袁梅跟梁顺华大吵了一架。

那是个半夜，我被袁梅巨大的叫门声惊醒，等我眯瞪着眼爬起来，才发现我家已经聚满了爸妈那帮同事。大家全都穿着拖鞋，蓬着头发，显然也是被吵闹声从床上揪起来的。

那天袁梅在外面跟她的同学聊天聊得晚，梁顺华直接把门反锁上床睡了，袁梅到家敲门敲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梁顺华来开门。

大家都在议论梁顺华是不是煤气中毒睡死过去了。

袁梅披头散发，拍几下门，就回头很惭愧地跟大家解释：“他哪死得了，在闹我呢，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睡觉了。”

我妈没好气地说：“我看也是，小梁就这样一个人，小孩。”

同事们纷纷呜呜啊啊打哈欠，点头表示理解，却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袁梅拍得越来越狠，梁顺华这个憨卵犟到天上去了，任凭门板被拍得往下掉漆皮，硬是不下床。袁梅脸上气出来一层红，又燥出来一层红，最后支支吾吾地对大家说：“不好意思，大家退后点。”

等大家退出一丈远，袁梅抬起脚，一膝盖就把她家门板顶断了半根。

好像是支援部队等待攻坚战最后一个壁垒被攻破。等袁梅从破洞伸进手去拧开了门，我跟着我妈和她的同事们一起涌进了袁梅家。

梁顺华只穿了条内裤趴在凉席上。
袁梅冲上去就拿脚踹他，两个人就这么在后半夜，当着全粮店的面打了一架。

这一架之后，袁梅和梁顺华的关系越来越差，几乎没有一天不急眼的，常常听到他家传来摔盘子碗筷的声音。我妈听得乐呵，常常笑话他们是小孩找了个小孩，袁梅是指望不上梁顺华的，梁顺华也照顾不了袁梅。

“梁顺华这号人，要么不坏事，要坏指定坏个大的。”
事情真的让我妈给说中了。

每年年中，粮店开始繁忙起来，征收国家储备粮。到了这个时候，周边村庄的农民会成车送来当季水稻。粮店员工每天坐镇仓库里越堆越高的谷堆，一包包上秤，记斤两，验质量。梁顺华呢，负责拿一根带涵孔的金属签往麻袋里面插，带出来袋中间的稻谷看看有没有发霉，再就看看有没有人为了增加斤两往袋子里塞石头。藏石头的直接打回去，没晒透的就叫在大操场上面重新晒干。所以每到收稻谷的时节，整个粮店都被金黄的稻谷覆盖，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米味。

有农民大叔跟店长毛叔叔反映，梁顺华在做质检的时候偷偷给熟人放水，用那大叔的原话讲就是：“眼看签子都戳秃了，居然还说没有撞到石头。”

在人情大过天的乡下，如果是出于同学情谊，小小照顾一下，那梁顺华的行为还不算太恶劣。可毛叔叔后来调查了一圈，发现他放过石头不说，还会在他发小家的粮食过秤的时候偷偷踩秤。每一百斤稻谷，他要收十斤提成。

梁顺华由此得到一个警告。可他既不承认也不服气，实际上，他对所有事情都不服气。收到通报警告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他抓了一只老鼠，在尾巴上绑了团卫生纸，点着之后放掉，然后看着受痛的老鼠疯了一样窜回自己在仓库里的老窝。幸亏卫生纸团不是很大，终究没有引起火灾。

这一次加上“纵火未遂”，梁顺华终于顺理成章地被开除了。

粮店员工被开除之后，按照规定当然要搬出粮店。袁梅没有跟梁顺华一起离开，也就是说他们分手了，是袁梅单方面提出来的。我就想，按照梁顺华的性子，袁梅的第一段爱情结束得怎么可能那么干脆。

4.
在收购粮食的繁忙期，粮店的食堂都会供应公家饭。在梁顺华消失之后又大半个月，我妈终于对手里越见泛黄的米饭有了意见。在她的提醒下，大家也都意识到自己已经吃了好多天颜色不太白味道不太好的米饭了。

起初，大家以为是食堂大师傅选的米不对，大概是自己瞒了钱以次充好。那个大师傅顿时操了一把菜刀从厨房冲出来，把自己的手摊在饭桌上开骂：“我肏你们妈妈，你们去查，要是是我搞事，我这只手剁了给你们加菜。”

大家都不吃饭了，毛叔叔就出来圆事，好歹把大师傅劝回厨房，然后就带上我爸以及几个年轻同事去查。先是掀米缸，米是刚收上来的新米，完全没问题。然后去看了看煮饭用的大锅，大师傅刷得很干净，也没有问题。最后，来到水井边。

我爸几个用钢筋把井盖撬开，发现一个巨大的麻袋被绳子束着呆在井沿，鼓鼓囊囊的麻袋浸泡在井水里，把井水浸得有些发青了。

我至今记得大家等我爸用打火机把绳子烧断，伸头往麻袋里面看了一眼之后那同时发出的十几声惊叫——麻袋里装的是满满一袋猪屎。

后来搞清楚，那袋猪屎是梁顺华从他新入职的化肥厂拖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粮店的人，陪着袁梅受报复，吃了半个多月的猪屎拌饭。

我妈还有她那些同事本来就不怎么待见袁梅，出了这事，嘴里就更加不放过她了。袁梅当然是羞愧难当。为了表示歉意，她买了好多牙刷牙膏，四楼八户，一个个登门送礼。这还不够，她还请所有人去了107国道旁边一家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就是这顿大餐，让袁梅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爱情。

作为一条贯穿南北、颇为繁忙的经济动脉，107国道上终日跑着大型运输车。不像现在，那时候的国道边很少建有所谓的休息区，货车司机跑累了跑饿了，总归需要可以让他们小憩的地方。镇上有人抓住商机，就在国道边开起饭店。

袁梅请吃饭的那一天，有一个中年司机就坐在我们隔壁桌。他一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捏一根烟抽着。等吃得差不多，袁梅端一杯啤酒站起来要给我们赔礼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惊叫一声，就看到袁梅屁股处的绸子裤被那司机的烟头点了个大洞。

那司机赶紧起身把烟头捻灭，不慌不忙地往饭店外面走，嘴里说着等一哈等一哈。

等一哈，他从自己货箱里取出来一条牛仔裤交给袁梅，一副没什么大事的语气，说：“你看大不大？换上试试。”

袁梅光捂着自己的屁股，根本没敢接。

我妈可能是吃高兴了，破天荒地帮袁梅来了一句：“可不光裤子的事，给烫到了吧？”

那司机上下扫了眼袁梅，语露关切：“妹子，烫到了说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说着就扯住袁梅捂屁股的手，作势要俯下身查看。袁梅又羞又急，冷不丁往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然后便红着脸跑了出去。

这是袁梅跟湖北司机的第一次见面。这一次见面是否在他们各自内心泛起什么涟漪尚未可知，但至少是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后续，跟宇宙里独立存在的偶然概率事件没什么两样。

但是很快，就有了他们的第二次相遇，是由镇上一个脾气很坏的疯子促成的。

那疯子四十来岁，蜗居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嘴里常常冷不防地蹦出一些不着调的词语，像是哪个远地方的方言，更像是无意义的瞎叫。像这样的疯子，一般不会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不经意就消失在大家的生活里。然而这个疯子却在我们镇生活了很长时间，他有养活自己的门道——每天早上，他爬出了桥洞顺手就在路边捡一块砖头冲上国道，见哪辆货车开得肉，就直接冲到马路中央挡下来，举起石头作势要砸挡风玻璃的样子。在这个时候，疯子嘴里会发出一个意义明确的音节，那就是“钱”。

见他一副疯相举着石头念叨着“钱、钱、钱”，为了息事宁人，大多数司机都会摸出五块十块的扔出去，算是破小财免大灾。疯子每天劫一次车，就够他一天伙食费。当然也有那种脾气倔的司机，受不了他这份气，死活不让他得逞。

那湖北司机就属于这一类。

那一天，疯子举着石头在他车头绕了半天，一会儿像瞄靶子一样拿眼睛瞄准挡风玻璃，一会儿又瞄准后视镜。湖北司机几次试图强闯，都被疯子的身子给顶了回来。司机没想弄出人命，干脆把车停在人行道，坐在车里抽烟。一个倔骨头，一个臭疯子，就这么对峙在国道边。

袁梅从粮店出来过国道去镇上剪头发，遇到这一幕，摇摇头就自己掏了十块钱把疯子的石头买了下来。

当她朝车窗摆手，叫货车赶紧走的时候，这才发现里边坐着的就是上次那个烧她屁股的人。

5.
这件事过后不久，粮店和镇上忽然流传起袁梅跟湖北司机搞破鞋的小道消息。

一开始是粮店的人说，他有天打牌到很晚，在单元门口撞见袁梅化了妆往国道去。后来镇上的人说，她起夜的时候看见过一辆湖北牌照的货车闪着尾灯停在国道边。

细枝末节多了，就有好事人来归纳分析——按照司机跑车的时间表，袁梅会在每个月十号、二十号半夜坐上司机的车开到市里住一晚，之后司机继续回湖北，袁梅就搭一早班车从市里回来上班——还真有上学早的小孩回来佐证，说他看见过袁梅从一早的班车上下来。“头发乱乱的。”于是，虚无缥缈的传言终于有了确凿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故事就显得更可信更有趣了。

那段时间，因为袁梅的八卦，粮店和镇上的人第一次有了共同的话题。大家通过各种迹象和信息，一点点把那湖北司机的简历给填满。

司机叫余军，35岁，湖北荆州人，常年往返广州和湖北，给贸易公司开车。他在湖北有妻室，养两个男孩。

粮店女人勾搭上过路司机，这故事怎么听怎么来劲。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袁梅那会儿本分地扮演着一个风月传言受害者的角色。终日不出门，垃圾在门口堆到不得不下楼的时候，拧个门锁都拧得小心翼翼。就算是这样，也有人猜测她是躲在家里每天跟那司机在电话里谈情说爱。

大家私底下给袁梅换了个名号，叫鄂A15730，是余军的车牌号。在这场鄙夷袁梅的全民活动中，我没有被大多数人统战。我自始至终都不相信那些传言，只叫她小袁阿姨。

那会儿我每天都很急躁，担心在泥沙俱下的形势之下，如果我再迫于我爸妈的“淫威”不主动搭理袁梅，对她有所表示，自己必定会被袁梅划到欺负她的那一类人中间去。

我找了一个周末，从粮店一台稻谷去壳机器里掏出来几个橡胶球。这种橡胶球通常被放在抖筛区，用来制造连绵不断的震动，所以弹性超强。是粮店的小朋友特有的玩具。

那天我站在一楼的操场上，异常卖力地往地上砸着那几个橡胶球，几乎倾尽全力。一直玩到中饭时间，其中一个球终于蹦上了四楼，如我所愿落在了袁梅家的阳台上。我终于得以以捡球的借口再次敲开袁梅的家门。

袁梅拉着窗帘，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椅子上搭满了衣服，茶几上堆满了碗筷。对于我的到来，她很开心。

看着她把找到的橡胶球递到我眼前，我终于支支吾吾地说：“小袁阿姨，我相信你没有跟那个司机去市里。对不对？”

袁梅把球塞给我，笑了笑说：“你说对就对。”

我当时高兴坏了，自认为从当事人手里拿到了传播真理的授权，像圣骑士一样，从今往后对于维护这个真理不再有所疑虑。

有同学在笑鄂A15730，我就把他新买的英语字典借过来，翻开了故意往后折，直到折脱了好多页才还给他。有镇子上的妇女嚼口舌，我上下学的时候就故意从他家菜园过，黄瓜苗、菜花、葱，每天变着花样踩。即便是那个我不讨厌的女同学，当她坐在我自行车后面说起袁梅化的大浓妆很妖的时候，我也故意把车往水坑里带。

每到周末，我都会骗我妈说去学校参加奥数培训而躲到袁梅家陪着她。

袁梅并没有整天在电话里跟余军谈情说爱，这一点我很满意。她只是常常跑去卧室，从窗户往外瞧，有时候会来一辆货车，长长地摁下喇叭，有时候没有。她跟我说，她跟余军只是哥哥妹妹的关系，哥哥常常从他的货车上抽一点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给她，哥哥会在驾驶座上用自己的毛衣给她做一个软软的垫子，她喜欢被哥哥照顾的感觉。“你看我跟你梁顺华哥哥就搞不来。”
我说：“我知道啦。我也可以照顾你呀。”

袁梅果然很喜欢被人照顾。听我这样说了之后，她马上就叫我在早上上学的时候帮忙找找那辆鄂A15730，如果遇到了，就跟余军说去市里的天鹅宾馆。

“他答应送我一条香港裙子的。”
当时听袁梅这么说，我没有半点怀疑，还以为真的就是条裙子的事。

为了让袁梅得到这条“香港裙子”，我冒着迟到的危险站在马路边张望了四天。等那辆蓝色货车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坏了，连连把它招停，攀上车窗就朝里面喊：“小袁阿姨叫你去天鹅宾馆，你赶紧把那条香港裙子给她！”

太过于激动，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副驾驶上还坐着他的正牌老婆。当然，凭我当时的见识，也不会没在意这句话会给余军和袁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6.
袁梅动身去天鹅宾馆的那一天，我妈正和她的那帮同事们在操场的阳光下打麻将。

一辆破旧的载客大巴忽然冲进操场，哗啦啦下来很多人。那个“副驾驶”妇女带头，把我们一把围了起来，劈头就问袁梅在不在。

来人全都是些穿着黑灰褂子，腆着大肚子的中年人。可以看出来，他们平时也是本分人，忽然被召集起来滋事，故意做出来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看起来很不牢靠。

我妈和她的同事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只是继续摸着麻将子儿，哼哼说不在。
那妇女最激动，捏住麻将桌面一掀：“什么不在！问你们话呢！还打什么打。”

我当时就坐在麻将桌边，冷不丁下巴被弹起的桌角磕了一下，疼得叫起来，呜咽着就流下了眼泪。
这下轮到我妈激动了，冲上去就跟那妇女揪起来。那些大叔倒也不是吃素的，半拉架半是威胁的，对我妈和她这帮女同事们也是不客气。

这大阵仗让店长毛叔叔碰到，几个电话打出去，很快从镇子里召集上来一帮二流子。他们比那帮中年大叔凶狠多了，头发全都支楞着，皮带扣在腹股沟。

这是一场镇子和粮店联合对抗外来挑衅者的大战，我全程处于振奋中。镇子和粮店，这里和外面，从来没有如此同仇敌忾过。

毛叔叔端了把椅子坐在一边指挥，说：“袁梅的事，我们自己怎么着都不算，让外来人欺负那就不行。”

在这样一种共同抗敌的气氛之下，这场闹剧最终以镇子和粮店同盟大获全胜告终。大战快收尾的时候，袁梅一脸失落地从市里回来了。她一眼便看到操场上被砸得坑坑洼洼的大巴和坐在大巴边喘气的妇女，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准备转身就走。

我妈和她的几个同事连忙冲上去拉住她，带着她往家里走，说：“没事的，没事的。”

那妇女最终也没能接触到袁梅，气没处撒，只坐在车门边极尽世间的污秽之词骂袁梅。她骂得具体而详细，算是把袁梅的第二段爱情以大老婆的视角再次演绎了一遍。

她嘴里说的袁梅约司机到天鹅宾馆去的事与我理解的不同，她说那家天鹅宾馆是袁梅这个不要脸的婊子给他老公准备的炮房，路边捡来的野鸡也想找做个窝了，她也配？

那一天我哭了很久，以至于我妈在安顿好了袁梅之后发现我还在流眼泪，还恨恨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她根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下巴疼才哭那么久。

我小小的脑海终于意识到，我彻底被袁梅给利用了。

第二天，袁梅她爸妈来粮店接她回老家。袁梅哭闹了半天，双手扒住门框就是不走。我妈和她的同事们都来观摩，都劝她回去躲一躲。我一个人趟在卧室玩用针头戳蜡烛，我妈叫我出来看看，说小袁阿姨被他爸扇耳光呢，我就是不吱声。

我决定从今往后再也不理袁梅。

袁梅回了老家之后，有关她的消息通过我妈的嘴巴断断续续隐隐约约传到我的耳朵中。

最开始，我妈说袁梅被她爸关在老家的二楼，那个湖北司机从来没去解救过她。

后来，我妈说袁梅意图喝农药自杀，被她妈抢了下来，他们家再也不敢关她了，只是每天跟着她。前段时间还看到她和她爸妈在国道上往湖北的方向走了很久。

“她老嘟囔说湖北那司机答应过来接她，她爸搞不了她了，就说陪她等一个月，要是那司机露面了，他爸要跟他好好谈，看看怎么办好。要是不露面，就要袁梅死心。”

如此久了，袁梅的消息越来越稀薄，我也渐渐长大，渐渐懂些事理，与此同时，我渐渐有些羞于想到有关袁梅的一切。

等升到初中之后，我离开了粮店和小镇，转到了市里的学校。

7．
大概是2002年，我回到了小镇，参加那个疯子的葬礼。

疯子举着石头“劫道”多年，终于在一个早上被人发现他俨然已经被压成一张皮的尸体。

镇上老庙里的和尚帮他收了尸，搞了个小型的葬礼，没有发白事帖，只说大家得闲，有心，就来看看。

初中的我变得更加沉默和特立独行。我妈和她那些许久不见的同事在庙里聊天、进香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庙外空地上放着的长板凳上，在四周的人群里寻找相识的人。

那会儿粮食局改制，各镇粮店合并的合并，撤空的撤空，加上小镇持续的发展，周围建起了不少四五层的高楼。我坐在那里，已经很难像以前一样，仰头就能瞧见那四层小楼了。

正当我在愣神的时候，一辆摩托车轰隆着停在了马路另一边早餐摊旁。

开摩托车的是一个胡子拉碴却穿着花衬衫的干瘪老头，后面坐着一个身形发福，穿着花裙子的女人。

女人几乎是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咋咋呼呼找老板要了一碗米粉，二话没说坐下去就嘬起来。不知道是她胃口好还是本来就饿，她吃得很急，像一台传送带不能断供的打米机一样。她的头发还是湿的，裙子似乎也是在身子还没有擦干净的时候就匆忙套上去的，领口和咯吱窝被沁湿了。

她看起来像是个刚刚干完活的妓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那是你小袁阿姨。”我妈坐在我身边：“这孩子，找来找去，到底找了个老头。”

我有些诧异，继续盯着袁梅，那个老头也盯着袁梅，附得很近跟她说了些什么，然后帮她倒了一杯水。袁梅笑嘻嘻地捧住，大口地喝。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我忽然笑了。

她还是那个需要男人照顾，依赖着男人的袁梅。

也就是那一天，我第一次梦遗了。感觉像是憋了很多年，此时终于发育完毕，上天终于赋予我这样的功能，来表达对她的感觉。我想，如果以前可以，我应该早就会为她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