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每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一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皙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每一个经过这面大窗的女郎，即使是独自一人，都带着一种演出的神情和姿态，美美地走过。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到了二十岁了还不准我超过十二点回家，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看见演“母亲”的说话细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教养”。我想，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四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说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义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媪”。

“你妈会时光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又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赡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些忧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侮辱。”

在你最衰弱的时候，却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着沉默的家萱，“那……你怎么办？”

她说：“想了好久，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良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然后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告诉看护说，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明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底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