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虚构的朋友们

泱泱离开纽约去三藩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又最后去了一次科尼岛。在这个十二月的夜晚，气温低至零摄氏度。从哥大附近的小餐馆出来，我们径直朝地铁站走去。

这个小岛垂悬在布鲁克林市区之外，四围是脏兮兮勉强可以称之为大海的大海，夏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老爱去那，尽管长岛的海滩显然更干净更美，但我们从来没有人提议去过。

泱泱、红鱼、我，我们三个人是上个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混在一起的。

那时候刚过新年，我从中部的小城市毕业来到纽约，租住在东村圣马可街上的公寓,那种挂着消防楼梯的，在异乡人想象中很纽约的公寓。我本科学的人类学，事实上，学校所在的城市四周都是玉米地，根本没有什么人类——当然，这很有利于我潜心学术，尽管鬼才知道四年的学习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如何正确生活——在脱离人群的情况下。

按照我爸妈理想中的规划，我应该继续念一个社科的博士，混进家乡当地的大学谋一份教职，或者转念一个实践性科目，顺利滑入华尔街或者陆家嘴，总之无论选哪一条路，都没可能在现在这个节骨眼来纽约。但我压根没想那么多，前脚一毕业，后脚就逃离玉米地，一头扎进纽约，像是久旱的鱼扎进五彩斑斓的池塘。对父母的说辞是来找工作，其实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进入人群。

当时泱泱还在上最后一学期的课，他在哥大学习某个将来可能和编程有关的设计专业，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学的到底是游戏设计软件设计交互设计还是图像设计。“不重要”，用泱泱的话说，这个时代任何人最终都会变成程序员或类程序员，“因为钱多”，可能也因为别的。

他们一致认为我的专业远远过时了，因为如今已经没有人类学存在的必要，就连人类的存在也快变得不重要了，“反正横竖都是程序”。

泱泱第一百次谈起那个段子：正在布鲁克林蹦迪，中场都会有DJ拿起麦克风大吼问台下“下面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写python?”，然后就会有人搬着笔记本跑去旁边帮忙改程序——这情形还只是在纽约，不是在硅谷。

红鱼老早就从电影学院毕业，已经在纽约闲逛了大半年，毕业后没有拍过半部电影，但他有自己谋生的门路。红鱼之前毕业设计的作品在加州的一个小独立电影节拿了奖，但片子一直没有卖出去。他现在住在布鲁克林的出租房里，一直在剪一部片子，“准备剪完投给贾樟柯的项目”，逢人问起就这样说。

我们最早是在网上的音乐社群认识的，红鱼和我偶尔也玩一点乐器，我弹贝斯，他弹吉他。泱泱在一个本地的音乐厂牌兼职，给他们维护网站。他早些时候帮忙演过红鱼的片子，“嗯，就是那部拿了野鸡奖的。”

事实证明，我在纽约最终真正融入的人群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

我们从一百二十街坐红线地铁往南。已经深夜十二点，这个点的纽约地铁上人不算多。泱泱向来不喜欢坐地铁，某种洁癖，但他今晚没有提出抗议。从前夜里出来玩我们总是打UBER，从下城的酒吧出来一路往北去泱泱家和我家，或者一路向南去红鱼家。

我第一次跟他俩去科尼岛是一月份，那会我们还刚认识没多久。冬天的纽约丑得特别具体，街道被融雪撕裂，贫困和窘迫肆意暴露出来。整个曼哈顿岛从北到南都是失意的模样，布鲁克林反而被衬托得可人起来。

红鱼说这个岛简直是布鲁克林的睾丸。这种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毫无违和感。红鱼向来是我们当中最口无遮拦的一个，活得也最无章法。

当时我们一群人看完演出从展望公园附近的livehouse出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往南走，一群人一直走一直抽烟。演出很不错大家都很燥热。走了一会忘了是谁提议说不如去海边玩会儿，然后就都打车过去了。到了岛上的公园，夜不算深，还有零星几群人。我们大家都捂在不厚的衣服里，在木栈道上哆嗦着继续抽烟。我们看着不怕冷的白人扎下水。站了没多久，红鱼也把衣服脱了，头也不回地往沙滩跑。我身体太冷了没有下水，泱泱不会游泳。红鱼一定幻想自己的形象多么伟岸——在岸上的我们和其他人看起来。

后来红鱼告诉我们，他那天在水里抽筋了——天气太冷了，我们又太狼狈，五百英尺的热身运动当然没用。“妈的，装逼被雷劈。”我们笑成一团，全然不在意那天的红鱼差点死在水里。用他的话说，是部队锅把他从海里打捞了出来，而不是所谓的朋友——袖手旁观的我们。

没错，后来我们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去韩国城吃了芝士部队锅。我们在冬天总是频繁地去韩国城吃部队锅，因为整个曼哈顿岛几乎只有韩国餐厅才会开到后半夜。我们热衷于啃那里的烧烤鸡爪，纽约的冬天太长了，或者是我和红鱼漫长游荡的记忆将它拉长，我感觉自己从来纽约到现在都还一直在经历这漫长的季节。总之，这几个月里我们啃了无以计数的烤鸡爪。整个冬天胃里和脑里都是烧烤酱的味道。大概只有无业和待业的人才会这么无所事事。

红鱼说这情形很像某部早年国产烂片，一帮中年妇女在近景镜头前大啖鸡爪，长达数分钟的特写，像是要一镜洞穿生命的无聊和生活的空乏。我看过那部片子，要是当时有人举着摄像机在我们身边，我想一定也会是那样丑陋至极的画面。

半小时后我们在时代广场换地铁线，出了地面就是我们以前后半夜活动的地方。夜宵和夜晚总是能够把年轻人迅速拉近。夜宵之后的活动也是。如果不是今天要帮泱泱收拾行李，我们本来也会在这里吃散伙饭的。最最拥挤的中城，愚蠢又诱人的街道。

出地面后我们又走了几个街区去韩国超市买零食和啤酒，准备带去海边。不远处帝国大厦的灯光亮了又灭，在清冷的空气里显得分外迷幻。

有一阵子我短租的房子在这附近，走到屋顶露台，抬眼就是帝国大厦。他们没事老来公寓活动室打台球，在那个露台上我们三个人抽了无数的烟，露台笔直看下去就是百老汇大街，一直延伸到更北的中央公园，一道梦幻又真切的中轴线。曼哈顿密密麻麻的街道和楼房挤在眼前，凭空构图出一幅机遇满满的假象。

我和红鱼还把音响搬上露台来弹过一次琴，其实才玩了一会门卫就上来赶人。但我们还是很开心，他的原话是，“老子终于踩了一回纽约的屋顶。”

“大概是这两年所有的烂酒都在这条街上喝完了。”走在韩国城街上泱泱忽然感慨道。

“那不一定，三藩的酒可能更烂呢。”

我们以前总开玩笑打赌到底是东村日本街的酒更烂还是韩国城的酒更烂，或者是布鲁克林的啤酒。但是不可否认又很无聊的是我们一边骂着还一边乐此不疲地在喝，无比享受这廉价的快乐。

买完东西后我们又站在路边抽了会烟，泱泱走到墙角，给一个流浪汉点了烟，我和红鱼站在远处，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流浪汉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走进地铁站，泱泱告诉我们，他告诉流浪汉他明天就要离开纽约了，因为这个城市实在太难以生存。流浪汉对他说的话是：“纽约也亏欠了你，我的朋友。”

“那你没告诉他你是要去湾区工作了，年薪十五万刀？”红鱼真的是解嗨狂魔。

是啊，这个城市伤心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觉得纽约亏欠了自己，又赖着不肯离开，像泱泱这样选择离开的人，大概是最不被亏欠的人了罢。

我们又钻进地铁，时代广场站，这个城市的地下心脏。地铁朝着更南行驶。我们仨坐在一排，打量着对面座位上打瞌睡的黑人妇女发呆。

这趟出行的交通漫长到几乎可以回顾完我们短暂的一年交情了。

“去三藩后记得也要去渔人码头啊，睹物思人。”红鱼试图讲一个冷笑话。

其实泱泱要去的地方是南湾，离渔人码头也老远。

“说起来还真每天要过跨海大桥上班呢。”

“真高兴我们还都生活在可以随时去水边的城市啊。”我这话刚说完他俩就翻了一个白眼。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着迷于去水边，明明大部分时候去了水边也最多就脱了鞋子踩一踩，并不会像红鱼那样每次都激动到条件反射把裤子脱下来扎进水里。想起是村上春树还是谁说的，也许每天看见许多的水，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没错。我想。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科尼岛，是红鱼蹦迪时飞大了提议说想去水边，好像那时候已经只有我们三个人还会热衷于去科尼岛这件事。纽约就是这样，你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结识一伙玩伴，各种各样的，然后又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和他们失联，各种各样的失联。我们时常觉得，三个已经成年的人能够一直玩这么久，可以说是一种当代奇迹。

“一定是因为我们都比较热衷于晃膀子吧。”红鱼是这样说的。我竟也无法反驳。

那次出发时泱泱其实已经有点上头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费劲转了地铁去了海边。那天红鱼兴致很高，我们不仅飞了叶子，他还带了些别的。蹦完迪从酒吧出来，他摸出口袋里的药丸，我们都不知道他用了那玩意，因为不管听的是techno还是后摇，他都总是一副天然起飞的亢奋样。他执意让我们也试一点，我之前用过，感觉不大，泱泱直接拒绝了，因为他上次贴邮票都吐得死去活来。

红鱼那天身上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琴，当然最终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弹，药物使他的肢体变得缓慢，远不如大脑神经那么活泼，泱泱拿过红鱼的吉他扒拉了几下，说是红鱼之前教他弹过的民谣，红鱼把药片含在嘴里，嬉皮笑脸地说什么也要让泱泱尝试一下，手忙脚乱里我感觉他们简直快接吻上了。不知道是药物的原因，还是因为海边的夜晚，泱泱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我大概就是那会知道他喜欢红鱼的。

那会儿还是夏天，不知道是什么节日的缘故，游乐园里竟然突然放起了烟花。看起来泱泱真的是大了，才会提议我们去坐摩天轮。

科尼岛——如果你去过就会知道——整个游乐园古旧得有点像一个笑话。这里在五零年代曾经风光过，这些游乐设施在二十年代落成，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中这里是他儿时的家。我们总是嘲笑这是在美国的另类都市生活——因为如果想去真正的游乐园，人们往往会去更郊区的六旗。没有人真正会想来这里坐摩天轮。

但最后我们还是坐了，工作人员问要选哪一种的时候，泱泱大喊“swing！（摇摆）”。最后红鱼就在摇摆的摩天轮上借着药劲儿摇摆了起来。

“你们真该试试的，这比什么techno都带劲儿。”红鱼药劲上来了连连大叫。摩天轮的车厢快要撞击上前后相邻的车厢了，我们也大叫。所有人的尖叫声和烟花一起划破夜晚的科尼岛。

“我就说该带点什么的。”今天的红鱼果然又提议道。

我们今天什么药都没带，事实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是，我们准备清醒地告别。

说起来我们都觉得红鱼才应该是去三藩的那一个，这样的话他可以在金门公园里住上一年半载，和嬉皮们捣鼓药剂，然后再也不用管他那些永远剪不完的片子。

“三藩没有电影，因为真正的美国电影在纽约。”他用这话来堵我们。

但我其实不知道他在纽约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电影，就像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最终会找到什么。

十月份我生日的时候，红鱼送了我一本书，叫《天真的人类学家》。他们总是嘲笑我作为人类学专业却欠缺专业素养，比如我不会生火，我还卷不好烟。但我会给流浪汉点火，我会给他们递烟啊，我心里抗议。

1970年代末，人类学家巴利离开大学讲桌前往喀麦隆某少数民族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历时年余取第一手资料，回来除发表专著外，另有考察手记一本，就是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巴利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也不知道下次再来时，那些天涯海角的人们是不是被海啸吞噬了（安达曼人）、被火山爆发掩埋了，或者被反政府武装消灭了，他只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记录下来。

这一点跟我在纽约的体会很像，但不是因为自然条件，而是因为速度。速度催化现象，衍生虚无，也模糊意义。更迭的生活使我不知道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我遇到的人是否有意义，我接的私活是否有意义，我爱过的事物是否有意义，我只是把一切都记下来，并且也许永远都不会再需要它。想起本科的时候回国在福建的一个村子里做田野调查，那个项目几乎是旷日持久，我花了三个暑假驻地调研某种当地氏族形式演变仍未算彻底完成。也正是在那种脚踏实地的钻研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学术和文明的隽永。然而纽约不一样，纽约没有田野，而且太过高度的文明把人群稀释了，每个人都熠熠生辉又格外稀薄。

我感到悲伤，可能是因为发觉自己永远都无法像那本书的作者一样，在漫长的辛勤耕作的一两年之后，骄傲地总结“我曾做过田野，我看到了”。因为在这个城市，我除了闲逛，什么都没有做过。

而我们从上个冬天到这个冬天都在闲逛。

泱泱六月份就毕业了，刚开始也想在纽约找一份工作，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最终是要去三藩的，那里才是程序员和科技新贵的天堂——“科技新贵”是红鱼给他起的新名号。但是他赖在纽约几个月迟迟不走。我在一所市立大学做助研，很闲也很穷。红鱼一边接剪辑的私活一边也去片场帮忙搬砖，但真正养活他的是帮当地的华人租房网做中介拉客。他不再逢人便说自己最近在剪一部片准备投给贾樟柯，我猜想他已经投过了，我记得他有段时间不大乐意出来玩，一旦被拖出来见面就是布满血丝的双眼。

EB怀特说，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归属，只想到处流浪。

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很可耻地给他们说了这段话，红鱼把我嘲笑了一通，“EB怀特还说叫你别来纽约呢，去他妈的EB怀特。”泱泱坐在我旁边，他转身抱了抱我什么都没说，泱泱太温柔了，他总是这样温柔。

“没有人在这会儿就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结完账出来，泱泱在外面和我抽烟的时候说道。

“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掐灭烟头他又说。

泱泱的朋友们都管他叫emo男孩。他的确是我们当中的emo男孩。

我早就猜到泱泱喜欢红鱼。不知道这种喜欢是否有关情欲。情欲让人困惑。我宁愿相信我们是出于取暖需要的相亲相爱。我也猜到红鱼谁都不喜欢，或者他喜欢任何人，他的喜欢可以随时跟情欲画等号。

就像此刻，我们坐在地铁座上，红鱼坐在我们中间，我和他扣着手，另一侧的泱泱把头放在他肩膀上打盹，对面的人用一言难尽的眼光打量我们(或许只是因为眼神无处可放)。车窗玻璃倒映出了一切，我纳闷，是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一种亲密呢?

一种难以归类的亲密。

“拍电影这件事本身就够复杂了，我不想把生活也搞复杂。”唯一一次，红鱼有意无意提到。

他所说的“生活”我们都直接兑换成了“睡觉”。我和泱泱从来无意刺探红鱼最近都在跟谁睡觉。但是我们知道他从来没有消停过。我们也在他家或者饭局上见过不同的姑娘。用他的话说，她们都“不重要”。因此也没见他认真引荐给过我们。

“你们就是把很多事情想得复杂了，比如睡觉。”他终于说。

我后来真正明白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在红鱼家听音乐飞叶子，我后来坚持是叶子的作用，但泱泱毫不留情地说，鬼扯。

泱泱当时躺在地板上，音乐从床边的音响弥漫到整个房间。

泱泱后来说他起身去厕所的时候就看到了，红鱼跟我躺在床上，我们没有穿衣服。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因为烟草失去意识，泱泱也不相信。但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

和以往一样，第二天我们起床后搭地铁去中国城吃了早茶，三个人站了一路，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人谈论发生了什么，泱泱当时没有问我们，我和红鱼也没有再谈论。吃完早茶我回家，泱泱去学校，红鱼没说去哪，但我们在地铁上分开走了三条线。

我当然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个亲吻怎么发生，我们的身体是如何突然迫切地贴近，红鱼的手是如何往下走动。我们本来都在跟着音乐轻微地打着节拍，直到我一点点察觉到羞耻感急躁地在节奏声里弥漫开来。是的，羞耻感，即便是在整个人嗨着的时候我也能体会到，但尽管裹挟着羞耻感整个过程还是滴水不漏地发生了。以前我们也不是没有过身体接触，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什么样的亲吻出于亲密，什么样的亲吻直捣情欲，我飞得有一点点大，但我勉强还能分得清。我们都知道泱泱就躺在不远处的地上，依然完成了整个过程，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都不确定他会不会加入我们，这个一瞬间的念头让我感到恐怖。事实上整个过程里红鱼都用手捂住了我嘴巴，他比我想象的要清醒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我对他有那么一点厌恶，但可能那会儿我更厌恶的是自己。

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我们大部分时间里也都各自是单身，但我们对对方怎么解决生理需求都默契地不感兴趣，直觉告诉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搅合在一起。朋友是朋友，炮友是炮友，情欲是一种日常性的宣泄隐私，朋友可以关心对方的头脑和爱好，关心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但是不关心对方的吃喝拉撒，也无意牵扯日常隐私。

或者我也可以像他说的那样，不要把生活搞复杂了，但我想他的本意不是这样。我想是什么东西出现问题了。

在那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聚会了。事实上我们这两个月都对对方故意地爱答不理，直到泱泱前几天说就要去加州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有别的方式——可以迅速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大部分际遇一样杳无踪迹。而今晚此刻，就在地铁上，我们相互依偎，彼此熟悉得如同一人。

后半夜的地铁上弥漫着酒精和馊臭的味道，中途有一拨年轻人上车，他们刚从某个演出活动场所里出来，一身酒气和烟草味，和以往无数个夜晚里的我们一样。整个车厢突然从打盹里醒过来，空座位渐次被填上。

紧接着车上的人陆陆续续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我们和零星几个黑人，他们应该是借宿在地铁上的无家可归的人。毕竟是冬天了，没什么人会想要在这个点去科尼岛。

“还记得我们夏天来的时候吗？”我说。

“那会真是感觉所有在纽约的人都要结伴去海边似的。”

“你是说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吧。” 红鱼呛我。

“妈的，再说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八点去过海边了？”他又兀自道。

是啊，只有晚上八点才会人山人海。我们从来都是即兴出发，有时候从一百多街的泱泱家，有时候从十几街的我家，有时候从布鲁克林的红鱼家；有时候从曼岛或者布鲁克林的某个演出场所，有时候从法拉盛的中餐馆出来；有时候是清醒的，有时候飞大了；有时候我和红鱼都会下水，有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下水；有时候就我们三个人，有时候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些人来了又走，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我们三个人。

“说起来我有一次在早上来了科尼岛海边。”红鱼想起什么。

“来晨跑。”

“你居然还晨跑？”我和泱泱异口同声。

“也就那么一次，剪完片子睡不着。”

“结果妈的忘了带钱包。单程还行，往返够呛，只好一路饿着跑回家。”

这很有他的作风。

“不过站在海边看太阳升起来，那小会儿真的是有点爱上这个地方的意思。”

这更有他的作风了。

无论怎样今天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来科尼岛海边了。

我们出了科尼岛地铁站，穿过冲浪大道——我爱极了这条大道的名字，然后朝月亮公园走去。月亮公园是小岛游乐园的名字。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科尼岛吗？”红鱼打开了一罐啤酒。

“嗯？”

“这个岛其实就是个曼哈顿的前身，是个平躺着的大厦”。

我不太记得他有没有讲过这个典故，但多半没有，大部分时候聚会进行到来科尼岛这个环节，他都已经不大清醒了。

他告诉我们，之前除了月亮公园，这里本来还有别的两处地方，梦幻岛和赛马公园，二十世纪初梦幻岛被一场灭顶大火烧毁化为乌有，几年后月亮公园遭受了同一厄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只是幸存的废墟。”

我被他说得后背发凉，把身子朝泱泱贴近了一些。

“这岛的设计师很有意思。他在月亮公园做建筑试验，往设计里糅合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建筑元素。”

“你们可以想象吗？庞贝城的消亡和旧金山大地震在这里同时上演，罗马和莫斯科城被焚毁，威尼斯运河被搬入仿造的威尼斯总督府，瑞典城遭遇人工大火灾，日本茶亭跑进了汽艇，但是两辆相向疾驶的轨道车在跳蛙轨道上永远都不会撞毁。城市灾难不分昼夜地在这里展现在人们面前。”

红鱼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么一长串的白描性的语言。我和泱泱都愣住了。我们很少见到红鱼这么严肃的时刻。

一个念诗的唐璜。红鱼其实是天然的演说家。

我突然很想看看他那部始终没有剪完的电影。

红鱼继续说道，“这些种种被设想的失常，或者说是超越现实的娱乐项目，带给那时候的人们前所未有的新奇刺激，因为他们把毫不相关的文化传统概念混杂一气，使这些不可能成为可能，生成了一种疯狂状态。”

他顿了顿，“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很像纽约吗？”

“所以其实这个设计构想被挪用到了曼哈顿岛对吧？”泱泱好像认真发问的小学生。

“对，就是所谓的拥挤文化。”

我们都明白那是什么，每个身在纽约的人趋之若鹜又憎恶不已的东西，全纽约最迷人又最残酷的事物，这里挤满了可能性，其实又一无所有。整个曼哈顿岛和我们眼前的公园一样，其实只是一个人造的乐园。但就是这个地方，在上个冬天让我急吼吼地赶来，在这个冬天让泱泱留恋着不想走。

凌晨的科尼岛空无一人，十二月的纽约冷得跟鬼一样。风特别大，游乐园在乌漆一片里显得格外瘆人，礁石和海岸在黑暗里被美化了一点，不像往常白天的时候那样拥挤又肮脏。

“我们做点什么吧？”我捏着手里的啤酒提议。

“什么都没带，做什么。”红鱼俨然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毒虫了。

“裸奔怎么样啊？”风很大，我的声音听起来大得有点夸张。

“好啊！”泱泱附和我，风太大了，他也激动得不行。

凌晨的科尼岛空无一人。三点的游乐园，我们开始纷纷脱下衣服，脱掉大衣毛衣脱掉牛仔裤，红鱼竟然还在里面穿上了泳裤。我们从过山车走到旋转木马，走过紧闭大门的游乐设施，走过沙滩排球场，走上木栈道，走过门窗紧锁的劣质纪念品商店，走过油腻腻的披萨店，走过糖分过高的美式甜品店，走向升降机铁塔。铁塔上面密布的灯泡因为气温的缘故显得愈加冷色，发散出尖叫的炫光。

我们在这个打烊的游乐园里裸身散步。

这件事听起来和红鱼刚刚所说的科尼岛传说一样不真实。

说起来，今天是我们在沙滩上第一次真正裸身散步——此前我总是想象我们裸身散步，然后纵身跳入大海，为此给他们提议了好几次，但一次也没有真正实现。男孩子会更害羞，这让我感到意外。

走到塔底，我们停下来抽烟。红鱼随身带了小酒壶，我们每人喝了几口威士忌，一边跺脚取暖。抽完烟我们争相冲着水的方向跑，我爬到栈道旁边的一块礁石站到高处，提议给大家念一首最近在读的诗。

“真的!太他妈做作了”。红鱼在旁边沙滩上边脱衣服边连连跺脚大喊。

那首诗是《心灵的科尼岛》，来自垮掉派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

“让我们走。来吧。让我们走。掏空我们的衣袋，然后消失。错过我们所有的约会，几年后，再不修边幅地现身，裤子粘着旧烟纸，头发粘着树叶。让我们别再操心付款什么的。让他们来拿走我们付款买的不管是什么东西。连我们也可以拿走。

等待的那些摇曳生姿的生活。

被海水冲上岸，心扑动着， 喘着气呼唤“爱”。一条试图从空气之肉吸一口气的蠢鱼，没有谁在那里聆听它死在悲哀的灌木丛中。那里世界匆匆经过，在一大推沥青和迟到的废话声中。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我们如果心灵够高，也可以这样看着世界。我们如果心情够细，也能体贴一棵树的心。

我爱得死去活来。”

泱泱直到现在也没有学会游泳。“三藩有真正的海，我去那边学。”在离开纽约之前，他信誓旦旦。

但他却是我们当中最早游离这个城市的一个。

红鱼的动作还是那么娴熟，尽管两个月没下水。他之前说，关于在海里游泳这件事，他比哪个青年导演都做得好。“青年导演”，是他自嘲的封号，尽管在他看来，无论是“青年”还是“导演”，在这个城市，“都屁用没有”。

泱泱和我坐在礁石上面，红鱼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又站了一会。和以往一样，他几乎没有做热身运动就朝着水里跑去，然后到水够深处熟稔地一跃而下。我看着红鱼的身体隐没在海水里，他双腿奋力地打着节拍往前，丝毫不畏惧远处的暗流，像是努力要挣脱所有委屈和不甘心。

第一次来科尼岛红鱼差点溺水的画面又浮现上来，和眼前的画面重叠在一起。

夜晚的科尼岛像是一个巨大的子宫，而他正奋力游向我们谁都不知道的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