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机」
1996年，我在上小学。汉显BP机开始接管我生活的北方小镇，在那之前我见过的BP机都是数显，只能显示数字，最常见的是收到一个电话号码，机主找公用电话打回去就行。
还有些时候，机主会收到一串无厘头阿拉伯数字，简单一点的主要就是谐音，「5201314」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再胡逼一点，「587129955」是「我不求与你朝朝暮暮」。
语意更为复杂的，想知道对方是要约你一起喝水还是一起尿尿，就需要用到数字汉字对照表了，买数显BP机时会送你一本。我翻过，像谍战密码本，发信人和收信人都得有一本，对照解码。
密码无规律，固定数字对应固定短语，错一个数字，「我想啃鸡爪」就会变成「我想啃鸡鸡」。
那个年代在外抛头露面的男人，人腰一个摩托罗拉大汉显。当时市场上还有一种叫BP机表的东西，外观和摩托罗拉大汉显一模一样，那时的社会风清气正，还没有那么多装逼犯，所以BP机表主要是小孩用。
家里有闲钱的同学也是人腰一个，我家正好有点闲钱，我也有一个。
一个小学生，每天腰上别着一个巨大的BP机表，就怕别人看不见，恨不得叼嘴里，远远儿看见前边有熟人过来了，赶紧定个下一分钟的闹钟，放慢脚步，等人过来时，一照面儿，正好响了，浑身酥麻，夫复何求。
晚上写完作业，别着BP机出门，站在路边的道牙上，看着眼前那个叫红尘的东西，感觉自己就是路灯，颅腔都在放光。
我上小学时，贾志新同志正在家待业，有一年夏天，他偶然从溜达姑娘那儿得了一个市价四千多的大汉显，装在兜里像装一个跳蛋，来回嘚瑟，满世界乱窜。
强行插播一条八卦。
贾志新同志跟家里人报了自己的呼机号，「5247711呼8829」，这个号并不是随口瞎编的，而是摄影师王小京的号，一年后，《我爱我家》在电视台播出，播完这集后，王小京的呼机就被呼炸了。
1998年，我在上初中。全国BP机用户达到了6546万，居全球第一。我是6546万分之一，当时我有一个粉色摩托罗拉小汉显BP机，主要承担两项职能：我妈呼我回家吃饭，友人呼我上街社交。
九十年代北方人的饭比较单一，就是中午吃焖面，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焖面。九十年代我的社交项目也比较单一，除了打《拳皇97》，就是打《拳皇98》。
当时天天和我对练的一个小伙伴每次到了游戏厅发现我不在，就会去打路边的IC卡电话呼我，他有一张面值100元的IC卡，当时感觉一辈子都打不完，还能传给子孙后代。
每次玩完散场，我都会像一个乡镇企业家的土儿子一样潇洒帅气地摸着腰上的BP机对他说：先走了，有事呼我。
2003年，我在上高中。小灵通席卷市场，BP机开始起身退出历史舞台，全班只有一个外地同学在用，但从来没见有人呼过他，每天固定响一次，是天气预报。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说好要下雪，等到下午第四节课雪还没来，大家都在骂。
那个同学的BP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尊敬的用户您好，我公司的寻呼业务将于下个月月底正式停止服务。
一个月后，他的BP机变成了一块BP机表，像我小时候那块。那次过后我才觉得，二十世纪真的走了。
「黄色录像」
我看录像比玩BP机要早得多，1991年，我们家游戏厅开在县电影院大院儿里，大院儿门口有一个录像厅，录像厅门前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今日影讯，旁边还挂着两个大破音响。
每次经过，都能听见里面传来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声，还有一些邵氏武打片的招牌人声bbox——呵嚯嘿哈呀。
走进去，里边摆着一排排长条木椅，尽头是一台二十英寸的小彩电。那会儿最流行的一个片子就是《上海滩十三太保》，几乎每天都放，我只要一去，就绝对在放，印象里我最少看过四五十遍，除了这个，其他的就是一些名字类似《风尘女侠吕四娘》、《陆阿采与黄飞鸿》一样的武打片了。
那会儿人们的观影意识里，在录像厅看的港片都叫录像，不叫电影。人们的概念里，录像的类型片就三种：武打、枪战、喜剧。偶尔放一个王家卫，大家就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印象里录像厅总是光线昏暗，烟雾缭绕，满地瓜子皮，空气里缓缓涌动着臭脚丫子味儿夹杂大哥们体香的奇妙气流，所有的一切综合起来，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安适氛围，深深地吸引着大家，无法自拔。
那会儿录像厅里有一个潜规则，有时老板会放一些无聊焖片儿，但就是没人敢开口，大家都很怂，都在默默咬牙忍受，期待一个胆大的站出来拯救世界。
说来也巧，几乎每场都有这么一个人，他会突然爆发，扯着嗓子牵头大喊一声：老板，换带！然后所有人都会应声附和，齐喊换带！老板赶紧乖乖出来换一盘儿枪战，以息民愤。
在录像厅成长起来的魏君子老师后来和香港影人聊起过大陆的录像厅，香港同胞认为：
录像厅和八十年代的“午夜场”相似，都是集体观影，但比普通影院更自由，观众来自三教九流，可以坐姿不雅，可以抽烟抠脚，碰到群情激奋的片子，还可以大声喧哗。
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说得好：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不渴而饮，四季打炮。
在精神生活无聊、色情物料贫乏的性保守年代，全国的小镇青年都过着同样的苦日子。周云蓬14岁左右看《红楼梦》，看的是盲文版，而且是删节本，云雨之事都删掉了，是茅盾删的，所以那时周云蓬特别恨茅盾。
不过后来他想有饥渴感也挺好，他会时常惦记，那段删掉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每天彻夜读《红楼梦》，盲文是摸着读的不用开灯，他经常躺在床上抱着一大本书从晚上能摸到早上。
但大多数人没有周云蓬这么好的定力，大家捏着几张脏乱差的一块钱，趁着夜色踏进了录像厅，去验证那条江湖传言：晚上十二点以后，老板会给大家开荤腥，放黄色录像。
等我的心智指数成长到足够验证这条江湖传言时，录像厅早已大势已去，连夕阳产业都算不上了，好在前来接力的VCD门槛更低了，几乎家家都买得起，最关键的是，几乎每个父亲都能搞到黄碟。
1998年，我搬家了，从平房搬到了楼房，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搬过去的第一个暑假，我就发现了大家都不是等闲之辈。
一个汗流浃裆的下午，我看见一群小孩儿在楼道门口开会，大人们都去上班了，小孩儿独自看庙。我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是两个要组织「VCD飞机趴」的人在争取观众，都喜欢人多，爱热闹。
双方互报家里存货，最终，一方报出了一个名叫《青楼七十二房》的片子，赢得了半壁江山，剩下的那几个不喜欢古典文化的人被另一个房主带走了。
万事怕俗话，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身。有一次，一位房主邀请小伙伴观摩他爸最新带回来的店长推荐，刚把碟放进去，就听见他爸回来了，要开门。一个光速冲上去，关了VCD的电源。
他爸下午单位没事，回家休息。他顺势带着小伙伴说要出去玩。在外边提心吊胆蹲守了半个小时，他爸终于又出去了。赶紧回家，打开VCD，打算毁尸灭迹，一个炸雷劈在头上，碟仓弹出来了，碟没了。
上初中时，全班男生都很羡慕一个男同学，因为他爸是公安局的，主要工作是扫黄，他家有很多他爸收缴回来的黄碟，也是有一种一辈子都看不完，还能传给子孙后代的感觉。
但他很谨慎，从不外借，只是趁他爸不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默默鉴赏。赶上他老人家心情好的时候，会在体育课上抽空给我们上上课，让我们开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在呼和浩特上学，公交站牌边上有个卖盗版碟的，过来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叔，操浓重口音，小声问：有黄的没。老板答：有，要哪个国家。大叔声音又压低一些，我快听不见了，往跟前凑了一步。大叔说：有没有人和动物的。老板说没有，大叔一拧电门，扬长而去。
这个知识点我是知道的，而且就是当年在体育课上学的，我有时候就想，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呀，不然我要是出去卖碟，大叔开口要人和动物，我抽出一套《人与自然》该是何等尴尬。
每个男人都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遇见毛片。《读库》的老六老师在《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里就写过一段他们宿舍老二的第一次看毛片的经历：
记得那是一盘缩录的录像带，180分钟的带子录了7、8个小时的片儿，全是真刀真枪的干。
我们这些老江湖看这些东西已经很稀松平常了，并且为了在老二面前显示自己的优势，故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间一度还有人囔囔没意思要换成魂斗罗，但老二端坐在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七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直到最后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国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轻人格外推崇法国的艺术品一样，法国人的毛片也显得那么卓尔不群。老二终于吐了一句：“这个……挺好。”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王朔和叶京年轻时候也没少看录像，叶京就是靠看录像学会的拍电影。不过具体是电影看得多还是毛片看得多就不得而知了。
（封面图来自摄影师小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