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珍贵的唱片在抄家时被随手丢弃，弹钢琴的手在扫厕所在乡村种地，年轻人的音乐梦葬送于黑暗时期。知青们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俄国小说，或捧着收音机等待海外调频里传来微弱乐声，在绝望中青春依旧激荡不宁。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了，数年后新财富的积聚让人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青春已逝，梦想仍蠢蠢欲动。同时期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了，错过美好年华的父母们，将自己及家族翻身的希望寄托于家中唯一的一个孩子。
中国的“钢琴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浩浩荡荡地爆发。
据统计，中国目前共有4000万名琴童。业余钢琴考级至今已有26年，光是在上海，从最初的几名考生，到如今每年都有近3万人次参加。
2008年，广州的珠江钢琴厂已拥有世界第一的钢琴产量，年生产量10万台，3000名员工同时奋战在数条生产线上，平均每分钟有一台钢琴出厂。
“珠江杯”“葵花杯”“雅马哈杯”“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各等级的钢琴比赛巧立名目遍地开花。各地都在呼吁：我们缺少合格的钢琴教师！
从80年代至今，“钢琴热”一直未退烧。二三十年过去后，曾经的琴童们成年了，从琴童到钢琴家，是天分、环境、意志与机遇的综合角力。钢琴热最显著的成果是从千万琴童中筛出了两位国际级的巨星：郎朗和李云迪。有了这两位代言人之后，中国的钢琴热持续高温不退，更招来了全球古典音乐经纪公司的密切关注。
1999年，17岁的郎朗在纳维尼亚音乐节上救场演出，与芝加哥交响乐团一起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曲完毕，全场听众起立欢呼，之后赞誉和鲜花一起向他飞来，“中国腾飞的符号”，“世界的郎朗，华人的骄傲”。这位开朗的少年赢得了著名指挥家们和媒体的青睐，他的名声自海外传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祖国的宠爱。
2000年，18岁的重庆少年李云迪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奇迹般地一举夺冠，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肖邦奖得主和第一位获得肖邦大奖的中国人，在此之前这一奖项空缺了15年。这个奖几乎改变了中国古典音乐的国际地位，当时在国内激起的反响相当于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10年间，他们（特别是郎朗）在国际钢琴领域中横扫千军，战果有目共睹已不必赘述。他们几乎证实了上世纪欧洲音乐大师们的预言：21世纪的古典音乐，看中国！
即使攀至顶峰，生活在20世纪的古典音乐家却难免有失落感。周围人声鼎沸，音乐和政客选举一样吵吵闹闹。人们在体育馆、在电视机前欢呼呐喊，冷落了造型典雅的歌剧院和音乐厅。200年前没有娱乐，人们除了散步、交谈和读诗，就是去看歌剧或看李斯特。钢琴明星的黄金时代已随拉赫玛尼诺夫和鲁宾斯坦而逝去。到了20世纪，电影工业崛起，电视消费群体激增，激烈的传媒竞争，流行文化的地毯式扫荡，将古典音乐挤到边缘，成为小众艺术。在国外，这是精英阶层的风雅消遣，而在中国，精英阶层或新兴的中产阶级们还来不及全面发展。中国目前的古典音乐的受众主要有发烧友、文化人、琴童和附庸风雅的白领。市场还未培育成熟。在20世纪，音乐的表演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录音工业的出现，复制生产与全球发行，让音乐家们赢得全球市场，粉丝暴涨，传统的音乐厅已装不下，一两千张票的收入也填不饱演出商的胃口。电声扩音设备瞬间开拓了音乐会的规模，音乐表演转移至体育馆，出现史无前例的现场盛况，音乐会在20世纪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台下千万人头攒动跟随劲爆节奏扭动歌唱，台上台下一起疯狂，音乐会变成了集体的梦幻和麻醉品。20世纪是流行音乐家的世纪。流行音乐家的名声与影响力令古典音乐家望尘莫及。他们瓜分了音乐市场，而他们的音乐技能在古典音乐家看来简直可笑。古典音乐家们技巧高，造诣深，清高者冷眼旁观，郁郁而终；好胜者迎难而上，跨界、炒作、互相吹捧力博眼球。郎朗的目标，不是最好的音乐家，而是要做影响下一代的人。他要做一个拯救古典音乐的英雄。
这是可以理解的。古典音乐家的成才，成本高，压力大，比影视流行的多栖明星们要艰难得多。除去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天分、家庭财力支持之外，还有数十年日复一日如枷锁般的军事化训练。古典音乐是属于大城市的贵族音乐，只有在国际化的都市里才会有一流的音乐会与专业的教师，且学费十分昂贵。一些父母辞职陪伴孩子千里迢迢去求学，如此将全部财力、心血与精力押赌注于年幼的孩子。职业钢琴家的成长有多么艰难，外行们简直难以想像。在郎朗的故事中，有一段是郎父一直无法面对记者追问的。父亲辞职陪孩子赴北京求学，孩子被老师赶走，父亲绝望中情绪失控，竟逼8岁的孩子吃药跳楼。如此对待孩子在西方已构成虐待罪。孩子在火车站送走妈妈，回家连哭都没时间就要接着练琴。“我练琴，因为弹比不弹容易；与其和父亲争辩，不如去弹琴；与其听父母吵架，不如去弹琴；与其去想身在北京，第二天就要失去母亲的现实，不如去弹琴”。一个开朗的孩子说出深陷绝境的命运感触，真叫人难以承受。他们早已失去了童年。世上得失总有定，如今命运回报给郎朗神话般的国际级钢琴家事业，如今来看他幸运地拥有一个与他的天才相匹配的老爸。
郎朗与李云迪，小鱼儿与花无缺，他们已经水火不容了很多年，其实他们并无真正的矛盾，也无艺术追求上的大分歧。他们只是个性不同。郎朗的弹奏技能盖世，又是开朗直率的社交明星，他的事业道路一往无前，正能量爆棚，义无反顾地朝向更快、更高、更强。他的开朗保护了他，让他不曾被高压式童年的阴影所伤害，却又妨碍他进一步深入音乐；李云迪英俊内向，从小又乖又俏，到处讨人喜爱。在肖邦比赛当年，他的琴声光彩照人，一派天然的青春气息与酷似肖邦的外形颠倒众生。但十年之后，他的琴技已不可同日而语，近年的唱片与独奏会已暴露了他的音乐不够敏锐专注，似乎还受手伤和演奏心理素质的困扰。从他身上反照出郎朗式奥运精神的技术训练对于职业钢琴家极为必要。李云迪作为本土培养的钢琴家，也暴露了中国式钢琴教育的急功近利、不成体系等诸多问题。
十年的名流生涯，他们已对那一套长袖善舞的娱乐法则了如指掌，近一年李云迪凭借英俊外型表演了一出真人版偶像剧，取得不可复制的商业成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知名度与粉丝疯狂程度可与流行歌手比肩的钢琴家，风头不输当年的理查德•克莱德曼。2012年的亚马逊唱片销售榜前20名的榜单上，李云迪独占13席。在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里，钢琴家是可以成为大众明星的。郎朗和李云迪在2000年左右已是我们的国宝，他们登上时尚杂志封面，获领导人接见，享受艺术家与世界冠军的双重待遇。他们及其团队趁势全面发展，以春节晚会、电视节目、慈善活动、奥运开幕式等综艺形式走向公众。网友们叹如今艺术家的沦落。但想想，出现娱乐化的钢琴家和数十年前的钢琴热一样，都是当下中国的必然产物。在眼下的娱乐时代金钱社会，人们的理想正屈从于另一种隐形的暴力。琴童们从事贵族艺术，中国却正处于手忙脚乱的经济基础建设时期，还没有真正的贵族精神教育。大部分琴童在底层环境中成年，生活没有安全感，等待他们的花花世界有很多诱惑。郎朗的故事，与其说是音乐家的故事，不如说是成功者的故事；李云迪作为明星艺术家，也还缺点儿艺术魅力。
正如艺术家需忍受寂寞，明星自然也要接受迅速淘汰的命运。商业化的本质即快速复制，降低成本，缩短生产与保存周期。“她比烟花寂寞”，是这个碎片化时代的生存美学，灿烂之后归于寂灭，及时消失，才是最酷最美。老而弥坚的艺术家，备受尊重，却承担着生命缓慢消磨的痛楚。但眼下管不了当代美学那一套。名利短暂，机不再来，于是更快更凶猛地捞钱搏利。
但艺术是没有市场化一说的，能够市场化的，只能是商业。商业艺术，主要是指流行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去无痕，难以淘出经典，而成就经典却是艺术的永恒追求。若说李云迪走的是娱乐路线，郎朗其实并无多大区别，炫技、追求刺激，他在户外的自由音乐节中弹得像个摇滚乐手。他确实给古典音乐带来了时尚气质，让学习和聆听古典音乐都变得很时髦。但这是流行文化的口味，没有张力，缺乏情感的深邃体验。若让古典也流行，还不如娱乐钢琴家，而保持艺术品味的纯正。李云迪不断弹奏贝多芬，显然是有这个理想的，只是他力不从心。钢琴家是人非神，潜心修炼方可企及艺术的境界。李云迪太忙了，独奏会太多，还要代言劳力士、出席名流社交晚宴、做慈善、当副院长、当政协常委、变身蜡像、微博卖萌。但弹奏贝多芬，这个真没法萌。贝多芬要求演奏家具备精湛的技艺，还要有丰富的心灵。这个活在团队策划背后的日渐空洞的偶像，他是否有相当的精神力量与乐圣对话？走向公众，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隐性权力，是否就算实现了理想？当年学琴的初衷，不只是第一名，是以高贵的音乐与精彩的人生赢得尊严。
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只是玩把式拗造型，不用多久，贵族的艺术也会很快跌价。这个走马观花朝不保夕的年代，我们非常需要古典音乐，我们肤浅的心灵需要贝多芬的激情、莫扎特的温暖和巴赫的安宁、缓慢而细致的回归感。也许有这些仍然不够。我们曾有过文革中流落海外的钢琴家、扫厕所的钢琴家、被打断双手的钢琴家，开煤气自杀的国际大奖得主，这让今天的钢琴家们若只是弹弹琴做做秀简直是愧对中国钢琴家这个高贵的头衔。
乐评人总是从艺术性和审美能力来考量钢琴家，但作为社会化的钢琴家，郎朗和李云迪显然还有其他作用。他们的存在和较量，让钢琴家成了中国音乐家中最受关注的群体，钢琴业成了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更重要的是他们激励了年轻一辈前仆后继，眼下中国很快将涌现更多更出色的国际顶级的钢琴家，甚或大师。我们等待真正激动人心的钢琴艺术家，他们应该是天神一般的人物，一上场即将平息一切争议，他们将刷新我们的聆听体验，教你懂得何为古典音乐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