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年时，每每在别人那里听到“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总觉得不耐烦。那候，觉得人生一切可控，干脆利落，随时可以掉头。多年后，我却也有了这样一天，觉得今天的我，是完全不在预料之中的。

如果要有个转折点，应该是在2004年。我的朋友张海龙，把我推荐给时任《京华时报》编辑的叶倾城，我开始给这家报纸的专栏版面写稿。这是一个每日专栏，就是说，每天都要交一篇千字文，我写的是兰州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每天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就这样，写了4个月。

在那之前，我是标准的文学青年，写散文和小说，在“北大新青年”和“黑蓝”“左岸”这些文学论坛出没，偶然会有散文和小说进年选。我知道、我计划、我准备，将来一定要写大部头的小说，对专栏文体了解不多，我发给叶倾城的头七篇稿子，全都被毙。但也许，她觉得我还可教，悉心调教，于是，我开始向“专栏体”接近。写了4个月之后，城市故事系列宣告结束，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写了。

第一个专栏停了5个月之后，叶倾城看到我博客上一段关于明星的文字，又一次约我写专栏。这一次，她希望我能以娱乐人物和娱乐事件为主题写下去，她说，随笔专栏，至多一年就会把人掏空，而娱乐题材，不耗费生活积累，也始终不愁话题，“这个题材是写不完的”。就这么商量定了，我于是开始为《京华时报》写新的专栏。

我没告诉她，那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无线”就是TVB，会把宫雪花写成官雪花。但我战战兢兢的人生里，一直有一条准则，在面对机会、面对选择的时候，要想一想，我的父亲和家人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是会拒绝的，或者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些地方和他们是一样的，但不知道我和他们相似到什么地步，所以索性全部反着来，凡是让我本能地想退却想拒绝的事，我都得接受，要迎难而上。

新专栏开了只有半个月，我又有了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新专栏：《武汉晚报》专栏，然后是上海的《新闻晨报》，这两个专栏现在仍在继续，历任编辑也都成为我的好朋友，彼此的人生大事，我们都有参与。

可能是我用文学化的方式去写娱乐圈，多少有点特别，所以，稿约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来。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开55个固定专栏（幸亏都不是每日专栏），以及接至少10个不固定的稿约，几乎每个省的省会媒体，都至少有一个我的专栏。《新京报》的书评里，曾经这样写：“你不可能躲过韩松落。”因为人们出行的时候，从高铁到飞机，到处都是我的专栏。

我写文章并不快，一篇千字文，要用5到6个小时，因为我会陷进资料的迷宫里，越挖越多，观点也会不断分岔。即便这样，14年时间，我居然也攒下好多文章。在我的电脑里，“娱乐”的大文件夹下，有68个小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80篇左右的专栏。就是说，光是娱乐类的文章，我就写了有5000篇之多。此外，影评又有15个文件夹（恐怖片就专门有一个文件夹），随笔有12个，还有书评、乐评，以及各种杂乱的稿子。我像个产品经理一样，牢牢记着财经著作里的话：仅靠单一的产品是无法生存的。

2.

在成为专栏作家之前，我有别的理想吗？有，我曾经想过成为间谍和歌手，也想过成为画家、小说家。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当养路工。

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交通部门的基层道班当养路工，工作地点，在距离县城15公里的山里，每天的工作任务，是和十几个同事一起，扫马路，清扫边沟，刷树，筛沙子。

工作很闷，更闷的是，没有人可以和我交流。于是，我开始写作，并且开始向《兰州晚报》副刊投稿，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写好，放着，给朋友看看，保持着一种少年气的清高。之所以向这份报纸投稿，是因为：第一，它是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媒体；第二，我发现，这份报纸的副刊，有个编辑叫颜峻，每逢他编版的时候，那个版面就会突然变得好看。我更信赖近处的善意，于是直接把稿件寄给了颜峻。很快收到他的回信，我的稿子也发出来了。并且我们也成了终身的朋友。

我的写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我写小说，写散文，写美术评论和音乐评论。尽管兰州是这个国家的几何中心，却更像世界尽头，鲜有好平台、好编辑；也很少有同道，即便有，也都陆续离开，去了北京、上海和杭州。但幸亏有了网络，既然不能适应社交生活，那就适应网络。从那时到现在，我都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对待自己。偶然需要见人，我也觉得，那是我附着在了某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其实不是我。

3.

不过，仅有网络是不够的。娱乐圈是一个特殊的写作对象，写娱乐圈，需要更多资源。

14年写作生涯，我采访过很多明星，但更多时候，很多采访的邀约，很多和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更信任二次元世界里的信息，它们不会干扰我的判断。而且，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经常成为别人见光死的对象，也太打击自信了。我索性建立了一种固执的认识：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无论如何都是主观的，都是有错误的，那我不如选择我喜欢的那种错误。

那么，我凭借什么去写娱乐圈呢？我的立足点是什么？

在我刚开始写娱乐圈的时候，我的一位作家老兄，给我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始终是我写作的首要戒律。他以官场小说闻名，他的小说被官场中人当作宝典捧在手上。事实上，他最得意的时候，也不过是一家企业的内刊主编，他从没和他写的那些人和事有过较深的联系。我问他：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送我两句话，第一句：“你只要知道，你写的是人就够了”；第二句：“你只要把他们当人写”。至于行业特色，什么驻京办、什么挂职干部生涯、什么代理县长市长的生活细节，都可以用资料用短期生活体验来解决。

只要知道，我写的是人就够了，只需要把他们当人写。这是我写明星的第一法则。去写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选择，他们和周围人的关系，他们怎样赚取金钱；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和人和金钱的关系，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反应。

我甚至更关心这种反应，关心台下，关心人们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故事可能是假的，但在人们那里引起的微漾却是真的；他们的故事固然重要，在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许更为重要。

我毒舌过，温情过，用《红楼梦》的笔法写过，用金庸小说同人的方式影射过，用科幻小说的方式写过李嘉欣，写她在能够记忆移植的年代，进行身体更换手术前的心理活动，用这种方式探讨她的选择给她带来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当人写”。因为，看文章的是人。

4.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曾经说：“演员都扮演着神话性的角色，他们是我们认识生命的教育家。”的确如此，写一次明星，就像是在他们的人生里活了一次。在他人的人生里穿越，是滋养，也是损耗。这么多年写下来，我老得非常快——至少在心理上。

娱乐圈都教给我哪些事呢？非常多，每一个心得，都可以拓展成一本书。比如，每个明星其实都是一个社会连接点，这个连接点是怎么产生的，又在发挥什么作用；所谓人设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明星驭媒术的变迁；从女明星身上，看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人们婚姻观的变化；那些从小生活在“楚门秀”里的童星，有什么样的命运，他们为什么更容易成为道德偶像。

还有，龚琳娜的歌，和艺术的巫性之间的关系；邓丽君的歌和形象那种“光滑”的特性，对她所在的时代意味着什么；萧敬腾为什么会成为“雨神”，以及网络兴奋点的新时代是怎么开启的；陈慧琳和张学友这样的完美偶像，为什么会被离奇的谣言围绕；徐克的电影对意象的重视；麦当娜和杰克逊的巨星时代，是怎么到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等等等等。

写娱乐圈，因此更像是一场修行。

5.

修行，修炼，熔炼，都是无止境的，不会一劳永逸，真正的修行，要不停地换场所，换方式。所以，夏多布里昂说：“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

作为媒体写作者，媒体的兴衰起伏，我都是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在我刚开始媒体写作的时候，就有人在唱衰媒体。但媒体中人，似乎都还在兴头上，有危机感，却也挺下来了。2010年，微博出现，人人都有了表达的平台，连明星都跳过了娱乐媒体，通过微博来发声。2013年，微信公号出现，这种危机真正到来了。

最早切身体会到这点，是从编辑的流失开始。以前，跟一个编辑合作五年十年，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12年开始，和我合作的编辑，开始频繁更换，有时候，一年会更换五六个编辑。

从那时起，我开始慢慢离开娱乐写作，去写剧本，写真人秀。而现在，我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开始写小说。我当然选了最熟悉的领域下手，写以娱乐圈为背景的悬疑小说。

偶然也会怀念，和那些旧日同道一起工作的时光，为一个选题争论，为新的爆炸性话题兴奋。比如，巨星离婚那天，我们正在选秀现场采访，听到离婚消息，所有人都离开现场，回到车上，摊开笔记本开始写稿，车厢里一片荧荧蓝光。

我写蔡琴的一段文字，似乎也是写给自己，或者一切身在动荡中的人的：即便颠倒众生过，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永远要重新开始，重新进入动荡，重新寻找，重新赢得欢喜——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去暖热怀里的新人，去暖热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稳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刹那，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

时势总要变，人也总该迎变而上，我们也总要一次次粉碎自己，投身新天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喜欢，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一次次的失落和喜欢，一次次的喜欢和新喜欢，组成了我们的人生。

内容选自《幼稚园：你们人类的爱情真难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