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姥姥来说，活着是无始无终的溪流，过去既不值得记忆，也不值得自豪或羞耻。她的童年在盛产暴民和香油的河北乡下，惨烈苍凉，孤注一掷，旱时黄土板结，涝时颗粒无收，春季没种的，冬季没烧的，只有枣子还中吃。她照看家中几代的孩子，给他们在睡前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一头虎如何慢条斯理地从脚趾开始吃掉一个妇人，还用妇人的嗓音与那家女儿说话。中风以后，她认不出我们了，可眼睛还是亮的，整天盯着窗台上的君子兰。我六七岁时，她用出奇的严肃对我说：“你记着，你姥姥的小名叫小梅。”作为特殊的宠爱和信赖，她把通向少女时代的唯一咒语传给了我。隔壁那间屋子里，枯坐着那个跟她过了七十六年的男人，他俩都忘了彼此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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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民国十五年生在哈尔滨，坐穿城而过的有轨摩电，看道外园子里的电影，吃俄罗斯列巴和乌克兰红肠，肠里掺了一半牛肉一半猪肉，经过熏煮，大蒜味儿刺鼻，上瘾以后，一辈子都想，又和日本邻居学会了喝味噌汤。在他跨在车沿子上，被沙尘拍打着一路向献县西城乡张花村走时，只见越走越穷困稀落，“满洲国”有三江汇聚的黑土原，这里更平，望过去黄漠漫漫，连树都没几棵。他爹在中东铁路上做技工，会好几种老毛子的土话，挣出来在“关里家”（他们这么叫故乡）看很大的一笔钱。日本子打退了老毛子，溥仪“登基”，新死了媳妇，几件事凑在一起，他爹决定归根了。这个高人一头的汉子，鞋赛两条旱船，性子却软，从来不生孤愤的怨气，不理睬他的气恼，正满意地看着前程。
姥爷眼里，他爷爷是条汉子，他回乡那年爷爷正当花甲，话在胸膛里回音，嗡嗡地响，张飞似的斑白胡子。他爷爷和他爹是同一张脸，一个用刀刻，一个使面捏。在哈尔滨时，他爹竟没说过，他爷爷是义和拳的师兄，起过神坛，带四乡拳民攻占过教堂，拆过铁路、拔过电线杆。二毛子跑得快，女人和孩子跑得慢，他爷爷分不清教堂的尖顶圆顶和上头的鬼子架，直憋屈：一路上没见洋人，没剁到几个人，一把推开手软的徒弟，把女人和孩子搡进坑去。坑下，小孩儿哭叫说娘啊俺的眼迷了，他娘闭眼答道，儿你忍忍，忍忍就上天国了。再向前，他们和败下来的队伍汇合，说已被杀惨了，血流成河，回家去吧。他回到家，把还没锛口的环刀挂进祠堂，等着再一次去活埋那妈了个巴子的天国。我姥爷听完这些直打寒战，带着落草入伙的快意。那刀把末端的红绸子飘荡于他的少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日很可骄傲，二月初二，丙寅年属虎。他弟弟生在中原大战里，像个孤儿一样亡其生辰八字。他念过两年私塾，这两年够他日后跳过诗词看《红楼梦》的大意，坐在办公室里起草通知告示，画铁路货运表，写秀气的毛笔字。他以为失学是弟妹的过错，倒提着妹妹往墙上摔，连自己的死活也不在乎。他妹妹、我的姑姥姥，一辈子提起他都不由得发抖，除了年节和他的生日，很少上门。他乐于规划自己的生日，六十和七十那两次，都活活过了三天。他活到九十二岁那年的二月二十二，忌日和清明挨得近，可以少上一次坟，像他的做事：万事不求人。白事“先生”说，我查了，你们家连开车的，三桌半吧，三桌也能坐下。
姥姥的爷爷是县内名士，在镇上的生意只剩了家点心铺，只能在年根儿底下发给姑娘们一包石子儿似的炉果核桃酥，后来，连管账的都懒得敷衍这空壳一样的东家。她家的男人，连她妹妹，就剩下当游击队这条路，因为同村的仇家已投靠了另一头。那几间破瓦寒窑的屋子，耗子在房梁上热闹地打架，偶尔有条吃得肥胖的蛇吧嗒一声掉下来，迷迷糊糊地趴在地上半天不动。蛇是神物，只能等它自己爬开，得罪了它，它会翻过来逼你数它肚子上的脚。她亲眼看过蛇是有脚的，比蜈蚣还多。
她还要防备阴险的蝎子，它们悄悄顺着背阴处钻到炕上来，蜇得人哭爹喊娘，有的能毒死一条壮汉。入了冬，天还没黑，她们被饿着肚子赶到炕上硬睡，炕洞里冰凉，身上搭着薄薄一层夹棉，朦胧中数着在房顶上跑来跑去的八路和远处稀稀落落的枪声。她见过日本兵，八路走了，他们准来，由汉奸引着进村，翻不到粮食，汉奸就教他们到磨盘压着的干井下去找，他们蹲在灶台上往锅里拉屎，用压箱底的新裤子擦屁股。日本人走了，八路又回来。这些在白日里无影无踪的人，为了方便而拆了她家的墙，揭了全村的瓦，发明出一套复杂的敲门声，还勒死吃掉了她那条叫“喜子”的狗。那狗没吃过肉，没吃饱过，像她一样。有柴烧的冬夜和没柴烧的冬夜交替，直到她长过十七，被两只唢呐和几颗眼泪送着，翻过岗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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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姥姥听来，她丈夫所向往的均是噩梦：那地方的道是石头铺的，道上跑着不用牛马拉的车，女人穿露大腿的裙子或大开衩的旗袍，和洋人一起满街走，有几十个喇嘛台，还有“皇上”。最怕人的是，日本兵都在那头。可不由分说，她就被这个十五岁的男人带了去。
哈尔滨沿江势而建，不顺南北，没有中轴，被铁路切作三段，成个“品”字。火车进城最先到“三棵树”，沿途泥草房和坟地不绝，其间有热闹的市集和妓院烟馆，五方杂处，因为操贱业的多，悲剧惨祸多，最为生动，这铁道以外之地即是“地狱”。姥爷六岁那年，松花江水决口，半个城市为泽国，洼处的房顶冒几个泡就陷进旋涡，房顶的呼喊声便消失在白烟里，上街要划船，只有南面高岗一带安然无恙，避难岗遂有了“天堂”之称。南岗是日光城，在夏天的白夜里光怪陆离，流亡白俄最后的高贵，犹太人的聪慧，均倾注其间。岗上有驰名远东的商场、教堂和戏院，岗上街巷蜿蜒，便道上排着石头花坛、木头长椅、带彩色玻璃罩的路灯，每个拐弯上都有八面玲珑的洋楼，木栅栏障子抵着马路内侧，栅栏后是盛怒的花，均被日本人占据。“品”字上头的那个“口”是道里的埠头北至江沿儿，姥爷五岁那年，省主席马占山在此处的铁路桥头与日本人绝望血战，毙敌二百，伤敌一千，为自己赢下美名。此地因为既辖有中国大街和江堤柳岸，又有叫作“地包”的贫民区，成为苦笑着的人间——他们投奔的就是这里。地包沿火车道一铺十几里，住的都是穷人，最阔的是拉车的、扛大包的，吃得起烙饼卷猪头肉。住户大多是山东和直隶人，也有穷俄国人。房子，矮的是他俩住的窝棚，一半修在地下，叫地窨子，地面上半人多高，到了冬天省柴火；高的是关里家式样的带脊瓦房，最阔的是房东那种红砖灰瓦的三合院，房东正是西城乡人，他们认作叔。姥姥到这里，看着鸡笼一样的棚户心里既发满，听到全是乡音又踏实，虽然担心着火，也不想再踏出去一步了。
姥爷体格没长成，也不肯卖苦力。他当年本可不回老家，他爹在盟兄弟的矿上给他找了个记账的活儿，他一直指责他爹为回关里娶娘们，欲把前房儿子送下煤井以绝后患。他去电车上摇铃卖票，电车从南岗秋林商场下来，绕过制高点大转盘上的木头教堂，穿过首饰匣子般秀气的火车站，从地段街进到道里的富人区里——他过去就在那儿住，看见不由得伤感——隔一站是花丛密密匝匝的公园，隔一站是褐色石头的银行大楼，一路叮叮当当地走到江畔停下，调换个方向，用推着的车头来拉，向回开，一路的景观和乘客皆很体面。他早起换上制服和帽子，斜挎着皮兜子和票夹，跨过地包的阳沟、垃圾山，听到车轮子碾着铁轨，利索地在脚蹬板上跳上跳下，来来回回于这些景致之间，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是这条线上最漂亮干练的小伙子，报站的声音像是唱歌。
他带回家的钱没准数，姥姥要忧郁地盘算开销，在家时她没管过家，一到哈尔滨，马上学会了经营穷日子。他俩的衣服干干净净，补丁都藏在暗处。对她而言，最好的局势是月月剩下五毛，有这五毛，就像窗户上糊的那一层高丽纸，挡不了寒气，但落个宽慰。姥爷贴补家用的办法是偷。邻居大多是乡亲投奔乡亲，重血脉和名声，看不上偷鸡摸狗的闲人，可拿日本军列上的东西，不算道德有亏。他本来就贼大胆，和另外几个接应着，爬上靠站的火车偷大米和煤，撅树杈做弹弓，打日本人的军鸽吃。她看着胆战心惊，他只觉得是游戏。在怀我大舅时，姥爷终于让日本人抓去了。
起初以为他心浮爱俏，跟个女人跑了。地包这地方，年轻男人成年累月熬着见不到头的穷日子，易于扔下几张嘴，跟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去图一时快活。有的几年后闷声闷气地回来，对着已经挺大的儿女和老了许多的女人，哭闹一场，接着过下去，旁人还说是好事，好比薛平贵王宝钏。有的漂泊到自己都不知身在何处，突然染一场暴病，在荒村野店里躺几天，连饿带冻，像荷叶上的蛤蟆扑腾一下翻进水里，就在世上永久消失了。得到他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信儿，姥姥不再瞎猜，又想来那年的火车跑得是何其快，那么快的火车从老家跑到这里也要三天两宿。送信人又说，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儿，有几个人在电车上照相，他跟着凑热闹，没承想里头有一个共产党。到她下地有点儿吃力的时候，他自己回来了，又白又瘦，原来根根直立的浓密头发成了斑秃，她上下仔细看了几遍，冒出一句：“你在里头吃得咋样啊？”我大舅生下来只有四斤，被随便取个小名叫“小崽儿”。
“八一五”降服，满街都是日本人摆的地摊。这些日本人当初打算移民，对四邻的中国人谦逊有礼，像沉默的蛇一样难以捉摸。他们落力地生孩子，如今丢得到处都是。此时我母亲刚刚出生，姥姥也想去捡一个，姥爷那几天和他那伙偷大米的朋友满街横行，像摔跤的一样敞胸露怀，“养日本人？你去捡，我把他摔死！”他们看准哪个日本人的摊上的瓶罐多，过去围住，几脚捣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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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母亲那年，姥爷不到二十岁，日子虽不轻松，但不耽误学会各种各样的嗜好。先是学抽烟，铁路福利不错，货运段给会抽的每月发两条，不抽白不抽，他也憋着咳嗽叼着棵烟人前人后地晃，很快就落实了两条烟的待遇，但烟瘾很快突破了定额。还爱跳舞，下班回家，先卸下姥姥给续的厚棉裤，挖一指头雪花膏细细地抹脸，买不起毛裤，数九寒天套两条单裤，蹬上供在桌子底下的单皮鞋，往江上俱乐部去赶第一支曲子，姥姥只能小声嘟囔“冻死你个兔羔子”。高兴时，领着全家坐出租马车去看戏、照相。他有过一宿输光一个月工资的光荣，之后讪不搭个三五天，姥姥就昼夜缝活儿、编麻绳、铰鞋垫儿，好歹撑到手里重新结余五毛钱。输过了那次，他不再打扑克了——改玩麻将，关里家带东南西北风数番的玩法，他鄙视东北的“穷和”，牌风很顺，打得也小，他正积极入党，认为党员不该玩得太大。我姥姥就感谢党，若没有党，他不定作出什么祸来。
姥爷在铁路上浸透了浪漫，铁轨通向任何一个方向，呼啸过田野、小城镇、许多困守无望的生活，可以肆意地看，略不停留。他去哪儿都不用查时刻表，坐在家里等到别人在检票口排起长队时，才不紧不慢地放下杯子出门，从火车站黄色的围墙上找到个小门，打个招呼进去，在车轮快要动起来时才上车，好像早到片刻，就会亵渎与铁道的默契。
他在段上年年看到因下月台被碾成几截的尸体，虽然告诫家里人不许在车站上乱钻，但他们这些男人总爱卖弄危险，在汽笛响时横跨铁轨，站在编组的车头前面卖单儿。他也说不清那次怎么一个没把住，就从车头前的挡板上出溜下去的，怎么就居然没轧死他。一瞬间，四十节车厢的阴影压在他的头顶和背后。幸好他整个身子都完整地落在两道铁轨之间，他总算熟悉车底构造，本能地偏着头使劲贴紧地面，手臂夹紧体侧，脑子里过着白茫茫的念头。他一辈子没服过谁，贴着后脑勺的轰隆声终于给了他教训。火车过去，他缓慢地逐个活动手脚尖，都没事儿，爬起来看看四周，臊眉耷眼地出了站。他去肉铺割了一斤前槽，回家包饺子，祭奠一下在车底下吓丢了的半条小命儿。这件事，事隔多年，他才好意思讲。
后来他迷上了钓鱼，钓鱼是好事儿。那时的松花江鱼极多，江轮上常见一人高的狗鱼棒子在水面倒立。他周六下班背上皮兜子就走，礼拜天半夜，带着一身腥味开门进来，把皮兜子蹾到地上，抹完手脸，钻进已铺好的被褥睡觉，留姥姥和我母亲收拾。她们逐渐盼望那皮兜子能轻一点儿，回回少说十来斤，多的时候上百条，鲇鱼、草根、鲫鱼、鲢子，最讨厌的是二三寸来长的嘎牙子和板黄，扎手，困劲儿上来了，不知道是还在收拾鱼还是梦见收拾鱼。再捅开炉子，把成案板的鱼推进铁锅，一直咕嘟到连汤带天都发白。这一大锅，上顿下顿，连左邻右舍，一起吃到礼拜三。
春夏钓鱼，秋冬射猎。他那杆双筒猎枪是东欧进口的，枣红木托沉重油亮，两侧镶着漂亮的白铜雕花，像童话里的。平日枪托套着皮套锁在大衣柜里，枪管和罐头瓶里的铁砂子、炒过的火药放在床下。这枪当年比一辆永久贵，是全家几年的积蓄，姥姥那么软和的性子也暴怒了，磨叨了一年，此时，姥爷像聋了一样，温柔地擦枪。他随意跳上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车，去打大兴安岭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鸭子，还猎过小野猪——长出獠牙的家猪。“你姥爷一辈子糟蹋了那么多性命，怎么没遭什么报应。”我姥姥说，她晾晒过成百上千张兔子皮、狍子皮，并没派过什么用场。斩获多时，我妈领着成群的朋友回家吃熏兔子。他打猎打到六十几岁，眼睛被雪晃得落下毛病。年三十晚上，装上空弹，背上子弹带，向着星空放几枪。九○年，派出所把他的枪“暂时保管”了，留下张收条，他从此就老了一截。
此外，各种正经活计，他也一看就会，没拜师学过木匠，借来锛凿斧锯，就打了一屋子的家具。他在外是个严肃本分、信誉很好的人，毛病是不卑而亢，对弱者慷慨无度，总被聪明人的几句奉承话支使。他自信凭着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挣得和守住这辈子所需的一切，他从地包搬到岗上的砖房用了六年，驴车上拉着四口人和一冬天的煤，那是俄国人造的有壁炉和水龙头的房子，有两层篱笆墙的院子。他从平房搬到楼房又用了六年，那是全哈尔滨最早的宿舍楼，在二十年里都招人妒忌。造反派要他腾出一间时，他提着菜刀站在门槛上，指点当先一个：“来来，你进来一步来说话。”他不买权势的账，也看不起生意人，只崇敬读书有学问的，一心一意地奉行自己理解中的文明：讲理，不说脏话，不干怂事，自豪于他这样的脾气一辈子没打过老婆。姥姥只是撇嘴“他也就是没打呗”。他八十几岁时，我问他是否那天觉悟到真要杀人，他的脸色再度发白，点了一下头。
他青壮时最看不上老年人，嘲笑他爹尿频、邋遢和老朽的气味儿。姥姥给他洗成盆的衬裤，“如今你一样没落下，还不如他”，他就把目光、听力和注意一切都朝向电视，“老虎没牙了”。这样的衰老之后，又经过十年的更加衰老，在无法维系自理时，终于连自尊也卸下，忘净了一切人事，别人听到他的年纪，都用赞美的语气说“这个岁数，可是什么都经历过了”。
如果向七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儿描述他日后如何整天垂着头坐在沙发里打瞌睡，靠着运气和一根塑料管子尿尿，他一定会愤慨地赌咒决不活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至此闭嘴，把他送回他的好日子里去。
（本文选自贾行家新书《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