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的纪念馆开在高雄爱河边——但她和这个城市的渊源其实不大。就好像在桂林也开有一个邓丽君纪念馆，邓丽君自然是没有去过桂林亦没唱过什么和桂林有关的歌。只是桂林和高雄一样是旅游大城，这背后的潜台词也算明显，丽君搭台，旅游唱戏。

拿到的高雄旅游手册第一页就印着邓丽君纪念馆的介绍，坐上出租车，不用告诉具体地址，司机已经能报出门牌号。因为一直有大陆游客拿着简体字写的地址纸要打车去往。当地人倒是不怎么去的。也问了高雄本地的朋友，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听说过但没去过，也没有特别想去。提起逝去的歌后，台湾人对凤飞飞的感情似要更深一些，对他们而言，邓丽君是个很早就离开台湾发展的耀眼名字。

台湾人可能没办法理解邓丽君对大陆来的人们的意义。改革开放的符号、抚慰人心的天籁、某种意识形态的探寻……

以我本人来说，我是80后，我听流行音乐并没赶上“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年代，但印象中小时候录音机里永远传着“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的柔软歌声。那是童年的背景音。

台北的“筠园”去过，背山面海，风水宝地。

高雄的这个纪念馆，之前有沈阳的朋友去过，我对他拍回来的照片大为不满——为什么好好的“邓丽君纪念馆”，被拍成了那副样子？

当我到了位于爱河边的邓丽君纪念馆门前时，我发现我错怪朋友了。不是他的错，这个纪念馆本就简单，它是一个车库改建的。

门外的风景还算不错。蓝天白云是高雄的常态，爱河边也缀满色彩斑斓的花朵。是邓丽君歌曲中“如果我要谈爱的时候，我有四个愿望……”那样明亮愉快的调子。

而门里是另外一重世界，昏暗是首当其冲的感受。车库只是做了最简单的装修，墙壁裸露的砖头上刷了白漆，天花板吊了彩条。邓丽君的大幅照片挂着，有不少居然是泡沫纸打印的，已经卷了边。

物品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贝——邓丽君的宾士车、邓丽君的舞台服装、邓丽君的香奈尔与路易威登项链还有包包手表，甚至她的床、沙发、脚踏、体重秤，家中曾摆放过的假山石……都在此了。位于香港赤柱的邓丽君故居几年前出售了，这些大件小件、随身细软，都被一起打包回了台湾。操持这个纪念馆的是邓家大哥邓长安。他在靠里面的房间摆了一个桌子，接受参观者的问询，馆内亦出售一些周边商品。馆内张贴了告示不许对人合影，但买了商品可以。还有一个捐款箱，像庙里的功德箱，捐款100元可合影并得到一本相册。100元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箱里也都是人民币，看到一张港币，台币完全没有。

和我同去的《新快报》的记者朋友一会儿就受不了，她觉得阴森森，怕，拉我赶快走。我是不怕，还在邓丽君的床前合了影。我想生性调皮的邓丽君也该理解我的这番好玩的情趣。

只是她若有灵魂在人间，恐怕是不会喜欢来这里的。看心爱的衣服上积了厚厚的灰。

离去已快20载，一代歌后、一块丰碑。

朋友说：这些东西若放到大陆去，或者卖到大陆去，一定价值连城。或者拉大陆投资修成一个纪念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比如开到我们东莞去……

我去过大陆的邓丽君衣冠冢。在上海的福寿园。一个商业墓地，因此算是做了软性宣传。那里修筑了邓丽君的汉白玉像，办有小型展览，奖杯与服装，灯光精心打下来，映照出一代歌后的风光。

我们从纪念馆出来，沿着爱河边走一走。高雄没有太多高楼大厦，街上的招牌也不比香港北京上海。城市旧旧的，计程车不多，大多空车跑着。导游和司机都说：请你们陆客多消费啊，带动我们的经济。

记得80年代末，谁家若有台湾亲戚，带回来高级家电和红包，邻里都羡慕。90年代涌现台湾偶像，晚会上齐秦张信哲一出，毛阿敏陈方圆都靠边站。如今可说是风水轮流转了。提起上海北京，那些没有太多离开台湾本土的台湾人，比如的士司机，都会说，“好地方啊！”

爱河边走着，这里没有做什么夸张浮夸的雕塑，没有什么新装修出来的高级防护栏和健身设备，只是点缀得很好看的花朵与青草荆棘。街边有老旧的小花园，出来散步的太太带着家里的小狗，微风中一起晒太阳。

台湾的经济不好，大陆的经济好。大陆拥有台湾现在没有的火箭式蹿升的经济，有大兴土木的工程建设，还有不太缺的工作机会。但不得不承认，台湾恰拥有大陆所没有，或是被破坏过又被忽视，没有真正重建起来的某些东西。

还是回到邓丽君的话题来说，大陆的流行音乐到今年，重生已经33年。大陆的歌手崇拜过邓丽君、模仿过邓丽君、从邓丽君那里吸取过营养。但当大陆的经济都好到让台湾人都羡慕的时候，我们的流行音乐还是依赖台湾的包装制作，歌迷在疯狂消费的还多是来自台湾的偶像。

我们都买得起当年邓丽君才买得起的名牌包了，我们早不再用得着偷偷摸摸听她的磁带了，卡拉OK录像厅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但“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年轻又漂亮，心中的偶像有太多来自台湾和香港”，情况还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