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吧，或许更早，我们家有了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我搞文艺工作的父母，得到某种特批或者是什么人的协助，以研究新的文艺形式为思想前题，得到了购买电视的机会。电视机来的那天下午，楼上楼下好几个小孩子都来了我家，这事儿已经传开了，大家等着我爸妈带着这个神秘的物件回来，等了很久，楼上的小星带了好几样零食，分装在那种吃别人喜糖后存下的带着喜字的透明小塑料袋里，在我坐的桌前仔细地把一个个袋口张开，围着我半个圆圈，谄媚地张着嘴，像是一窝神经质的小鸟。隔壁的阿妮头把平时从不带出门的一个用电池驱动的小电风扇也拿来了，风扇一个劲地面对着我摇头。东西还没进门，我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陡然间不一样了。于是我越来越焦急起来。

那天挺晚了，快到了黄昏时候，他们才回来，爸爸把电视机纸箱子用绳子牢牢固定在自行车后座，自行车后架上还预先装置了2条木板，为了让纸箱保持平稳。我爸在前面走，妈在后面断后，并一路仔细观察纸箱子安全，说是从电视机厂骑回来整整用了3小时。我是个有超常记忆力的人，我能记得我经历过的生活里无数的细节，甚至当时我观察事物的顺序，那些气味和触觉。可是那天电视机到了之后，从车后座卸箱子打开包装等等细节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许是太激动了，我的脑子根本就没有运作。直到我爸在高高的五斗橱上为电视机寻到了一个合乎尊贵身份的位置，我才从狂喜中稍微恢复一点儿，细细观察起这个叫做“电视机”的神秘物件，五斗橱很高，我很矮，站在近前我根本看不见它，往后退又嫌太远。于是脱了鞋子拉开抽屉，脚踩在抽屉里登高，这才看的明白。这是个现在想起来极小的方块小机器，荧屏没亮的时候是灰色的，鼓胀得圆圆的9英寸屏幕（可怜的，只有我现在用的手提电脑屏幕的四分之一大小），灰色四边有一圈黑框，实际可以显示的画面其实更小。机身是大红色的塑料外壳，面板是黑色的塑料，只有一个频道拨盘，两个旋钮，一个是开关，一个是音量。机器的后脑勺上有个可以拉伸的天线，我爸另外配了一个环形天线，还有一个放在屏幕前面的放大镜，塑料放大镜，离开屏幕十厘米左右，可以把9寸电视画面放大到12寸吧。我站在高处，向低我一等的小孩子隆重介绍了这个电视机的各种情况，他们还会问些问题，拜托我一一查证，例如里面有没有灯泡等等。其实我有点心虚，因为电视机我也是第一次见，它对于我来说，和学校宣传栏里画的卫星火箭和机器人之类的东西一样，差不多等同于四个现代化，是小小的我充满敬畏的高科技领域。当然，我把这种不该暴露的年少无知状掩饰得很好，一边像专业人士一样解答着小伙伴的提问，一边心里油然生出几分得意，虽然只高出这一抽屉，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了，我甚至觉得已经掌握了打开科学之门的金钥匙，已然和背后这些无知的小孩子们渐行渐远了。

其实那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而且收视效果很差，需要花很多时间调试天线的位置，荧屏上一片雪花，喇叭里都是刺耳的噪音，父亲小心地微微摆动着天线的角度，哪怕很小的移动都会将已经几乎可以看清的画面毁于一旦，终于找到清晰的画面是需要欢呼的，父亲有时会用尼龙绳拴住天线，用钉子固定在旁边的大衣橱侧板，生怕不小心移了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个天线角度又没了，可真是个让人气羸的事情，我爸爸总是花很久时间去搞这个，因为两个频道，需要不同的俩角度，来回折腾难免失手。某次我上手摇摆天线，竟不料一触即好，从此只要我在，我妈就不让我爸去调电视了，说他远没有我有这个天赋，我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如今回忆起来这个活儿可真是不简单，有点神秘主义色彩，和在人间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一样需要运气。

之后我们家的生活起了变化，因为左邻右舍前弄堂后院子有电视的人家只有我们家一家，这种认识的人都提着板凳拖家带口到我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前后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我爸妈不胜其扰，端茶水送瓜子还要陪笑脸，我见了好几次，后半夜人群散了，我妈一面扫满地的瓜子壳，一面在数落我爹出了买电视的馊主意。但对于我，可是人生里难得的咸鱼翻身的好机遇，那几年我姐姐生病住院，家里中层干部就我一个人，所以这一片儿的所有小孩子，如果想要看电视凑热闹，就必然要来求我，如果碰巧他们父母和我爹妈完全没有交情，那么他想要混进我家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我会守在我家前门口，舍弃了自己看电视的机会，堵在门口严格把关，熟人可以进，半熟的带着送礼的可以进，其他既不认识又不懂客气的人一概免谈。我还常常要在场子里巡逻，因为有些小赤佬会从后门溜进来，黑灯瞎火地躲在人群里（小赤佬是上海土话，指混蛋坏小子）。总之，那一年半载的时间里，我在学校和家里那一片儿，社会地位老高老高的，赶上周末有少儿节目的，我几乎操纵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谁看动画片谁没资格看动画片都是我一句话的事情，简直赶上现在的广电总局了，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尤其在这种谁都得求你的状态之下，骄傲自满老子天下横行的臭脾气自然就萌生了，加上人没什么文化，公检法也不管，那段时间的我和水浒传里的高衙内无二，女孩儿按时送零食送甜蜜微笑，男孩儿送蟋蟀，公园里刚捕着的小鱼，玻璃弹子等等，作业有人代做，出去没人找茬，走在路上，身边总是有两个狗腿子前后起哄，明火执杖的事情倒是没干过，言语调戏一下邻校女同学还是有的。另外，我还经常教训是身边人要低调，不要仗势欺人，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有身份的人，我已经渐渐进入了角色。

可惜不过一年多时间，我身边的拥簇便做鸟兽状散了，电视没多久之后就进入了寻常人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上海很多人家都有电视了，不再有人来我家看电视，家里恢复了往前的平静，受惯了我的气的小朋友们，一时间也都转战其他人家，或者干脆自家也有了“身份”，不再低三下四了。“广电总局”一下子失去了管理和控制的对象，实在是很不习惯。所有礼物都没有了，小孩子家还没学得世故的脸上，谄媚的笑一下子就不供应了。我很烦恼，作业许久不做再也不会做了，江湖上树敌多了身边却突然没了打手，走路上胆战心惊，女孩子也很现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总之一切荣耀土崩瓦解，繁华过眼云烟，依然没有五斗橱高的我，在现实的凄风苦雨里一夜长大，不得不比一般的小赤佬更早地直面残酷人生。
后来我喜欢上看书了，少年时代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当然除了些我后来曾经说过的“好学上进”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说辞，其实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我讨厌电视，讨厌极了。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