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时候，我有过一种能力，我能听到别人在心底吟唱、却又没能唱出来的歌。那种歌声跟我们平时听到的不太一样，我很难描述，就像你不能描述一个人脸上意义不明的表情。相当多的时候，语言能做的，只是带领你想象或者形成通感。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告诉你，人心底的歌声，像是从湿漉漉的岩洞发出来的，充满回响，每一个音阶都像被雨淋过。它既不是唱诗班的合唱，也不是古刹的钟声，但它到处都是，在车站、地铁、街道，有时我会因为这样的声音，忘记自己身处何地。
显而易见，这种能力为我赢得过一些朋友，这是一个逗人开心的法子，在他们伤心或者难过的时候，为了让他们高兴起来，我会在他们面前表演这个。我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场：我们来玩个游戏，你在心里悄悄唱一首歌，我来猜。他们常常扬起一张略带愁苦的脸，对我说“别闹了”。但在我的不断要求下，最终他们会勉强唱一首，然后告诉我，唱好了。
“是《桑塔露琪亚》。“我回答。我看到他们眼底流露出惊讶。当然，他们不会一开始就选择相信，他们更愿意认为我在作弊。他们会说，肯定是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唱出了那首歌，被我偷听到。
“你可以换一首。”我对他们说。
接下来，我像个点唱机，按照朋友的要求，逐一吐出各种曲目的名字。朋友们则越来越兴奋，他们目光炯亮，双颊涨红，像被灌了迷药，伤心事被一点一点遗忘。直到再也想不出什么要唱的，我会打断他们，对他们说，今天到此为止，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们的秘密。
可没有一件事称得上秘密，是吧？秘密总会传开，连耶稣也会遭遇背叛。在此之后，陆续有人跑来，停在我面前，有时笑眯眯，有时颐指气使，问我，猜猜我在唱什么？我拒绝回答，我不是抓娃娃机，况且，他们又没有向我身体里塞硬币。但关于我的传说越来越多。
有一年元旦，班里举行联欢会，我没有节目，坐在台下静静地喝汽水。校长来了，为我们带来新年祝福。班主任说，要给校长表演一个特殊的节目，然后我看到，她的目光扫向我。她摆着那只捏过粉笔、拿过戒尺，批过不及格卷子的手，让我上台。“校长，我们班有个孩子，会特异功能，你在心里默默唱一首歌，他就能猜出来。别不信，你试试。”
校长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只微微停顿了一会儿，便对我说，“唱好了，你说说看。”我看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班主任脸红了，她对校长说，“校长你不能唱太难，学生可能都没听过。”校长挠挠油腻的鬓角，过了一会儿，又对我说，“唱好了，是一首大家都会的歌呢，好好猜。”
我依旧摇头，望着他，说，“我不知道。”
从那以后，班里后墙的小红花榜上，我的花永远停在了三朵上。这项特殊的能力渐渐被人遗忘。大家都在忙着升入中学，没有人会在意谁能唱出自己心底想唱的歌。我的朋友也在变少，我总是一个人，一开始是上课下课，后来是上班下班。也许是太久没有注意别人心里的旋律，我的这项能力最终也消失了。我为此失落过，但现在却很庆幸，世界上讨厌的人太多了，把耳朵关上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2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的能力消失前的一件事，我曾经通过这个小小的能力，抚慰过一个朋友。当然，如果你是个格外严谨的人，将我们的关系定义为“伙伴”也没问题，那更符合事实。
他是个相貌普通的男孩，与我结识于中心医院八楼的儿科病房，会吹奏单簧管。据他奶奶讲，男孩一度将单簧管技艺磨炼到了了不得的程度，还入选了学校的乐团。不过随着技艺精进，他却开始频繁生病。这真是一桩怪事。只要每吹奏一段时间单簧管，长则三个月、短则一个星期，他便会高烧、呕吐，咳血、扁桃体发炎，脖子肿胀如白垩纪时代穆塔布拉龙的脖子，病因不明。接着他就会被送进医院，接受新一轮治疗。他奶奶总说，是单簧管害了她的孙子。
因为在同一个病房，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并且聊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天。他对我说起过他的家庭，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他说他父母是老师，奶奶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后来退休了。不过第二次他又改口，说他奶奶只是从乡下来的农民，母亲则是锦江冷食宫一楼卖炸鸡的。父亲的事只字未提。他说他一丁点也不喜欢她们，每天都想离家出走。
男孩的父母我从没见过，奶奶倒是经常见，那是一个喜欢坐在床边织毛衣，削苹果的老太太，人有些呆傻。她喜欢耶稣，这让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她常常面朝病房小小的窗户，虔诚地祷告。我听不见她对耶稣说什么，就像耶稣对她说的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因为她耳背的厉害。有时候，她也会鼓动我跟着她信教，她说信了耶稣，我的病就会好。她还给我讲耶稣的故事，讲很多遍，她说耶稣是神的孩子，他来到人间，人间就有了光明。他摸一下瘫子，瘫子就康复了；摸一下血漏的女人，女人就不漏血了；他又摸了失明的人、被小鬼附身的人、手干枯的人，他们也都好了。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奶奶总是会哭，不知道她是为耶稣流泪还是为别的什么。
我记得有天，奶奶还像往常那样站在窗边祷告，男孩从床上爬起来，将后背靠在漆了乳白色油漆的铁质床头前。那是个天气很好的下午，男孩抠着鼻子，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也祷告。”我把头转向他，问他祷告什么。他支支吾吾，一副腼腆的样子，说，他祷告耶稣，是想让耶稣帮他把爸爸找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男孩提起自己的爸爸。鉴于他有向我撒谎的前科，对于他父亲的故事，我本该半信半疑。但是，他说的实在太动情了，以至于我不得不信服他父亲的故事是真的。
他说他父亲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会世上现存的一切乐器。钢琴、萨克斯、长笛、小号、单簧管、风琴、长号、架子鼓、吉他……每一样都精通。他的单簧管就是父亲教的。小时候，他经常在父亲的房间里，听到各种乐器的演奏，有时是一段流畅的小号，有时则是悠扬的长笛。他因为那些音乐魂不守舍。
很可惜的是，他爸爸后来走了，他独自一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北京或者莫斯科。要坐上三天三夜的火车才会到。他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走，整个房间的乐器，被母亲变卖或者送人。临走前，他父亲曾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教他唱了一首歌，说想爸爸的时候，可以唱这首歌。爸爸想他的时候，也会唱。但是他没能学会，因为是首英文歌，况且，他五音不全。真难想象，一个会吹流畅单簧管曲目的乐手，唱歌五音不全。那时候，他已经在爸爸的培养下学起了单簧管，他爸爸叫他好好学，有一天，如果他进了校管乐团，在工人文化宫演出了，他会来看他。他什么都知道。
男孩说他马上就要在工人文化宫演出，还有一个星期，他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让身体好起来，他要上台。
“虽然现在有个替补顶替了我的位置，但是我会上台的，那个替身不可能真的代替我。”他对我说。然而，那张原本兴致勃勃的脸，却在谈话之间暗淡下去，仿佛说完的这句话用尽了他所有力气。我觉得他在撒谎，我知道他没有办法上台了，他自己也许也知道。但我没有拆穿他，我知道真相有时候很残酷。
3
男孩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期间，我没看到任何乐团的人来探望他，也没人问他是否能够参与演出。随着演出日期的临近，他越来越瘦，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像一枚别在白色床单上的曲别针。
演出前五天，他着急了，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告诉我，他打算去找那个顶替他的男孩谈谈，去求他，让他退出乐团，装病或者说有其他事，总之找几个不能参加演出的借口，把这个名额让回给他。我记得那天，他换下病号服，穿了一身鸭蛋青色的外衣，脸色因紧张而略显苍白，他趁着奶奶午睡，护士交接班的空档，偷偷溜出了医院，让我替他保密。
我之所以对那个下午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我得知男孩可能得了癌症。
那是他走后没多久发生的事，一个新医生，带着几个更年轻的医生来查房了，他们叫醒了奶奶，跟她交谈起来。医生说了很多复杂的医学词汇，我一个也没听懂，只听到他说怀疑是什么癌。什么癌？喉癌、扁桃体癌、肺癌、气管癌，也可能是胰腺癌，我忘记了。男孩的奶奶显然也没听懂，因为她总是在大声问，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清。医生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男孩的奶奶愣愣地看着医生的背影，又看看我，问我，他说啥。我摇摇头，装作也没听懂的样子。但我知道是癌，也知道癌是会要人命的。
那是我人生中少数几个离死亡很近的时刻，我那时想，一个人也许前一秒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像洪水淹没陆地，火山岩浆吞噬村庄，橡皮擦擦去笔迹，什么魔法也无法挽回，真叫人觉得恐怖。我开始同情男孩的遭遇。
差不多学校上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男孩才回来，他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后来一直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浅蓝色的条纹病号服重新挂在了他身上，让他看起来像一匹冻僵的斑马。隔一天，他才对我说，男孩没答应，甚至，他在门外给他跪下了也没答应。
男孩低落的情绪影响了我，也影响了天气，此后的几天，一直在下雨。在阴霾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应该如何帮助男孩。我陪他在医院八楼的阳台上吹风，我们朝楼下吐吐沫，比试谁的吐沫最先落地，我总让他赢，虽然大多数时候吐沫随风溃散，根本无从知晓结果；我还带他去九楼的妇产科，偷看那些刚刚降生的婴儿。婴儿代表着希望，我想让他看看，那么多希望，总有一个会感染他。
育婴室的大门是上锁的，我们坐在育婴室门外冰凉的理石地面上，从挂着帘子的玻璃门中间的缝隙向里张望。婴儿们睡在一张张小小的床上，床边架起高高的围栏。我问他，你看那些小床，像不像小船。他想了想，说像坟墓，一个一个的坟墓。他脸上依然阴云密布，并没有因为我的话重燃希望。
“谢谢你逗我开心，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生病，也许是因为报应来了。”他对我说，“我曾向耶稣祷告，如果能找回爸爸，我可以拿妈妈和奶奶交换。噢，也许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当时想的是，如果爸爸能回来，她们可以死。我很可怕吧？我的心里经常有些坏念头，控制不住。我拿圆规头扎过坐在我前面的女生，踹过在学校小卖部偷零食吃的男孩，即使他后来不偷了。我还总喜欢捉弄低年级的女生，在她们跳皮筋或者跳绳的时候搞破坏，将她们扎辫子的皮套拨掉、抢走。所以现在是我应得的。”他平静地说道。
4
我只知道男孩也许喜欢撒个小谎，吹个小牛，但从不知道他心底有那么多坏念头，也不知道坏念头让他如此痛苦。老师总说，音乐能陶冶情操，教人善良，可男孩的善良被音乐带到哪里去了？我替男孩感到担心，也对于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难过。一直以来，我总是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快乐，那仿佛是一种责任，所以我才用我的能力逗他们。但是对于男孩，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打败他心里的恶魔，无法让那个代替他的男孩回心转意，更没办法阻拦死亡的到来，我那点能力是可怜的麻药，支撑不了一个病人完整的手术，我只能寄希望于某种神奇的力量，一个奇迹，至少让他没有那么多遗憾，比如，帮他找到爸爸。
在冷冰冰的地面上，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空荡荡的走廊只回响着婴儿的啼哭。我不甘心让男孩就此沉堕，我望着天花板，希望天空中能降下一根绳子，让他慢慢升上去，升到上帝那里。我想起奶奶的祷告，想起她对耶稣讲话的场景，那时候，晨光正透过窗子，将方形的亮块投射到她身上以及她身后的地面，像一只温柔巨手。那么温柔。上帝会听到吧？如果祷告再多一点。我于是悄悄学着奶奶的样子，闭起眼。
就在那个短暂的祝祷时刻，我想到了我的能力，想到了耶稣的童年，并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很蠢是不是？可我那时候就是那么想的。我想，即使耶稣，也不是从小就能帮助瘸子、漏血以及被鬼附身的人吧？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他才得知，自己身上有着特殊的能力，它能够帮助别人。而我的能力呢？它也许也可以做点别的事情，而不只是逗人开心。谁能向我保证，我不是另一个耶稣？一个小耶稣？我睁开了眼，脑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向天发誓，我睁开眼的那刻，发现自己正以一种新的目光注视着男孩。周围的一切，世界，都是新的。然后，我听到一个人，说了那句我惯常的开场白。那个声音超乎我之外。
“让我们来玩个游戏，你在心里悄悄唱一首歌，我来猜。”
我看到男孩疑惑地望向我，仿佛我中了邪。他说我不会猜出来，他五音不全，在心里唱的歌也五音不全。我让他试试，他便安静下来。
我开始听到一些由奇怪音符所组成的曲子，它们像在幽暗的洞穴里面乱窜。但是很快，我还是听出了那首歌是什么，太简单了。但我没让他停止，而是让他继续唱下去。因为，我还听到了一些别的，那是我第一次在人心底听到二重奏，它们类似杂音，像画板上看不见的底色，或者是从洞穴更深处传来的，音调同样破碎不堪，却让我很想听到那究竟是什么。
隔了好一会儿，他问我，够了吗？有点不耐烦。我回过神，有些不好意思，我告诉他，是《粉刷匠》。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短暂的笑容。“你真厉害，是怎么做到的？”他问我。我告诉他，只要我待在一个人身边，而那个人刚好在心里默默哼着歌，我就能听到。“真厉害，真厉害。”他夸了我两次，但是没有再继续试验我的能力。
我对他说，除了听到歌声，我也许还会听到些别的，比如人的思想，或者他在做什么。他不懂我的意思，呆呆地望着我。我绽开笑容，说，打个比方，比如，我也许能听到你爸爸的声音，听到他在做什么。他问，你试过吗，也许你只能听到旁边的人的声音，远距离的话恐怕不行。我说那没关系，你没玩过电话游戏吗？只要一根线，两个空纸杯，就能听到很远的人说的话。只要有传导的东西，你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不能给你爸打电话，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况且，现在离演出还剩三天，如果他要来看你，应该坐上火车了，我趴在铁轨上，铁轨连接着你爸，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
我看到男孩张了几下嘴，但是嘴里吐不出话来，但我知道，他被点燃了。我拉他站起来。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就去吧，现在就去找铁轨。他立刻说，他家就住在一条铁轨旁边，他说那是所有火车都经过的铁轨。
我们都很兴奋，我们没有换衣服，就穿着那身病号服跑了起来，我们跑下楼，跑过医院的大门，看门人正在跟一个试图开车进入医院的司机理论，根本无暇注意我们。我们跑出医院，穿过街道，经过花鸟鱼市，经过一家卖补习材料还卖哈利·波特的书店，来到一条窄路前，那条路两旁是一溜黑黢黢的平房。远处是长长的铁轨。我们的城市太小了。
我们翻过一堵矮矮的红砖墙，跳到了铁路边。铁轨旁铺满石子，它们还带有岩石的锋利，让我想起它们在山上的样子，那时候它们还是一个整体。我走上前，趴在了上面。那并不舒服，石子硌着我的胸脯，耳朵被晒得发烫的铁路烤的有点疼。但我需要痛苦，所有童话的主人公，都是经历一番痛苦，最后才有了幸福结局。我用心聆听，刨除杂念。
听见了吗？他问我。我摇摇头。哦，对。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片。是一张照片，年代久远，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正坐在一艘木船上，戴蛤蟆墨镜，下身穿一件牛仔短裤。波光粼粼，湖水荡漾，船里放着一把吉他。远处的太阳很大，隐约看见一座白塔，隐没在太阳的光辉里。
“你得看着我爸才能感应。”他将那张照片立在我眼前，让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听。“你可真聪明。”我对他说。
可我依然什么也没听到，只有风吹动杨树发出沙沙的声响。不能着急，慢慢来，我告诉自己。我开始流汗，藏在身下的手瑟瑟发抖。后来，我还是听到了，那是火车驶来的声音。我站起身，告诉他，火车来了。我们一起离开铁路一段距离，不一会，便听到汽笛，然后火车就来了。
绿皮火车刚刚经过时，男孩还好好的，直到他看见火车里那些满面倦容的男人女人，便忽然发疯似地奔跑起来。他将双手举过头顶，不停挥舞着，瘦嶙嶙的胳膊，像两束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树枝。“爸爸，我在这儿啊！”他喊到，嗓子似乎只那一声，就喊破了。
“哎！”远远的，我听到从火车里发出一声喊叫，伴随一阵笑闹声，但很快，这一切都平静下来。火车继续朝着夕阳一路奔驰。
男孩看着火车离去的背影，慢慢停下脚步。直到火车完全不见，他回过头，嘴角咧到了耳根。“我爸真的在火车上，他来看我演出了。”他说。
我对他点点头，闭上眼，开始默默祷告。感谢上帝，他还是出手了，他在帮助我们。
“你一定要去参加演出，你爸爸会去看你。”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5
演出的日子很快到了，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说那件事情，这是我运用能力，做过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件事。但我现在怀疑它的意义，说真的，我不知道男孩从这件事里得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上帝仿佛收走了他对我赠予，这一切变得似乎从未发生。
我们最终说服了医生，允许他和我在演出那天去了工人文化宫，具体的说服方式，我已经不大记得，不外乎来自孩子的软磨硬泡。当然前提是，在奶奶的陪同下。于是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他、奶奶还有我，换了出门的衣服，来到了文化宫的门口。男孩穿着洗过的，崭新的校服，拎着装有单簧管的黑色皮箱。
很多参加演出和观看演出的学生和家长，陆陆续续地走进大厅。他将那张折的皱皱巴巴的照片递给我，让我也帮他寻找他的父亲。我们两个人，活像追捕逃犯的警察，目光扫过所有那些向大厅走去的人们。
他班里的同学看到他了，围上前同他说话的时候，他像个雕像，不为所动，抿着嘴，眼睛望向远方。我听到有人骂他神经病，但他似乎并不在意。只有当那些身着白色礼服，胸前挂着麦穗样流苏的乐团演奏者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才微微蹙了蹙眉。他们拎着与他大致相同的黑皮箱，走过他身边时，眼睛齐齐望着他，眼神中有点可怜的意思，却没有一个人同他说话。还是乐团老师最后在他身边停下来，似乎感到纳闷，问他，你怎么也来了？我来参加演出。他回答。眼睛依然望着更远一点的地方，尽力搜索着那张照片中的脸。先好好养病，总有机会的吗。老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迈着步子，快速走进大厅。
人群渐渐寥落，只有三三两两迟到的学生和家长，小跑着进入了大厅。外面终于空无一人。我看着他，他的神情中没有失落，反倒给了我一个笑容。他说演出还没开始呢，我爸总喜欢迟到。奶奶蹲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她说她要睡一会，就靠着一旁涂着红漆的柱子打起盹儿来。
我们也坐在了石阶上，我问他，如果他爸爸来了，他打算说什么。他没说话。我看到他微微凸起的喉结动了动。自从那天他冲着火车喊叫，嗓子就再一次发炎了，打了一天吊瓶，肿胀才消退，但嗓音依旧沙哑，只能气若游丝般地讲话。礼堂里面，几个嘹亮的声音开始报幕了。他把那只黑色的琴盒打了开，我第一次看到那只单簧管。他将单簧管竖在自己嘴边，按动键子，练习着即将表演的曲目，却没有声音出来。但我听到了，他内心的洞穴涌出音符，支离破碎，却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它们时重时轻，只是下面依旧藏着一片模糊不清的杂音。
你听到了吗？放下单簧管时，他问我。我说我听到了，很好听。他就冲我笑笑，说，我也觉得自己吹的很好。
奶奶的鼾声渐渐加重，她开始睡得很沉。工人文化宫的院子里，栽了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又是毛絮纷飞的季节，空气里到处都是毛絮。他说，他爸爸对毛絮过敏，吸进鼻子里就会咳嗽，打喷嚏，有时候甚至无法呼吸，需要吃药才能好。所以，他不属于这里，是吧？他困惑地看着我，而我不知道如何作答。
一阵掌声过后，我们在大厅外，听到报幕员报出了晚会最后的节目，由校乐团演奏的《欢乐颂》。我看到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拿着单簧管走进大厅。我爸快来了，你帮我看着点。他回过头对我说，说完，推开了文化宫的那扇大门。
我也从台阶上站起来，朝大门跑过去。我轻轻推开门，看到光芒万丈的的舞台上，身着白色演出服的学生，正拿着乐器，一排排走进去，然后逐一落座。我关上门，站在距离舞台最远的地方，一边等待着演出，一边期待奇迹，希望我背后的大门，会再一次被人推开。
所有演出者落座后，乐团老师走上前台，深深鞠躬，随后背对观众，做出准备指挥的姿势。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走上舞台的，他没有加入那些演奏者的行列，而是站在舞台左面的一角，那列队伍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他深蓝色的海军校服，与那些苍白的演出服格格不入，像白色巨浪旁边的一颗石子。他举起单簧管，也做出准备演奏的姿势。我看到，乐团老师拿着指挥棒的手朝他摆了摆，示意他下去，但是他没动。台下发出熙熙攘攘的笑声和倒喝彩声。一个女教师从后台走上去，将他一把拽了下去。
演奏者快速挥动了指挥棒，音乐声瞬间响起，声音高亢、有力，却单调至极。没过一会，我就看到他又一次走上舞台，站在他刚刚出现的位置，开始演奏起来。女老师再一次跑上台来拉他下去，但他台上狠狠地挣脱，他用力甩着胳膊，如同一只小兽。台下爆发更大的笑声。
他最终还是被女教师领到了台下，我看到，她用一根手指，戳着男孩的额头、前胸还有胳膊，后来气急败坏地走了。我感觉到男孩完全放弃了，垂着脑袋，慢吞吞地向从礼堂的最后方移动。我走上前去，他不能这么放弃，不能，他要出现在舞台上，父亲才会出现。还没到时候。我冲上前，截住他的去路，拉着他重新往舞台前走，他的手冰凉的，一根冰河里的枯树枝，但是我会想办法让它暖起来。我攥紧他的手，我们来到高高的舞台前。“上去。”我对他说，他有点惊慌，摇摇头，我于是蹲下身。“踩着我。”我对他说，“踩着我上去。”女教师又从幕后的什么地方出现了，我看到她脸上的愤怒、焦虑，我跟男孩说快点，没时间了。他于是狠狠地踩着我的肩膀，越上了舞台，来到台子的正中央，比指挥离观众更近。吹啊，我向他喊，于是他竖起单簧管。
就是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别的什么音乐。他的出现，让这支曲子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我是说，我又听到了那种从洞穴发出的声音，那种细微、湿润，伴有回声的音乐。我分辨出来，就是那片曾经出现在男孩心底的杂音，那片掩藏在《粉刷匠》下面的音乐。不同以往的是，它准确，清晰，我完全听得懂。我竭力将舞台上演奏的声音驱逐，好让自己更专心地聆听来自洞穴的歌声。那首歌渐渐清晰的浮现在我耳边，是一首外文歌，歌词我一句也听不懂，却如泣如诉。
他爸爸来了。我知道。我开始在台下的观众里寻找他父亲的身影，我拿着相片，一个一个比照，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些黑漆漆的脸仿佛都是一个模样，我沿着观众席的过道走着，时不时将照片递给那些大人看，你见过这个人吗？你见过这个人吗？他们有的问你说什么，有的说太暗看不清，有的只是干脆对我笑。但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并且响亮，我流下汗，明明就在附近的，怎么会找不到呢。我发疯似的在观众席绕来绕去。他们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只从马戏团逃跑的猴子，我想从那些投来的目光中，找到些别的不一样的目光，男孩爸爸的目光，但是没有。
当那片来自洞穴的声音正在委顿，消失，我知道，演奏就快结束了。等到我终于把观众席最后一个家长的面目看清楚，舞台上的音乐声戛然而止，在一片掌声中，我抬起头，模模糊糊看到，礼堂最后的那扇门，被什么打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后来灯亮了起来。
6
散场之后，我摇醒了靠在柱子上的奶奶。她擦了擦口水，问我，我孙子演完了？我点点头，说演完了。她又问，演出成功不？我说很成功。她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们赶紧回医院。
男孩是最后一个走出文化宫的，拎着黑色的皮箱。我把照片递给他，他接过来，折好，揣进裤兜里。随后，便走进梧桐树纷飞的毛絮中。
我和奶奶走在他身后，他没有问他爸爸有没有来。我想跟他说，你爸爸来了，看到你了，但演出一结束，他就走了。他过敏，此地不宜久留。但是我没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还不擅长撒谎，也无法理解我听到的歌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因为这种表达的失语而感到胸闷，我想捶自己的脑袋，也很想哭，我恨我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那段委屈的情绪中，我轻轻唱起了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我不会歌词，只能哼唱旋律。我有些抽噎，声音断断续续。我哼着哼着，天就完全黑下去了。我看到眼前那对快速移动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我和奶奶也在后面停住。他的肩膀开始时一耸一耸的，后来，就变成了剧烈的颤抖。
他终于回过头，望着我，说，这就是我爸教我唱的歌，他还是来看我了，是吗？
在漫天的毛絮中，我看到他满脸泪水，五官纠结在一起。我对他，我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只知道，也许，他也在想你。
7
后来的事我有点记不大清了，总之他转院了，我们完全断了联系。我度过了那段经常生病住院的日子，此后很久没有再回医院。那首歌也被我遗忘，再也哼唱不出来。直到最近，我才又听到它，我发现它依然熟悉。
那天，我去养老院看望父母，他们一个做了三次支架手术，另一个切除了胆囊和阑尾，病歪歪地躺在床上。父亲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血的人，床边是一堆蚊子的尸体，它们没有东西吃，力气不足以支撑飞行，就落下来。我让父亲别多想，梦总是反的。我给他们端去养老院分发的午餐，一根蒸胡萝卜，一点烫过的小白菜和一碗米糊。人生还是那么苦。
他们说很无聊，想听点声音。我于是对着空荡荡房间里，安在某处的人工智能系统说话。“放一支歌。”我说。然后，我听到了那首久违的歌。这次，我终于听懂了歌词，也体会到了男孩那天的心情，只是我没有哭，我也年纪大了，虽然我其实想哭出来的。
Lord can you hear me hear me at all
Oh ,my love has left my side
Can't get enough of life to keep me satisfied
I lost about everything
Lord look what state I'm in
Lord can you hear me when I call
Lord can you hear me when I call
Lord can you hear me when I 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