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不是我姐，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说话。”

这是我对大姐说过的最狠的话。我一直搞不明白，同一个妈，怎么会生出正负极来。有一次，和大姐吵架，吵到想骂娘，话到了嘴边却只得又咽回去了……

我有两个姐姐，二姐和我秉性相似，有什么事总能达成共识。大姐也能和我达成共识，只是她总玩两面派：表面上听我的，背地里却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归结起来，我和大姐的冲突主要集中在金钱观上。在大姐眼里，我的大手大脚已经到了作孽的地步；在我眼里，大姐的抠抠唆唆也接近一种鸡贼的状态。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过日子要开源节流。我记住了开源，大姐则记住了节流。我和二姐背地里老是这样说大姐坏话：她去菜市场买根葱，人家都不愿意卖给她，因为她砍价能把卖菜的人砍哭。

2008年，我组织亲友团来北京旅游，把大家带到长城脚下后，我去售票处买票。大姐说：“少买一张票，我在山下看看就行。”

我说：“来都来了，干吗不爬？”

大姐说：“长城有啥好爬的，咱老家到处都是山，天天爬。”

我说：“咱老家那山能跟长城比吗？人家这长城上有好多砖，垒得很整齐，咱老家的山到处都是破石头，乱七八糟的。”

然而无论我怎么劝，大姐就是不同意爬长城。我没理她，买了票硬塞给她。结果——她爬得比谁都高。

我说：“你腰不好，爬两步就行了，用不着爬那么高。”

大姐说：“票都买了，不爬就亏啦！”

她在上面爬山，我在下面苦笑，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看长城，只不过是心疼钱罢了。

2016年，外甥女中考成绩不理想，没考上重点高中。我在西安给孩子找了一所民办高中。学费虽说是贵点，但管理严，老师也还负责。一年下来，孩子的学习进步很明显。

上了一年，大姐突然跟我说：“孩子不在西安念了，要回老家上普通中学。”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成器的孩子到哪都能成器，用不着上这种贵族学校。”

我说：“好不容易成绩有进步，不能瞎折腾。孩子不能转学，学费我来出。”

大姐说：“我不花你的钱，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说：“你知道北京的父母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有多努力吗？人家每天跑几十里地送孩子，可以买几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你倒好，有人愿意出学费，你还不乐意，你那点面子比孩子的前途还重要？”

但我的一通教育完全没有用。大姐还是那句话：“你说的那是人家有钱人，我就是要让孩子回老家上学，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快被气炸了。我说：“你爱穿啥鞋穿啥鞋，反正你没权利毁了孩子的前途。”

大姐回了我一句：“我的孩子我说了算。”

我直接以扔手机的方式挂了电话。晚上，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说话太粗暴？那好吧，我换种方式沟通。于是又发短信给她，苦口婆心地告诉她，孩子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她弟弟的工资有多高，等等。

最后大姐终于松口，回了我一句：“那行吧，听你的！”于是我第二天就赶紧把孩子的学费给打了过去，打完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这钱花得真难呀，差一点人家就不给我机会了！”

前些天，大姐来北京小住，我说：“我想吃酸菜，你给我做点吧。”大姐满口答应，然后去超市买菜。我在家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回来，怕她迷路，出门去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姐正在超市菜摊上剥菜叶子。我说：“你干吗呢？不嫌丢人呀？”

大姐说：“有啥丢人的，我又不是偷菜。”

原来，大姐到了超市，没有直接去买菜，而是和卖菜的人拉起了家常，竟然认了老乡。还很快和老乡达成了一项协议：大姐帮人家剥菜叶子，剥下来的菜叶子不要钱，拿回来给我做酸菜。

这项协议从商业上讲，是双赢的。做酸菜确实只能用最外层的菜叶，因为外层的菜叶适合做酸菜。而超市为了让菜的卖相好看一些，也确实需要有人帮他们把外面的叶子剥下来。所以，大姐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但在我看来，这事却堪称奇葩。

我说：“这大头菜也不贵，你用得着这么鸡贼吗？赶紧回家，太丢人了！”

大姐说：“也没人认识我，丢什么人？”

这回换我一时无语。

我母亲曾说过：钱是靠挣的，不是靠省的。我是这句话坚实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所以花钱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省也省不出个马云来，先花了再说，以后再慢慢挣！

基于这样的消费理念，我一直在花明天的钱，我认为钱是为人服务的。大姐的观念则正好相反，她认为人是为钱服务的。为了节约，她愿意把剩下的饭都吃下去；为了省钱，她宁愿坐一夜的硬座来北京，还跟我说，她喜欢坐夜车，能看风景。

在对待钱的问题上，我和大姐是正负两极，搭在一起立马短路。这么多年，她试图教育我勤俭持家，我试图说服她及时行乐。然而双方都是徒劳，谁也说服不了谁。一见面寒暄几句，好不过三秒，很快就又要开始吵架。

虽然如此，但每过几个月，我还是希望大姐能来北京小住，因为只有她做的一手好菜，才能满足我对美食的所有要求。

父亲是厨师，把我们姐弟三人的嘴巴都惯刁了。一碗简单的油泼面，油重了不行，油轻了也不行；面窄了不行，宽了也不行；没有辣椒不行，没有青菜也不行……在吃饭的问题上，我们姐弟三个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2015年父亲去世后，再也没人能懂我这些“臭毛病”，只有大姐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可以唤醒我的味觉记忆。所以每次大姐来京，我都会食量翻倍。她做完饭，就坐在一旁看我狼吞虎咽，那是我们姐弟俩最温暖的画面。等我吃完，差不多就又该吵架了。

这些年，大姐在老家开店，卖点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每次回去，我都不愿在她店里待，因为不愿听她和顾客讨价还价。

顾客说：“这个盘子一块五卖不？”

大姐说：“不行，最低一块八。”

顾客说：“一块六，一块六我就拿十个。”

大姐还是坚持一块八，顾客扭头就走，大姐又笑着脸，把人拉回来：“来来来，一块六就一块六，你拿吧！”

在陕西老家，大姐就是这样一毛钱一毛钱往兜里赚。虽然见面就吵架，但在一定程度上，她还是改变了我的消费观念。有时候我出去和人吃饭，一顿饭要好几千，这时我就会想，这些钱我姐要卖多少只碗才能赚回来？买件衣服，我也会想，如果不穿这件衣服，姐姐就可以免去好几个月的辛劳。

对大姐而言，省钱已经成为一种本能。遇到事情，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省钱，至于会不会因此受累，会不会没面子，全都是次要的。这种本能源于生活，因为“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她知道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