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拍过纪录片的同行回来都同时有两个极端的反应：太好看了，太难拍了。好看当然不是漂亮的意思，是说画面感太强烈了。难拍就是难拍的意思，那个地方外人根本无法真正进入。

更何况要去拍一个红灯区。

所以，泽娜·布里斯克把相机交给了生于斯长于斯的5个女孩和3个男孩，并教给他们如何观察并捕捉身边的瞬间。

这部纪录片在网上有三个中文名字：

“生于妓院”，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描述生存状态，对它的想象取决于各人，甚至不妨碍你把主人公想象成韦小宝。

“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这个副题最客观，只有地点和人物，不附带任何情感。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这是最浪漫的一个。译者大概是不忍心直面这些孩子的命运，想为他们保留属于他们的，和童年、艺术、天真及幻想有关的那一点空间。

不过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成功，并非所谓情怀。

第一个画面开始，小女孩的大眼睛一直注视着深夜里曲折昏暗灯火暧昧的街道和形形色色的男女。

人声嘈杂，音乐声缥缈。九岁女孩普瑞蒂的画外音：

走进我们这栋楼的男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都醉醺醺的
晃荡着走进来并高声叫骂
女人们会问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接活？”
她们都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要接活了

最深重的夜色都无法遮蔽的，是这个多年来自成一体的独立社会的复杂。

几乎就像是脏乱差的人间的缩影，几乎就浓缩了一言难尽的生活本身。

在真实冷酷的现实面前，任何温情修饰都太渺小了，连同情都显得太过于简单了，当然更无法滥情。

你只能安静地、无力地，等待和注视每一个事实的发生。

等着８个手持相机的孩子，给你看红灯区的生活；而你可能更急于想看到，这些生于妓院的孩子自身的命运。

2005年，这部冷静的影片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边还在向泽娜学习取景和构图，一边就急着去实践了。凭借对环境的熟悉和天然的敏感，孩子们拍摄的照片有奇特的力量。

他们拍身边的亲人，冒着被骂的风险拍路人，还有带着街道背景的自拍像。

他们直截了当地把这个小社会最细微的表情框入镜头。

我拍照是为了展现人们
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生活在杂乱之中
在我们国家
没有人像我们活得这样肮脏
但凡有脏盘子的地方
我们都能发现旁边放着鞋子

在这场意外到来的游戏里，他们聪明，大胆，乐于尝试，有自己的想法，仿佛真的就一脚踏入了艺术之门。

他们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天赋灵气，不可低估。

但是，他们是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

我从没想过成为有钱人
即使我是贫穷的
我也会过得很开心
人必须接受生活中的悲伤和痛苦

这是我们时常面对的一个问题：与生俱来的贫穷、肮脏、困苦，是要说服自己接受，还是鼓励自己改变？

在印度，这或许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出身已经替你做了决定——还没有出生，你的一生就已经被决定了。

那些红灯区的孩子，他们从小就领到了不可更改的身份证和写好结局的通知书。所以他们的眼神里，并没有太多惶惑焦虑，倒像是已经有了几分安然的底色。

历史和文化原因，使印度社会阶层高度固化，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都无法真正将其打破。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社会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会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于这个位置，没有那么多贪欲杂念，所以反倒过得很幸福呢。

可是，欲望才是发展的原始动力，流动和变化才是社会的根本活力。

况且，逆来顺受和安贫乐道，是两个概念。没有选择和选择不去改变，完全是两回事。

和成年人历经艰辛后被迫接受命运相比，小小年纪就放弃了人生，更加让人不甘——虽然看起来，似乎外人比他们自己还要不甘。

那么，一场童年的游戏，能改变什么？

虽然叙事保持了足够的冷静，但这毫无疑问是一次介入式的拍摄。

干预式纪录片，是一种主观驱动客观的做法。本片也可以理解成一次用摄影机记录的社会学实验。

相机的设置，启动了原本不存在的故事，衍生出新的关系和可能，并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高潮如期而至。孩子们的照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上了电视，办了影展，泽娜还在四处奔波为他们联系入学。

在各种积极的努力下，似乎命运也露出了一点善意。

而影片另一条线索——日复一日的红灯区生活，在不受控制地无序推进，并在一成不变中爆发出偶然事件。

就在最有艺术天分的男孩阿维吉特受邀去荷兰观摩全球摄影展之际，他的母亲被皮条客烧死了。

比性交易本身更危险的，是性交易始终处于法外之地。法律不保护她们，还有她们的孩子。

母亲的惨死和出国护照迟迟不被批复，让阿维吉特的情绪到了临界点，他开始表现出对抗和绝望。

他说：我的未来，没有被称为希望的东西。

而泽娜正在为他争取的那所学校，名字就叫“未来希望”。

就像我们通常所见的那样，全世界都爱把“未来”和“希望”这样的字眼，用在那些最可能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人身上。

这些美好的词汇，是他们人生中最稀缺的内容。

只有对现在不满，才期待未来；只有在现实中无望，才想念希望。

和其他几个孩子相比，阿维吉特改变的欲望更加强烈，所以他感到了痛苦。

看到他的痛苦，忍不住会想：不抱幻想安于命运，和努力奋斗改变命运，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到底哪种更幸福？

生活在最底层，却有了精神和情感的追求，这可能是他逃离和上升的起点。

但这个追求让他不再麻木，不再接受宿命，这也可能是他痛苦坠落的起点。

虽然充满人文关怀，但纪录片同样无法得出结论。导演本人也充满矛盾：要不要干预，能不能拯救？泽娜说：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
我甚至不是老师
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真的不能做任何事
即使我帮他们获得了教育
恐怕也于事无补
但如果没有帮助的话
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你应该过得更好”
“只要努力，你就可以过得更好”

用这样的信念去扰动他们，会不会带来伤害？——如果一切变化只是一时间的死水微澜，最终仍会复归原位的话。

当时无解的这些问题，时间给出答案了吗？

12年过后，这些孩子都在哪里？

如果可以，《生于妓院》应该在12年后的今天拍摄续集，让我们看看时间的重量，看看命运的重量。

被媒体关注，可以逆转人生吗？

世界会记住他们多久？

他们成年后，会记得童年时这一场奇遇吗？

一切究竟只是短暂的插曲，还是命运的拐点？

2009年有这样一则新闻：“《生于妓院》主角沦为妓女 曾参加奥斯卡颁奖”，标题令人五味杂陈，报道主角就是在影片开始第一个说话的小女孩普瑞蒂。

报道称：普瑞蒂已改名普亚，她说依然记得当年获奖时和其他参演人员相拥的温暖。之后她回到印度读书，一年后就走了母亲的老路。她说自己已经有了笔记本电脑、昂贵的手机、很多钱，租得起豪华房子，并称泽娜想救她出去，但她对现状很满足，“虽然眼神还是流露出对自由的渴望”。

报道在最后说，可能普瑞蒂受到了黑势力的控制。

看过外面的世界，以为可以改变的命运，却没有改变。和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人生，哪个更残酷一些？

不过，命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会比普瑞蒂拥更多机会吗？

另一部著名的系列纪录片《7 Up》（《七年》），用已经拍到“56 up”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上升到另一个阶层也很难。

1964年，导演艾普特选择1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７岁孩子，开始了每7年一次的采访拍摄。导演最初的假设是：每个孩子的社会阶级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未来。

这些孩子的人生好像证实了这一推测。

中产家庭的孩子，56岁时依然过着安稳而面目模糊的中产生活。

来自底层社会的孩子常与失业为伴，几乎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制度生活，他们的子女极少能上到大学，多在做修理工、保安等普通的服务性工作。

当然，14个孩子中，有唯一一个例外。农家子弟尼克，从牛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从中产阶级成功晋级精英阶级。

不过，撇开英国社会阶层固化和印度的本质性差异不谈，单就在这样一个看上去似乎“差不多”的结果面前，必须要说，比结果比较更值得关注的，是前提比较，那就是：

人们是否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能力。或者说，是否拥有改变的权利，改变的自由，改变的能力。

这些权利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而相应的能力，或许是社会可以和应该帮助他们获得的。

我总是记得影片的那个片段：在2004年的阿姆斯特丹，阿维吉特以“来自印度的小小摄影师”身份，和世界各地来的9个孩子一起，观赏全球4000名摄影师的作品。

他对着一张照片自信地发表意见：

这张照片不错
我们可以很好地感受到
这些人的生活方式
尽管这里面包含着悲伤
尽管它令人难以面对
我们还是必须直视它
因为这就是现实

阿维吉特在2008年被纽约大学的艺术学院录取。

就算只有一个幸运例外，也会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就算命运只给了一条缝，有一天也可能变成一道门。

就算努力之后依然如故，至少会知道，即便生于妓院，也可以生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