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没电以后，他们放慢了脚步，李渡带着刘怀谷穿过防潮墩的时候，自己摔了一跤。刘怀谷问他要不要紧，李渡拍了拍裤腿说，往前再走两圈操场的路就到了。当时是1999年的秋夜，海边的空气里充斥着酸涩的腥味，村庄里头已经暗下最后一盏灯火。李渡把手电筒插在腰间，说，好在还有月亮。

刘怀谷停下脚步，朝天上望去，半白的月亮像一瓣切好的西瓜。李渡推了推他，问，怎么不走了？刘怀谷说，我回不去了，我房间在二楼。李渡说，好，待会给你想办法，我们先去看鲸。

当天下午的活动课上，李渡的风筝线被海风折断，他记下方向，偷偷溜出学校跑到海边找风筝。他在围墙上望了一会儿，朦胧中看到海水把一件庞然大物扔上海滩，仿佛一张页签在翻书时从茫茫纸张中滑出。李渡眼睛近视，但是班级里还没有戴眼镜的同学，羞于把眼镜拿出来。他朝高处的信号塔上的工人喊了一句：海边那摊东西是什么？修电师傅望了一圈说，好像是条大鱼。

李渡跨过防潮墩，朝海面上走去，离它三十米的地方已经踩到了鱼的影子。在此之前，他见过最大的鱼是在给外曾祖母贺寿的饭桌上，一条比盘子还长的大黄鱼，鱼头和鱼尾耷拉到桌子上，看上去很不卫生。李渡在大鱼边上造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是他自己家的模样，正门进去是客厅，往左是炉灶房，走廊一侧有衣帽间，还没想象完最后一个房间时已经明白不可能比面前的鱼还要大。李渡回到家中，从书架上翻出爷爷买的四册《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沿着动物的目录找到鱼，沿着鱼的目录找到了鲸。

傍晚的时候，李渡跑到刘怀谷家，把他喊了出来，说，你今晚要是能出来，我带你去看个动物，比大象大，也比恐龙大。刘怀谷说，你骗我，哪来这种东西。李渡说，不骗你，我们打赌，输了我把沙包送你，再给你买五包吸管糖。

李渡的母亲是羊毛衫厂的，做的沙包比其他家要漂亮。刘怀谷的沙包是父亲做的，扔一次就要甩掉几粒米。他的母亲在两年前离世，刘怀谷小的时候，每到暑假一家人就坐在凉席上打扑克牌。母亲走了以后，他和父亲玩牌时还是分成三堆，打完之后把第三副牌翻出来。刘怀谷说，妈要是在，这把抓了副好牌。

刘怀谷回到家中时，刘会勇刚穿上警服，说，爸要出去跑任务，饭在桌上。刘怀谷吃完晚饭后先睡了一觉，九点钟的时候被父亲回家的声音吵醒，他凝神聚力地盯着床边的小闹钟，隔着门廊聆听着父亲的举动：脱下手表放到桌子上，拿起药瓶时发出药片撞击的声音，最后一声是玻璃杯敲打到桌子上，一口水夹带着药片过喉入肚。

刘会勇患上焦虑症的事情险些败露出去。过年的时候，孙队长来刘会勇家附近走亲戚，顺道来他们家坐了会，送了两袋白糖。队长拿起桌上的小药瓶时，脸色变得铁青，问刘会勇，你有焦虑症？刘会勇看了眼儿子，说，内人生前用的。刘怀谷没有说话。孙队长看了一眼瓶底的生产日期，摸了摸刘怀谷的头发，说，干这行，家里人难免会担惊受怕。队长走后，刘怀谷问父亲，爸，药是你的吧？刘会勇把药收进抽屉里，按住他的肩膀说，这事不能给孙伯伯知道，要不爸爸就当不了警察了，明白吗？刘怀谷问，这病要紧吗？父亲说，小病，就是容易紧张。

十一点半的时候，刘怀谷穿上旅游鞋，踮着脚尖走到窗口。他和父亲的卧室都在二楼，离地面三四米，他爬过窗子，脚尖搭在外墙的石头缝里，前臂支撑着身体往窗台的侧边移动，距离缓和了之后，用力跳到旁边的棚顶上，棚里面是隔壁邻居家养的鸡，没有发出声响。刘怀谷从棚顶上下来，去往和李渡约好的地方。

沿着海滩走了一段距离后，他们看到远处一块更深的墨迹，月光照耀下显露出规则的白色纹路，但是形体模糊，像未叠的被子在床上摊了一整天。他们步履不停，迎面袭来的海风正在逐渐失去力度。在向它靠近的过程中，刘怀谷有些失重的感觉，他对李渡说，大到有些疯狂。李渡回道，要是躺到水里，海平面都要上涨。

刘怀谷心想，这是我们的城堡。随即闻到一阵恶臭，眉头紧锁，捂住鼻子。鲸鱼身上散发着仿佛刚从海底搬运上来的腥味，新鲜出炉，还未来得及稀释到空气里。他们沿着鲸鱼的尾巴爬上它的身躯。刘怀谷问，你在找什么？李渡说，书上说，鲸鱼背上有俩洞，是它的鼻子，会喷水。刘怀谷问，你找到了吗？李渡说，找到了，像两个弹孔，在我屁股底下。

他们坐上鲸鱼背，这里是大海的观众席，星空如黑布散上白粉，海面把仅有的一点月光翻来覆去。刘怀谷忘记了回家的事情，他能在这里待一整个晚上。时过境迁，即便记忆不停地被篡改重演，他仍然会在一种赋予隐喻的场景里重新找到这个夜晚的感觉——在一片空旷的停车场里，他和李渡坐在一辆报废的旧车中，对紧闭的后备厢充满好奇。

李渡说，鲸鱼快死的时候，就往岸边游，有的能上岸，有的沉到海底。刘怀谷说，它的尾巴好像条裙子。李渡说，“鲸落”的时候，就像一条裙子从楼顶飘下来，落到巷子里。刘怀谷问，你见过？李渡说，楼顶那户人家的裙子经常掉到我家院子里，那个女人就冲下来，砰砰砰地敲我家的门。

他们把鲸鱼的尾巴当成了滑梯，落到地上的时候，刘怀谷走到鱼头的位置，问，你看，这像什么？李渡说，一个大贝壳。刘怀谷把手卡进嘴巴的缝隙里，说，你去另一边，看看这个贝壳里面有没有珍珠。刘怀谷一脚踩在地上，一脚搭在鱼的下颚，反手撑着上颚。鱼嘴打开的时候，从里面泄出一股腐烂的气息。刘怀谷说，好像有东西。李渡说，你撑一下。刘怀谷问，你干什么？李渡掏出手电筒，转开下面半截，把电池倒到手上，再重新装回去，说，两节电池换个位置，能重新亮一会儿。当李渡把光束对着鲸口照去的时候，夜晚推迟了黎明到来的时间，他们目睹的是有生以来最为恐怖的场景，足以让日后无数个平静之夜变得辗转难眠。血泊之中横躺着一具面容狰狞的男尸，衬衣上布满似肉似血的浊物，阴森肃杀，蝇虫飞舞，就连手电筒的光束也避之不及，在揭露惨状的那一刹那陡然熄灭。

刘怀谷朝着海滩跑了一段距离，发现腿脚发软，不听使唤，撑起他上半身重量的东西变成两根蜡烛。李渡突然脱下裤子，双腿间一条富有力道的水柱滔滔不绝地射向大海，但是仍有一半液体留在了裤子里。李渡说，身体不受控制，你别笑我，这事不准说出去。刘怀谷说，不说出去，今晚的事谁都不准说出去。李渡问，你怎么哭了？刘怀谷说，我不知道，外曾祖母葬礼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该流眼泪的时候就要流。李渡说，你妈教得不对。刘怀谷说，不准说我妈。李渡说，我不敢回去了，去你家睡吧。刘怀谷有些嫌弃，说，先把你的裤衩弄弄干净。

刘怀谷回到家门口的院落里，头顶是他的卧室，两个小时以前这里充满着新鲜的自由气息，随着归来的脚步变得荡然无存。刘怀谷在李渡的帮助下翻上了顶棚，再用衣架把他拉了上来。他们顺利翻进卧室，却失去了入睡的能力。那个夜晚的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撵进一个荒唐的噩梦，而是逐渐变成了分割他人生的界线，仿佛白纸对折后留下的折痕，抽象却又清晰。尽管只有匆匆一眼，但是刘怀谷依然认出了他的样貌，这件事现在想来依然后劲十足：两年前的某个晚上，他与鲸口下的男人有一场意外的相遇。

李渡提议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警察父亲，刘怀谷极力反对，宣称这是起凶杀案，一旦卷入就成了嫌疑犯。李渡说，我们可以好好解释。刘怀谷说，我们不仅是第一目击者，光是半夜出去看鲸，这个行为就令人生疑。李渡问，那该怎么办？刘怀谷说，你应该回去了，我送你回去，就当今晚没有见过面，好吗？

天亮之前，刘怀谷赶在晨雾中钻出第一抹阳光前回到了家中，父亲像往常一样在七点钟的时候喊他起床。他收拾倦意，努力不让身体被脑袋的重量压垮。吃早饭的时候，刘会勇在饭桌上说，今天几点放学？我来接你回家。刘怀谷警觉地看了父亲一眼，问，出什么事了吗？刘会勇说，反正你迟早要知道，我就直说了，爸爸辞职了。

刘怀谷用半张开的嘴巴吃了口饼，把话和食物嚼烂后一同往肚子里咽。刘会勇把一切看在眼里，说，想问什么就问吧。刘怀谷说，爸，你当警察这么多年，杀过人吗？刘会勇笑说，警察是救人的，怎么会杀人？刘怀谷问，坏人呢？也不能杀吗？刘会勇说，得看情况，要是罪不至死，也不行。刘怀谷说，不小心杀了，那怎么办？刘会勇说，不论是不是警察，杀人总是要接受法律审判的。刘怀谷又问，最近有什么新的案子吗？刘会勇没有回答，妻子去世之后，每次出任务，儿子都会问个清楚，他很少说实话，无非逮小偷、抓强盗。他把晾好的热水倒进儿子的水杯里，说，放心，以后那些危险的事情，跟爸爸没有关系了。

母亲死后，刘怀谷备了一把仿真手枪，这把手枪是托李渡的表哥从城里带回来的，他在剧组里工作过，枪是按照真枪原比例仿制的拍摄道具。刘怀谷在枪把里面加了两条小铁块，用胶带粘在床板下面。所有人都告诉她母亲是生病去世，但是刘怀谷认为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1997年6月的一个下午，潮水还没有上涨，母亲给了他一张钞票，要他去商城门口买一盒炸春卷，剩下的钱可以自己花。刘怀谷走到商场门口的时候，做春卷的女人还没出摊。他走进五毛小店，用一百块钱买了两颗糖，老板娘说不好找零，又给他塞了一盒饼干。他坐在台阶上，吃完饼干和糖果，一个半小时过去后，做春卷的女人才推着车摊出现在商场的门口。

母亲没有吃到那一盒春卷，刘怀谷回到家里，还没进门就听到父亲的啜泣，刘会勇沿床而坐，扭过头来看了儿子一眼，通红的双目还在不停地淌眼泪，母亲在床边上的藤椅坐着，但是被子已经盖上头顶。第二年清明的时候，刘会勇带着他上山扫墓，刘怀谷去饭店里买了一份炸春卷。刘会勇不知道为什么要买春卷，正如刘怀谷不知道母亲死亡的真相。父亲含糊其辞地告诉他，母亲得了肝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刘怀谷知道父亲有所隐瞒，但是并没有拆穿，只是用母亲的钱买了那把仿真手枪，展开了一个无人知晓的漫长计划。

前年中秋的时候，闹出了一起大案，歌舞厅的门口聚众斗殴，捅死了一个人。嫌疑犯是一个屠夫，不是镇上的人。刘会勇负责这个案子，查到年底，除了抓到三个党羽之外，没什么进展。春节前夕，警局接连收到报案，笔录做下来，大概是有一犯罪团伙，每天傍晚在银行门口蹲点，等人取完钱后一路跟踪，经过人少的地方就下手抢劫。据受害人称，这伙强盗有一个腰间别着个大刀，柄很长，这种刀除了电影之外，只在杀猪的地方见到过。刘会勇对孙队长说，拿大刀的那个，和歌舞厅案是同一人，知道自己酿成大错，一不做二不休。孙队长说，上个月，几个矿工下班的时候也被抢了，是老手了，不会在一件事上磨太久，一帮亡命之徒，你和小顾出任务的时候要配枪。

刘会勇丧妻之痛未愈，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办起案来不要命。只有一次在码头抓人的时候，肩膀被走私犯重重地砍了一刀，伤口像剥好的橘子被拿去了一囊。刘会勇喘着粗气，蹲在货仓里，那一瞬间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没有追出去，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照片，上方的边角已经被血迹沾染，相片上的女人抱着一个男孩，天空中飞过一只血红的鸽子。

镇上的警局只有四把枪，刘会勇和小顾各拿了一把。第一次抓捕任务，刘会勇找了个协警钓鱼，拎着个晃眼的大包进出银行，然而一无所获。第二天的时候，他安排了两组人，第一个协警拎包出银行的时候，故意暴露行踪。等走远之后，再上第二组人，小顾演得很好，走出银行时四下张望那一下颇有灵性。马路对面一家理发店，一个高个男人放下了报纸，路口的三轮车上也下来一个穿皮衣的人。小顾把他们往小巷子里带，进入一条窄胡同的时候，拿起打火机点烟，穿皮衣的人突然凑近，从裤腿里抽出铁棍的一刹那，小顾把手枪绕到腋下，抵着那人胸口。

屠夫意识到情况不对，迅速蹬着墙壁翻进了旁边的院子，刘会勇大骂一声，从后面出来，对墙踢了一脚。穿皮衣的人放下铁棍，转过身把双手给小顾，说，哟，刘警官？刘会勇停下来，问，你认得我？那人回道，儿子一个人在家吧？刘会勇走到他跟前，看了看他的样貌，对着裆部来了一膝盖，说，我当是谁。小顾拍了拍刘会勇，安慰道，好歹抓了一个，能交差。刘会勇说，把他拷好，回去调人，就搜这一带。

从屠夫逃走的地方往西五百米就是他的家，在刘怀谷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带着枪进入家门，从头到尾护着他的腰部，刘怀谷没有忽略这个细节，问，是不是出事情了？父亲说，回来给你做饭。刘会勇走进厨房，炒了一盘青菜，不停地透过厨房的窗户朝大门张望。许多年过去，当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萌发辞职念头的时候，最先闪进脑海的画面就是那个持枪回家的傍晚。刘会勇把饭菜端上桌，刘怀谷把筷子递给他时，装作害怕地问，你要把枪带上餐桌吗？

刘会勇上楼回房，枪连同枪套一起塞进枕头底下，枪火下的亡魂留在了此处，渗透进他的梦中，变成一颗噩梦的种子，在每个平静的夜晚里滋生蔓延。刘会勇吃到一半，听见门外有人叫他的名字，在父亲走出屋子的同时，刘怀谷迅速跑上楼，从床底下拿出那支仿真手枪，不费吹灰之力便识破了父亲藏匿手枪的地方，把真枪取出来，假枪塞进枪套。门外喊刘会勇的是小顾，他告诉刘会勇，有人在学校后面的废铁厂发现了屠夫。刘怀谷在窗口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刘会勇上楼取枪时，儿子正站在楼梯口，手里拿着一本厚重的《三个火枪手》。刘会勇说，爸出去抓个人，要是有人敲门，当做没有听到。

父亲走了以后，刘怀谷打开《三个火枪手》，里面是一个六百多页纸厚的方形的洞，这是他的枪盒，他从盒子里取出手枪，食指穿过扳机，这是他的戒指。它的轮廓比仿真枪更加精美，枪管也更加冰冷，每颗子弹都将促成一个凄惨的悲剧。他的心跳逐步加快，头脑灵活起来，眼睛也开始明察秋毫，傍晚的云像人呼吸在玻璃上的雾块，隔壁邻居家传来碗筷碰撞的声音。这个傍晚和母亲死亡的傍晚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刘怀谷再没能走出母亲离开的那个傍晚，她的死亡仍有没解开的谜团，母亲从未给过他那么多钱，也不会不知道炸春卷的女人四点半才会出摊。出门之前曾问他，你现在十岁，四五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刘怀谷答，不太记得。

母亲说，这是好事，任何事情都是越拖越糟。母亲话中有话，而他对此仍无头绪。最令他不寒而栗的是，父亲知道其中的秘密，却不肯向他吐露事情的真相。在母亲死后的一年半里，他无数次试图和父亲重新谈论起母亲，只有一次由父亲主动提起，那是在他偷了父亲一包烟后，父亲在他房间里发现了烟头，一时间怒火中烧，对着刘怀谷骂道，不知道跟谁学的，你妈要是还在，不会想看到她的丈夫把儿子送进监狱。

父亲的房间里，床头的结婚照已经塞进了抽屉，柜子里留着母亲的衣服，再也没有见过太阳，正如缝纫机旁边的藤椅，已经灰尘密布。他在母亲的衣柜里坐下，关上柜门之后，缝隙里透过一条光，把他切割为二。他把手枪的方向调转，两个大拇指扣着扳机，这是正确的握枪方式，下巴上有一块凹进去的骨头，正等着枪管对号入座，触碰的时候格外冰凉。现在他掌控了死亡的按钮，很快就能见到自己的母亲。自从获得那把仿真枪以来，他每天都要练习一次死亡的场景，像是买了一把好伞，反而开始期盼下雨的日子。

这是个奇怪的征兆，母亲去世以后，死亡的诱惑追随着他的脚步，对那片神秘之地的思索让他在现实的悲痛中有所缓和。他想过无数种自杀方式，横亘在生死之间的不过是自杀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于是他确信父亲的手枪才是最终的答案，简洁有力，没有拖泥带水的挣扎，仿佛断电后即刻袭来的黑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使父亲感到内疚，母亲死后，他再也没主动提起过她，似乎做好了将她遗忘的准备，这一点比起隐瞒母亲的死亡真相更加使他无法忍受。如果这世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分担和他同样的痛苦，他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值得为之活着。这一相当赌气的行为在他自己看来冷静克制，甚至体会到一股莫名而来的复仇般的快感。

他握住手枪的时候，没有比握住假枪时更加期盼死亡，这一小小的差池使他放下手枪，因为另一个不安的念头随即在他的脑海中产生。父亲回家的时候看上去有些紧张，离家也匆匆忙忙，可以肯定是有任务在身，手枪是当务之需。在刘怀谷的一种想象中，父亲由于手枪被自己偷走而殉职，他在自杀死亡的同时也撞见了父亲的死亡，这种不期而遇的相逢之中带着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想到这里，刘怀谷从衣柜里走了出来，穿上了外套。

夜幕已经降临了一半，废铁厂里面是个院子，地上遍布着金属器件，弥漫着钢铁生锈的味道，钢丝铁管中间分开了一条小道，通向院落中间的旧厂房。刘会勇对地形并不熟悉，只知道这里仅有一个出口，小顾正守着那边。自打刘会勇从警以来，参与这种行动的次数屈指可数，除了训练之外，从未真正扣下过扳机。但是孙队长老是教导他们说，入职十多年，每天当八小时警察，比人家做歹徒的经验要丰富。刘会勇把枪提上肩膀，不知不觉走到了厂的中央，听见外面有鞋子踩到螺丝钉的声音，压着脚步追了出去。

他和屠夫在门口的拐角处相遇，遭到了埋伏，砍刀划伤了他的前臂，手枪差点从手中滑落。他还来不及将枪口上抬，胸口又被踢了一脚，倒地之前瞄准了屠夫的下肢，却发现无论如何使力，扳机依然纹丝不动。刘会勇因为这事慌了阵脚，事后他反复地回想起这一场混战，不停地责备自己没有及时拿枪威慑屠夫，而是愣住了神，把手枪拿到眼前晃了晃。屠夫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在刘会勇失去意识之前，他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屠夫调转了砍刀，手握着刀片的部分，那杆长柄以赋有力道的轨迹向他的头部袭来。

刘怀谷前往废铁厂的路上，看到了傍晚来找父亲的警察正在追赶一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步伐迅猛，经过木丛时发出树叶晃动的声音。刘怀谷看清了他的脸，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另一个暗夜重新相逢，变成他纠缠一生又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在路边停了会，随后加快脚步，凭借父子之间与生俱来的隐秘联系，在找到刘会勇之前没有多走一步弯路。父亲正躺在旧厂房门口的空地上，手臂和头都在流血，但是气息尚存。刘怀谷注意到他的枪套已空，假枪已经不见踪迹，于是把手枪从腰间拔出，放进了父亲的枪套，他在叫唤父亲的时候情绪逐步平静，忽然间机警了起来，又把手枪从枪套里拔出，扔到了一旁。

这次追捕事件险些酿成大祸，好在刘会勇发现手枪还在身边。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颅内出血，有后遗症。刘怀谷住到奶奶家，每天上学之前，先到父亲的病房帮他打开窗户。他始终没有把偷枪的事情告诉刘会勇，也不知道这一危险的行为几乎挽救了父亲的警察生涯。刘会勇多次询问儿子，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刘怀谷说，不太放心，就出来看看。刘会勇摸着他的头说，以后不准这样，你要是出什么事，我没法向你妈交代。刘怀谷心头一软，开始为自己先前的行为感到歉疚。那是父亲第二次在他面前提起他的母亲，像在沙滩上捡贝壳一样，刘怀谷在父亲的言语中搜集着母亲存在的线索，以此证明这个世界依然值得为之而活。刘怀谷忍住眼泪，反问道，你出事，丢下我，就好向妈交代了吗？

刘会勇没有说话，羞愧的同时想到了妻子离去的前一天晚上，她端了把藤椅，穿过长廊放到卧室里面，这是妻子在商量要事时才会做的举动。她坐在藤椅上，望着床上的刘会勇说，治不好的病，不用再到处去借钱了。刘会勇说，结婚之前就说好的，小事你来管，大事听我的，这是大事。妻子说，这是一家人的事，你当警察的应该明白，没把握的事不要做。刘会勇说，人还有救就得救。妻子说，儿子还小，过了几年就不会记得我，你不要再跟他提我，给他找个后妈。刘会勇问，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妻子说，没什么意思，从来只听说好事多磨。妻子的意图不言自明，刘会勇劝说了一个晚上，她表面缓和，内心早已与死神签订了契约。

第二天下午回家时，刘会勇提前撞见了这场毫无回旋之地的悲剧，妻子坐在昨晚那把藤椅上，身子侧向一旁，头发披散，脸色苍白，犹豫了好久才叫了声妻子的名字，因为他心里清楚，当这一声喊得不到回响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一件尘埃落定的事情。他把妻子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子藏到了被褥下面，这一举动全凭直觉而非深思熟虑。那时他悲痛万分，跪地嚎啕，傍晚的阳光却穿过幽廊，透过帷幔，给这个房间带来了一缕不合时宜的明媚。桌上的两颗小橘子滚落到地上，撞到他的膝盖，眼泪水打在橘子皮上，变得熠熠生辉，像两盏透红的小灯笼。

刘会勇回警局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检查枪支，孙队长告诉他，枪没有任何问题。刘会勇说，不可能没有问题。孙队长把办公厅后面的窗户打开，外面是片小树林，他把枪口抬到半空中，对着树梢开了一枪，一只鸟扑腾飞走，两片叶子缓缓落地。刘会勇说，我花了全身力气去扣动扳机，子弹还是赖在枪里。孙队长把枪摁在桌上，说，你还跟我讲这个？要不是屠夫没拿走你的枪，你已经在受牢狱之灾。

从那时起，刘会勇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每当出要紧任务时就变得惶惶不安，背后直冒虚汗，手指无力，触碰枪柄时不停地颤抖。医生检查后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段时间后病变为焦虑症。他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个秘密，唯有刘怀谷发现了父亲的药瓶，问了班里有家长当医生的同学，得知此病虽不致命，然而和父亲的职业放到一块，危险就放大不少。尽管刘怀谷生性敏锐，但是仍然没有发觉父亲的病和偷枪事件之间的联系，那把仿真手枪也在废铁厂后彻底消失。

在刘怀谷成长的岁月里，最担心的是睡觉之前没能听见父亲回家的声音。孙队长发现药瓶之后，刘怀谷终于找到机会向父亲提起此事，父亲点了根烟，吐出的白烟直往鼻孔里钻，问，小谷，你现在还背着我抽烟吗？刘怀谷说，第一口有劲，后面就没意思了。刘会勇说，爸还要抓个人，抓到了病就好了。刘怀谷问，是那天在废铁厂逃走的那个人吗？刘会勇回答道，他是杀人犯，是爸的一块心病。

刘会勇没有说谎，他始终认为只要抓到屠夫，一切与之而来的阴霾都将不复存在。这种信念与日俱增，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病魔。一年以后，在侦查一起汽车走私案时，他终于再次获得了屠夫的行踪，只身寻到了他的巢穴。在沿海公路边上一个荒芜的村落里，一直往里直到最后一排屋舍，大门紧闭，窗户上贴满旧报纸。刘会勇没有叫增援，敲门的同时解下了枪套扣子，屋内无人响应。正当刘会勇企图破门而入的时候，屠夫从外面朝房屋走来，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

屠夫撒腿往巷子里跑，刘会勇拔出手枪，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朝着他的背影大喊，操！老子开枪了！屠夫停下脚步，缓缓地转过身来，说，刘警官，别来无恙。刘会勇情绪高涨，一时间难辨是过于激动还是焦虑症复发，手臂在空中摇摇欲坠，但仍是强作镇定，抬高嗓门说，手举起来，别耍滑头。屠夫打量了一番，敏锐地觉察到了异样，吹了个口哨，说，开枪啊，刘警官，不开枪我可跑了。刘会勇说，操，你当我不敢吗？屠夫说，敢是敢，可惜枪是假的，还玩这招呢？有本事打个响听听？

刘会勇从警十余年，从未受过这样的挑衅，屠夫在他的枪口下不急不缓地朝远端走去，在拐角消失。他已经接不上气，面色发白，心跳加速，视线内的一切事物逐渐失去形状，手枪并非握在他的手里，那像是一只龙虾缠在手上。但是他仍没有急着放弃，边跑边瞄着半空，试图发出一颗威慑的子弹，却发现手指内部有一股斥力在与他对抗，扳机依旧如被焊死一般。自从废铁厂事件过后，手枪已经在他的手中失去意义，而这完全是由于焦虑症所致，于是刘会勇不得不再次面对屠夫在他面前逃走的窘境。他扶着水泥墙顽强呼吸，从药瓶里取出两片药丸，其中一片不小心抖落到地上，剩下的那一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含服。刘会勇想起许多年前，他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去游乐园玩，在射击场上连中五个气球而拿下头奖。

刘怀谷兴奋地向众人宣布他的父亲是一名神枪手，老板听到后不肯买账，认为一个警察来玩这种游戏无疑是作弊，刘会勇费尽口舌才把奖品要了回来，那是一把玩具步枪，AK47的造型，至今仍摆在刘怀谷的书桌上。然而岁月沧桑，刘会勇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再也没有能力将屠夫缉拿归案，仿佛壮志未酬却因伤解甲的骑士，往后的人生只能在旋转木马上弥补沙场中未竟的伟大事业。

最后一次抓捕是在两个月后，孙队长根据线索找到了屠夫的新据点，但是屋内并无人烟，他们在沿海一带展开搜寻，把整个地段彻底封锁。刘会勇虽然失去能力，但他是最有耐心的人，带着小顾一连转了三天，屠夫个子高，在人群里一目了然，更有可能躲在荒郊野岭。直到第三天晚上，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刘会勇和小顾往海滩边上走的时候，看到岸边堆着一大团东西，上前走了几步才发现是条搁浅的鲸鱼。

小顾说，别靠太近，死掉的鲸鱼会爆炸。刘会勇说，怕什么，我们上去看看。刘会勇沿着鲸鱼尾巴走上去，小顾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当时是1999年一个秋天的傍晚，夜幕已经覆盖海面，远处村里的房屋一个个地亮起灯火。刘会勇拿着望远镜寻找着藏在夜幕中的海平线，说，明天我就要去辞职了。小顾有些意外，问他缘由。刘会勇说，本来想抓到屠夫后再走的，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小顾说，孙队那边已经传来消息，下午刚看到屠夫的身影，就在海边这一块，不知道躲哪了。

刘会勇收起望远镜，说，小顾，你虽年轻，也跟我挺久了，生生死死经历不少，有个事我只跟你讲。小顾说，可别这样，到底是什么事？刘会勇从枪套里拔出手枪，一五一十地将焦虑症的事情告诉了小顾。他说，孙队长上次来我家，看到了我的药瓶，我想他已经猜出个大概了，之前几起大案，他都没有让我参与。小顾说，开不出枪，这怎么可能？还有这么稀奇的病？刘会勇没有说话，把枪口对准脚下不远处的鲸鱼背，脑门又开始涔涔流汗，手指像在被火焰灼烧，然而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刘会勇成功将食指上的两节关节弯曲，不仅看到了枪口的青烟，而且清楚地听到了子弹出膛的那声巨响，穿透鲸鱼的头部，钻入它的口腔，而余音在天边升腾回荡，倦怠的傍晚顿时变得如梦初醒。刘会勇不敢相信，又朝同一个方向扣动扳机，这一枪毫不费力，像摁下打火机按钮一样轻松。

妈的，刘会勇喊道，原来我能开枪。

第二天下午，刘会勇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带着刘怀谷去了海滩边上。那里已经站了许多人，一架起重机停在岸边，升起了将近五十米长的金属吊臂，末端挂着钩子，钩子上系着几条粗绳，将鲸鱼绑住，试图把它打捞起来。刘会勇说，这么大的鱼，你没有见过吧？刘怀谷波澜不惊地说，没见过，这是条鲸鱼吧？他们要怎么处置它？刘会勇说，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在吊臂上升的过程中，鲸鱼逐渐悬浮到半空，比躺在海滩上时更加宏伟壮阔，仿佛一把折叠的扇子在众人面前缓缓展开。刘会勇说，你看，这像什么？刘怀谷答，好像一条裙子。

刘怀谷迟迟没能从昨晚的情绪中挣脱出来，那时天空黑暗，气味却和现在一样。他和李渡穿过长长的防潮墩，朝那条鲸鱼走去。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尽管他们的举动有些鲁莽，但他已经从漫长的折磨中平复下来。他没有惦记母亲的死亡，也未曾想起那把丢失的假枪。他只是想去看一眼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那一刻他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拥有和其他同龄人一样的好奇与冒险精神。

后来鲸鱼张开嘴巴，他又变回了那个拿枪对着自己下巴的少年，并且意识到这世上永远有需要他去承受的东西，一刻也无法安宁。他幻想了一整天，试图把昨晚的经历变成一个虚幻的噩梦，醒来的时候身上披着清晨的日光，豆浆的香味从厨房里飘来。他宁愿继续停留在那个浅薄的认知上，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不是鲸而是大象或者恐龙。然而真实与虚幻间的界线过于清晰，他分明看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打出两个弹孔：母亲去世，父亲变成了杀人犯。好在他仍有想象的余地去赋予鲸口中的男人是如何的罪孽深重，以此缓解对父亲无法抚平的偏见与恐惧。

刘会勇问，怎么，不高兴？刘怀谷说，我听人讲，鲸鱼快死的时候，就往岸边游，有的能上岸，有的沉到海底。刘怀谷顿了顿，以防悲痛的情绪从声音里外泄，压着嗓子问，妈妈去世了，你说她是上岸了，还是沉底了？

随着一声巨响，吊臂被鲸鱼牵扯着轰然崩塌，鲸鱼猛烈地摔到沙滩上，掀起尘土飞扬，宛如一场小型地震。刘怀谷僵在原地，心中那杆吊臂同样因为不负重荷而面临崩塌，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永远替父亲保守此事，不会让隐藏在这条裙下的噩梦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因此当吊臂第二次升起时，他双手合十暗自祈祷，鲸鱼在他头顶划过，一时间遮天蔽日，鱼身投下的阴影盖在他的身上。那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伟大的神迹，连同着他对父亲捉摸不透的复杂情愫，以落日沉海般的磅礴之势在他心中隐去。但是刘会勇对此毫无察觉，即便脱下警服，还在为没能抓到屠夫而耿耿于怀，这件事情将继续缠绕他的生活。但是对于刘怀谷母亲自杀一事，他仍然认为隐瞒真相是对儿子必要的保护。

太阳的余晖浸透海面，仿佛蛋糕上的草莓随着奶油融化而缓缓下沉。那是1999年一个秋天的傍晚，人们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挑选着属于自己的离别方式。时间的跨度在这个节点上拉长了距离，变成一张吞噬万物的鲸口，那是一百年出现一次的机会，可以把过去留在过去，将历史埋进沙尘。它比大海的容量更大，胜于一切情逾骨肉的思念、一切无疾而终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