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夏天，我顶着一头足以遮眼的长发，跨过了小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
其实依我现在来看，那把吉他着实太烂。除了音准没什么问题，其他各个方面都有问题。但偏偏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空有一颗自命不凡的心，但凡能出声的吉他我都认为不错，反正其他方面我也看不明白。
当我把五张红色的钞票拍到桌子上时，那个夏天突然变得特别燥热。回去的路上，长远的女式摩托车越发显得动力不足，我只得反复拧动车把。翻滚的热浪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的全身就像抹了一层胶水般难受。吉他被我背在了身后，葫芦形的琴箱厚实地贴在我的皮肤上。我那头又长又密的头发里塞满了汗水，风迎面吹过来，打着绺儿飞在空中，像是稠密的布料条。
千禧年的前几个年头，单就流行这样的发型。所有的年轻人都把头发留得很长，长到前面只许露出五官，后面拖一小截尾巴在脖颈。必要时再去理发店做一个造型，烫几个卷或者干脆染成别的颜色。顶在头顶上，仿佛一丛瀑布倾泻而下。
我撇了撇额前厚实的刘海，汗水顺着带尖儿的发梢流下来，不小心便滴进了眼角里。
其实在此之前，我的头发并没有这么长。
先前有一辆双排口的本田，是我和长远攒了半年的钱才买来的。那辆车动力足，加速快，外表看着就十分气派，比我现在屁股下面的这辆不知好多少。
那辆车提到的第一天，我和长远就推着它去了后山。半山腰上有一块空旷的沙地，我们打算在那里先练练手。但事实证明，我没有骑好车的命。在我一段加速给油后，风呼呼地吹在我的脸上。我却只顾得兴奋，没有注意到地上突起的土堆，接着连人带车瞬间腾空。下一秒我的双膝率先着地，当场摔得血肉模糊。而那辆本田横向撞在一棵树干上，气缸炸裂，宣告报废了。
为了这件事，长远和我决裂了三分钟。不过三分钟后他猛然顿悟，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还是比一辆摩托车要珍贵的。于是他抛开新车被撞坏的怨念，毅然把我送去了医院。
我在病床上躺了一周，当我出院时，长远已经把那辆本田当废铁卖了，并用换来的钱买了那辆女式摩托。由于我一直心怀愧疚，也就没找长远要回属于我的那部分卖车钱。
自打那以后，长远天天没事儿就骑着女式摩托在城市里晃悠，暗自攒钱等待下一辆好车的到来。而我怕膝盖无法再承受一次同样的冲击，所以再三思量后放弃了玩摩托。
这大概是夏天刚刚来临时发生的事，聒噪的蝉鸣才响彻在碧透的天空。失去摩托车后，我陷入在了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每天一个人坐在墙头，身旁放一罐可乐，看着天边的阳光从稀少变得繁多。
我觉得是该找点儿事做了，否则大把的时间只会在消遣中度过。
在我喝完第32灌可乐后，我听到了一辆跑车飞驰而过的声音。我猜测那辆跑车应该是敞篷的，否则车内音响不可能如此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高亢撩人的嗓音，配合细腻成水的吉他。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那首歌是枪花的《Sweet Child O' Mine》。
我曾经把这首歌放给长远听，但他听完后对我说，这只是一段音乐啊。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发现我有做音乐的天赋。因为对于我来说，那不仅仅是一段简单的音乐。那是久经绽放的黑玫瑰，那是一束无比滚烫的阳光，浇入了我的骨髓中，让我的灵魂发热沸腾。
我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音乐，并且是一见钟情。无数个惬意的午后，我穿过悠长的巷道，独自去五道口淘打口碟。在那些挨了一刀的塑料圆盘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别于我此前遇到的所有，我可以仅靠它在音像店的旮旯里坐上一天，挂着笨重的头戴式耳机，像是一个数日未沾酒的酒鬼，拼命汲取着养分。
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年代，满大街的娱乐场所都播放着所谓的流行歌曲，清一色打着伤感的旗号，以此吸引着那些追求潮流的男孩女孩。长远以为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总体评价只有一个字，娘。在他看来，只有玩摩托才是真男人的体现。对此我和他的理解完全不同。并且我打心眼儿里清楚，我和那些男孩女孩并不一样，但至于是哪一点，我自己也讲不明白。
我去珠市口买了一把吉他，在一家新开张的琴行开始了学艺生涯。教我吉他的老师是个山东人，二十岁出头，耳朵上戴着两颗银色的耳钉。在我所有认识的男性中，他的头发是最长的，披散下来能垂到肩上，平时需要用一根尼龙的头绳绑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撩着额前的刘海儿对我说，现在的人都留长发，咱儿要比他们还长，这才叫艺术。
于是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头发。长远的头发也长，但他隔几周还会去理发店修一修，可我从来都不去。这样做的坏处是，我每天都要洗一遍头，否则成片的长发就会被汗水泡得很油。但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坚持，为了口袋里十几块的零用钱，为了那至死不渝的摇滚。
在那个炎热烦躁的夏天，热气似乎塞满了空气中无数细小的缝隙，堵塞住我身上的每一处毛孔。
除却睡觉和沐浴，弹琴成了生活中第三件能让我安静下来的事。为了练好一个和弦，我左手的四个指肚全磨出了白色的茧，轻轻一碰就疼到不行，可我却始终乐此不疲。
隔三差五，我就会骑着长远的摩托到那家琴行，找吉他老师学习新的弹奏技巧，捎带聊聊当今国际音乐的走向。那家琴行一共就二十多平方米，原本是家奶茶店的门面，只不过现在墙上挂满了乐手的海报。我把满地的音箱线拨开，支起谱架，坐到一只生锈的圆凳上。屋内也没有空调，我和他一人抱一把吉他，汗水顺着发梢止不住地滴落。
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交流起来也不会觉得有差距。琴行的对面有一家正规的乐器店，裱着透明的落地橱窗，门前的立式音响里外放着流行歌，名曰“乐动琴行”。我们经常暗地里讨论，说这家乐器店的寿命不会太长。别看它现在生意兴隆，但实际做的东西不走心，是媚俗的，顶多能赚个午饭钱，终究会被时代的洪流冲散瓦解。
聊到尽兴处我们就彼此标榜，等以后有了钱，一定要组一支乐队，能把摇滚发扬光大的那种。到时候就离开这个狭小的房间，离开北京，坐上飞机满世界跑。让大街上的音像店都放我们的歌。
这样的幻想常常使我信心十足，觉得未来早已注定，我只需亲自走个过程。但现实中，我和我的吉他老师为中午的米线要不要多加一块钱的鹌鹑蛋，纠结了十五分零三秒。
在我把琴行周围卖的米线都嚼透时，我思索着日子是不是过得太窘迫了。我倒是没奢望过荣华富贵，但起码应该活得体面大方，不比我所讨厌的那些人差。
我在一家咖啡店做了驻唱，每周固定有几个晚上会跑去消磨雅兴。咖啡店里垂挂着漂亮的吊灯，墙面上刷着棕色的油漆，皮质的座椅透出一股安逸。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多半是些穿正装的白领，面前摆着一台电脑，点一杯咖啡度过一个晚上。
他们并不需要你弹琴的水平多么高，唱歌的嗓子有多么独特，只要你不会烦到他们就好。所以多半的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在对着一群麻木的人偶唱歌，索性把声音降到很低，这样嗓子也会好受一些。
直到某一次唱完，我拿着吉他走下台时，有个戴耳环的女孩跳到了我面前。她穿着一件篮球服样式的T恤，笑靥如茵，仅是嘴唇上涂了些唇彩。手腕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手镯和珠子，束腰的牛仔短裤里伸出两条白净的腿。
但那晚真正吸引我的，是她那头火一般的长发。简直如一杯浓烈的红酒，从头顶一直流淌至她的腰际。说实话，这有些超出了我的认知，我从没见过哪个女孩能把头发留到这么长。并且在湿热的酷暑，她的妆发看上去毫不油腻，就像刚沐浴完一样清凉。
她说，你唱得真好，能单独再为我唱一首吗？
我就这样认识了辛钰。那晚我带她从咖啡店的后门溜出去，坐到了空旷的马路边。我唱了一首郑钧的《私奔》，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挺符合我当时的状态。只是入夜的风有些频急，我每次张口总会有湿漉漉的气流灌入我的嗓子，把本干瘪的肚子撑得很胀。
其间我故意唱得很大声，因为那地方隔一条街就是片夜市，朝天的吆喝总是不偏不倚地传入我的耳朵，打乱我弹琴的节奏。有一段歌词我基本就是在靠喊了，但大部分的声音还是被那些小贩盖过。弄得我一度认为，他们才是真正可以把摇滚发扬光大的人。
不过还好，辛钰坐在我的面前，一直托着腮耐心地倾听。她让我感觉到我是真的在唱歌，而不像在咖啡店里，顶多算个可有可无的戏子。我打心眼儿里认为，是那头亲切的长发作了梗。它就像是一个暗号，将一群人冥冥中吸引到一起。
在遮挡月光的云都散去时，我扫完了最后一个和弦，隐约看到辛钰的眼角有泛起的泪花。我正想庆祝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位听众，下一秒她张开嘴结实地打了个哈欠。
后来谈起我那天的演唱，辛钰说其实我琴弹得一般，嗓子很大众化，外形也没有加多少分。惹得我一度都想找块豆腐撞死。但好在她用到了先抑后扬的语言表现手法，说我的歌声很动情，里面是存有灵魂的，仔细听就像是一只冰锥，在炎炎夏日戳进了她的心里。
这个比喻在那样的夏天实在让人舒服，我索性就没再追问有关最后那个哈欠的事。
那一段时间，辛钰加入了我和长远的迷你团体，充当花瓶的角色。她比我们要大两岁，在京城开了一家珠宝店，经营简易的挂链和首饰，以此来赚些赖以生存的钱。
某次见面时，她送了我和长远一人一只貔貅的挂链，用一根米粒粗的红绳穿着，戴到脖子上相当的勒人。偶尔出汗多的时候，那绳子还频频向下掉色，黏在皮肤上，就像被蚊子咬了一口，痒得人难耐。
我和长远都觉得，这根挂链完全就是个累赘。但辛钰却不让我们摘下来。她说这代表着财气与平安，是要伴随一辈子的。
不知是不是拜这只貔貅所赐，那阵子我和长远确实时来运转。我领到了咖啡店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则靠骑摩托在火车站附近拉人赚了些钱。我们已经可以趾高气昂地出入中档的牛肉面餐馆，而不像以前，只能躲在街道狭小幽暗的角落，吹着高墙阴影下带来的凉风，细数夏天还有多久才会过去。
在辛钰加入我们的团体后，我和长远的日子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因而我一直都很感激辛钰，每次下馆子都会带着她。并且我专挑那种带风扇的餐馆，这样看上去可以更有面子一些。但事实上风扇在那个炎夏已经不怎么顶用，我觉得我已经是在很细地嚼、很慢地咽了，但吃完后浑身还是被汗水覆盖，衣服牢牢地贴在后背上。
我擦了擦两鬓的汗珠，在三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免费的茶水，庆祝我和长远即将迎来光明磊落的生活，重重干了一杯。
有盼头的生活也许看起来更加有趣，但事实上，我所期望的在那个夏天就从没出现过。或许是被浓郁的太阳晒干在了马路上，或许是被朝天的马达声撕碎在半空，总之我从未整齐地看见过它们，一次都没有。
我继续玩我的吉他，长远继续摆弄他的摩托，辛钰则开始一日日地玩消失。总之在那顿牛肉面之后，我们彼此好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相互失联的状态。我开始发现那天信誓旦旦许下的愿望，终究在人类本性的消磨中不复存在。在我习惯了闷热的午后独自跑去琴行、每周固定几个晚上的驻唱后，这些事慢慢也就退化成了生活的琐碎，令我的心灵再次变得疲惫起来。
“光明磊落的生活”就是不断追求、不断慰藉自己的过程，否则就算身处光明磊落的境地，只要停滞不前，身边的一切终会消失。
为了这个信念，我在平安里联系到一位卖打口碟的贩子。他承诺他的盘全都是原版光碟，品相极好，价格低廉。而最重要的是——“全都是极品”，他用一种很油滑的语气告诉我。
我在商业大厦的门口见到他，彼此寒暄了几句。接着他引我去了一条脏兮兮的小巷，地上净是做饭剩下的油垢，天空被电线分割成无数的方格。我跟在他后面，进到了一个废弃的四合院内，踮着脚从碎石块上面踩过。推开面前平房木门的那一刻，生命中好像撕开了一条细长的口子，源源不断的光芒涌进来，刺亮了我的双眼。
在散发着尘土味儿的水泥地上，放满了海洋一般的磁带和盘，从远处看上去就光彩夺目。每一张保存的都特别完好，足有九成新，就连CD的外壳都少有磨损。我将一张样盘填入一旁的音响内，清晰的音轨传出来时，我感觉整个人都被点燃了。
并不是说我以前遇到的盘都不好，但保存如此精美的，我当真是第一次见。半个下午的时间，我全都泡在了那里。挑选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正慢慢变成一只鸵鸟，几乎要将整个头都埋入眼下的五彩斑斓中。当然，那些CD也不凡黑白封面的，不过当时在我的眼中，它们统统有了诱人的色彩。
最终我挑了Bob Dylan的《Highway 61 Revisited》、Nirvana的《Nevermind》、The 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和Pink Floyd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在我站起身活动发麻的小腿时，我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没有带够钱。
当时已近黄昏，橙红色的夕阳从大团的白云中挤出来，粘在我的脸上。贩子看穿了我所处的窘境，扬手叫我明天再来。但我想，他永远不会理解我心里那种急欲得到的索取感。我让他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出去拿钱，马上就会回来。他挤了挤眉头，露出满脸的狐疑。但我顾不上这么多，向外跑着嘴巴里又重复了好几句“马上”。
我飞速跑出了四合院，找到一家定点的杂志摊，拿起公用电话打到了长远家里。二十分钟后，他骑着那辆女士摩托，后座载着辛钰，带了五十块钱火速赶来救场。
我再次跑回那座平房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还是撑着脊背把汗涔涔的钱举到半空，换回了那几盘属于我的、热乎乎的碟子。
返程的途中，长远的摩托严重超载，我们三个都把骨架压在了车身上，致使发动机就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呼哧呼哧直打哆嗦。
辛钰坐在我和长远中间，她那头长发总是时不时贴在我的嘴上，灌我一嘴染发剂的涩味。行驶了不到两百米，那辆摩托熄火了三次。一番踌躇后，我们最终决定下来推车，三个人就着夜色并排向前走。
闷热的夜风吹在我的小腿肚上，顺着衣服的空隙将我整个人包裹。我从未如此清晰地置身京城的夜景中，那些高楼上光怪陆离的灯光一时让我不太适应。
路过一家烧烤摊时，滚滚的白烟托着湿气往天上跑，恐是要下雨了，我隐约嗅到了一丝雨水陈旧的霉味儿，把我的鼻子堵得很不舒服。
不远处似乎有人在打架，四个男的推搡着另一个男的，周围聚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们三个不自觉就凑了过去。那个男的被四个人团团围在中间，嘴唇打着哆嗦。我心里想象着那些香港电影里的桥段，主角总能独自干掉一群反派的喽啰，或是处于劣势来个绝地反击。
但在那天的街头，那个男的毫无还手之力，颤抖着蜷缩在地面，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任凭拳头落在他的身上。长远在我身旁探着头，嘴唇茫然地张着，头发被风吹穿后再送起。辛钰则一直在后面拽我们的衣服，用极小的声音催促我们快走。
而我期待中的翻盘，直到那天治安警察赶到，都一直没有出现。那个男的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脸色暗淡得如一把死灰，被担架直接抬入了救护车内。周围的人群这才开始慢慢散去，不少人都唏嘘不已，摇着头走向各处。
当我们转身准备离开时，长远突然愣住了。透过那些炫目的光晕，我望见了他眼中写满的惊恐——那辆女式摩托不知何时不见了，在原本安放的位置，此刻只剩下一道车胎隐隐压过的痕迹，提醒着我们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辛钰“哼”了一声，悠悠地说，看见了吗，这才是真实的啊。
在我转过头看她的同时，天空毫无征兆地打了一个响雷。那场沁人心肺的雨，终于还是倾盆降了下来。
那辆女式摩托被偷之后，长远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毕竟那辆车虽然破了些，但陪他的时间最长，感情自然也最深厚。
暴雨并没能浇灭高温，隔天又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事实上，我之前十几年所建立的一切，在那个雨夜都被冲散瓦解。我陷入到了一种“盲”的状态，只得没日没夜戴着耳机，一遍遍听那日买来的几张打口碟。直到后来，蹩脚的英文句子我能仅凭发音就全部背诵，迷人的旋律不间断地在我耳畔回放，我才微微有了点儿腻的感觉。
在这期间，辛钰来找过我和长远一次。她的父亲得了糖尿病，需要胃转流。但手术费实在太过昂贵，她东拼西凑还是不够。她的语调一直支支吾吾，犹豫了很久才开口，说想问我和长远借6000块钱。
她说完后，长远显然还没从摩托被偷的境遇中抽离出来，不禁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过会儿压低了声音问我，借吗？我说，借，当然要借。我早就把辛钰当成了交心的人，虽然我时常摸不透她深邃的眼神，可那头长发已经把我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从她那天在咖啡厅迎面走向我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把我在咖啡店赚的钱全部拿了出来，长远则透支了他购买下辆摩托车的费用。我们又从别的渠道弄来了一些，但最后还是差二百。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跑去二手市场把吉他卖了。把琴递出去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曾经吹下的“把摇滚发扬光大”的牛，想起了为弹琴付出的日日夜夜。但我最终想起辛钰难为情的神色，还是松开握住琴颈的手，换来了两张鲜红的钞票。
我把这6000块钱用信封包好，交给了辛钰。她激动得当场就落了泪，嘴上连连说着谢谢。她拿笔写下了她珠宝店的地址，叫我们半个月后去找她，她会还给我们钱。
做完这一切，她重重拥抱了我和长远，把眼泪和鼻涕统统抹在了我们的衣服上。
卖掉了吉他，我自然就失去了咖啡店的工作，琴行我也很久都没有去。我和长远又回到了最初那副楚楚的模样，整日喝着廉价的饮料，肆意消遣着时光。
我原以为暂别了音乐，我能再从别的地方找回那份恒心。但我失败了，此前那个充满毅力的人好像从来就不是我。我真的退回到了那种慵懒的状态，虽然不太相信，但也无法否认。每天起床都觉得精神焕发的时日，真的已经离我而去。
某天我散步时经过那家琴行，发现门前原本挂着的乐队海报，此刻全都被撕了下来。我怀着疑惑走了进去，屋内有两个工人正在拆卸，地上落满了灰色的墙粉，电钻的声音极其吵人。
我在一旁见到了我亲爱的吉他老师，他托着腮坐在墙角，还是同以前一样，怀里不羁地抱着一把吉他。只是曾经那头令他引以为傲的长发，不知何时全部剃光了。斑斑块块的头皮突兀地暴露在空气中，嵌着蚊子咬下的包，一时让我觉得可怖。
我坐在曾经学琴时的圆凳上，和他聊了一个下午。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家琴行虽然租在繁华地段，但店面太小，平常来光顾的人不多，每个月几乎都是在赔钱。
买琴时刁钻的顾客，店门前经常需要清理的积水，再加上月底催促的房租。这些事情就足够让他心力憔悴，时刻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好好享受音乐，最终只会形成恶性循环。直到他带来的钱全部花净，再也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
接下来他打算离开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之前说好的那样，远走高飞，只不过目的同最初背道而驰。他要回家找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地生活，不要再像只风筝一样在天上飞了。
他无力地弹着Queen的《We are the champions》，嘴巴里叹了口气。我冲他竖了个拇指，笑着祝福他好运。只是他一直都闭着眼，无力地喘息着。直到起身的时候才费力地睁开，刻意望了一眼对面那家“乐动琴行”,温馨的光彩映在他的眼眸中。
良久，他轻轻地说，其实音乐、吉他、唱歌，还有留长发，这些都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啊，是生活。
我望着他被削平的光头，那一刻，他显得特别苍老。
告别了我的吉他老师，日子并没有步入正轨。我发觉所有人一夜间都学会了从互联网上下载歌曲，包括那些喜好伤感的小年轻。再也没有人愿意花钱买一盘CD，而我望着角落成堆的打口碟，觉得时代总是朝我不喜欢的方向飞驰，俨然将我变成一个异类。
我和长远对着一本泛黄的日历，只觉度日如年。直至半个月的期限走到，我们马不停蹄地按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珠宝店，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慢慢地等。可那天我们从日出等到了日落，安静地望着夕阳落进复杂的楼宇间，辛钰却始终都没有出现。
后来，还是我意识到了问题。因为一个月有二十八天的、三十天的，也有三十一天的。我们并没有约好是以怎样的天数为准。再者一天又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也没有说好具体的时间点，这样在见面时很可能就会出现差错。
为了弥补这个过失，我和长远一连跑去了三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待到晚上九点。在距离辛钰离开我们的第十八天，长远终于耐不住性子，冲进那家珠宝店询问前台的小姐。但她告诉我们，这里的老板娘不叫辛钰，她也从没听说过一个叫辛钰的人。
我缓慢地推开珠宝店的门，机械地坐回台阶上。身体瞬间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呼啸的风划过我的胸腔。我望着面前的路人熙熙攘攘，各种声音从耳旁鱼贯而入，仿佛数百架编钟震动着耳膜。我忍住脑袋的晕眩，在人群中努力搜索着一头酒红色的长发，但我始终没有找到。
长远说，别等了，她不会来了。
我说，再等五秒吧，就五秒。
长远说，五、四、三、二、一，好了，她还是没来。
我说，你数得太快了。
长远说，你别傻了，也许咱们从一开始就被她骗了，她根本就不叫辛钰，李钰、戴钰、黄花钰，这些名字都有可能，反正就不叫辛钰。
他说完这句话，我把脖子上的貔貅扯了下来，扔进了明晃晃的阳光里。我原本是想看它四分五裂的那一瞬，但我扔得太用力了，等我回过神来时，它早已不知飞去了哪里。
那几天，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倾听，戴着耳机播放那些烂熟于心的歌曲。我本以为我能做个参透世间的哲人，靠着玩世不恭慢慢提高悟性，爬到世界的顶端。但我实在太异想天开了，归根结底，我永远到不了心中那座憧憬的乌托邦。
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在那个令我唾之以鼻的夏天，长远坐上了飞厦门的航班，随他的父亲去海边做生意。这件事其实在很久前他就早有计划，但直到买下机票的当天，他才犹犹豫豫地告诉了我，好似这是一桩多么见不得人的事。
在候机楼庞大的圆顶下，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长远。他戴着一顶深蓝色的鸭舌满，推着两个铁皮箱子站在服务区，紧紧握着手中的矿泉水。等走近时我才发现，他剪了板寸，两鬓原本长到离谱的头发，此刻已经全部不见了。用他父亲的话说——“做生意嘛，人总要看上去精神一点”。
我原计划中的感天动地，到真见面时反而都特别平静。我们坐下来随便说了几句，聊最近也聊未来。只是说话的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一直让他觉得尴尬，以至于吐字总是唯唯诺诺的，说话也含糊其辞。最后还没谈到泪点上，他就要登机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祝我以后一切都好，我则笑着在他肩膀上捶了一拳。然后他就什么也没再说，迅速转过身，低头随他父亲跨入了滚滚的人流，皮箱在地上拉过时发出一串沉闷的回响。
我看着那架飞机闭合舱门，从跑道上加速，直至飞上了蓝天。巨大的轰鸣在天空回荡，我听着心脏整齐地跳动，转身缓慢地离开，像是毕生的力气都在那一刻用光了。
走出候机楼时，我这才发觉已经是2008年。街上到处都插满了漂亮的国旗，欢庆的人群像是舞狮般一趟趟穿过，把每个人脸上的喜悦衬托得特别美好。
我从机场一路走到天安门，全身都酸痛得厉害，可我一刻都没有停。其间有个人奔跑时撞到了我，忙停下身高兴地向我道歉，还问我要不要加入他欢庆的队列。我本来想着大方地拒绝他，但说出话时声音变得很小，他可能以为我是个哑巴，就继续随人群向前奔跑了。
我去了一家理发店，一个脸上贴国旗的青年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请到椅子上，拿出白褂为我披上。在得知我要剪平头时，他的表情微微有些惊讶，但这种惊讶很快就随着在镜子中与我的对视消失了。他拿出一个像是浇花用的瓶子，开始往我头上喷水。
他边喷边问我，小哥，这么长的头发为什么都要剪掉啊？
我说，为了迎接。
他说，迎接奥运会吗？
我想了想说，你这样理解也可以。
这个回答似乎让他特别满意，忙冲我指了指他脸上的国旗，好证明他和我是一样的。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推子，接上电源，嗡嗡的声音就从我脑后响起。
窗户没关，带着腥味的风从外面吹进来。我想起了我的吉他老师、那辆女式摩托、长远、辛钰、我的吉他，还有最先的那辆本田，就像是某把吉他的六根弦，原本紧凑却不拥挤地排列在琴箱上，可以奏出我理想中的乐章。
但此刻，所有这些就如同这头燃烧殆尽的头发，即将变成一地灰烬，消失于我的生命中。等来年的秋风吹过，一丛丛飘向远方，在视线中拧成一片灰色，乃至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