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猎人端起了枪，我们掏出乘车卡和零钱，盯着渐渐放缓速度的211路公交，预判司机的刹车点，车门“嘶”的一声打开，我随着人群一拥而上，比任何灾难片都真实。每当此时，我就很羡慕那些乘坐冷门线路的人，他们抬腿上车的悠然，和挑选靠窗座位坐下的潇洒，仿佛占据了一个新的城市阶级。

过了东门和水库，211从拥堵的车流里分离出来，经过高架桥，驶上梧桐山，山路在盘旋中逐渐收紧成一条标准的四级公路。从留医部到梧桐山公交总站，总长10公里，途经12个站点，算上步行、等车、拥堵等原因，用时大概在一个时。若是在工作日早晨下山，或者在周末夜晚选择上山的话，则在两至四个小时不等。我计算过，把这条窄隘的路耽误的个人时间加起来，比人类的文明史还要长三百年。

大望桥上挂着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几个老头在牌子下面聊天，手里拿着用鱼线和塑料瓶做的简易垂钓器材，丝线在路灯下闪跳，隐没到青蓝的河水里，周围泛起气泡和一圈圈涟漪。车上只剩零星乘客，又往山的方向行了几站，司机仪式性地把后门开了又关，在山路上尽情疾驰，越来越靠近终点。

“嘶”的一声，前后门一起开，我下了车。

山上的夜比山下的夜更像夜，晚上七点，天已经黑出了十点的样子。建筑都是民房，高一点的也不过四五层，临街的小商铺灯火通明，在山体的投影下，照亮了门前的一小片地。我穿过两条街巷，在桥上站了会儿，云朵披着月色接连流过山峰。最美的事物也最单调，云就是这样。它能把一切靠近它的东西变美，或衬托得更美。

梧桐山海拔九百多米，是深圳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终年和云雾为伴，有时被云眯着眼，有时被云笼着腰，遇到下雨天，云雾就会散开，在山林间散漫地游荡。推开我房间的窗，就能看见没在云中的主峰，得益于南方的气候，四季都是一样的青翠。 我爬过一次梧桐山，山顶上伫立着块毫无美感的大石头，刻着“鹏城第一峰”，石头下面名为“天池”的浅水池子，里面有一些蝌蚪和烟头，此后我再也不去了。

楼下平台上坐着几个孩子，低头捧着手机玩游戏。他们都是本地人，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些道士和国学爱好者，用于开设辟谷和灵修课程，吸引山下的有钱人。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梧桐山安宁的环境里滋生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南方系的媒体每隔几年都会报道一次。有个稍大点的孩子冲我露出笑容，说好久不见了，我有些惊愕，刚想说点什么，他又低下头沉浸在游戏世界中了。我跺脚把声控灯弄亮，走到二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声控灯灭了好几次，等一灭，我就跺脚，再接着开门，等光亮在钥匙跟锁孔发出的摩擦声中再次熄灭，形成了一个漫长的影音节奏。我有些急躁。身后的门开了，头发白了一半的房东不满地打量着我。

“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有东西忘拿了？”他语气竟出奇地平和。

我没有说话，每当我遇到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我就沉默。沉默是有姿态的默认和妥协，仿佛能解决一切。

他摘下腰间的钥匙串，挑出一个钥匙，轻松打开了房门。房间里一览无余，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白色的简易衣柜。这衣柜是我刚搬进来时在宜家买的，一起扛回来的还有一套桌椅，一张地毯，和一个拉杆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香薰蜡烛、晾衣架、卷筒粘之类的小东西。可此时房间里属于我的，只有那个衣柜，上面还落了灰。

“你搬走后，这间房就一直空着，还没有人租呢。这衣柜是你的吧？”

房东把钥匙重新挂到皮带扣上，那上面全是半月形的银色钥匙，而我手里的这把是扁平形状的，钥匙扣上还有一个蓝色的门禁卡片，上面写着“布吉·大都汇”。

“我搬出去很久了吗？”

我在房间了转了一圈，墙壁上有很多的钉孔，走线槽被经年的污痕包裹着，厨房的墙壁上有一块浅褐色的阴影，那曾是挂油烟机的地方，我怀疑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不是下了班不自觉地就回到这儿了？”

我点点头。

房东露出理解的笑容：“我一开始就想到了，以前也有人这么办过，住了这么长时间，难免的嘛。”

他接着笑：“我儿子在国外读研，我跟你说过的，前几天他打电话说总是梦见回家，又找不到家门在哪儿。其实啊就是住习惯了，晃神了呗。”

我并不记得他跟我说过他儿子的事情，但我仍点点头，用沉默为这次意外画上一个句号。返程的211路公交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开始想象这是一场梦，或许我在某个地方睡着了，可经过深港水库时，沿路的提示牌上的文案那么清晰可见，我完整地读了两遍。

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夏芽，她说，我在楼下等你。我问，是大都汇吗？不然呢？她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

二手玫瑰的魅力，只有到现场才能见识到。我在一本小说里知道的这个乐队，那会儿天涯的舞文板正火着呢，小说讲述了一群活不明白的年轻人，寻找激情和希望的故事。作者发了不到一万字，就被出版社签下，销量和后来的天涯的境遇差不多。二手玫瑰渐渐地火了，主唱梁龙经常在798艺术区举行小规模的论坛，邀请一群音乐人谈市场，谈理想，他们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毫不避讳对金钱的需求，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在B10 Live house ，梁龙露着两条粗壮的大白腿，在绚烂灯光的映衬下恍如妖魔，他说跑了一年的音乐节挣了钱，要发新专辑了。一个女孩冲台上呐喊：骚货！然后有人吹了一个安全套扔到空中，起起落落，拍到了吉他手身上又反弹回来，夏芽一跃而起抓起了安全套，用钥匙怼爆了，闷响被电吉他声盖住。她大概有1米7多，或许是灯光或者她化妆的原因，目光所及之处挑不出一点缺陷。

“白痴才会觉得这么玩有意思。”她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请她去旧天堂书店坐一坐，她同意了，但我并不擅长与人对话，好在她很善谈，说自己刚考研失败，现在到处旅行，还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激情和希望，没有了，懂吗？没有了！”她说。

分别时，我买了单，夏芽为了表现女生的独立性，送了我一本欧·亨利的小说集，因为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欧·亨利笔下的女性意识。她把论文发给我看，论点浮泛，引用的文献太大众化，但我还是赞美了一通。我想再约她出来，可她已经不在深圳了，不告而别的理由是嫌我没有审美，那种水平的论文都夸得出来。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戳破我的小心思后嬉笑的模样。

夏芽先后去了上海、云南、日本，后来就不知道去了哪儿，她的朋友圈成了一片空白，我以为她把我删了。还是在B10 Live house，周云蓬在开场前放了一段牵着导盲犬在拙政园散步的视频，提醒大家注重盲人的相关权益，后面是一些音乐人的声援，最后露面的李志引起了群呼。周云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不会说话的爱情》，夏芽打来语音电话，我赶紧接了，现场声音太大，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索性就不说话了，就那么一直听着。“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副歌部分重复了很多遍，我看着手机上通话时间一点点叠加，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到来了。

我在留医部下车，步行到附近的翠竹地铁站转三号线，晚高峰已经过了，路人坐在人潮冲洗后的座位上，把目光沉浸在手机屏幕里，一副疲倦模样，可孤单就是孤单，越掩饰，越真切。就像在夏芽家里聚会上的我。我本以为夏芽遭遇了什么不幸，早早地给她留了一块地方，可夏芽就是夏芽，她怎么会以求救者的姿态出现呢。她发的定位在盐田靠海边的一个小区，去的人还有她的其他朋友，十几个人说说闹闹，我一直在低头玩手机。有人试图带我进入大家的话题，但我闪躲掉了，然后与他们匆匆告别。对物品的期待落空后，感到的是失落；对人的期待落空后，感到的则是孤单。她的某些特质令我深深着迷，可那又是令我难以接近她的原因。

夜里，夏芽打来电话说人太多了，没有招待好我，希望别介意，还说要爬梧桐山，让我陪她。聊完这些，我们就沉默了，过了会，手机里传出她均匀的呼吸声。

我们在傍晚时分爬到了峰顶，风很大，天很蓝，从山上看山下，城市像一卷铺在脚下的微型地图，不如从山上看山上美，因为我们太熟悉下面的世界了。下山时，天空聚集了一片厚重的云层，云浪翻腾，落起了雨，很凉。她累坏了，在我家洗了澡，我拿出新浴巾、牙具，还有玫瑰味的洗发水给她用。她说看不出来，你这备得挺全啊。其实这都是为她准备的，我还想过养只猫，让她一进门就看到这一切。我在地上铺了层毯子，躺下舒展疲累了一天的身体，她调侃似的问家里有没有安全套，我说没有，其实安全套就压在衣柜下面。 

我一夜无眠，试图想明白了我们的关系，和以后的可能性。我们彼此吸引，又彼此设防，因为怕付出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索性在同一个虚假的语境下交流，等隔阂溃败，等爱意决堤，一切美好和不堪都无可掌控地涌出去，覆水难收，自作自受。我感到无比的倦苦。夏芽在早上接了个电话，轻轻拍了拍我说要走了，我假装困顿地“嗯”了声。她走后，我偷偷从窗户往下看，她慢慢走远的背影，看起来很孤单，我觉得她不会再回来了。

“我就不请你上去了，家里有人。”高耸的银蓝色大厦，来往车流的噪音，剪了短发的夏芽，这一切让我忽生一股强烈的抽离感。我很想念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想，尽管她就站在我面前。我还有很多疑惑想理清，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别这么看着我！只是你推开了我，而我恰好过了会挽留人的阶段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把一个白色的行李箱推过来，是我的那一只。“能装的都装了，还有些东西不方便拿，回头给你寄过去吧。”

“我记不太清了，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还是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一点解答，当下这个结果之前的解答。

“祝你以后，一切都好。”

夏芽转身走了，也许我可以叫住她，强行问出点什么，可她的背影把我这个念头杀死了。她走得很决绝，像丢完垃圾后的转身离开般理所当然，除非发生意外，否则不会回头。“意外”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接近不幸，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不幸。

一辆白色奥迪在路边发出悠长而刻意的鸣笛，驾驶位的车窗降下来，司机冲我挥挥手，我拖着箱子走过去，竟然是朱总。

“上车。”

我把行李放进后备厢，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车子启动，混入车流，缓缓行驶。

“我下班就过来了。我想要是没遇见你，那就算了，如果遇见了，就转达一下他们的话。”

“他们说什么？”

“如果需要时间，公司可以给你放假，铁心要走的话，也欢迎你随时回来。”

我有些愕然，这话我也对其他人说过几次。

我在公司呆了四年，经历了三轮融资，盈利的目标依然难以实现，有时跳出来看看我们这伙人做的事，也不过尔尔，远没有以为的那般伟大。但仅此水平，就已经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和才华了，这才是最悲哀的。公司先后走过几位老同志，把股权折现，各自开辟新战场去了。我们分别宴上都喝得烂醉，相互鼓励，肯定对方做的事情，诚恳得像个要糖吃的孩子。可是那些离开的人，后来都没有了消息。

“我们去哪儿？”

“喝顿酒吧。”

我们到了经常吃的一家老北京火锅店，开在向西村的巷角里，经历过一次严厉的扫黄行动之后，楼凤和这家店的生意都一起被清理走了。老板把炭火装好，依然很热情，羊肉卷一下锅就泛起了白沫，明显是水注多了。我一口饮尽杯中的白酒，灼痛感从喉咙一直烧到腹腔，很真实。

“是因为失恋吗？”

“我不知道。”我想他看到了我刚和夏芽在一起。

“怎么会不知道呢，人的离开都是有理由的。” 

朱总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能跟新同事聊热搜上的八卦，偶尔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动态，是高管中看起来最年轻的一个。有次我们去西藏出差，我取登机牌时看了他的身份证才知道，他已经49岁了，又在他弯腰托运行李时注意到他的发根都是银白色的。若是平常面对一个49岁的人，我会将其定义为中年人，但这个年纪安在朱总身上，我就感觉他比老人还要苍老一些。

我们曾有一年的时间不间断地出差，每天醒来就要花几分钟回想身在何方。每到一个地方，朱总都会抽时间去当地的寺庙道观，拜神求签，买一些开过光的纪念品。我总是在门口等他，目光穿过糟旧的门槛，烟雾缭绕中，朱总跪在蒲团上，窄窄的半截黑影，伏了又起，像祈福，更像求饶。这使他的灵魂更像一个老人。

朱总有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朱嫂一度精神失常，调治过来后就开始信教了。每当熟悉的伙伴要离开公司，朱总就会谈起孩子的事情，用很轻柔的语气说人的离开是有理由的，像在刻意抚摸一道经年的伤疤。我们在西藏谈成了一笔单子，朱总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但仍推迟一天回深圳，他去了布达拉宫，带回来一条白色哈达，晚上回到酒店很开心地跟朱嫂还有刚满一岁的孩子视频通话，孩子一直哭，哭声有间隔，但没起伏，像天鹅的叫声。大概半个月后，我和同事去朱总家里探望，他的第三个孩子也去世了。朱总和朱嫂看起来一切正常，我们只打算坐会儿就走的，但朱嫂不让，张罗了一大桌菜。朱总在席间非常认真地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无论在哪里讲，什么人讲，都不会有人笑，但大家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笑话。

袅袅白烟从一间房门的缝隙里飘出来，我以为什么东西着了，推门去看，一时呆愣在原地。房间里堆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和玩具，还有一个简易的儿童滑梯，一条长方形的供桌靠墙放着，墙上钉了张白色铁丝网，挂着朱总从各地庙观搜罗到的纪念品，缠绕在一起如怒放的花朵，还有个蓝色的小音箱，在吟诵着什么。桌上立着三个高大概20厘米金色的孩童塑像，每个塑像前面都放着相同的香炉和零食、饮料，饮料都是打开的，里面插着吸管。

“孩子在屋里玩呢，不用管他们。”朱嫂冲里面喊道：“这是爸爸的朋友，你们都乖一点。”

我缓缓关上了门，手心出了一层汗珠。

“是古曼童。”朱哥说，“你嫂子觉得这样做，孩子就还在家里。”

“那里面装的是……”

朱总笑笑，没有说话。

半斤白酒下肚，接下来的酒，就没有了滋味，像喝水一样顺畅，周围渐渐虚幻起来，一不注意就旋转。我发现朱总的手机壳上挂着一个牌子，正面印着一个青衫女子怀抱着白狐的动漫图片，背面是透明的，里头装着一些金黄色的液体，和几个说不清形状的小零件，看着很劣质。

“这是佛牌，你嫂子在网上买的。”

“你信这个吗？”

“我在试着信，但没成功。你看这图片，就是网络小说的封面嘛，估计也是义乌产的。家里那几个古曼童，也是假的，我托人把孩子葬在老家祖坟里了。”

我确信我喝多了，才会问出这个问题。我很怕在这方面触动到他。

“但你嫂子不知道，家里稍微有点动静，就说孩子在跟她闹呢。我也想过离开，可就算不喜欢现在的状态，换一换就会好吗？可你不一样，你还很年轻。如果觉得离开之后感觉不错，跟我说一声。”

“你也要走吗？”

“我想领养一个孩子。”

反胃感涌上来，我走出火锅店，寻了个没人的角落呕了一会儿，秽物从鼻腔和嘴里一起涌出来，又呛又辣。一回身，街道比刚才更宽阔了些，面前是一家没有招牌的小卖铺，挂着泛黄的皮门帘，里面是一排玻璃柜，摆满了颜色鲜艳的小零食，戴着老花镜的老人倚着柜台，在看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我走进去，老人把目光移向我，但我没有停留，绕到他身后，一扇铁皮小门前，门上横拴了几根橡皮筋，门框上钉了黑色的橡皮垫子，我轻轻推开，走出去，门自动关上，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栋黑黢黢的居民楼。我笑了，确信这是一场梦。这是我以前的家，搬走至少已经十年了。

我走了进去，等眼睛适应了周围的寂暗，看清台阶，踩上去，感觉真切，扶上栏杆，沾了一手灰尘。我开始向上奔跑，每一步都跨越好几个台阶，在应该是顶楼的位置，又向上延伸出了一道楼梯。我继续跑，原来插在一楼左侧住户门楣上的干枯茱萸，忽然出现在右侧，丢弃在三楼角落的旧扫把，和二楼塑料桶挨在一起，楼层里也开始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有的蹲在地上，一言不发，有的在边敲门边低声谩骂，更多的人从楼上跑下来，形色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我们长着一样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