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们住在小城北缘的平房区。小城又叫风城，每到春天，大风从北边呼啸而来，在胡同里汇聚成一股强大气流，冲撞着奔向城市的腹地。老人常常吓唬小孩，千万别去巷子口玩，否则一阵过堂风就把小孩吹走嘞，看到菜市场里那个讨饭的瞎子没，就是因为小孩在大风天跑出去，被一阵风吹没了踪影，他苦苦找了一个月都没找到，生生哭瞎了眼睛。
那时我们为了飞翔做出过很多努力，比如学着武侠剧里的侠客练习轻功，趴在老奶奶编织的蹭鞋垫上假装是乘着飞毯，甚至干脆爬到院墙上模仿鸟儿扇动双臂一跃而下。听着这样唬人的故事长大，我们不但不恐惧，反而越发歆羡那个被风带走的小孩。于是等大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就跑到巷子口，朝北而立，期待一阵过堂风袭来将我们带上高空。
赵松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玩耍的孩子里，他长得最瘦小，胳膊腿细得像火柴棍，我们都猜测如果大风来了，他一定是第一个飞起来的人。为防止飞得太高找不到家，我们叉开腿手挽着手站着，筑成一道低矮的人墙。
有一次劲风如约而至，裹挟着黄沙和塑料袋攻城略地。我的眼睛里进了沙子，松开手去揉眼，身边的赵松突然“啊”的一声，向后趔趄了几步，身体像树苗一样晃了又晃。“赵松要被风吹跑啦！”我担心他飞起来后就再也落不回地上，也顾不得眼里的沙子，慌忙跳起来往他身上扑。其他孩子也跟着扑过来，一个摞着一个，把赵松压在了最下面。
后来，城区改建，平房拆迁，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曾经被我们用来练习轻功的矮墙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供人娱乐的单杠、双杠和跷跷板。楼房施工到一半的时候，我曾和赵松跑来瞻望，猜测那些方方正正的窗子中，哪一扇后面才是我们的家。小区建好后，我们作为第一批拆迁户搬了进去，像蜜蜂住进了蜂巢。我和赵松还是邻居，我住楼上，他住楼下。
我们每天放学后结伴回家，也不急着上楼，总是要坐在小区的跷跷板上闲聊一会，以此拖延写作业的时间。赵松始终吃不胖，瘦得像难民，我仗着身体健壮，经常突然跳起再猛地落回跷跷板上。赵松被高高地跷起，他拼命把身体往下压，然而脸憋得通红，双脚还是无奈地在半空中扑腾。
搬家后我和赵松偶尔还会试着寻找那阵神奇的过堂风。但城市外缘种了防护林，北风在林中磕绊而行，又在高楼之间中兜兜转转后，力道已是减弱了不少。赵松伸展双臂，仰头望向天空，“真想飞啊。”我那时读了不少自然科学读物，连忙卖弄道：“就算真来大风了也飞不起来，除非你的骨头是空心的。鸟能飞就是因为骨头里充满空气，浮力比人大。”
然而等我们长成大人后，赵松真的飞走了，只不过是坐的飞机。他飞去了一座巨兽般的大城市读书工作，与我们渐渐少了联系。我和大多数同学则掐断翅膀，留在家乡脚踏实地地朝九晚五、娶妻生子。我换了新房，从家到单位步行只需五分钟，每天下班后会在客厅的跑步机上跑一个钟头。跑步机上累计的里程数越来越多，已足够横穿中国的两个省份，而我却仍然蜷伏在小城的一隅。也不知道是跑步机隐喻了我的人生，还是我的人生已提前被跑步机剧透。
偶尔，像鱼儿探出水面喘气那样，我们也会驱车遁逃到郊外爬山。坐在小山坡上眺望家乡时，会发现高楼正逐渐吃掉平房，大超市正逐渐吃掉小卖部，风城变得越发拥挤喧闹，像一个酣战中的棋盘。
（二）
赵松三十岁的时候，又回到了家乡。我开车去接他，他站在出站口，只背了一个双肩包。人还是很瘦，两腮瘪进去，颧骨高耸而锋利。我问他这次打算待几天，他抓了抓枯草般的头发，说：“不回去了。”
赵松的父亲不久前突发脑出血，从急救室出来后就全瘫了，整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膛红得像烙铁。其实在我的印象中，赵父一直都是这样的姿态，只不过以前是因为醉酒，现在是因为瘫痪。
赵松一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曾经在我们看来如蜂巢的小区，如今已变得陈旧斑驳，淹没在了更高更新的商品楼群里。楼下的跷跷板竟然还在，坐上去后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呻吟。每天傍晚，赵松给父亲喂过饭，擦洗完身体，就下楼坐在跷跷板上发呆。夕光渐渐暗淡，赵松用脚蹬地，借着反作用力让身体跟随跷跷板起起落落。跷跷板锈蚀严重，早已看不出曾经的色彩，赵松的很多件衣服都沾染了锈迹，怎么洗也洗不掉。
父亲瘫痪后，赵松的母亲就跟着熟人去韩国打黑工了。五十岁的女人，不能像老爷们儿那样去工地卖体力，就只好在饭店里帮人刷碗盘。每月月初，母亲都会托人从韩国寄回来一些钱，让赵松给父亲买药吃。
我问赵松回来后靠什么生存。他说他是编剧，不用坐班，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每天写两集电视剧剧本，用邮箱给甲方发过去。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说的编剧实际上是枪手。影视公司策划一个电视剧，会先找大编剧写好大纲，再将大纲交由小编剧写好分集剧情，最后才将分集剧情给到枪手，往里面填补对话和动作。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枪手的稿费不到两万，是小编剧的二分之一，是大编剧的二十分之一。但剧集开播后，编剧一栏的署名只有大编剧一人。
我去赵松家看过，留下了一兜水果和一箱早餐奶。他父亲睡的单人床从卧室搬到了客厅，一来是为了赵松工作时也能留意到父亲的状况，二来是为了给父亲解闷，看电视更方便。但赵父似乎对电视并无多大兴趣，每天醒来后，凸出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电视柜旁的鱼缸。鱼缸里养的是一种热带鱼，只有小孩的拇指那么长，色彩鲜艳有光泽，鱼鳍飘逸如鸟翼。这种鱼的繁殖能力很强，最初只买了两条，养着养着就变成了十条，最后十条变成了几十条，在鱼缸的方寸空间中密密匝匝地游动。热带鱼没法丢到河里放生，赵松就捞出一些送朋友，但送的速度远比不上鱼繁殖的速度。后来他干脆不买鱼食了，饿了热带鱼几天后，鱼缸里就上演了大鱼吃小鱼的戏码。没过多久，鱼群的数量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鱼缸里有了留白，赵松捞了一把水草放进去，玻璃灯桶的光照下，鱼群在水草中翩跹穿行，煞是好看。
盯着鱼缸看，是父亲每天唯一的娱乐活动。他微侧着头，眼球跟着鱼左右游动，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浸湿了枕头。就这样盯上一整天，等天黑了，就闭上眼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再接着看。日复一日，父亲的生命好像附着在了鱼身上。有次赵松给鱼缸换水，将热带鱼暂时转移到了厨房。看不见鱼缸的父亲突然变得呼吸急促，胸腔剧烈震动，布满血丝的眼球用力鼓出来，模样十分骇人。赵松慌忙把鱼缸放回原处，父亲这才渐渐恢复如常。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随便挪动鱼缸，在客厅走动时也要小心别遮挡了父亲的视线。
（三）
赵松回来没几个月就失业了，再没有人找他写剧本。即使是枪手，也要常常跟影视公司开剧本会。赵松远在家乡，脱不开身，公司也不会为了方便他一人而特意召开电话会议。他不能写，换人就是。编剧专业的学生一抓一大把，这个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枪手。
失业之后，赵松养成了买彩票的习惯。买得不多，每周二去医院领药时路过彩票站，就顺手买一张刮刮乐。最多一次中了五十块，但大多数都是“谢谢支持”。他把这些没中奖的刮刮乐收集起来，一张一张贴到书桌上方的墙上，就像中学时往墙上贴誊写英文单词的便签纸。赵松只在刮刮乐的上缘贴了两面胶，风从窗子吹进来时，花花绿绿的彩票就飘起来，发出沙沙声响。
没有了收入来源，赵松开始尝试自己写小说。每天伺候完父亲，就伏在桌子上写作，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我问他都写了些什么，他就拿出写了一半的小说给我看。Word文档，宋体五号字，足足码了十几页。我已多年不读书，上万字的故事对我来说太长了，实在看不下去，就让他讲给我听。他说这是一篇表现主义小说，主角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他家的门消失了，偌大的房子只剩下了窗户。门的消失没有让他烦恼，反而令他倍感快乐，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上班和社交，孑然在家看书写作吃零食。生活必需品用完了也不用发愁，用长绳把篮子从窗户放下去，送货员就将他购买的东西放在了篮子里。后来主角爱上了一个姑娘，姑娘每晚七点下班，准时从他的楼下经过。他就将写好的情书放在篮子里交给姑娘，姑娘第二天再通过篮子传递回信。
我问门为什么会消失，是被人从外面砌上了？他说这不重要，反正就是消失了，这是一种隐喻。我点点头，说挺有创意的，心里想的却是这实在是太扯淡了。
赵松连续写了几个月的小说，长中短篇都有。他整理了一长串文学刊物的投稿地址，将作品一个邮箱一个邮箱地投过去，但不出所料，全部石沉大海。上小学的时候，赵松是全班作文写得最好的学生。那时班主任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交一篇周记，不低于五百字。我和很多同学抓耳挠腮，连五十个字都憋不出来，只好买了作文书来抄。小城只有一家书店，品类稀少，《小学生作文选》常年位居畅销榜。整个班级都靠着这套作文书应付班主任，经常一不小心就和另外的同学抄到了同一篇文章。赵松从不抄作文，他的灵感源源不断，从花鸟鱼虫到国家大事，都可以成为他周记的素材。我看过他的周记本，铅笔字密集却工整，每篇文章都远远超过了五百字。后来有一篇周记还发表在了风城晚报上，刊在第四版的右下角，方方正正的一个豆腐块。赵松告诉我，那是他三十多年来唯一一篇公开发表且署了自己名字的作品，稿费五块钱，正好够买一张刮刮乐。
赵松习惯在晚上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用DVD看老电影。他看电影的时候从不开灯，整个房间，只有电视屏幕和鱼缸里的玻璃灯桶散发着幽暗光芒。他说真正的诗意都存续于黑暗之中，灯光是有体积和重量的，大开着灯会挤压屋内空间，而关掉灯，空间就可以延伸为无限大。他讲了很多，但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为了省电。等父亲闭上眼沉沉睡去后，他就把鱼缸里的灯桶也关掉了。老电影的配乐声，鱼缸气泵的嗡嗡声，还有父亲节奏稳健的呼噜声，在昏黑的客厅里穿行荡漾。电视屏幕忽明忽暗，黑白电影中小狗在阳光下咻咻奔跑，穿着燕尾服的卓别林正拄着拐杖慌慌张张地横穿马路。
（四）
赵父病倒一年后，赵松的母亲从韩国回来了。她说现在首尔的饭店都引进了洗碗机，再也不用黑工刷盘子了。回来后就去一家卤味馆里谋了件事做，帮后厨剥鹌鹑蛋。洗衣服的塑料盆，满满地盛着煮熟的鹌鹑蛋，母亲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饭店后门，一个接一个地剥。鹌鹑蛋个小，皮薄，剥起来很麻烦，总是一不小心就把蛋白也抠破了。母亲四下望了望，见没人注意自己，就将抠破的鹌鹑蛋揣进兜里，晚上带回家炒菜吃，这是他们家每天珍贵的、免费的蛋白质来源。
有一次，赵松和母亲推让最后一枚鹌鹑蛋时掉了眼泪，责怪自己太没用，除了给父亲喂饭喂药，什么也分担不了。母亲叹了口气，说早知如此，当年就不督促他好好学习了，任他逃课上网不写作业，没什么远大志向，留在这个小城谋一份公差，兴许现在还过得不错。
年少时成绩优越的孩子们如今在大城市里辛苦谋生，学习不好的留在家乡，考入体制内，日子反而过得丰衣足食。这是小城市的生存悖论。赵松回来后，几个还在联系的老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有人携着夫人赴宴，有人酒过三巡后被妻子一个电话叫走，整个包间，赵松是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那些退休后闲得发慌的老阿姨们也不敢做他的月老，没有稳定饭碗和自己的房子也就算了，还摊上了一个卧病在床的老父亲，哪个姑娘敢看上这样的人哟。至于才华，他倒是有一些的，但在这样的小城，才华是最没有价值的摆设。
聚会结束后，大家陆续回家。我的同学几乎都买了车，其中还有不少购置了SUV。但城市太小，任意两点之间都能靠步行或自行车实现位移。城市的交通建设逐渐承载不了数量猛增的机动车，闹市区的十字路口，车流越来越长，像游戏机里的贪吃蛇。无数个被堵在红灯下的时刻，我幻想从高空俯瞰家乡的画面，那么多奥迪、丰田、别克在狭窄街道里左右腾挪，仿佛是一只只笼养的小兽。
也许是被母亲的话触动，也可能是参加同学聚会受了刺激，赵松突然决定报考公务员。他买了一堆复习材料，母亲在家照看父亲时，就去图书馆里复习。
这是风城唯一的图书馆，仅两层楼高，五十块钱办一张图书证。夏天的时候，阅览室里的人要比冬天多。因为图书馆温度适宜，饮水机里的水免费喝，吸引了不少退休后无事可做的老年人。老人们每天午饭后聚到阅览室，在固定的桌子上打牌，管理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着低头绣十字绣。老人们起初还压着喉咙用气声说话，耍到兴致高昂时，手舞足蹈，欢声笑语，也顾不了什么图书馆规章制度了。赵松在阅览室另外一侧看书，被吵得心烦时，就故意咳嗽一下，声音拔得很高，尾音拖得很长。老人们心领神会，便马上又收了声。
赵松的复习计划大概只实施了一个礼拜，做了两套模拟题后，他便决心与申论不共戴天。每天还是照旧去图书馆，只不过看的不再是考试资料，而是茅盾、塞万提斯和三岛由纪夫。他穿梭在书架之间，午后的阳光斜射过来，他投在地上的影子瘦削如一把钢刀。馆内大部分书都有年头了，但因为鲜有人翻阅，品相都还不错。他近乎深情地拂去封面上的灰尘，动作之轻柔，似乎是在抹去情人脸颊上的泪。
好书被冷落在书架上实在是人间憾事，赵松心中惋惜。再去彩票站时，他破费了一把，多买了一打刮刮乐，也不刮开，随机塞到了几本小说里。他想，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另外一个寂寞的读书人，能从中感受到世间某处微弱的呼应。
（五）
省考的成绩出来了，赵松毫不意外地落榜，怕母亲失望，拖了很久才告诉她。曾经一起当过枪手的朋友知道他处境不佳，给他介绍了个活，帮一个卖保健品的淘宝店撰写文案。赵松说他从没吃过保健品，不会写。朋友说随便诌几句就行，反正全天下的保健品还不都是那一套功效，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那年夏天，我变得不爱回家，妻子身上的葱花味儿和孩子疯闹后的汗臭味让我厌倦。下班后我一边抽烟一边开车，在小城里兜兜转转，最后就转到了赵松家楼下。我在楼下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透过窗子看到我来了，就换了衣服下来。我很少上楼闲坐，我说我烟瘾大，熏到伯父就不好了。但真实原因是，赵父死盯着鱼缸的样子太诡异，鼓胀得几欲爆裂的眼球令我寒毛直竖。
赵松坐在跷跷板上，我站在一旁，一直闲扯到天都黑透。他说：“你知道吗，跷跷板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手拉手等过堂风的地方。可惜现在楼把风挡住了，再也没了小时候的感觉。”我说：“小时候被大人骗了，再大的过堂风也吹不走人的，连猫狗都吹不走，能吹走人的那叫龙卷风。”赵松兀自说下去：“我爸爱喝酒，喝醉了就打人，每次他耍酒疯的时候，我都特别希望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希望能有一阵过堂风把我和妈妈带走。但我爸不是一个始终都在喝酒打人的混蛋，他不醉酒的时候很慈祥，对我和我妈很好。就是这点温柔的回忆牢牢地绑架着我们，让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不得不困在这里照顾他到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手中的香烟闪着猩红的光，一圈一圈向内燃烧。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蹭了蹭，“妈的，蚊子真多，叮了好几个包了。”
赵松回家满三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永远都忘不掉那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周末下午，我、赵松还有另外几个哥们儿去郊外爬山，谁知还没爬到半山腰，天色突然变得昏黄，狂风大作，树冠被吹得左摇右摆。暴雨将至。我们一边咒骂着天气预报一边往山下跑，等钻到车里发动引擎，才发现赵松没有跟上来。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往后方望去，一不小心迷了眼睛，好不容易再睁开眼，只见一片被扬起的黄土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跌跌撞撞地往山顶跑。那是赵松，他那么瘦，好几次险些摔倒，但仍撑着膝盖爬起来，继续逆风狂奔。
天霎时黑了下来，树叶在狂风中咆哮。我扯着喉咙喊赵松快回来，但声音瞬间就淹没在了风里。我猛按车喇叭，但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越走越远。最后，赵松终于在高处停了下来，他好不容易保持住平衡，像鸟儿张开羽翼那般伸展双臂，迎风而立。
暴雨如瀑，闪电劈碎天幕，雷声穿云裂石。我从后备厢拿了伞，往赵松的方向跑去。但风雨太猛烈，伞刚撑开就立刻散了架。我丢到坏掉的伞，冒雨冲到赵松身边，来不及说话，拉着他就往低处跑。拽住他的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一惊，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这么瘦，简直比小女孩还要轻。
我把他按在车里，帮他扣上安全带，用外套抹干净脸上的水，然后劈头盖脸地骂道：“你他妈疯了吗？被雷劈到就好玩了？”赵松紧抿嘴唇，脸色惨白，一路上没再说一句话。车开到他家楼下时，他冲我点了点头，就转身下了车。黑漆漆的夜里，他孱弱的背影瞬间就被雨帘吞没了。
这天，老住宅楼由于硬件设施老化，遭受雷电影响后中断了供电。赵松家鱼缸里的气泵和恒温器无法工作，热带鱼不到一个晚上就都死掉了。赵父侧着头，眼睁睁看着鱼儿一条接一条地露出白色肚皮。待到最后一条鱼也轻飘飘地浮上水面时，赵父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父亲死后，赵松总觉得房子里弥漫着一股肉体衰朽的气味。他以为是父亲没走干净，于是整日大开着窗子通风，又点了几炷香熏烤父亲躺过的地方。但日复一日，那气味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愈加挥之不去。直到有一天，赵松对着镜子刮胡子时在眼角找到了几条细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他自己的气味，是他无力逆转的、慢慢变老的气息。
（六）
我出席赵父的葬礼，安慰赵松道：“你也算尽了孝心了，老人家瘫了三年，早走就是早享福。”赵松眼里布满血丝，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他穿了一身黑色西装，人显得更瘦了，从侧面看过去，身子几乎是窄窄的一条。
葬礼结束后，我开车载他回家。车窗摇落，风灌进来，赵松的身子晃了又晃。我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不吃饭吗？”赵松垂着头，说：“吃不下，没胃口。”汽车加速，风力愈劲，他的屁股抬起了几公分，身子飘飘荡荡的，仿佛随时都会像一只氢气球那样飞出窗外。我慌忙关上车窗，他又落回了副驾。我说：“你骨头是空心的吗？明儿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再瘦下去小心出人命。”他说：“没事，不用看。”
我问他：“老爸走了，老妈身体还可以，既然不考公务员，是打算再回北京吗？”他摇摇头，说不回去了，现在企业都只要小年轻，他三十多了，也没什么硬技术，估计会找不到工作。我问他还写不写小说了。他苦笑一下，头垂得更低了，似乎要把脑袋缩到耸出的双肩里。“还在写呢，但是没有杂志愿意发表，也没稿费可以赚。”
父亲离世后，赵松的母亲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赵松身上，催他考编制，最不济考个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没有好工作怎么找得到好媳妇？你也不小了，就别再让我操心了。”赵松以沉默应对母亲的抱怨。他越来越久地耗图书馆里，仿佛穴居的小兽躲进岩洞。有时看书看到眼睛酸痛，他就站在阅览室的窗边向外眺望，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这座小城。
风城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很短，夏天和冬天很长。城区里只有两条主干道，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东西向的那条街上有一间医院、两所小学、三家超市；南北向的那条路上遍布着住宅、饭馆和理发店。年复一年，小城里楼变高了，车变多了，但学生们的校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式，阿姨们广场舞的动作仍然没有创新，就连姑娘们相亲时问的问题也是如出一辙。他开始陷入恐慌，不知道是人们在小城扎根生活，还是小城在以隐蔽的方式烹煮着居民的人生。心中有了这样的疑问后，赵松变得恍惚而麻木，连他钟爱的图书馆也丧失了吸引力，变成了一栋温度适宜的避暑建筑。而茅盾、塞万提斯和三岛由纪夫也不过是一堆由华丽辞藻堆砌的坟冢。
他变得越来越寡言，也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有好几次我在楼下喊他下来散心，他也只是在微信上说懒得动。我仰头望向他家客厅的那扇窗子，心想莫不是他的家也突然没有了门，他被困在了一间只有窗户的房间里。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从赵松母亲那里得知，赵松竟然失踪了！他离开得悄无声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没有带走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报了警，尽可能联系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但还是找不到有效线索。赵母抹着眼泪离开后，我又和警察聊了一阵，“他是被绑架了吗？”警察说不像，没有动机。我又问，“莫非外出散心迷了路？”警察说：“正常人外出，会不带钥匙、手机和钱包吗？”一阵凉意如卷草藤蔓般沿着我的脊柱蜿蜒而上，我颤抖着喉咙，结结巴巴地问：“他……他应该还活着吧？”
警察给我看了看赵松保存在电脑里的小说和日记，说作者似乎长时间承受精神上的困扰，不排除轻生的可能。大概是看我脸色惨白，神色恍惚，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只是推测，推测而已。”
此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人再见到赵松。好几个晚上，我都连续做着一模一样的梦。梦中，赵松坐在跷跷板上对我笑，他说：“过堂风马上来了，我要飞走啦！”黄昏欺近，他在夕光中越来越瘦，最终变成薄薄的一片。起风了，他冲我挥挥手，随后两脚用力蹬地，跷跷板借着反作用力升起来，将赵松弹到空中。就这样，他再也没有落下来，被北风托举着越飞越高，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我依旧过着以前的生活，养家糊口，朝九晚五。偶尔感到无聊了就去找老朋友玩，但见面后无非就是喝酒吹牛，酒足饭饱后再各自回家。一次同学聚会，我喝得有点高，不敢开车，只能踉跄着往回走。我的视线有点模糊，看不清脚下的路，横穿草坪时，一不小心左脚踩到了右脚，整个人向前摔倒在地。我的半张脸陷进了潮湿的泥土中，柔软的青草搔着我的鼻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内陆小城，我竟然听见地下传来了潮汐的声响。
我突然很想念赵松，酒也醒了大半，便转头朝赵松家走去。赵母还没有睡，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转身去厨房沏茶。沙发对面是一张写字桌，赵松小时候趴在上面做作业，后来又伏在上面写小说和剧本。桌子上方的白墙，贴满了没有中奖的刮刮乐，花色以大红大绿居多，在白炽灯光下，显得热闹非凡。
窗子没有关，平静的夜里突然吹进一股疾风。那阵风在客厅中穿行而过时，墙上的彩票就被猛地掀起。它们随风胡乱摆动着，发出呼啦啦的声响，远远看去，仿佛那面墙上正伏着一只只展翅欲飞的蝴蝶。